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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我们伦敦的家搬得空空荡荡。我的三首“蝴蝶诗”刚刚完成。一只我们在伦敦住了十五年却从未见过的艳丽无比的大蝴蝶，径直飞进我的窗口，停在窗楞边扇动翅膀，我拍下她，又看着她翩翩飞走。仿佛一个鲜艳的标点，带着我们的视线、心思，飞向另一个即将动笔的文本。
那是柏林。1991年DAAD“臨时贵族”的柏林，转眼二十年来跟踪历史变化的柏林，现在，我获得“超前研究”中心学者奖金的柏林。
知道“超前研究”中心（We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的存在，来自两个好朋友：一个是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另一个是诗人兼德国头号俄罗斯和东欧文学权威伊尔玛·拉库萨。他们既给我介绍这个中心，更把我推荐给中心，所以我们的柏林生涯，从开始就披着国际思想和文学的色彩。
而“超前研究”这个名字，真像有种宿命感，直接定位了我和阿多尼斯思考的焦点。
十年前的2003年，我应邀去约旦参加首届约旦国际诗歌节。两年前的“9·11”硝烟还没散尽，“历史终结”的空幻梦想已经远远逝去，阿拉伯—伊斯兰，这个对习惯冷战对立的世界相当陌生的名字，突然被放大，置于所有人眼前，成了一个不可回避、又充满疑问的概念，它是什么？它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我的神经，因为好奇和紧张而绷紧着。
到达约旦首都安曼，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落进了一个阿拉伯诗歌（和诗人）的汪洋大海。巨大的安曼玛丽安宾馆里，来自几十个阿拉伯国家的数百位阿拉伯诗人，济济一堂。别提诗人自己的名字，光那些国家名称，已足够让我眼花缭乱了。阿拉伯语，带着它独特的“H”（呵）音，在我周围幻化成一片嗡嗡波荡的海浪，其间浮动的诗人面孔，很有点像熟悉的中国诗人，总笼罩在一层激动、震颤和不安里。他们的交谈，专注而热切，似乎和我这个“老外”一样，也因为这不寻常的聚会而深深激动。大家都期待着，诗歌节开幕式上诗人阿多尼斯的朗诵。
那天晚上，数千观众涌入安曼侯赛因国王中心，老诗人端坐在一张阿拉伯地毯上（我后来在为他写的中译诗集序言中，猜测那是一张飞毯），几乎没有开场白，直接开始朗诵一首长诗，我当然听不懂诗句的内容，但听得懂诗人的声音，这是我的独门诀窍，我坚持认为：诗人朗诵和写作的方式，本质上一定是共通的。如果听出朗诵里的问题，再去验证于作品，基本不会错。因为朗诵和创作一样，你并不知什么是“对”，因此也无从假装去“对”，只能跟着感觉走，于是或优或劣，一“耳”了然！阿多尼斯就这样直接打动了我，他的吟诵（没有比这个经典中文词更适当的形容了）低昂苍凉，缓缓流出，不溅浪花，却如暗涌，一波一波推进周围的数千心灵，形成某种巨大的力量。听众们屏息凝神，也都乘上了这条音乐飞毯，我们一同上升、平移，逾越黄沙碧海，俯瞰了星球星空。
那一刻，我知道，阿拉伯诗歌的灵魂，仍然是它的音乐。那明月大漠间数千年淘洗的激情迸溅的音乐传统，依然活在当代文学里，给无论什么题材注入生命。后来，我了解到，阿多尼斯那一晚朗诵的是一首关于纽约的长诗。
开幕式后，我和阿多尼斯相约，做了第一次录音对话。这开始了我们其后一系列对话和笔谈，主要的三篇，成为我与国际诗人对话集《唯一的母语》的开篇之作。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我和阿多尼斯对话的感觉，我会用“感动”。这里，应该去掉任何浮泛情绪，剥去花花绿绿的枝叶，只留下思想的结实内核。
中国——阿拉伯，地理上太遥远了，文化和历史上，我们只依稀记得丝绸之路的驼铃。中国的“文革”、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冲突，都是报纸上的故事，经过媒体过滤，我们读到的差不多只剩下口号。那么，真正的当代阿拉伯文化是什么？“9·11”之后，死海边那个火药库一样的地区，人们在想什么、寻找什么？他们找得到吗？找不到怎么办？这些提问，恰如我对当代中国的提问，远远深于文化观光的层次。
我和阿多尼斯2003年的对话《诗歌将拯救我们》，堪称当代阿拉伯和当代中国诗人首次思想相遇。我的感动，来自一种完全不曾预期却吻合得近乎完美的互相理解，一丝儿阻隔和障碍都没有！
我们单刀直入，从阿拉伯和汉字的语言学特性谈起，切入文化思维的特点，由此引出，正是我们和自己文化传统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我们现代文化转型的难度和深度。可惜的是，这困境又被外部世界的简单化变得更糟糕，我指把中国文化转型单调地意识形态化，和把阿拉伯文化转型简单归结为阿、以政治冲突，以及中世纪式的宗教冲突。所有这些简单化，共同特征是非黑即白，共同口号是“万岁”或“打倒”，共同蛊惑方式是群体煽情，最终，飞快传染的狂热病毒，将彻底掐死独立思考的微弱声音。
阿多尼斯比我面对的处境更困难。如果说我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历史误解的政治概念，随着语境变化，那定义早已失效，阿多尼斯却面对着一个宗教神本世界，那里的神本统治无边无际，且不容质疑和挑战，因此独立思想者的两难更极端：如何对外拒绝被简单化，对内坚持更新的自觉，且既保持精神独立，又维护艺术的丰富？老诗人这艘小船，怎样驶过这重重巨浪？
有意思的是：阿多尼斯选择的思想立场，和我们这自“文革”痛苦觉醒而反思自身历史和文化的一代不谋而合：警惕任何流行的（因而其实是商业性的）宣传，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现实立场，以诗歌为轴建立新的文化坐标系，推动（无论手上是一块多重的西西弗斯之石！）一个新文化的产生。
广义地说，阿多尼斯和我这一代阿拉伯、中国诗人，所感受到的文化使命，远远超出狭义的“诗歌”，也超出我们出身的国度和文化，我们的“思想辞典”，很快会被证明，是适用于全球化世界的。因为，这小小地球，已经被经济利润如此凶猛地拉到了一起，某处的处境就是到处的处境，一些人的处境就是每个人的处境，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中国思想辞典”这个概念，正因为和阿多尼斯超地域的理解，而渐渐成形。 以前，文化大革命、“寻根”、1980年代文化反思、全球漂泊、乃至近些年跨中外诗歌项目，都只是中国经验，也主要具有中国意义。但电光石火，和阿多尼斯一次碰撞，我突然发现，我们的思想语法何其相似！略去一些异国情调的标签，我们谈论的完全是同一个内容。
我用“中国思想辞典”读懂阿多尼斯，他用“阿拉伯思想辞典”读懂我，归根结底，我们并非读别人，真正读出的还是自己——那个敢于自我追问，自我挑战，最终自我超越的自己：一种建立创造性自我的能力。
我们都曾绕道西方，试图去读懂对方，谁知那阅读形同猜测，越猜越远，越想像越误会，直到把地理距离当作心理距离，把理解错误推到“他者”那个词上了事。
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身上就有那条活生生的树根，摸到它，就能把住任何文化的生长脉络，感到那枝叶正青翠抑或枯黄。
所以，当阿多尼斯邀请我，给他的中译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写序，我欣然应允，且在序言中明言：“谁要做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她/他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小一点都不行！”这句话，竟然令我另一位好友、大画家徐龙森闻之潸然泪下。
诗人相知，水晶透明，毫无文化障碍，一个多美好可爱的经验！
2003年之后，阿多尼斯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的相知和友情，也成了世界诗歌界一个佳话。确实，连我自己也很难想到，会和一个在如此不同语言、文化中的诗人结下如此深刻的友谊，这除了证明诗歌的强大穿透力，还能证明什么？
2009年，《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发行仪式，我的构思创意是：一，阿多尼斯阿拉伯文朗诵，没有译文，纯粹享受阿拉伯文的音乐能量;二，十位中国诗人、学者，每人从书中自选最喜爱的几首诗，只朗诵中文，并给出选择的理由。由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不再是一本书，而演化为十个“不同的”中文版本;三，阿老和中文诗人、学者台上对话，回答公众提问。那场活动后，阿老一股脑签了几百个名，他两眼放光：“完全没想到中国读者这么热情！”《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销量直线上升，几年之后达到三万本！
2010年，伦敦国际诗歌节上，组织者特意安排我和阿老专场同台朗诵。活动前，我问他：“您准备朗诵什么作品？”他回答：“《公元前2001年‘9·11’协奏曲》！”这个标题醍醐灌顶，令我久久难忘，因为，一个“公元前”，阿老把举世认为的突发事件“9·11”，深化成了含括整个人类历史的根本处境，这处境其实从未离开我们。这直接銜接上了我对“共时”与“历时”关系的思考。我的“同心圆”，换成阿老的话：“不是没有时间，而是包括所有时间。”中国和阿拉伯诗人的人生体会，岂止不谋而合，更是相逢于深度！
