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立意是作文的灵魂,有了明确的立意,构思、选材才有凭依,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均富灵气;没有立意,则“言愈多而理愈乱”。故无论高考、中考的作文评分,都将立意作为第一标准。笔者在高考、中考的阅卷中,发现无立意,或立意错误、散乱的作文其实并不多,比较普遍的现象是立意一般,缺乏竞争力。古人主张作文要“道人之所未道,道人之所不能道”,这说明作文不但要立意,而且要立与众不同的意。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笔者认为应从时代性、积极性、深透性三方面着手。
我们凡写一篇文章,总有一定的目的,这目的体现为鲜明的针对性。我们之所以如此立意,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实、现象触发了我们。生活中的事实、现象并不一定都体现时代性,但体现了时代特点的才更有价值。《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什么能成为名篇呢?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作者表现了志愿军战士身上那种伟大浓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而志愿军身上那种精神体现了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夏衍的《包身工》之所以受人欢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残酷剥削和掠夺中国女工的黑暗现实,包身工制度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要在立意中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必须经常看新闻联播、读书报杂志,用心体会生活的意义,把握时代的脉搏,特别要把握好现阶段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社会公德,要把握好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与时俱进的新时代精神和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世纪意识。因为作文是一种输出,只有先有具有时代特色的意的输入,才会有相应的输出。
鲁迅先生“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其实不独是“主将”不主张消极,作者自己也力图用积极的立意唤起民众。所谓立意的积极性,就是指文章格调高尚,感情倾向积极健康,不落俗套,不低级趣味。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能启发人思考,能凝聚民族精神,激励社会进步。
一位心理学教授说:“同一个墨痕,你的心里有美,它可能是花;你的心里有鬼,它就可能是鬼。”这说明立意往往是作者心理的折射。一个人长期从积极的方面考虑问题,他得到的将是积极的结果,从消极的方面去感悟生活,将使自己消沉。中学生一般缺乏准确评判事物的标准,从年龄来讲,正处于“反抗”阶段,最容易从消极的方面感受生活。在作文立意上主张积极,容易避免看问题的片面性,且催人奋进,同时能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立意的积极性不仅表现为与消极对立,而且同是积极的立意,从小我出发与大我出发也有天渊之别。比如《记一次家务劳动》的作文,有位学生写他暑假帮助家里挑谷子,担子越来越重,由此想到母亲挑起一家生活重担的沉重,从而想发奋读书考上大学,把母亲从沉重的生活重负中解救出来。立意虽算积极,可惜仅从小我出发,立意的境界就显得不怎么高了。可以说,积极的立意总是与“小我”无缘的,所以,必须超越小我局限,抛弃小我为大家追求更高的精神、价值、情感。必须把现实生活融入到作文中,不要就事论事,尽量用大的眼光去看,要用世界的、长远的、人生的目光去审视生活、生命和人生。在超越中,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到深的大致顺序是:小我→家庭→集体、阶级→民族、国家→人类宇宙。如“习惯”,多数学生就习惯写习惯,或生活习惯,或学习习惯,或性格习惯等,自甘平庸,流于一般。若能从宗教谈到哲学,从理性高度对习惯加以思考,从科学谈到政治,从历史发展的层面对习惯进行反思,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对习惯发出挑战,这就不再是生活中一人一事的习惯了。这种习惯自然超越了一般,显示了非凡的才识。
要做到深透,必须抓住事物本质,立出一种尽可能与众不同的意。要做到立意深透,可从下面几方面着手:
一是深入挖掘出最本质的内容。譬如《阿Q正传》,表面看是一个不觉悟农民的不幸遭遇,而鲁迅先生却从阿Q身上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
二是多角度思维,在比较中选出最有新意、最有深度的立意。一个人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会由激活相互之间的联系而增大立出新意的概率。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尽量引向自己掌握材料最多的角度,因为“意”不仅源于材料,而且“意”也要通过材料来表达。
三是逆向思维自出新意。2001年高考作文,很多考生都从凡事要讲诚信的角度立意,而有一位考生则逆向思维,从“不诚不信不为过”的角度立意:我们都讲究待人诚实守信,都喜欢老老实实做事的人;可在特殊的情况下,不诚不信也不为过。并从战场和商场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阐述了在战场上要想打败对手,就得抛开“诚信”,巧妙地运用计谋,以诈取胜;商场也如战场,在不违法、不违纪的情况下也要运用计谋,赢得商机,使企业之舟在竞争激烈的商海上乘风破浪。别出心裁,显得格外有新意。
