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60年代前期：
受到当红的民谣歌手伍迪·格斯里等人的影响，鲍勃·迪伦以独特的木吉他、口琴和沙哑嗓音演唱民谣歌曲而成名。
1963年，他与民谣歌手琼·贝兹一起，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演讲的“进军华盛顿”民权运动游行中演唱歌曲，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民权运动的代言人。他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抗议歌曲《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g in The Wind）、《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等成为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白人学生的圣歌。
此时的中国大陆，由毛泽东倡导的、“几亿农民同写诗”的红色“新民歌运动”刚刚结束。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
鲍勃·迪伦开始反感自己成为激进分子的英雄角色，逐渐远离了民权运动和抗议歌曲。
同时，民谣再也无法再满足像他这样的继承传统的音乐家。1965年，他第一次在舞台表演中使用电吉他，这被认为是他从民谣转向摇滚乐的转折点，也是民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他随后的巡演通常分成两个部分：木吉他的民谣表演和电吉他的摇滚乐表演，每每到了下半场，观众便力图用嘘声盖过音乐。
转变使他失去了一些从前的追随者，不过此时他的身价已跃升到了流行音乐的顶点，并正式确立了摇滚音乐家的地位。
彼时，在台湾，迪伦那种吉他加口琴的民谣形式及其诗化的歌词对李宗盛、李双泽等一代歌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70年代的台湾，部分歌手有一阵差不多以翻唱迪伦的歌为生，罗大佑则借用迪伦个别歌词或诗意来表达心绪。而处于文革中的大陆人正在听样板戏。
70年代末到80年代：
迪伦的作品开始吸收一些爵士和布鲁斯的元素，也不再是反抗的狂热者，而是逐渐安定下来，歌词出现了哲理性的趋向。此后，他出版了超现实主义的小说并出演影片。
1979年，鲍勃·迪伦声称自己是一个再生的基督教徒，宗教的主题也成为他之后4张唱片的核心。80年代以后，他的唱片得到的评论和市场的反应不一。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关于迪伦的文字第一次被介绍到了大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威廉曼彻斯特四卷本《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实录》中提到了迪伦，整整一章专讲迪伦的《伊甸园之门》也被译成中文简体本出版。但因为听不到歌，中国读者只能把他想象成一个“60年代革命尤物”。
1988年，迪伦开始了名为“Never Ending Tour（永不停止的巡演）”的巡回演出，此后以每年100场上下的次数在全球各地演出。
80年代中后期，《答案在空中飘扬》入选英语教材的有声读物，中国人终于以这样的方式第一次听到了迪伦的音乐。
90年代：
迪伦出版唱片的速度开始变得缓慢，一度重新拾起早期的民谣，并翻唱许多并不广为人知的歌曲。1997年，迪伦发行新专辑《Time out of Mind》，距离他上一张原创专辑已有8年之久。
此时，欧美音乐通过各种渠道鬼鬼祟祟地进入内地，迪伦通过打口磁带在中国有了较为全面的传播，成了国人摇滚历史启蒙的一员。但市面上能买到的大多是他80、90年代的几张专辑，60年代的经典歌曲很难找到。
实际上，唱腔艰涩、歌词费解的迪伦歌曲没能吸引中国乐手们的多大兴趣。90年代末，杨一、pk14、顶楼的马戏团等大陆歌手或乐队开始翻唱迪伦《敲击天堂大门》《时代在变》《答案在风中飘扬》等最有名的几首歌。