还有2012年我获得意大利最重要的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时，阿老执笔的精彩授奖词;还有当年“鹿特丹——北京文艺网国际同步诗歌节”上，阿老领衔国际诗人与中文诗人的互动;还有阿老2014年给我在黎巴嫩出版的阿拉伯文诗选写的序言……我知道，这感动，在我们心里是互相的。
那么，当阿老问我：你为什么不申请柏林“超前研究”中心？我立刻反应：“超前研究？这名字有意思！”况且在柏林，这个历史地层最丰厚的地方，没有历史的深度，“超前”是不可能的。
我给We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提出的工作计划有个标题，叫“诗意的他者”。自从萨义德提出“他者”这个概念，“他者”已经满天飞了。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等，有人把别人他者化，有人被别人他者化，种种阐释，离不开权力这个潜台词。权力的跷跷板两端，居高临下者和怨天尤人者，其实玩的是同一个游戏。
我希望，逆转这种思维，把“他者”从负面意义，转换为正面意义。就是说，秉持独立思想的人，谁不是“他者”？不仅要做别人的他者，甚至该做自己的他者，思想的每一次更新，都在改变整个人。
因此，他者，不该是被动的，而应该是全然主动的。“诗意”，即主动性和创造性。一个“主动的他者”，是全方位的提问者、质疑者、反思者。一部经由反思自身获得的“思想词典”，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理解新语境、新困境的共同语法。
我重申了几年前在柏林获得的灵感：“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这给诗提出的新要求，给当下存在点明了深诗意。
凭借《诗意的他者》设想，我获得了“超前研究”中心一年的学者奖金。这是自该中心建立以来，首位当代中国诗人获得这一奖金。
柏林“超前研究”中心提供给学者们最佳的工作环境，它的理念，就是筛选世界上的学术精英，无论你工资多高，它付给你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薪水，把你从日常工作中“买”出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它的选择，不考虑成果的实用性，只关注研究的思想价值，“超前”与否，端看思想本身。
在这中心里，我第一次和经济学家、数学家、生理化学专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美术史家、哲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市长泡在一起，每周二上午的学者讲座，都打开一个全新领域，刺激出新的思考。
走在路上，遇到研究宇宙“绝对零度”（-273℃）的物理学家Atac Imamoglu，我们打招呼的方式，总是“哦，今天好热呀！”“是啊，还不够凉快呐。”这里的潜台词：人类科技目前最冷只合成到-270℃，离绝对零度还差区区三度。
一次，和阿根廷研究大屠杀史的美术史家Jose Emilio Burucua闲聊，我稍微卖弄地提及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屠杀之一，战国时秦国坑杀赵卒四十万，谁知他直接反驳：“不可能。”“为什么？所有正史清楚记载的，从来没人怀疑过。”“因为技术上做不到。想想四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就算乖乖引颈就戮，得多少人才能把他们看住杀完？”呦，可不是？冷兵器时代，四十万精壮兵卒，就算手无寸铁，但潮水般向你涌来，会是什么势头？要杀四十万，至少得二百万屠杀者，战国时代，哪怕强秦也没这么多军队。可为什么“坑杀赵卒四十万”，竟约定俗成，从未引起中国历史学家质疑？而我们也将错就错，把故事当作了事实？我对Jose Emilio Burucua敬佩有加，特意邀请他做了我讲座的主持嘉宾。 比较中国和东欧冷战以来的历史发展，是我感兴趣的主题。乌克兰历史学家Andrii Portnov，研究方式非常独特。他像医生和考古学家，不追随线性时间，却层层剥开一座乌克兰小城的历史空间，纵深解读进历史、方言、本地文化、政治变迁、宗教沿革等等层次，让我们看时间如何积累在空间之内，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概念。2013年，乌克兰政治动荡，成了后冷战东欧国家一个典型案例，我和Andrii Portnov特意为此做了个录音对话。
“超前研究”中心每年的名额中，只有一个作家、一位艺术家、一位作曲家，我们代表了（象征了）那个巨大的艺术世界，我突然觉得诗歌特有意义！
“超前研究”中心在柏林Grünewald，翻译成中文意思是“绿林”。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绿林好汉，把这个柏林著名的富人区，变成了思想猛兽出没的山野。
我和友友没住在中心提供的宿舍，因为我们有选帝侯大街上自己的宅邸，但我在中心三楼上，享有自己的工作室，那房间虽然不大，但居高临下，很有点灯塔兼碉堡的意思。
我窗外，对面是美丽的中心图书馆，这是我所知世界上支持学术研究最给力的图书馆，你出题吧，不管多偏，超前研究中心图书馆先查自己藏书，没有就查柏林各图书馆藏书，再没有就查全德国图书馆、欧洲图书馆、世界……反正，既然接受了这位学者，就相信她/他的研究超前有益，图书馆就全力以赴，把自己变成孩子寻找的那个巨人肩膀，让你站上去。学者们只管开书单，而永远不会听到一个反问：“干吗找这些书？有用吗？”
我的研究，从开头就设定了双向：重构“我的”中文思想传统，深化中外思想交流。为前者，我给图书馆出了个难题：尽可能找到所有《金瓶梅》的中英文版本。第一个月，什么都没有，我想：完了。德国图书馆输了。但第二个月，几个中外文本到达，虽然没有惊喜，但看来图书馆没交白卷。谁知第三个月才把我震了：一套两大函二十巨册的影印万历本《金瓶梅》抵达。这是所有《金瓶梅》版本中最宝贵的一种。它1617年最早印行，原版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在影印出版这套，是从20世纪初只印了一百部的傅斯年私人藏本翻印而来，傅氏当年朱笔眉批，一并印入历历在目。想到这部古今第一奇书，出版四百年来种种遭际，由不得要从肺腑深处发一声慨叹。
那一年之内，我时时摩挲翻阅这部被我称为“第一部中文现代小说”的巨著，写成了酝酿已久的文章《我，蘭陵笑笑生》。此文貌似与诗无涉，其实在指向重建一个中文个性创造的诗意传统。《金瓶梅》，剖析人物心理的深度和力度不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社会现实的锋利冷峻，超越迄今一切中文文本。而作为纯正的文学作品，其结构之宏大、文字之鲜活、形容之艳丽，更令吾等自惭形秽，该发出哀鸣“笑笑生笑我”。我这篇小文，就算借花献佛、借奇称奇，玩成一个虚构之虚构，自笑笑生第一人称口中，反向搜掏巨著内涵，一笑历史，再笑世人，更笑自我：笑笑生掷千古之名于脑后，掉头而去，吾等放着这伟大前人的肩膀不登或竟视而不见，却仍孜孜于恶俗名利。惜哉哀哉，中国文学！
我用万历本，对比大陆齐鲁书社出版的删节本，为老爸和自己，专门复印了一万多字“被失踪”的精华。至少在我这里，这些背了几百年肮脏恶名的文字，获得了正名平反：其色、其艳，实乃心理探险之途，非如此不能抵达人性之幽境。
“超前研究”中心设在柏林，因为柏林犹如欧洲现实的穴位，按住它，能听清这世界政治、经济跳动的脉搏。
我常常被问到：“你在伦敦住了十五年，现在又住在柏林，这两个城市有什么不同？”我能这样简单回答：“伦敦是全球化平台，而柏林是欧洲平台。伦敦码头大，国际信息通过英语顺畅直达，甚至无须翻译。柏林是欧洲历史、地理的汇合点，欧洲咳嗽感冒，柏林就打喷嚏。”
玩笑归玩笑，但欧盟、欧洲的一举一动，确实能直接在柏林引起反应。而柏林和德国的意见，又常常左右和代表了欧盟的意见，说它“牵一发动全身”也不为过。
2012年到2013年，堪称世事纷纭、国际动荡。各种地区性麻烦此起彼伏，特别是中东火药库，自从伊拉克战争后，从未消停过。埃及引人注目，首次民主选举总统穆希尔，被军方推翻，民众聚集开罗解放广场，酿成举世瞩目的大事件。而叙利亚长期内战，更给可怕的伊斯兰国（IS）提供了机会，让堪称中世纪的血淋淋宗教冲突，赤裸裸再现于当代。稍后，乌克兰危机登场，戳破了冷战后东欧自由民主的泡沫，而把流通世界的利益逻辑暴露无遗。与此同时，远东东海、南海危机的乌云，也已经在地平线上翻滚酝酿……
哦，我们这“超前研究”啊，哪儿是“前”？往哪儿“超前”？昨天，似乎还人人知道“从哪儿解放出来”，但今天，谁知道“朝哪儿解放去”？1999年，我们魏玛国际论文竞赛的课题，再次只剩一个问号，却答案渺茫。
2012年10月，我接到电话：邀请我参加一个小型午餐会，会上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要做演讲。这个午餐会，是“朝向危机的欧洲”国际论坛的开幕式。题目有意思，但，为什么请我？电话那头说：“我们做了研究，您合适。”
我的朋友们听说我要去和布莱尔吃饭，都笑：“准备好你的鞋子！”这典故出自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新闻发布会，一位记者当场脱鞋向布什砸去，布什身手不错，躲过之后，还不乏幽默：“我看清了，那鞋10号。”一场哄笑，轻松化解了一场小小危机。
布莱尔同样不招人待见，他曾带领英国，力挺美国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其后，当萨达姆·侯赛因被扳倒，却上天入地找不到英美声称的化学武器，而布什、布莱尔此时也已改口，把开战理由，从化武转移到专制政权头上，宣称扳倒侯赛因反正是胜利。
