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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
张燕玲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
作为国民经济血液和润滑剂，中国金融业取得的成绩让世界刮目相看。谈起银行业改革，大家习惯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到1993年为探索国家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阶段;1994年到2002年为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准备阶段;2003年至今为国有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事实上，改革开放前夕，在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中国银行就开始为重振国民经济筹集必要的外汇资金，为金融业的发展培养干部。所以，从“文革”后期到1979年银行从财政分离出来;1979年至1993年作为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中国银行为国家筹集了大量低成本外汇资金，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这两段历程是开拓性的，体现了金融人的承担和奉献精神。
1977年，我毕业后来到财政部报到，接待我的人事局领导说，你被分配到国外局，到西交民巷工作。我这才知道，那时候财政部下面有两个局是和银行有关的，一个是国内局，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一个是国外局，就是中国银行。
当时，银行就相当于财政的出纳，业务很单一，国内主要的信贷业务，只有工商信贷和外贸信贷两种。人民银行负责工商信贷，中国银行负责外贸信贷，而且是刚刚从拨款改成贷款;国际贸易最主要的是“大贸”，就是和“苏修”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易货贸易。国家间外贸部门每年签署货物互换协议以后，全国共有8家外贸进出口公司按计划执行，银行负责转递单据、记账。
1978年中，改革开放之前，我有幸参加了中国银行在镇江召开的出口结算工作会议，为期一个月，主要是制定中国银行对资本主义国家业务的操作规则：《中国银行办理出口跟单信用证的基本规程》和《中国银行办理无证出口结算业务的规程》。这两个制度的建立，对我们国家加快出口收汇、安全收汇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这段时间的工作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银行老一辈领导，顶着巨大压力，想方设法为国家筹集宝贵的外汇资金，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建设。
1977年、1978年，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认识还是有禁区的。我们对外筹资也得绕过“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禁区。对外筹资是向外借债。中国银行的领导想出了用“同业互相存款”和“存款便利”的方式来筹集外汇。
1978年9月，中国银行和巴黎银行签订了100亿法郎的存款协议，折合约22亿美元。当年12月，又与英国的渣打银行、劳合银行、西敏寺银行等10家银行签订了“存款便利”协议，金额12亿美元。
中国银行和外国银行之间相互存款表示双方合作。但实际上中国银行在外国银行存得少，外国银行在我们这存得多，用这个办法来利用外国银行的资金。这种做法也是顶着巨大压力的。当时中国银行利用外汇引进先进设备，帮助建设远洋船队，被说成是“以买船压造船”，破坏自力更生。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服务，被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些错误的认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彻底的澄清。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方案。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同时成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负责集中管理和统一经营全国的外汇业务。
1979年2月，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1983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设出来;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1986年，国家又组建了交通银行。除了交通银行，其他4家银行各有各的专业，但彼此之间又互相有委托代理业务。
1980年1月，国务院批示，中国银行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是：认真履行国家外汇专业银行职能，做好各项外汇工作，组织和积累更多的外汇资金，在管好用好外汇资金上下功夫，真正发挥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促进、调节和监督作用，为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从上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银行作为国家外汇筹资的主渠道，运用“三贷业务”（政府贷款、出口信贷、混合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双边和多边的商业贷款，以及在国际市场发债，为国家筹集了大量的外汇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石油勘探开发、沿海各省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等，其中包括上海宝山钢铁厂等22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于当年12月出台。主要明确：一是真正建立中央银行主导下的宏观调控体制;二是建立政策性银行，分流国有银行政策性业务;三是推动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化改革，按照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营原则，把专业银行改造为国有商业银行;四是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
1994年成立了3家政策性银行，国开行、农发行、进出口行，承接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同时出台的还有《国务院关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汇率并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等等。外币汇率贸易内部结算价结束使命。各家银行在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牌价基础上，可以有上下0.5%的自由浮动，自己定价。因为这是一项保密工作，直到1993年12月28日，中国银行成立总行外汇体改领导小组，抓紧制定有关管理办法，下发执行;抓紧模拟运行工作，紧急行动，培训人员。
我当时在中国银行教育部任副总，负责培训工作，组织录制了对改革的解读，编了一部电教教材。中国银行总行是结售汇的最大窗口，正如央行领导所说，中国银行顺利改革，改革就成功了。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成功改制和上市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之一。
2002年2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之后，各家银行抓住机遇，积极响应。在人民银行的正确领导下都成功地进行改制，然后纷纷上市了。
此前，在2001年10月，中银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就已成立，并于2002年7月在香港上市，率先完成了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外重組上市的试点，为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改革做出积极探索。
2006年6月和7月，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交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A H发行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
本世纪初的几年，“中国的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成了众多国际报刊常见标题。而经过改制上市后，中国四大行均已成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在全球的各类排名中，都有抢眼的表现。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报道）