2000年以后：
2006年8月底，迪伦发行了他第48张专辑《Modern Times》，在三十年后重新登上了美国排行榜第一名。
在中国，网络上出现了迪伦歌词中译的论坛。迪伦的演唱会现场和关于他的纪录片也开始流传。200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鲍勃·迪伦自传《Chronicles, Vol. 1》的中文简体版，译名为《像一块滚石》；随后，南京大学出版社也翻译了迪伦1975年《地下室录音》专辑的评论图书《老美国志异》。
汪峰2009年的新专辑《信仰在风中飘扬》让人想起著名的《答案在风中飘扬》，但左小祖咒“几乎从未认真听过迪伦”，除了《滚动的蛋》似乎源自《像一块滚石》，并没有迹象表明崔健在音乐和歌词上更多地受过迪伦的具体影响。乐评人张晓舟曾撰文表示，“迪伦在中国内地很长时间里只是作为一个空洞模糊的神话符号存在，只被当做一个弹吉他吹口琴的老派民谣标签。”
2008年：
几个铁杆歌迷朋友让演出公司歌华莱恩总经理魏明得知了鲍勃·迪伦在中国歌迷中的分量。从此，鲍勃·迪伦这个从未在中国发行过专辑的艺术家开始位列于公司整理出来的国际歌手名单首位，因为作为“有象征意义的音乐家”，他在中国的演出将是“里程碑式”的。
通过LIVE NATION亚洲区总经理，魏明开始向鲍勃·迪伦的经纪公司表示将迪伦引进中国的相关意愿。
2009年：
歌华莱恩与迪伦的经纪公司开始了具体的联络和接触。魏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迪伦来华是该公司“接触时间最长，工作做得最细致”的项目。
最首要的一项自然是做详细的调研和评估，包括市场和演出本身会不会出现政治立场问题。在比约克（Bjork）上海演唱会“事故”、绿洲乐队（Oasis）访华演出流产等之后，国内各方面对国外艺人来华演出都持谨慎态度。
而他们提交给对方的详细计划——包括在中国进行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必须遵守的审查审批制度等一系列规定和与国际惯例有所区别的要求——未能得到外方的确认，谈判暂时搁置。事实上，迪伦的经纪公司当时正同时与多家中国演出公司接触。
2010年：
1月：台湾公司“布洛克兄弟”突然发布了迪伦将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演出的消息。
4月：原定北京站演出日当天，演出忽然宣布取消。据香港媒体报道，原因是“北京方面拒发表演批文”。迪伦的经纪人则称巡演安排原本就没有中国内地这一站；12月：鲍勃·迪伦方面重新与歌华莱恩联系，并草签了合作意向书。“迪伦本人非常希望来中国，这一点我们是非常确定的。”魏明说。
2011年：
1月：歌华莱恩先将演唱会的立项申请并附相关资料递交北京市文化局，再由后者递呈文化部审批。
所附资料除了含有演出活动内容、时间、地点、场次及参演人员，涉及演出的一切费用，以及全部节目录像带、照片和文字说明，还包括了演出曲目单和歌词。“曲目安排首先是尊重迪伦的选择，但在报批之前，我们会提出自己的建议，”魏明说。对于这个一度以“抗议、反叛”为标签，并演唱过很多反战、抗议及审视社会政治事件歌曲的歌手，演出商方面提供的演出曲目单“范围很大”，而且“所有提供的歌曲都得到了批准”。
据魏明表示，整个审批工作很“常规”。
2月：鲍勃·迪伦的官方网站上率先公布了他在中国北京、上海巡演的消息。
3月：歌华莱恩公司的官方微博确认已获得文化部的相关批文。
歌华莱恩方面表示，就开票来说，这是该公司所运作过的项目中最好的。
4月：鲍勃·迪伦北京、上海演唱会先后举行。众多媒体进行新一轮迪伦意义、地位等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演唱会除了有大量明星粉丝来朝圣，更吸引到一批不熟悉迪伦的观众要“见证传奇”。
北京演唱会台下反应并不热烈直到返场曲《永远年轻》(Forever Young) 才达到疯狂，被媒体形容为“慢热”。上海演唱会的观众们得到的评价则是“更为冷静”，即使听不出经过重新编曲或现场发挥后迪伦在唱哪一首歌，他们也用力地看着迪伦，“仔细、认真”“像看神一样”。