听起来很漂亮，可实在不经追问。如果英美反独裁如此纯洁，那沙特等等一堆美国盟友独裁者怎么说？我朋友、巴勒斯坦名作家巴尔库提有妙言：“他们不反对杂种，只反对不是自己养的杂种。” 后来知道，那次开战的真正原因，是萨达姆竟敢“犯上”，想把石油结算的货币，从美元换成欧元，这还得了？石油美元是美元硬通货之“硬”的核心，如此给美元抽血，他非垮不可，非死不可。
伊拉克战争，一面尽显西方的自私、功利、双重标准，一面刺激起伊斯兰民众的极端情绪，伊斯兰国出手血腥，却日渐壮大，搅扰得世界鸡犬不宁，这才是源头。
那次午餐会，总共三十多人，布莱尔一如既往的神采飞扬，对自己的演讲信心十足。我虽然不喜欢此人，却喜欢这会议的主题“朝向危机的欧洲”，只不过这里的“欧洲”，应该换成“世界”，而“危机”也不仅局限于经济、政治，而更应该看作精神上的。
布莱尔演讲中，有个命题颇有意思，他谈到“欧洲的自信”：欧洲如何重建自身的自信，尤其创建能让下一代接受的原则和价值观？
午餐后的闲谈中，我和布莱尔就此聊了十分钟，我给他介绍了这些年中英、中欧诗歌交流的情况，希望他理解，一种“文化自信”，不可能靠宣传，要靠每个文化令人信服的自我反思。反省自身，理解他者，建立深层次沟通，才是信心之途。今天，这对欧洲的下一代，尤其迫切。
谁知布莱尔听进去没有，反正他咧着漫画上那张大嘴，挂着政客的笑容，频频点头。
后来，我对想让我扔鞋砸他的朋友说：“我和他太近啦，来不及脱鞋呀。”
2013年3月，我的长诗《同心圆》德文翻译，由德國著名的汉莎出版社出版。这首长诗，从1994年我们进驻德国斯图加特市“幽居堡”艺术中心开始，一直写到我们搬到伦敦后的1997年，三年多近四年期间，它不仅归纳了我们海外漂泊的经验，更渗透了我们亲历的新困境：这世界从冷战后美梦中醒来，却发现自己落入了后冷战现实，原以为挣脱了专制噩梦，谁知脱掉意识形态外衣，人类突然发现，自己沦入了一个毫无理想的境地，精神上的走投无路，比以前更暴露无遗。
这首长诗，一共五章，以“同心圆”为贯穿动机，既打通中国和世界经验的界限，更从这诗意引申出作品的结构和形式。五章标题的五个圆环，一如易经卦象，以图象抽象性含括思想，而避开文字可能的偏狭。五环递增，与线性描述无关，却把思想层次叠加进一个“点”，那是世界之点？个人之点？命运之点？它们都落入一首诗，这诗之点，让诗人古往今来做同一件事：写作。在每一行诗句中，“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这是我最后找到的、唯一能信任的“点”。
《同心圆》的诗歌能量，比此前我所有创作更强。它的每个诗句，有短跑的速度，而整部长诗，又有长跑的距离。这长途冲刺，也要求读者超强的肺活量。
我说过，当代中文诗的两大特征，一是观念性，二是实验性。观念上，我们一不能因袭古代，二不能复制西方，于是只能创造。同时，思想深度还必须诉诸语言深度，创造形式的特征，就是实验性。它体现于每一行诗、每一个意象，广义理解，也渗透了每一个日子、每一个举动。
人生的诗意，诗意的人生，是同一回事。“现实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我在《伦敦》那首诗里写道。我们从未停止书写自己的人生之诗。
《同心圆》既抽象又具体，既提纯出跨国界的哲学之思，又把我们的人生吸附进诗歌结构。熟悉我的朋友，能认出许多我们的脚印：我的出生地、我动笔写它的“幽居堡”、“幽居堡“后面消失的花园、伦敦家的街区、纽约的雪、中国黄土地、维也纳窗外黄昏光线漂移的老教堂、意大利Civitella艺术中心我的“工作塔”……永远，“悬崖下面才是花园”，“看着你急急奔赴毁灭的地点”，无数“构成的地点”，其实都是“重复的喜剧”，看见街道两侧“两列平行的墓碑盲目走过”，回顾中，“一个人才找回自己灾难的经历”。
我把《同心圆》称为一部极端的流亡之书，因为它把我的中国经验、国际经验、冷战和后冷战经验，用一个“同心圆”思维组合在一起，且深化它、超越它。同心圆的圆心，始终定位在诗歌的无尽追问上，不停钻探一条内心的隧道，贯穿古往今来时，归结为这个句子——“在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
人们总半玩笑、半责备地对我说：“你的诗好黑啊！”对此，我能说什么？生存的锋利、思想的冶炼，都在加深那黑，但同时，黑却在拧亮诗歌的强光，让创造力敢于说出“毁灭才是我们的知识”。
生命叠入诗，诗以递增的形式写下：“减去 直到毁灭的总和”。
2008年，我们买下了选帝侯大街上这所房子，但友友在伦敦工作，我们没法奢侈地玩双城记，只好眼睁睁看着大房子闲置。后来觉得太浪费，就把它交给柏林租房中介，请他们找个租房者。很快，一位Zich先生被介绍来了，他自称是奥地利戏剧演员，同性恋，中介说符合租房条件，价钱谈妥，出租开始。
其后倒是没有麻烦。柏林房租少得可怜，一百四十平米的大房子，每月租金只有七百欧元，交完管理费还剩四百，有点荒诞，但Zich倒是每月按时汇入账户。我们也就懒得费神过问。
直到有一天，当初把房子卖给我们的前房东，突然发给我一封邮件：“你们知道么？你们的房子变成旅馆了。”信的附件是一张照片，打开一看，嗬！这不是我们的房子吗？布置得好漂亮！同性恋品味确实不错，那雕花天花板、原装木地板，配上帷幕大床，古典家具，宽敞明亮犹如皇宫。按邮件指点的网站一查，同一张照片旁一行说明：“柏林中心，家居形式的五星级宾馆”！
原来，Zich从“租下”这房子起，一直拿它做旅馆生意。人们能在网上按日、周、月租房，价格颇为昂贵，Zich坐收暴利，扔给我们的小钱，还不到一个零头。
我赶紧给Zich发信，告诉他这是违法的。他必须立刻停止这“买卖”，并宣布取消与他的合同，他必须立刻搬出我们家。这下好，邮件发出，Zich干脆连原来付的那点房租小钱也停了。
三番五次的信石沉大海，租房仍在进行，万般无奈，我们生平第一次找律师、打官司，把Zich告上了法庭。 打官司的过程一波三折，Zich在三拖六赖，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找不到Zich，先想从我们身上咬下肉来。我们只能见招拆招，临阵磨枪地恶补法律课。幸亏，Zich毕竟还怕法律（一说，他还有另外一处用同样办法挣钱的房子，为了保护那笔收入），他最终交了律师费，退还了我们的房子。
还钥匙那天，Zich嬉皮笑脸，想和我握手。我说：“谁握你的手，你是个坏人。”
就这样，2012年我们到柏林后，面对这建于1880年的俾斯麦时代大屋，友友的美学才能，有了大大发挥的机会。可以说，我们的柏林家，是友友一件真正的艺术创作。
其他房间还好办，走廊原来的雕花天花板下，谁知什么时候装上个难看的吊顶，大走廊尽头，还有个装锅炉和杂物的铁柜子，统统拆掉！本来就好看的大客厅和“柏林房间”，把墙粉刷成一浅黄一蔚蓝，衬着原装地板，非常文雅舒适。但，麻烦是进门处，那儿厨房、淋浴和厕所合一的洗手间、两个小仓库，挤作一堆，空间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更把进门前美好的预期破坏无遗。但环顾四周，到处严丝合缝，有什么高招能改变它？
一个早晨，友友叫我，我离开电脑，看见她两眼放光：“我有个疯狂的主意！”“什么主意？”她指着大走廊：“买一个古典浴缸安在那儿，怎么样？把这里做成一个开放式大厨房。”
嗬，她真敢想！但又得说，这构思真绝妙：浴缸安放在走廊尽头，背后是近四米高的顶天大镜子，两侧墨绿色大理石护壁，遥遥相对，走廊另一头，小厕所（谁让它每天使用率最低呢！）门上另一面镜子，互相反射出一条幻景长廊。友友转眼之间，又无师自通成了建筑师！
这很气派的开放式厨房和浴室走廊（或走廊浴室）建成后，成了我们柏林家的精华。厨房经常高朋满座不说，冬日寒夜享受浴缸更为美妙，身体浸进热水，一杯红酒在手，斜睨走廊中几盏大理石吊灯，荧荧闪烁，倒映镜光，一缕音乐委婉如诉，好不滋润！初来的老外朋友，无一例外惊问：“这是摆设，还是你们真用它？”“当然用它！昨晚还在泡澡！”最得意的，是经常有搞建筑的申请：“不好意思，我能拍张照片嘛？”“当然，请吧”。那一刻，友友的得意，总溢于言表。
柏林，就这样和我们一点点接近，不期而然又暗合逻辑地，成了我们环球漂泊的落点——虽然，不知是不是最终落点。
2012年12月31日，我们柏林家的装修工程，刚刚完成。那天晚上，我们只请了1991年就认识的老朋友谢渊弘、姚建两口子。晚餐之后，窗外的柏林已鞭炮声四起，我一时兴至，提议到临近的波兹坦广场走走，谢、姚二位欣然应允。
除了中国，我还从没见过任何其他国家和城市，如柏林这般热爱中国的鞭炮，尤其新年前夜，柏林街头堪称枪林弹雨，“冒着敌人的炮火”这句歌词，用在柏林实在合适，因为四面横飞的炮仗，令人防不胜防，更有坏小孩儿，用一种自造土枪，专门对人发射鞭炮，以致每年这一夜，都有不少“中弹者”，被送到医院抢救。
我们就既提心吊胆、又兴高采烈地一步步“前进”。
不知因为面对老友，不免怀旧，还是新年夜这道坎，自然唤起人生感慨，走到半途，我忽然想到顾城和谢烨：“好快，一转眼他们去世二十年了。”
谢、姚两位在柏林三十多年，1991年认识我们，1992年认识顾城他们，当然也对1993年他们的暴毙震惊至极。眼前仍是这座城市，新年也一年一度，一如既往，但物是人非，斯人逝去久矣，最令人扼腕的是，当年过不去的坎，隔二十年后再看，其实哪有多大多难？人生慨叹，最怕拉开距离，微微远眺。
1992年，顾城继我之后，获得柏林DAAD藝术项目邀请，和谢烨一起到柏林住一年。1993年，世界文化宫举行了一个当代中国文学大型活动，邀请了一群当时四海漂泊的中文作家前来，我也自澳大利亚长途飞来。激烈的历史动荡之后，异国他乡再次聚首，不免感慨万端。
顾城、谢烨那时的柏林住处，是Storkwinkel 12号，我对这地址记忆深刻，因为他们去世后几年，友友再次成为DAAD学者，我们又住进了这所房子。所不同的是，我们住二楼的单元，而顾城他们住过的是四楼。
住在那里的三个月，感觉好奇怪。最初，顾城仍被他悲剧性的惨死所覆盖，完全无法被正常回忆，而三个月中，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在悄悄举行着一个仪式：在开同一扇大门、同一处信箱，上同一道楼梯时，下意识想着他们，直到三个月后某天，我的感觉突然变了，他们回来了，又像当年北京老朋友那样，恢复了本来的样子，包括那些弱点。这个变化，让我写下《柏林 Storkwinkel 12号》一诗：“只有 死者被恢复的善仍走在回家的路上”，“你们的名字/偷换成我们的 鬼魂是一张旧照片”……