四是辩证思维显出深度。如《近墨者黑》或《近墨者未必黑》,这两个题目无论写哪一个,如果不用辩证思维都会显得片面而缺乏力度。2003年的全国高考作文“感情的亲疏与对事物的认知”若能运用辨证思维,就能深刻地阐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五是由个体推及群体。构思时,作者赋予个体形象以某一类人或某一个阶层的人的特征,先对个体进行描写强化后,结尾由个体推及群体,以群体强化个体。如《装在套子里的人》结尾写道:“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作者在文章中首先描绘的是个体人物别里科夫,但是作者为了使个体形象别里科夫更典型化,更具有代表意义,于是结尾又由个体推及群体,使个体形象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思想意义,从而深化了文章的主题:别里科夫已成了沙皇时代沉闷压抑的社会氛围的代名词,是旧时代的产物,又是旧制度的守护者。
六是由物及人。有些托物言志的文章往往以描写某一物(或植物或动物)为主,结尾由物及人,从而深化中心。如《荔枝蜜》,作者充分描写了蜜蜂“要求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的精神后,结尾写道:“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这样由物及人,深化了中心。构思这类文章时,先要抓住物与人的某些相似点,重点描写物,然后由物及人,自然深化中心。此外,运用以果推因,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比较鉴别,引用诗词名句等都能使立意深刻,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为了具体说明如何从时代性、积极性、深透性方面立出新意,我们试以下面一道作文题为例作简要分析。
清代著名书法家郑板桥晚年得子,十分高兴。但他对儿子不溺不爱,经常用各种办法培养儿子的自立能力。他在临终时,叫儿子亲手做几个馒头给他吃,当儿子做好馒头端到床前时,他已经咽气了。儿子突然发现茶几上有一张父亲早已写好的纸条,上面写道:“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好汉。”请以“靠自己”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从时代的角度讲,我们的时代是一方面知识倍增一方面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代,铁饭碗在一个个打破,人们必须终身学习才能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别人、祖宗自己的饭碗都有朝不保夕之虑,更不必说靠他们了。
从积极性的角度讲,既不能消极地写一些人还有靠:靠关系、靠后门、靠金钱、靠权力,因不属于社会主流;也不宜局限于自我得失去谈自立,而应把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从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去谈个人自立的重要性。
就深透性而言,不宜在父母如何教育子女的表面作文章,而应抓住实质:让子女有靠,表面上是爱,实质上是害了他们;子女不再是个人私有财产,能不能让子女自立,实际上是父母合不合格的问题;教育子女自立,不独是对家族的责任,更是对社会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从上述几个方面立意,不敢说能达到“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境界,但至少可以增强获胜的筹码。
江长茂,中学语文教师,现居福建清流。
我们凡写一篇文章,总有一定的目的,这目的体现为鲜明的针对性。我们之所以如此立意,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实、现象触发了我们。生活中的事实、现象并不一定都体现时代性,但体现了时代特点的才更有价值。《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什么能成为名篇呢?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作者表现了志愿军战士身上那种伟大浓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而志愿军身上那种精神体现了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夏衍的《包身工》之所以受人欢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残酷剥削和掠夺中国女工的黑暗现实,包身工制度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要在立意中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必须经常看新闻联播、读书报杂志,用心体会生活的意义,把握时代的脉搏,特别要把握好现阶段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社会公德,要把握好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与时俱进的新时代精神和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世纪意识。因为作文是一种输出,只有先有具有时代特色的意的输入,才会有相应的输出。
鲁迅先生“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其实不独是“主将”不主张消极,作者自己也力图用积极的立意唤起民众。所谓立意的积极性,就是指文章格调高尚,感情倾向积极健康,不落俗套,不低级趣味。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能启发人思考,能凝聚民族精神,激励社会进步。