受到当红的民谣歌手伍迪·格斯里等人的影响，鲍勃·迪伦以独特的木吉他、口琴和沙哑嗓音演唱民谣歌曲而成名。
1963年，他与民谣歌手琼·贝兹一起，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演讲的“进军华盛顿”民权运动游行中演唱歌曲，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民权运动的代言人。他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抗议歌曲《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g in The Wind）、《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等成为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白人学生的圣歌。
此时的中国大陆，由毛泽东倡导的、“几亿农民同写诗”的红色“新民歌运动”刚刚结束。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
鲍勃·迪伦开始反感自己成为激进分子的英雄角色，逐渐远离了民权运动和抗议歌曲。
同时，民谣再也无法再满足像他这样的继承传统的音乐家。1965年，他第一次在舞台表演中使用电吉他，这被认为是他从民谣转向摇滚乐的转折点，也是民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他随后的巡演通常分成两个部分：木吉他的民谣表演和电吉他的摇滚乐表演，每每到了下半场，观众便力图用嘘声盖过音乐。
转变使他失去了一些从前的追随者，不过此时他的身价已跃升到了流行音乐的顶点，并正式确立了摇滚音乐家的地位。
彼时，在台湾，迪伦那种吉他加口琴的民谣形式及其诗化的歌词对李宗盛、李双泽等一代歌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70年代的台湾，部分歌手有一阵差不多以翻唱迪伦的歌为生，罗大佑则借用迪伦个别歌词或诗意来表达心绪。而处于文革中的大陆人正在听样板戏。
70年代末到80年代：
迪伦的作品开始吸收一些爵士和布鲁斯的元素，也不再是反抗的狂热者，而是逐渐安定下来，歌词出现了哲理性的趋向。此后，他出版了超现实主义的小说并出演影片。
1979年，鲍勃·迪伦声称自己是一个再生的基督教徒，宗教的主题也成为他之后4张唱片的核心。80年代以后，他的唱片得到的评论和市场的反应不一。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关于迪伦的文字第一次被介绍到了大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威廉曼彻斯特四卷本《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实录》中提到了迪伦，整整一章专讲迪伦的《伊甸园之门》也被译成中文简体本出版。但因为听不到歌，中国读者只能把他想象成一个“60年代革命尤物”。
1988年，迪伦开始了名为“Never Ending Tour（永不停止的巡演）”的巡回演出，此后以每年100场上下的次数在全球各地演出。
80年代中后期，《答案在空中飘扬》入选英语教材的有声读物，中国人终于以这样的方式第一次听到了迪伦的音乐。
90年代：
迪伦出版唱片的速度开始变得缓慢，一度重新拾起早期的民谣，并翻唱许多并不广为人知的歌曲。1997年，迪伦发行新专辑《Time out of Mind》，距离他上一张原创专辑已有8年之久。
此时，欧美音乐通过各种渠道鬼鬼祟祟地进入内地，迪伦通过打口磁带在中国有了较为全面的传播，成了国人摇滚历史启蒙的一员。但市面上能买到的大多是他80、90年代的几张专辑，60年代的经典歌曲很难找到。
实际上，唱腔艰涩、歌词费解的迪伦歌曲没能吸引中国乐手们的多大兴趣。90年代末，杨一、pk14、顶楼的马戏团等大陆歌手或乐队开始翻唱迪伦《敲击天堂大门》《时代在变》《答案在风中飘扬》等最有名的几首歌。
2000年以后：