也是那一年，我的德译诗集《面具与鳄鱼》出版，诗集后边，收入了1993年我在世界文化宫活动前后的一批照片，其中一张，我和顾城同坐在世界文化宫讲台上，我正滔滔不绝，顾城却在走神，那张脸上的表情，我从未见过：茫然，失神，惨淡，他可能没想到镜头也会对准自己，那无意中泄露的内心，是不是预示着可怕的灾难？我不知道，但不得不说，这张我们最后的“合影”，清楚拍下了命运。
从2013年回望这二十年，我们不止在看顾城谢烨，同样在看自己“这一代”。
谁能想像，就在2013年里，这位曾和我一同缅怀逝者的姚建，自己也被发现了胰腺癌，又阴差阳错地遇上个手术事故，昏迷了十天，就那么不明不白地走了。有时，我止不住连起那个新年夜和她的去世，唉，新年谈论不吉之事，难道真能成一种谶语？
无论如何，那一晚在我脑海又播下另一颗诗的种子。我们“这一代”，三十多年前开始写作时，何等意气风发、野心勃勃，似乎青春用不完，时间无穷无尽。一路走来，半生过去，镜中两鬓斑白，顾城们已盖棺定论，而我们审视自己手中，有多少作品，能配得上当年的奢望？排除封闭在国门家门里的自吹自擂，“这一代”真值得骄傲吗？我们凭什么品质，有别于其他“代”？ 一抹幽幽愁思，笼罩着我对自己这一代的反省，让我写下了组诗《挽诗》。
这个组诗的结构和形式，直接转换自肖斯塔科维奇《第15号E小调弦乐四重奏》。
想到肖斯塔科维奇，既偶然又必然。偶然在当我回顾我们的人生历程，几十年，短暂又冗长，清晰更混浊，看似一条直路，其实布满转折，每个转折都可能导致全然不同的方向……我在选帝侯大街尽头处新建的公园里慢慢散步，听着U1和U2上，轮轴刮擦过铁路的刺耳声音，念头忽然从我这一代，跳到20世纪初俄罗斯革命那一代，一种相似性，渗透着我们的精神履历：理想，野心，激情，遭遇，失望，反省……思想，几乎也吱吱嘎嘎拐着弯驶过。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声，油然在我心底响起。
肖斯塔科维奇，是他那一代人内心矛盾之集大成者。体现在音乐里，他的交响乐奔放嚣张，充满英雄气概，也不乏“被英雄”的无奈。但如果说，他用大乐团满足了官方听觉，则把室内乐留给了自己内心，尤其是十五首弦乐四重奏，技巧并不复杂，却直接抵达一种纯粹：深深地、不管不顾地钻研灵魂的纯粹！老肖在弦乐四重奏里，毫不妥协地、绝对地忠实于自己。
听听老肖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吧，看他最后如何检视自己的人生，这或许能给我自己的思考一个最好的参照。
拿出肖斯塔科维奇弦乐四重奏总集，找到最后那首第15号E小调，读解说才知道，这首作品作于老肖去世前仅仅七个月。
CD盒上还是那张熟悉的面孔：紧锁的眉头，抿住的薄嘴唇，黑框眼镜后面，一双饱含痛苦的眼睛，幽深而永远有什么要诉说。我想起他在回忆录里说过：“我的作品都是墓碑。到哪儿去给图哈切夫斯基、给梅耶霍尔徳建立墓碑呢？我把我的作品献给他们全体”——那是他那“一代人”全体。
回忆录里还有一张照片，老肖手捂在脸上：“我看见了死亡的眼睛。”
我说“转换”，而没用“借鉴”一词，因为这是一次极为独特的经验：让诗歌，犹如翻译一样直接转换成音乐的结构和形式。由此，直接并置老肖“那一代”和我自己“这一代”，让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个人，汇入同一命运。
如果不是诗的因缘，我会喜欢这首四重奏，但很可能忽略它那极为独特的形式，和隐含其中、深不可测的构思：全曲六个乐章，六次重复使用慢板这个形式。具体地说：一，哀歌：慢板;二，小夜曲：慢板;三，间奏曲：慢板;四，夜曲：慢板;五，葬礼进行曲：极慢的慢板;六，结语。最后一首，虽然没用“慢板”这个词，但音乐上，却是对此前五首慢板的最深归纳，慢到不能更慢，慢至陨落进虚无的黑洞，唯一能承接一切人生慢板的，只有死寂。
这六首慢板，可以直接理解为六首哀歌，一步步推进人生之哀、思想之哀、艺术之哀。六首的长度和反差，渗透了老肖的匠心：第一首最长，十一分钟四十五秒;第三首最短，一分二十九秒;其余四首介乎四到六分钟之间，对比强烈而整体感极强，这双“死亡的眼睛”，反复地、深深地盯视、追逐着最后那个词：结语。
被老肖力量所震撼，我让《挽诗》大胆实验，直接沿用他的结构：音乐的每一分钟，“兑换”诗歌五行。六首诗，一个结构，语言是中文的，感受是杨炼的，而形式深处隐身指挥着乐曲行进的，却是老肖！
这首诗，第一章开始，衔接着老肖“我的音乐都是墓碑”：“而墓碑后边空无一人/而中提琴沙哑/持续 在收回/弦的厌倦/呜咽抿着消失……/”到最后《结语》的结语：“慨叹的地平线 提纯从指甲到颅骨的钙//拢住悲苦的星球//离开/一转身倒空所有名字”——哪儿是我哪儿是老肖？我们有区别吗？所有时代诗人和诗歌的命运有区别吗？抑或，一首诗已收容了一切！
2013年夏天，临近我“超前研究”中心学者奖金结束的時候，中东局势再次开始紧张，埃及在推翻穆巴拉克统治之后，新的民主选举并未一劳永逸解决社会危机，相反，民选上台的新总统反而强化了危机，造成大批民众上街，军队出动，诸多政治主张喧嚣混乱，国家未来动荡不清。
埃及是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压舱石，埃及的混乱，让本来像火药桶的中东，像点着了火苗更加危险。全世界忧心忡忡的目光，不得不盯着那里。
“超前研究”中心为此专门组织了一场研讨会，邀请曾获得中心奖金的三位阿拉伯学者、一位土耳其学者，共同探讨中东局势，特别是其未来的走向。这可真让“超前研究”名副其实了：中东牵一发动全身地连接着欧洲和世界，探讨它能否稳定，将怎样稳定，可不就是超前探讨世界的未来吗？
研讨会场人头济济，发言者争先恐后、慷慨激昂，我坐在观众席上认真聆听，从充满关切，到开始疑惑，继而问号丛生。两个多小时，台上激情洋溢地争辩该穆斯林兄弟会还是军队执掌权利，如何交接，谁来组阁等等等等之后，我不得不举手要求发言，我的要点：1.两个小时，令我沮丧失望。2.这场争论，只与权力（游戏）有关，权力从这只手移到那只手，只是同一思维方式的重演。3.真正的阿拉伯文化和现实的未来，奠基于阿拉伯现代文化转型，这只能基于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远远深于权力转移。4.过去两小时讨论，无一字涉及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说，未来阿拉伯文化的精神基础何在？我们毫无概念。5.倘若台上这些阿拉伯“知识分子”对此根本问题不加思考，如何期待阿拉伯民众将获得思想启蒙，从而走出权力利用宗教的怪圈？
接着，我以中国“文革”后通过自我追问，进行痛苦的文化反思为例，强调一个文化的现代转型只能发生于内部，而无法被外力压迫完成。相反，外力压迫，经常造成群体的极端情绪反应，在激烈而肤浅的口号中，令独立思考的声音遭到更大压迫。对阿拉伯世界，这反映在宗教极端情绪，在中国，这经常表现为民族主义情绪。而独立思考的明晰、敏感、精致，经常比外来“敌人”更招致内部群体的仇恨，必欲以背叛之名，彻底毁灭之。
说白了，所有权力讨论的潜台词，只是“利益”二字。在阿拉伯文化面临何去何从的关头，恰恰应该远离利益，探求重建未来的根本。
我最后希望，阿拉伯知识分子以真正的自我追问，创造现代阿拉伯文化的基础。中国知识分子最终找到的“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同样可以成为阿拉伯文化转型的方程式。 我结束发言：以今天研讨会获得的经验，阿拉伯世界离走出困境还很遥远，不只因为外部冲突，更由于阿拉伯文化界自身没有准备好转变的基因。
事实上，这正是我和阿多尼斯精神上的相遇点。相反的案例，可以印证于今日伊斯兰国危机，它以极端保守的中世纪仇恨，却能席卷裹挟许多阿拉伯青年，因为他们头脑中是空白：无力反思过去，何来能力“超前”？
我发言后，房间另一头，忽然站起一位陌生人，大声鼓掌。散会之后，我们走到一起，我才知道，他名字叫Paul Unischuld，是一位研究中国中医史的专家，又是一位出版过三十多本著作的作家，他最新的英文书《中国的陨落和崛起》，立论公允，思考深邃，植根历史资料，面对现实提问，是一本西方学者写作而全无偏见的极为难得的作品。
“超前研究”中心，因为它能够提问，所以能超前。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不都应该是这样一个“中心”吗？！
2014年，我已经结束了领取中心的学者奖金，但仍住柏林，一边编辑《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九卷本，一边创作总集中最后一部诗作《空间七殇》——由七部组诗构成的一本組诗集。这部作品，集中呈现了我“智力的空间”的诗学观念，并希望在语言的完成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正当我直接以《超前研究》为题，写一组题赠给阿多尼斯的诗时，叙利亚发生了用化学武器杀害大批孩子的悲剧，电视上画面非常恐怖：成排躺着的孩子，那么安详的睡姿，与生前完全相同，只有面孔被抹成了暗灰色。我想起，“阿多尼斯”啊，不正是古代一个英俊少年神的名字吗？如今，那不死的阿多尼斯，别无选择，只能躺进成排灰色的孩子间，用每个孩子的死，被再杀死一次。
……
晦暗如大马士革 一张六千年的底片
含着树木 女诗人的葱绿间 那美少年
含着化学 躺进成排灰色的孩子
一只只玻璃柜子无声震碎 被某一天
每一天 提炼出不呼吸的性质……
唉，面对不吝惜杀死孩子，如不在乎杀死神和未来的世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死去的灰色孩子，提供了一个关于“深度”的反面意象：他们呈现出人性能够多么黑暗冷酷。在这里，时间也从未流走，仅仅流入了历史的空间，递增着那个看不见的重量。