编辑：姚冬琴
作为国民经济血液和润滑剂，中国金融业取得的成绩让世界刮目相看。谈起银行业改革，大家习惯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到1993年为探索国家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阶段;1994年到2002年为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准备阶段;2003年至今为国有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事实上，改革开放前夕，在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中国银行就开始为重振国民经济筹集必要的外汇资金，为金融业的发展培养干部。所以，从“文革”后期到1979年银行从财政分离出来;1979年至1993年作为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中国银行为国家筹集了大量低成本外汇资金，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这两段历程是开拓性的，体现了金融人的承担和奉献精神。
计划经济下的银行是国家财政的出纳
1977年，我毕业后来到财政部报到，接待我的人事局领导说，你被分配到国外局，到西交民巷工作。我这才知道，那时候财政部下面有两个局是和银行有关的，一个是国内局，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一个是国外局，就是中国银行。
当时，银行就相当于财政的出纳，业务很单一，国内主要的信贷业务，只有工商信贷和外贸信贷两种。人民银行负责工商信贷，中国银行负责外贸信贷，而且是刚刚从拨款改成贷款;国际贸易最主要的是“大贸”，就是和“苏修”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易货贸易。国家间外贸部门每年签署货物互换协议以后，全国共有8家外贸进出口公司按计划执行，银行负责转递单据、记账。
1978年中，改革开放之前，我有幸参加了中国银行在镇江召开的出口结算工作会议，为期一个月，主要是制定中国银行对资本主义国家业务的操作规则：《中国银行办理出口跟单信用证的基本规程》和《中国银行办理无证出口结算业务的规程》。这两个制度的建立，对我们国家加快出口收汇、安全收汇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这段时间的工作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银行老一辈领导，顶着巨大压力，想方设法为国家筹集宝贵的外汇资金，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建设。
1977年、1978年，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认识还是有禁区的。我们对外筹资也得绕过“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禁区。对外筹资是向外借债。中国银行的领导想出了用“同业互相存款”和“存款便利”的方式来筹集外汇。
1978年9月，中国银行和巴黎银行签订了100亿法郎的存款协议，折合约22亿美元。当年12月，又与英国的渣打银行、劳合银行、西敏寺银行等10家银行签订了“存款便利”协议，金额12亿美元。
中国银行和外国银行之间相互存款表示双方合作。但实际上中国银行在外国银行存得少，外国银行在我们这存得多，用这个办法来利用外国银行的资金。这种做法也是顶着巨大压力的。当时中国银行利用外汇引进先进设备，帮助建设远洋船队，被说成是“以买船压造船”，破坏自力更生。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服务，被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些错误的认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彻底的澄清。
筹集更多资金，管好用好外汇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方案。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同时成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负责集中管理和统一经营全国的外汇业务。
1979年2月，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1983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设出来;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1986年，国家又组建了交通银行。除了交通银行，其他4家银行各有各的专业，但彼此之间又互相有委托代理业务。
1980年1月，国务院批示，中国银行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是：认真履行国家外汇专业银行职能，做好各项外汇工作，组织和积累更多的外汇资金，在管好用好外汇资金上下功夫，真正发挥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促进、调节和监督作用，为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从上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银行作为国家外汇筹资的主渠道，运用“三贷业务”（政府贷款、出口信贷、混合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双边和多边的商业贷款，以及在国际市场发债，为国家筹集了大量的外汇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石油勘探开发、沿海各省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等，其中包括上海宝山钢铁厂等22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于当年12月出台。主要明确：一是真正建立中央银行主导下的宏观调控体制;二是建立政策性银行，分流国有银行政策性业务;三是推动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化改革，按照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营原则，把专业银行改造为国有商业银行;四是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
1994年成立了3家政策性银行，国开行、农发行、进出口行，承接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同时出台的还有《国务院关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汇率并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等等。外币汇率贸易内部结算价结束使命。各家银行在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牌价基础上，可以有上下0.5%的自由浮动，自己定价。因为这是一项保密工作，直到1993年12月28日，中国银行成立总行外汇体改领导小组，抓紧制定有关管理办法，下发执行;抓紧模拟运行工作，紧急行动，培训人员。
我当时在中国银行教育部任副总，负责培训工作，组织录制了对改革的解读，编了一部电教教材。中国银行总行是结售汇的最大窗口，正如央行领导所说，中国银行顺利改革，改革就成功了。
深化银行改革，推进股改上市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成功改制和上市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之一。
2002年2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之后，各家银行抓住机遇，积极响应。在人民银行的正确领导下都成功地进行改制，然后纷纷上市了。
此前，在2001年10月，中银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就已成立，并于2002年7月在香港上市，率先完成了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外重組上市的试点，为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改革做出积极探索。
2006年6月和7月，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交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A H发行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
本世纪初的几年，“中国的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成了众多国际报刊常见标题。而经过改制上市后，中国四大行均已成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在全球的各类排名中，都有抢眼的表现。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报道）
编辑：姚冬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