2006年8月底，迪伦发行了他第48张专辑《Modern Times》，在三十年后重新登上了美国排行榜第一名。
在中国，网络上出现了迪伦歌词中译的论坛。迪伦的演唱会现场和关于他的纪录片也开始流传。200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鲍勃·迪伦自传《Chronicles, Vol. 1》的中文简体版，译名为《像一块滚石》；随后，南京大学出版社也翻译了迪伦1975年《地下室录音》专辑的评论图书《老美国志异》。
汪峰2009年的新专辑《信仰在风中飘扬》让人想起著名的《答案在风中飘扬》，但左小祖咒“几乎从未认真听过迪伦”，除了《滚动的蛋》似乎源自《像一块滚石》，并没有迹象表明崔健在音乐和歌词上更多地受过迪伦的具体影响。乐评人张晓舟曾撰文表示，“迪伦在中国内地很长时间里只是作为一个空洞模糊的神话符号存在，只被当做一个弹吉他吹口琴的老派民谣标签。”
2008年：
几个铁杆歌迷朋友让演出公司歌华莱恩总经理魏明得知了鲍勃·迪伦在中国歌迷中的分量。从此，鲍勃·迪伦这个从未在中国发行过专辑的艺术家开始位列于公司整理出来的国际歌手名单首位，因为作为“有象征意义的音乐家”，他在中国的演出将是“里程碑式”的。
通过LIVE NATION亚洲区总经理，魏明开始向鲍勃·迪伦的经纪公司表示将迪伦引进中国的相关意愿。
2009年：
歌华莱恩与迪伦的经纪公司开始了具体的联络和接触。魏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迪伦来华是该公司“接触时间最长，工作做得最细致”的项目。
最首要的一项自然是做详细的调研和评估，包括市场和演出本身会不会出现政治立场问题。在比约克（Bjork）上海演唱会“事故”、绿洲乐队（Oasis）访华演出流产等之后，国内各方面对国外艺人来华演出都持谨慎态度。
而他们提交给对方的详细计划——包括在中国进行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必须遵守的审查审批制度等一系列规定和与国际惯例有所区别的要求——未能得到外方的确认，谈判暂时搁置。事实上，迪伦的经纪公司当时正同时与多家中国演出公司接触。
2010年：
1月：台湾公司“布洛克兄弟”突然发布了迪伦将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演出的消息。
4月：原定北京站演出日当天，演出忽然宣布取消。据香港媒体报道，原因是“北京方面拒发表演批文”。迪伦的经纪人则称巡演安排原本就没有中国内地这一站；12月：鲍勃·迪伦方面重新与歌华莱恩联系，并草签了合作意向书。“迪伦本人非常希望来中国，这一点我们是非常确定的。”魏明说。
2011年：
1月：歌华莱恩先将演唱会的立项申请并附相关资料递交北京市文化局，再由后者递呈文化部审批。
所附资料除了含有演出活动内容、时间、地点、场次及参演人员，涉及演出的一切费用，以及全部节目录像带、照片和文字说明，还包括了演出曲目单和歌词。“曲目安排首先是尊重迪伦的选择，但在报批之前，我们会提出自己的建议，”魏明说。对于这个一度以“抗议、反叛”为标签，并演唱过很多反战、抗议及审视社会政治事件歌曲的歌手，演出商方面提供的演出曲目单“范围很大”，而且“所有提供的歌曲都得到了批准”。
据魏明表示，整个审批工作很“常规”。
2月：鲍勃·迪伦的官方网站上率先公布了他在中国北京、上海巡演的消息。
3月：歌华莱恩公司的官方微博确认已获得文化部的相关批文。
歌华莱恩方面表示，就开票来说，这是该公司所运作过的项目中最好的。
4月：鲍勃·迪伦北京、上海演唱会先后举行。众多媒体进行新一轮迪伦意义、地位等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演唱会除了有大量明星粉丝来朝圣，更吸引到一批不熟悉迪伦的观众要“见证传奇”。
北京演唱会台下反应并不热烈直到返场曲《永远年轻》(Forever Young) 才达到疯狂，被媒体形容为“慢热”。上海演唱会的观众们得到的评价则是“更为冷静”，即使听不出经过重新编曲或现场发挥后迪伦在唱哪一首歌，他们也用力地看着迪伦，“仔细、认真”“像看神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