2016年4月2日早上，柏林梯叶尔花园，一条荒草萋萋的河边，我带着身体里六十多个早春，看一只蓝顶黄羽的小鸟，像从某道大地的年轮间析出的，在枝头，叫着，跳着。
它在呼唤哪个未来？
那是柏林。1991年DAAD“臨时贵族”的柏林，转眼二十年来跟踪历史变化的柏林，现在，我获得“超前研究”中心学者奖金的柏林。
知道“超前研究”中心（We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的存在，来自两个好朋友：一个是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另一个是诗人兼德国头号俄罗斯和东欧文学权威伊尔玛·拉库萨。他们既给我介绍这个中心，更把我推荐给中心，所以我们的柏林生涯，从开始就披着国际思想和文学的色彩。
而“超前研究”这个名字，真像有种宿命感，直接定位了我和阿多尼斯思考的焦点。
十年前的2003年，我应邀去约旦参加首届约旦国际诗歌节。两年前的“9·11”硝烟还没散尽，“历史终结”的空幻梦想已经远远逝去，阿拉伯—伊斯兰，这个对习惯冷战对立的世界相当陌生的名字，突然被放大，置于所有人眼前，成了一个不可回避、又充满疑问的概念，它是什么？它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我的神经，因为好奇和紧张而绷紧着。
到达约旦首都安曼，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落进了一个阿拉伯诗歌（和诗人）的汪洋大海。巨大的安曼玛丽安宾馆里，来自几十个阿拉伯国家的数百位阿拉伯诗人，济济一堂。别提诗人自己的名字，光那些国家名称，已足够让我眼花缭乱了。阿拉伯语，带着它独特的“H”（呵）音，在我周围幻化成一片嗡嗡波荡的海浪，其间浮动的诗人面孔，很有点像熟悉的中国诗人，总笼罩在一层激动、震颤和不安里。他们的交谈，专注而热切，似乎和我这个“老外”一样，也因为这不寻常的聚会而深深激动。大家都期待着，诗歌节开幕式上诗人阿多尼斯的朗诵。
那天晚上，数千观众涌入安曼侯赛因国王中心，老诗人端坐在一张阿拉伯地毯上（我后来在为他写的中译诗集序言中，猜测那是一张飞毯），几乎没有开场白，直接开始朗诵一首长诗，我当然听不懂诗句的内容，但听得懂诗人的声音，这是我的独门诀窍，我坚持认为：诗人朗诵和写作的方式，本质上一定是共通的。如果听出朗诵里的问题，再去验证于作品，基本不会错。因为朗诵和创作一样，你并不知什么是“对”，因此也无从假装去“对”，只能跟着感觉走，于是或优或劣，一“耳”了然！阿多尼斯就这样直接打动了我，他的吟诵（没有比这个经典中文词更适当的形容了）低昂苍凉，缓缓流出，不溅浪花，却如暗涌，一波一波推进周围的数千心灵，形成某种巨大的力量。听众们屏息凝神，也都乘上了这条音乐飞毯，我们一同上升、平移，逾越黄沙碧海，俯瞰了星球星空。
那一刻，我知道，阿拉伯诗歌的灵魂，仍然是它的音乐。那明月大漠间数千年淘洗的激情迸溅的音乐传统，依然活在当代文学里，给无论什么题材注入生命。后来，我了解到，阿多尼斯那一晚朗诵的是一首关于纽约的长诗。
开幕式后，我和阿多尼斯相约，做了第一次录音对话。这开始了我们其后一系列对话和笔谈，主要的三篇，成为我与国际诗人对话集《唯一的母语》的开篇之作。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我和阿多尼斯对话的感觉，我会用“感动”。这里，应该去掉任何浮泛情绪，剥去花花绿绿的枝叶，只留下思想的结实内核。
中国——阿拉伯，地理上太遥远了，文化和历史上，我们只依稀记得丝绸之路的驼铃。中国的“文革”、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冲突，都是报纸上的故事，经过媒体过滤，我们读到的差不多只剩下口号。那么，真正的当代阿拉伯文化是什么？“9·11”之后，死海边那个火药库一样的地区，人们在想什么、寻找什么？他们找得到吗？找不到怎么办？这些提问，恰如我对当代中国的提问，远远深于文化观光的层次。
我和阿多尼斯2003年的对话《诗歌将拯救我们》，堪称当代阿拉伯和当代中国诗人首次思想相遇。我的感动，来自一种完全不曾预期却吻合得近乎完美的互相理解，一丝儿阻隔和障碍都没有！
我们单刀直入，从阿拉伯和汉字的语言学特性谈起，切入文化思维的特点，由此引出，正是我们和自己文化传统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我们现代文化转型的难度和深度。可惜的是，这困境又被外部世界的简单化变得更糟糕，我指把中国文化转型单调地意识形态化，和把阿拉伯文化转型简单归结为阿、以政治冲突，以及中世纪式的宗教冲突。所有这些简单化，共同特征是非黑即白，共同口号是“万岁”或“打倒”，共同蛊惑方式是群体煽情，最终，飞快传染的狂热病毒，将彻底掐死独立思考的微弱声音。
阿多尼斯比我面对的处境更困难。如果说我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历史误解的政治概念，随着语境变化，那定义早已失效，阿多尼斯却面对着一个宗教神本世界，那里的神本统治无边无际，且不容质疑和挑战，因此独立思想者的两难更极端：如何对外拒绝被简单化，对内坚持更新的自觉，且既保持精神独立，又维护艺术的丰富？老诗人这艘小船，怎样驶过这重重巨浪？
有意思的是：阿多尼斯选择的思想立场，和我们这自“文革”痛苦觉醒而反思自身历史和文化的一代不谋而合：警惕任何流行的（因而其实是商业性的）宣传，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现实立场，以诗歌为轴建立新的文化坐标系，推动（无论手上是一块多重的西西弗斯之石！）一个新文化的产生。
广义地说，阿多尼斯和我这一代阿拉伯、中国诗人，所感受到的文化使命，远远超出狭义的“诗歌”，也超出我们出身的国度和文化，我们的“思想辞典”，很快会被证明，是适用于全球化世界的。因为，这小小地球，已经被经济利润如此凶猛地拉到了一起，某处的处境就是到处的处境，一些人的处境就是每个人的处境，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中国思想辞典”这个概念，正因为和阿多尼斯超地域的理解，而渐渐成形。 以前，文化大革命、“寻根”、1980年代文化反思、全球漂泊、乃至近些年跨中外诗歌项目，都只是中国经验，也主要具有中国意义。但电光石火，和阿多尼斯一次碰撞，我突然发现，我们的思想语法何其相似！略去一些异国情调的标签，我们谈论的完全是同一个内容。
我用“中国思想辞典”读懂阿多尼斯，他用“阿拉伯思想辞典”读懂我，归根结底，我们并非读别人，真正读出的还是自己——那个敢于自我追问，自我挑战，最终自我超越的自己：一种建立创造性自我的能力。
我们都曾绕道西方，试图去读懂对方，谁知那阅读形同猜测，越猜越远，越想像越误会，直到把地理距离当作心理距离，把理解错误推到“他者”那个词上了事。
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身上就有那条活生生的树根，摸到它，就能把住任何文化的生长脉络，感到那枝叶正青翠抑或枯黄。
所以，当阿多尼斯邀请我，给他的中译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写序，我欣然应允，且在序言中明言：“谁要做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她/他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小一点都不行！”这句话，竟然令我另一位好友、大画家徐龙森闻之潸然泪下。
诗人相知，水晶透明，毫无文化障碍，一个多美好可爱的经验！
2003年之后，阿多尼斯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的相知和友情，也成了世界诗歌界一个佳话。确实，连我自己也很难想到，会和一个在如此不同语言、文化中的诗人结下如此深刻的友谊，这除了证明诗歌的强大穿透力，还能证明什么？
2009年，《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发行仪式，我的构思创意是：一，阿多尼斯阿拉伯文朗诵，没有译文，纯粹享受阿拉伯文的音乐能量;二，十位中国诗人、学者，每人从书中自选最喜爱的几首诗，只朗诵中文，并给出选择的理由。由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不再是一本书，而演化为十个“不同的”中文版本;三，阿老和中文诗人、学者台上对话，回答公众提问。那场活动后，阿老一股脑签了几百个名，他两眼放光：“完全没想到中国读者这么热情！”《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销量直线上升，几年之后达到三万本！
2010年，伦敦国际诗歌节上，组织者特意安排我和阿老专场同台朗诵。活动前，我问他：“您准备朗诵什么作品？”他回答：“《公元前2001年‘9·11’协奏曲》！”这个标题醍醐灌顶，令我久久难忘，因为，一个“公元前”，阿老把举世认为的突发事件“9·11”，深化成了含括整个人类历史的根本处境，这处境其实从未离开我们。这直接銜接上了我对“共时”与“历时”关系的思考。我的“同心圆”，换成阿老的话：“不是没有时间，而是包括所有时间。”中国和阿拉伯诗人的人生体会，岂止不谋而合，更是相逢于深度！
还有2012年我获得意大利最重要的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时，阿老执笔的精彩授奖词;还有当年“鹿特丹——北京文艺网国际同步诗歌节”上，阿老领衔国际诗人与中文诗人的互动;还有阿老2014年给我在黎巴嫩出版的阿拉伯文诗选写的序言……我知道，这感动，在我们心里是互相的。
那么，当阿老问我：你为什么不申请柏林“超前研究”中心？我立刻反应：“超前研究？这名字有意思！”况且在柏林，这个历史地层最丰厚的地方，没有历史的深度，“超前”是不可能的。
