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这一年，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从西安一路杀来，几无波澜，顺顺利利地攻破千年古都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明朝灭亡；而后，大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又冲冠一怒为红颜，接应满清入关；小皇帝福临在叔叔多尔衮的辅佐下，登上了紫禁城权力的顶峰。
　　如果翻开史书，仔细审视当年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甚至有点阴差阳错的事件，人们会发现，当初李自成进京很可能只是一场偶然的误会。
　　进京之路，李自成硬着头皮走下去
　　1644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大风霾，飞沙走石，不见天日。占得卦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如此不祥之兆，开启了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份。
　　在上一年年底，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入潼关，占领了西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经过十几年的奋战，他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1644年二月二十二日，大顺军攻占了山西北部一处不起眼的关隘宁武关。宁武关既不是雄关要隘，又不是什么通往北京的必经之处，宁武之战本不应是多么起眼的战斗，却因为是李自成进京过程中为数不多的硬仗而闻名遐迩。在明清鼎革之际诸多史料中，宁武之战大有文章。
　　农民军从陕西过来几乎一路迎降，直到宁武关才发生了像样点的抵抗，山西副总兵周遇吉率领手下先是在代州迎战，不敌，跑到了宁武关。李自成又追了上去，经过十数日的激战终于擒杀周遇吉，击败了这位明末文人笔下描绘的忠勇之将。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个故事，会发现问题实在不小。首先双方先在代州开打，翻阅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会发现，从忻州（今忻口）北上，在原平附近分出两条岔路，右边一条，过代州（振武卫），往东经平型关、广昌、浮图峪出太行山，就来到了紫荆关，过拒马河就是房山，然后就是北京城，这是从山西去北京最快的道路。
　　那么周遇吉守代州，无疑是农民军进军京城的攔路虎，李自成向代州进攻自然是正确的—前提在于李自成想由代州这条路进军京城。但是李自成在代州打跑了周遇吉，并没有取捷径杀奔北京，而是回过身又往西去了宁武关，非要跟周遇吉拼个死活。周副将就这样被逼着与李自成血战到底，杀身成仁。可能到死周遇吉都很奇怪，你不是要去京城吗？我都给你让路了，为何还要跟我过不去？
　　结果这场两败俱伤的大战，让李自成也非常郁闷，他对手下道：“宁武虽破，受创已深。自此达京，尚有大同兵十万，宣府兵十万，居庸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兵合二十万。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不若回陕休息，另走他途。”一路顺风顺水的李自成在此小隘挫伤了锐气，他不知道之后的大同、宣府精兵还要造成多大的麻烦。进退之间，李自成打起了退堂鼓。
　　就在李自成决定“刻期班师”的时候，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天上掉馅饼了，大同总兵姜、宣府总兵王通竟然同时送来降表，本来已经丧失了信心的李自成也许觉得这是上天的赐予，天与弗取，必受其咎。于是李自成在这条通往北京的路上，无论如何都要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从豪气万丈到骑虎难下
　　几乎所有史书都把李自成从西安出发向山西进军当成攻打北京的一部分，那么在这场问鼎天下的大战中，农民军出动了多少兵力？
　　史料中一般说李自成东征兵力为50万人，围太原号称50万，但号称就是吹牛的另一种说辞。实际上从西安出来的农民军很可能只有不到10万。《明季北略》中说，李自成派刘宗敏作为先锋过河兵力是两万。刘宗敏在东征檄文中说：“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照此比例，李自成的主力也就4万人。如果加上南线刘芳亮的偏师，不到10万人是合理的估计。因为在日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关时，所率之军也就是6万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进入京城的嫡系农民军也就是这个数而已。
　　以不到10万人东征，怎么看也不像攻打京城的样子。但既然来了还是要出言恐吓一下的。刘宗敏过了黄河到了山西，就发出了檄文，对朝廷一声断喝：“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这分明就是气势汹汹来取尔项上人头的叫嚣，让挡在面前的明朝官将都纳土而降。
　　但当一切顺利攻下太原后，李自成发出了著名的永昌元年（1644年）诏书，这份诏书的语气与之前的檄文相比，反而十分客气，“咨尔明朝，久席泰宁，寝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李自成几乎是在给崇祯皇帝开脱罪责，天下事做不好，也不都是你的责任，而是身边的“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一言以蔽之，都是奸臣太多，耽误了皇上。
　　这一份诏书显然少了一些骂人的冲动，却多了几分讲理的平和。一场你死我活的定鼎之战，为何就这样语气软了下来？
　　前文所述，当姜、王通的降表送来，李自成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投降到他手下的明朝兵将也越来越多，这些人还都要用银钱来安抚。李自成后来招降左良玉和吴三桂，开价都是四万两银子。不给银子，那些降兵降将如何能服帖？
　　过了大同、宣府后，“居庸及各镇总兵白邦正刘芳名等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飚集。”李自成就是这样，被一封封降表送过了险关要隘，一步步迎进了京城。可以想象，此时的他已是骑虎难下，前面的路想不走都不行了。
　　从主动要求城下之盟到“无奈”进京
　　三月十七日，农民军五六十骑抵达西直门，宏伟的北京城终于等来了要命的人。但是，面对这座在大明历史上数度被人进攻、却从来没被攻下的坚城，李自成终于撑不住了，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夺取京师的雄心，反而主动要与大明签订城下之盟。
　　这天夜里，他派出太监杜勋进城与崇祯皇帝谈判，“勋言李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诏入觐。”崇祯帝也确实有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想法，只是因内阁首辅魏藻德不支持最终不了了之。
　　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兵临城下了，为何李自成还主动与崇祯皇帝谈判，甚至是主动要求有条件退军？
　　当李自成在三月十七日抵达城下时，他肯定想不到两日之后就坐进了紫禁城。因为北京这座城池太坚固了，有明一朝无论蒙古的也先、满洲八旗都曾多次兵临城下，但都无功而返。李自成如何能预料到，自己短时间内就能打开北京城呢？要知道之前的开封，一守就是一年，北京可比开封坚固多了，如果到时候屯兵城下，四周明军勤王之师云集，岂不是进退两难？
　　早在宁武关就打过小鼓的李自成，此番再度打起了退堂鼓。只是历史的蝴蝶又一次扇动了翅膀，三月十八日，崇祯皇帝的亲信太监曹化淳打开了彰仪门（今广安门）投降了。直到此时，李自成最终“无奈”地被他的骄兵悍将簇拥着进入了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