我给We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提出的工作计划有个标题，叫“诗意的他者”。自从萨义德提出“他者”这个概念，“他者”已经满天飞了。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等，有人把别人他者化，有人被别人他者化，种种阐释，离不开权力这个潜台词。权力的跷跷板两端，居高临下者和怨天尤人者，其实玩的是同一个游戏。
我希望，逆转这种思维，把“他者”从负面意义，转换为正面意义。就是说，秉持独立思想的人，谁不是“他者”？不仅要做别人的他者，甚至该做自己的他者，思想的每一次更新，都在改变整个人。
因此，他者，不该是被动的，而应该是全然主动的。“诗意”，即主动性和创造性。一个“主动的他者”，是全方位的提问者、质疑者、反思者。一部经由反思自身获得的“思想词典”，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理解新语境、新困境的共同语法。
我重申了几年前在柏林获得的灵感：“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这给诗提出的新要求，给当下存在点明了深诗意。
凭借《诗意的他者》设想，我获得了“超前研究”中心一年的学者奖金。这是自该中心建立以来，首位当代中国诗人获得这一奖金。
柏林“超前研究”中心提供给学者们最佳的工作环境，它的理念，就是筛选世界上的学术精英，无论你工资多高，它付给你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薪水，把你从日常工作中“买”出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它的选择，不考虑成果的实用性，只关注研究的思想价值，“超前”与否，端看思想本身。
在这中心里，我第一次和经济学家、数学家、生理化学专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美术史家、哲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市长泡在一起，每周二上午的学者讲座，都打开一个全新领域，刺激出新的思考。
走在路上，遇到研究宇宙“绝对零度”（-273℃）的物理学家Atac Imamoglu，我们打招呼的方式，总是“哦，今天好热呀！”“是啊，还不够凉快呐。”这里的潜台词：人类科技目前最冷只合成到-270℃，离绝对零度还差区区三度。
一次，和阿根廷研究大屠杀史的美术史家Jose Emilio Burucua闲聊，我稍微卖弄地提及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屠杀之一，战国时秦国坑杀赵卒四十万，谁知他直接反驳：“不可能。”“为什么？所有正史清楚记载的，从来没人怀疑过。”“因为技术上做不到。想想四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就算乖乖引颈就戮，得多少人才能把他们看住杀完？”呦，可不是？冷兵器时代，四十万精壮兵卒，就算手无寸铁，但潮水般向你涌来，会是什么势头？要杀四十万，至少得二百万屠杀者，战国时代，哪怕强秦也没这么多军队。可为什么“坑杀赵卒四十万”，竟约定俗成，从未引起中国历史学家质疑？而我们也将错就错，把故事当作了事实？我对Jose Emilio Burucua敬佩有加，特意邀请他做了我讲座的主持嘉宾。 比较中国和东欧冷战以来的历史发展，是我感兴趣的主题。乌克兰历史学家Andrii Portnov，研究方式非常独特。他像医生和考古学家，不追随线性时间，却层层剥开一座乌克兰小城的历史空间，纵深解读进历史、方言、本地文化、政治变迁、宗教沿革等等层次，让我们看时间如何积累在空间之内，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概念。2013年，乌克兰政治动荡，成了后冷战东欧国家一个典型案例，我和Andrii Portnov特意为此做了个录音对话。
“超前研究”中心每年的名额中，只有一个作家、一位艺术家、一位作曲家，我们代表了（象征了）那个巨大的艺术世界，我突然觉得诗歌特有意义！
“超前研究”中心在柏林Grünewald，翻译成中文意思是“绿林”。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绿林好汉，把这个柏林著名的富人区，变成了思想猛兽出没的山野。
我和友友没住在中心提供的宿舍，因为我们有选帝侯大街上自己的宅邸，但我在中心三楼上，享有自己的工作室，那房间虽然不大，但居高临下，很有点灯塔兼碉堡的意思。
我窗外，对面是美丽的中心图书馆，这是我所知世界上支持学术研究最给力的图书馆，你出题吧，不管多偏，超前研究中心图书馆先查自己藏书，没有就查柏林各图书馆藏书，再没有就查全德国图书馆、欧洲图书馆、世界……反正，既然接受了这位学者，就相信她/他的研究超前有益，图书馆就全力以赴，把自己变成孩子寻找的那个巨人肩膀，让你站上去。学者们只管开书单，而永远不会听到一个反问：“干吗找这些书？有用吗？”
我的研究，从开头就设定了双向：重构“我的”中文思想传统，深化中外思想交流。为前者，我给图书馆出了个难题：尽可能找到所有《金瓶梅》的中英文版本。第一个月，什么都没有，我想：完了。德国图书馆输了。但第二个月，几个中外文本到达，虽然没有惊喜，但看来图书馆没交白卷。谁知第三个月才把我震了：一套两大函二十巨册的影印万历本《金瓶梅》抵达。这是所有《金瓶梅》版本中最宝贵的一种。它1617年最早印行，原版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在影印出版这套，是从20世纪初只印了一百部的傅斯年私人藏本翻印而来，傅氏当年朱笔眉批，一并印入历历在目。想到这部古今第一奇书，出版四百年来种种遭际，由不得要从肺腑深处发一声慨叹。
那一年之内，我时时摩挲翻阅这部被我称为“第一部中文现代小说”的巨著，写成了酝酿已久的文章《我，蘭陵笑笑生》。此文貌似与诗无涉，其实在指向重建一个中文个性创造的诗意传统。《金瓶梅》，剖析人物心理的深度和力度不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社会现实的锋利冷峻，超越迄今一切中文文本。而作为纯正的文学作品，其结构之宏大、文字之鲜活、形容之艳丽，更令吾等自惭形秽，该发出哀鸣“笑笑生笑我”。我这篇小文，就算借花献佛、借奇称奇，玩成一个虚构之虚构，自笑笑生第一人称口中，反向搜掏巨著内涵，一笑历史，再笑世人，更笑自我：笑笑生掷千古之名于脑后，掉头而去，吾等放着这伟大前人的肩膀不登或竟视而不见，却仍孜孜于恶俗名利。惜哉哀哉，中国文学！
我用万历本，对比大陆齐鲁书社出版的删节本，为老爸和自己，专门复印了一万多字“被失踪”的精华。至少在我这里，这些背了几百年肮脏恶名的文字，获得了正名平反：其色、其艳，实乃心理探险之途，非如此不能抵达人性之幽境。
“超前研究”中心设在柏林，因为柏林犹如欧洲现实的穴位，按住它，能听清这世界政治、经济跳动的脉搏。
我常常被问到：“你在伦敦住了十五年，现在又住在柏林，这两个城市有什么不同？”我能这样简单回答：“伦敦是全球化平台，而柏林是欧洲平台。伦敦码头大，国际信息通过英语顺畅直达，甚至无须翻译。柏林是欧洲历史、地理的汇合点，欧洲咳嗽感冒，柏林就打喷嚏。”
玩笑归玩笑，但欧盟、欧洲的一举一动，确实能直接在柏林引起反应。而柏林和德国的意见，又常常左右和代表了欧盟的意见，说它“牵一发动全身”也不为过。
2012年到2013年，堪称世事纷纭、国际动荡。各种地区性麻烦此起彼伏，特别是中东火药库，自从伊拉克战争后，从未消停过。埃及引人注目，首次民主选举总统穆希尔，被军方推翻，民众聚集开罗解放广场，酿成举世瞩目的大事件。而叙利亚长期内战，更给可怕的伊斯兰国（IS）提供了机会，让堪称中世纪的血淋淋宗教冲突，赤裸裸再现于当代。稍后，乌克兰危机登场，戳破了冷战后东欧自由民主的泡沫，而把流通世界的利益逻辑暴露无遗。与此同时，远东东海、南海危机的乌云，也已经在地平线上翻滚酝酿……
哦，我们这“超前研究”啊，哪儿是“前”？往哪儿“超前”？昨天，似乎还人人知道“从哪儿解放出来”，但今天，谁知道“朝哪儿解放去”？1999年，我们魏玛国际论文竞赛的课题，再次只剩一个问号，却答案渺茫。
2012年10月，我接到电话：邀请我参加一个小型午餐会，会上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要做演讲。这个午餐会，是“朝向危机的欧洲”国际论坛的开幕式。题目有意思，但，为什么请我？电话那头说：“我们做了研究，您合适。”
我的朋友们听说我要去和布莱尔吃饭，都笑：“准备好你的鞋子！”这典故出自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新闻发布会，一位记者当场脱鞋向布什砸去，布什身手不错，躲过之后，还不乏幽默：“我看清了，那鞋10号。”一场哄笑，轻松化解了一场小小危机。
布莱尔同样不招人待见，他曾带领英国，力挺美国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其后，当萨达姆·侯赛因被扳倒，却上天入地找不到英美声称的化学武器，而布什、布莱尔此时也已改口，把开战理由，从化武转移到专制政权头上，宣称扳倒侯赛因反正是胜利。
听起来很漂亮，可实在不经追问。如果英美反独裁如此纯洁，那沙特等等一堆美国盟友独裁者怎么说？我朋友、巴勒斯坦名作家巴尔库提有妙言：“他们不反对杂种，只反对不是自己养的杂种。” 后来知道，那次开战的真正原因，是萨达姆竟敢“犯上”，想把石油结算的货币，从美元换成欧元，这还得了？石油美元是美元硬通货之“硬”的核心，如此给美元抽血，他非垮不可，非死不可。
伊拉克战争，一面尽显西方的自私、功利、双重标准，一面刺激起伊斯兰民众的极端情绪，伊斯兰国出手血腥，却日渐壮大，搅扰得世界鸡犬不宁，这才是源头。
那次午餐会，总共三十多人，布莱尔一如既往的神采飞扬，对自己的演讲信心十足。我虽然不喜欢此人，却喜欢这会议的主题“朝向危机的欧洲”，只不过这里的“欧洲”，应该换成“世界”，而“危机”也不仅局限于经济、政治，而更应该看作精神上的。
布莱尔演讲中，有个命题颇有意思，他谈到“欧洲的自信”：欧洲如何重建自身的自信，尤其创建能让下一代接受的原则和价值观？
午餐后的闲谈中，我和布莱尔就此聊了十分钟，我给他介绍了这些年中英、中欧诗歌交流的情况，希望他理解，一种“文化自信”，不可能靠宣传，要靠每个文化令人信服的自我反思。反省自身，理解他者，建立深层次沟通，才是信心之途。今天，这对欧洲的下一代，尤其迫切。
谁知布莱尔听进去没有，反正他咧着漫画上那张大嘴，挂着政客的笑容，频频点头。
后来，我对想让我扔鞋砸他的朋友说：“我和他太近啦，来不及脱鞋呀。”
2013年3月，我的长诗《同心圆》德文翻译，由德國著名的汉莎出版社出版。这首长诗，从1994年我们进驻德国斯图加特市“幽居堡”艺术中心开始，一直写到我们搬到伦敦后的1997年，三年多近四年期间，它不仅归纳了我们海外漂泊的经验，更渗透了我们亲历的新困境：这世界从冷战后美梦中醒来，却发现自己落入了后冷战现实，原以为挣脱了专制噩梦，谁知脱掉意识形态外衣，人类突然发现，自己沦入了一个毫无理想的境地，精神上的走投无路，比以前更暴露无遗。
这首长诗，一共五章，以“同心圆”为贯穿动机，既打通中国和世界经验的界限，更从这诗意引申出作品的结构和形式。五章标题的五个圆环，一如易经卦象，以图象抽象性含括思想，而避开文字可能的偏狭。五环递增，与线性描述无关，却把思想层次叠加进一个“点”，那是世界之点？个人之点？命运之点？它们都落入一首诗，这诗之点，让诗人古往今来做同一件事：写作。在每一行诗句中，“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这是我最后找到的、唯一能信任的“点”。
《同心圆》的诗歌能量，比此前我所有创作更强。它的每个诗句，有短跑的速度，而整部长诗，又有长跑的距离。这长途冲刺，也要求读者超强的肺活量。
我说过，当代中文诗的两大特征，一是观念性，二是实验性。观念上，我们一不能因袭古代，二不能复制西方，于是只能创造。同时，思想深度还必须诉诸语言深度，创造形式的特征，就是实验性。它体现于每一行诗、每一个意象，广义理解，也渗透了每一个日子、每一个举动。
人生的诗意，诗意的人生，是同一回事。“现实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我在《伦敦》那首诗里写道。我们从未停止书写自己的人生之诗。
《同心圆》既抽象又具体，既提纯出跨国界的哲学之思，又把我们的人生吸附进诗歌结构。熟悉我的朋友，能认出许多我们的脚印：我的出生地、我动笔写它的“幽居堡”、“幽居堡“后面消失的花园、伦敦家的街区、纽约的雪、中国黄土地、维也纳窗外黄昏光线漂移的老教堂、意大利Civitella艺术中心我的“工作塔”……永远，“悬崖下面才是花园”，“看着你急急奔赴毁灭的地点”，无数“构成的地点”，其实都是“重复的喜剧”，看见街道两侧“两列平行的墓碑盲目走过”，回顾中，“一个人才找回自己灾难的经历”。
我把《同心圆》称为一部极端的流亡之书，因为它把我的中国经验、国际经验、冷战和后冷战经验，用一个“同心圆”思维组合在一起，且深化它、超越它。同心圆的圆心，始终定位在诗歌的无尽追问上，不停钻探一条内心的隧道，贯穿古往今来时，归结为这个句子——“在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
人们总半玩笑、半责备地对我说：“你的诗好黑啊！”对此，我能说什么？生存的锋利、思想的冶炼，都在加深那黑，但同时，黑却在拧亮诗歌的强光，让创造力敢于说出“毁灭才是我们的知识”。
生命叠入诗，诗以递增的形式写下：“减去 直到毁灭的总和”。
2008年，我们买下了选帝侯大街上这所房子，但友友在伦敦工作，我们没法奢侈地玩双城记，只好眼睁睁看着大房子闲置。后来觉得太浪费，就把它交给柏林租房中介，请他们找个租房者。很快，一位Zich先生被介绍来了，他自称是奥地利戏剧演员，同性恋，中介说符合租房条件，价钱谈妥，出租开始。
其后倒是没有麻烦。柏林房租少得可怜，一百四十平米的大房子，每月租金只有七百欧元，交完管理费还剩四百，有点荒诞，但Zich倒是每月按时汇入账户。我们也就懒得费神过问。
直到有一天，当初把房子卖给我们的前房东，突然发给我一封邮件：“你们知道么？你们的房子变成旅馆了。”信的附件是一张照片，打开一看，嗬！这不是我们的房子吗？布置得好漂亮！同性恋品味确实不错，那雕花天花板、原装木地板，配上帷幕大床，古典家具，宽敞明亮犹如皇宫。按邮件指点的网站一查，同一张照片旁一行说明：“柏林中心，家居形式的五星级宾馆”！
原来，Zich从“租下”这房子起，一直拿它做旅馆生意。人们能在网上按日、周、月租房，价格颇为昂贵，Zich坐收暴利，扔给我们的小钱，还不到一个零头。
我赶紧给Zich发信，告诉他这是违法的。他必须立刻停止这“买卖”，并宣布取消与他的合同，他必须立刻搬出我们家。这下好，邮件发出，Zich干脆连原来付的那点房租小钱也停了。
三番五次的信石沉大海，租房仍在进行，万般无奈，我们生平第一次找律师、打官司，把Zich告上了法庭。 打官司的过程一波三折，Zich在三拖六赖，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找不到Zich，先想从我们身上咬下肉来。我们只能见招拆招，临阵磨枪地恶补法律课。幸亏，Zich毕竟还怕法律（一说，他还有另外一处用同样办法挣钱的房子，为了保护那笔收入），他最终交了律师费，退还了我们的房子。
还钥匙那天，Zich嬉皮笑脸，想和我握手。我说：“谁握你的手，你是个坏人。”
就这样，2012年我们到柏林后，面对这建于1880年的俾斯麦时代大屋，友友的美学才能，有了大大发挥的机会。可以说，我们的柏林家，是友友一件真正的艺术创作。
其他房间还好办，走廊原来的雕花天花板下，谁知什么时候装上个难看的吊顶，大走廊尽头，还有个装锅炉和杂物的铁柜子，统统拆掉！本来就好看的大客厅和“柏林房间”，把墙粉刷成一浅黄一蔚蓝，衬着原装地板，非常文雅舒适。但，麻烦是进门处，那儿厨房、淋浴和厕所合一的洗手间、两个小仓库，挤作一堆，空间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更把进门前美好的预期破坏无遗。但环顾四周，到处严丝合缝，有什么高招能改变它？
一个早晨，友友叫我，我离开电脑，看见她两眼放光：“我有个疯狂的主意！”“什么主意？”她指着大走廊：“买一个古典浴缸安在那儿，怎么样？把这里做成一个开放式大厨房。”
嗬，她真敢想！但又得说，这构思真绝妙：浴缸安放在走廊尽头，背后是近四米高的顶天大镜子，两侧墨绿色大理石护壁，遥遥相对，走廊另一头，小厕所（谁让它每天使用率最低呢！）门上另一面镜子，互相反射出一条幻景长廊。友友转眼之间，又无师自通成了建筑师！
这很气派的开放式厨房和浴室走廊（或走廊浴室）建成后，成了我们柏林家的精华。厨房经常高朋满座不说，冬日寒夜享受浴缸更为美妙，身体浸进热水，一杯红酒在手，斜睨走廊中几盏大理石吊灯，荧荧闪烁，倒映镜光，一缕音乐委婉如诉，好不滋润！初来的老外朋友，无一例外惊问：“这是摆设，还是你们真用它？”“当然用它！昨晚还在泡澡！”最得意的，是经常有搞建筑的申请：“不好意思，我能拍张照片嘛？”“当然，请吧”。那一刻，友友的得意，总溢于言表。
柏林，就这样和我们一点点接近，不期而然又暗合逻辑地，成了我们环球漂泊的落点——虽然，不知是不是最终落点。
2012年12月31日，我们柏林家的装修工程，刚刚完成。那天晚上，我们只请了1991年就认识的老朋友谢渊弘、姚建两口子。晚餐之后，窗外的柏林已鞭炮声四起，我一时兴至，提议到临近的波兹坦广场走走，谢、姚二位欣然应允。
除了中国，我还从没见过任何其他国家和城市，如柏林这般热爱中国的鞭炮，尤其新年前夜，柏林街头堪称枪林弹雨，“冒着敌人的炮火”这句歌词，用在柏林实在合适，因为四面横飞的炮仗，令人防不胜防，更有坏小孩儿，用一种自造土枪，专门对人发射鞭炮，以致每年这一夜，都有不少“中弹者”，被送到医院抢救。
我们就既提心吊胆、又兴高采烈地一步步“前进”。
不知因为面对老友，不免怀旧，还是新年夜这道坎，自然唤起人生感慨，走到半途，我忽然想到顾城和谢烨：“好快，一转眼他们去世二十年了。”
谢、姚两位在柏林三十多年，1991年认识我们，1992年认识顾城他们，当然也对1993年他们的暴毙震惊至极。眼前仍是这座城市，新年也一年一度，一如既往，但物是人非，斯人逝去久矣，最令人扼腕的是，当年过不去的坎，隔二十年后再看，其实哪有多大多难？人生慨叹，最怕拉开距离，微微远眺。
1992年，顾城继我之后，获得柏林DAAD藝术项目邀请，和谢烨一起到柏林住一年。1993年，世界文化宫举行了一个当代中国文学大型活动，邀请了一群当时四海漂泊的中文作家前来，我也自澳大利亚长途飞来。激烈的历史动荡之后，异国他乡再次聚首，不免感慨万端。
顾城、谢烨那时的柏林住处，是Storkwinkel 12号，我对这地址记忆深刻，因为他们去世后几年，友友再次成为DAAD学者，我们又住进了这所房子。所不同的是，我们住二楼的单元，而顾城他们住过的是四楼。
住在那里的三个月，感觉好奇怪。最初，顾城仍被他悲剧性的惨死所覆盖，完全无法被正常回忆，而三个月中，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在悄悄举行着一个仪式：在开同一扇大门、同一处信箱，上同一道楼梯时，下意识想着他们，直到三个月后某天，我的感觉突然变了，他们回来了，又像当年北京老朋友那样，恢复了本来的样子，包括那些弱点。这个变化，让我写下《柏林 Storkwinkel 12号》一诗：“只有 死者被恢复的善仍走在回家的路上”，“你们的名字/偷换成我们的 鬼魂是一张旧照片”……
也是那一年，我的德译诗集《面具与鳄鱼》出版，诗集后边，收入了1993年我在世界文化宫活动前后的一批照片，其中一张，我和顾城同坐在世界文化宫讲台上，我正滔滔不绝，顾城却在走神，那张脸上的表情，我从未见过：茫然，失神，惨淡，他可能没想到镜头也会对准自己，那无意中泄露的内心，是不是预示着可怕的灾难？我不知道，但不得不说，这张我们最后的“合影”，清楚拍下了命运。
从2013年回望这二十年，我们不止在看顾城谢烨，同样在看自己“这一代”。
谁能想像，就在2013年里，这位曾和我一同缅怀逝者的姚建，自己也被发现了胰腺癌，又阴差阳错地遇上个手术事故，昏迷了十天，就那么不明不白地走了。有时，我止不住连起那个新年夜和她的去世，唉，新年谈论不吉之事，难道真能成一种谶语？
无论如何，那一晚在我脑海又播下另一颗诗的种子。我们“这一代”，三十多年前开始写作时，何等意气风发、野心勃勃，似乎青春用不完，时间无穷无尽。一路走来，半生过去，镜中两鬓斑白，顾城们已盖棺定论，而我们审视自己手中，有多少作品，能配得上当年的奢望？排除封闭在国门家门里的自吹自擂，“这一代”真值得骄傲吗？我们凭什么品质，有别于其他“代”？ 一抹幽幽愁思，笼罩着我对自己这一代的反省，让我写下了组诗《挽诗》。
这个组诗的结构和形式，直接转换自肖斯塔科维奇《第15号E小调弦乐四重奏》。
想到肖斯塔科维奇，既偶然又必然。偶然在当我回顾我们的人生历程，几十年，短暂又冗长，清晰更混浊，看似一条直路，其实布满转折，每个转折都可能导致全然不同的方向……我在选帝侯大街尽头处新建的公园里慢慢散步，听着U1和U2上，轮轴刮擦过铁路的刺耳声音，念头忽然从我这一代，跳到20世纪初俄罗斯革命那一代，一种相似性，渗透着我们的精神履历：理想，野心，激情，遭遇，失望，反省……思想，几乎也吱吱嘎嘎拐着弯驶过。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声，油然在我心底响起。
肖斯塔科维奇，是他那一代人内心矛盾之集大成者。体现在音乐里，他的交响乐奔放嚣张，充满英雄气概，也不乏“被英雄”的无奈。但如果说，他用大乐团满足了官方听觉，则把室内乐留给了自己内心，尤其是十五首弦乐四重奏，技巧并不复杂，却直接抵达一种纯粹：深深地、不管不顾地钻研灵魂的纯粹！老肖在弦乐四重奏里，毫不妥协地、绝对地忠实于自己。
听听老肖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吧，看他最后如何检视自己的人生，这或许能给我自己的思考一个最好的参照。
拿出肖斯塔科维奇弦乐四重奏总集，找到最后那首第15号E小调，读解说才知道，这首作品作于老肖去世前仅仅七个月。
CD盒上还是那张熟悉的面孔：紧锁的眉头，抿住的薄嘴唇，黑框眼镜后面，一双饱含痛苦的眼睛，幽深而永远有什么要诉说。我想起他在回忆录里说过：“我的作品都是墓碑。到哪儿去给图哈切夫斯基、给梅耶霍尔徳建立墓碑呢？我把我的作品献给他们全体”——那是他那“一代人”全体。
回忆录里还有一张照片，老肖手捂在脸上：“我看见了死亡的眼睛。”
我说“转换”，而没用“借鉴”一词，因为这是一次极为独特的经验：让诗歌，犹如翻译一样直接转换成音乐的结构和形式。由此，直接并置老肖“那一代”和我自己“这一代”，让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个人，汇入同一命运。
如果不是诗的因缘，我会喜欢这首四重奏，但很可能忽略它那极为独特的形式，和隐含其中、深不可测的构思：全曲六个乐章，六次重复使用慢板这个形式。具体地说：一，哀歌：慢板;二，小夜曲：慢板;三，间奏曲：慢板;四，夜曲：慢板;五，葬礼进行曲：极慢的慢板;六，结语。最后一首，虽然没用“慢板”这个词，但音乐上，却是对此前五首慢板的最深归纳，慢到不能更慢，慢至陨落进虚无的黑洞，唯一能承接一切人生慢板的，只有死寂。
这六首慢板，可以直接理解为六首哀歌，一步步推进人生之哀、思想之哀、艺术之哀。六首的长度和反差，渗透了老肖的匠心：第一首最长，十一分钟四十五秒;第三首最短，一分二十九秒;其余四首介乎四到六分钟之间，对比强烈而整体感极强，这双“死亡的眼睛”，反复地、深深地盯视、追逐着最后那个词：结语。
被老肖力量所震撼，我让《挽诗》大胆实验，直接沿用他的结构：音乐的每一分钟，“兑换”诗歌五行。六首诗，一个结构，语言是中文的，感受是杨炼的，而形式深处隐身指挥着乐曲行进的，却是老肖！
这首诗，第一章开始，衔接着老肖“我的音乐都是墓碑”：“而墓碑后边空无一人/而中提琴沙哑/持续 在收回/弦的厌倦/呜咽抿着消失……/”到最后《结语》的结语：“慨叹的地平线 提纯从指甲到颅骨的钙//拢住悲苦的星球//离开/一转身倒空所有名字”——哪儿是我哪儿是老肖？我们有区别吗？所有时代诗人和诗歌的命运有区别吗？抑或，一首诗已收容了一切！
2013年夏天，临近我“超前研究”中心学者奖金结束的時候，中东局势再次开始紧张，埃及在推翻穆巴拉克统治之后，新的民主选举并未一劳永逸解决社会危机，相反，民选上台的新总统反而强化了危机，造成大批民众上街，军队出动，诸多政治主张喧嚣混乱，国家未来动荡不清。
埃及是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压舱石，埃及的混乱，让本来像火药桶的中东，像点着了火苗更加危险。全世界忧心忡忡的目光，不得不盯着那里。
“超前研究”中心为此专门组织了一场研讨会，邀请曾获得中心奖金的三位阿拉伯学者、一位土耳其学者，共同探讨中东局势，特别是其未来的走向。这可真让“超前研究”名副其实了：中东牵一发动全身地连接着欧洲和世界，探讨它能否稳定，将怎样稳定，可不就是超前探讨世界的未来吗？
研讨会场人头济济，发言者争先恐后、慷慨激昂，我坐在观众席上认真聆听，从充满关切，到开始疑惑，继而问号丛生。两个多小时，台上激情洋溢地争辩该穆斯林兄弟会还是军队执掌权利，如何交接，谁来组阁等等等等之后，我不得不举手要求发言，我的要点：1.两个小时，令我沮丧失望。2.这场争论，只与权力（游戏）有关，权力从这只手移到那只手，只是同一思维方式的重演。3.真正的阿拉伯文化和现实的未来，奠基于阿拉伯现代文化转型，这只能基于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远远深于权力转移。4.过去两小时讨论，无一字涉及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说，未来阿拉伯文化的精神基础何在？我们毫无概念。5.倘若台上这些阿拉伯“知识分子”对此根本问题不加思考，如何期待阿拉伯民众将获得思想启蒙，从而走出权力利用宗教的怪圈？
接着，我以中国“文革”后通过自我追问，进行痛苦的文化反思为例，强调一个文化的现代转型只能发生于内部，而无法被外力压迫完成。相反，外力压迫，经常造成群体的极端情绪反应，在激烈而肤浅的口号中，令独立思考的声音遭到更大压迫。对阿拉伯世界，这反映在宗教极端情绪，在中国，这经常表现为民族主义情绪。而独立思考的明晰、敏感、精致，经常比外来“敌人”更招致内部群体的仇恨，必欲以背叛之名，彻底毁灭之。
说白了，所有权力讨论的潜台词，只是“利益”二字。在阿拉伯文化面临何去何从的关头，恰恰应该远离利益，探求重建未来的根本。
我最后希望，阿拉伯知识分子以真正的自我追问，创造现代阿拉伯文化的基础。中国知识分子最终找到的“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同样可以成为阿拉伯文化转型的方程式。 我结束发言：以今天研讨会获得的经验，阿拉伯世界离走出困境还很遥远，不只因为外部冲突，更由于阿拉伯文化界自身没有准备好转变的基因。
事实上，这正是我和阿多尼斯精神上的相遇点。相反的案例，可以印证于今日伊斯兰国危机，它以极端保守的中世纪仇恨，却能席卷裹挟许多阿拉伯青年，因为他们头脑中是空白：无力反思过去，何来能力“超前”？
我发言后，房间另一头，忽然站起一位陌生人，大声鼓掌。散会之后，我们走到一起，我才知道，他名字叫Paul Unischuld，是一位研究中国中医史的专家，又是一位出版过三十多本著作的作家，他最新的英文书《中国的陨落和崛起》，立论公允，思考深邃，植根历史资料，面对现实提问，是一本西方学者写作而全无偏见的极为难得的作品。
“超前研究”中心，因为它能够提问，所以能超前。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不都应该是这样一个“中心”吗？！
2014年，我已经结束了领取中心的学者奖金，但仍住柏林，一边编辑《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九卷本，一边创作总集中最后一部诗作《空间七殇》——由七部组诗构成的一本組诗集。这部作品，集中呈现了我“智力的空间”的诗学观念，并希望在语言的完成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正当我直接以《超前研究》为题，写一组题赠给阿多尼斯的诗时，叙利亚发生了用化学武器杀害大批孩子的悲剧，电视上画面非常恐怖：成排躺着的孩子，那么安详的睡姿，与生前完全相同，只有面孔被抹成了暗灰色。我想起，“阿多尼斯”啊，不正是古代一个英俊少年神的名字吗？如今，那不死的阿多尼斯，别无选择，只能躺进成排灰色的孩子间，用每个孩子的死，被再杀死一次。
……
晦暗如大马士革 一张六千年的底片
含着树木 女诗人的葱绿间 那美少年
含着化学 躺进成排灰色的孩子
一只只玻璃柜子无声震碎 被某一天
每一天 提炼出不呼吸的性质……
唉，面对不吝惜杀死孩子，如不在乎杀死神和未来的世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死去的灰色孩子，提供了一个关于“深度”的反面意象：他们呈现出人性能够多么黑暗冷酷。在这里，时间也从未流走，仅仅流入了历史的空间，递增着那个看不见的重量。
2016年4月2日早上，柏林梯叶尔花园，一条荒草萋萋的河边，我带着身体里六十多个早春，看一只蓝顶黄羽的小鸟，像从某道大地的年轮间析出的，在枝头，叫着，跳着。
它在呼唤哪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