一位心理学教授说:“同一个墨痕,你的心里有美,它可能是花;你的心里有鬼,它就可能是鬼。”这说明立意往往是作者心理的折射。一个人长期从积极的方面考虑问题,他得到的将是积极的结果,从消极的方面去感悟生活,将使自己消沉。中学生一般缺乏准确评判事物的标准,从年龄来讲,正处于“反抗”阶段,最容易从消极的方面感受生活。在作文立意上主张积极,容易避免看问题的片面性,且催人奋进,同时能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立意的积极性不仅表现为与消极对立,而且同是积极的立意,从小我出发与大我出发也有天渊之别。比如《记一次家务劳动》的作文,有位学生写他暑假帮助家里挑谷子,担子越来越重,由此想到母亲挑起一家生活重担的沉重,从而想发奋读书考上大学,把母亲从沉重的生活重负中解救出来。立意虽算积极,可惜仅从小我出发,立意的境界就显得不怎么高了。可以说,积极的立意总是与“小我”无缘的,所以,必须超越小我局限,抛弃小我为大家追求更高的精神、价值、情感。必须把现实生活融入到作文中,不要就事论事,尽量用大的眼光去看,要用世界的、长远的、人生的目光去审视生活、生命和人生。在超越中,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到深的大致顺序是:小我→家庭→集体、阶级→民族、国家→人类宇宙。如“习惯”,多数学生就习惯写习惯,或生活习惯,或学习习惯,或性格习惯等,自甘平庸,流于一般。若能从宗教谈到哲学,从理性高度对习惯加以思考,从科学谈到政治,从历史发展的层面对习惯进行反思,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对习惯发出挑战,这就不再是生活中一人一事的习惯了。这种习惯自然超越了一般,显示了非凡的才识。
要做到深透,必须抓住事物本质,立出一种尽可能与众不同的意。要做到立意深透,可从下面几方面着手:
一是深入挖掘出最本质的内容。譬如《阿Q正传》,表面看是一个不觉悟农民的不幸遭遇,而鲁迅先生却从阿Q身上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
二是多角度思维,在比较中选出最有新意、最有深度的立意。一个人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会由激活相互之间的联系而增大立出新意的概率。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尽量引向自己掌握材料最多的角度,因为“意”不仅源于材料,而且“意”也要通过材料来表达。
三是逆向思维自出新意。2001年高考作文,很多考生都从凡事要讲诚信的角度立意,而有一位考生则逆向思维,从“不诚不信不为过”的角度立意:我们都讲究待人诚实守信,都喜欢老老实实做事的人;可在特殊的情况下,不诚不信也不为过。并从战场和商场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阐述了在战场上要想打败对手,就得抛开“诚信”,巧妙地运用计谋,以诈取胜;商场也如战场,在不违法、不违纪的情况下也要运用计谋,赢得商机,使企业之舟在竞争激烈的商海上乘风破浪。别出心裁,显得格外有新意。
四是辩证思维显出深度。如《近墨者黑》或《近墨者未必黑》,这两个题目无论写哪一个,如果不用辩证思维都会显得片面而缺乏力度。2003年的全国高考作文“感情的亲疏与对事物的认知”若能运用辨证思维,就能深刻地阐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五是由个体推及群体。构思时,作者赋予个体形象以某一类人或某一个阶层的人的特征,先对个体进行描写强化后,结尾由个体推及群体,以群体强化个体。如《装在套子里的人》结尾写道:“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作者在文章中首先描绘的是个体人物别里科夫,但是作者为了使个体形象别里科夫更典型化,更具有代表意义,于是结尾又由个体推及群体,使个体形象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思想意义,从而深化了文章的主题:别里科夫已成了沙皇时代沉闷压抑的社会氛围的代名词,是旧时代的产物,又是旧制度的守护者。
六是由物及人。有些托物言志的文章往往以描写某一物(或植物或动物)为主,结尾由物及人,从而深化中心。如《荔枝蜜》,作者充分描写了蜜蜂“要求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的精神后,结尾写道:“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这样由物及人,深化了中心。构思这类文章时,先要抓住物与人的某些相似点,重点描写物,然后由物及人,自然深化中心。此外,运用以果推因,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比较鉴别,引用诗词名句等都能使立意深刻,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为了具体说明如何从时代性、积极性、深透性方面立出新意,我们试以下面一道作文题为例作简要分析。
清代著名书法家郑板桥晚年得子,十分高兴。但他对儿子不溺不爱,经常用各种办法培养儿子的自立能力。他在临终时,叫儿子亲手做几个馒头给他吃,当儿子做好馒头端到床前时,他已经咽气了。儿子突然发现茶几上有一张父亲早已写好的纸条,上面写道:“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好汉。”请以“靠自己”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从时代的角度讲,我们的时代是一方面知识倍增一方面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代,铁饭碗在一个个打破,人们必须终身学习才能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别人、祖宗自己的饭碗都有朝不保夕之虑,更不必说靠他们了。
从积极性的角度讲,既不能消极地写一些人还有靠:靠关系、靠后门、靠金钱、靠权力,因不属于社会主流;也不宜局限于自我得失去谈自立,而应把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从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去谈个人自立的重要性。
就深透性而言,不宜在父母如何教育子女的表面作文章,而应抓住实质:让子女有靠,表面上是爱,实质上是害了他们;子女不再是个人私有财产,能不能让子女自立,实际上是父母合不合格的问题;教育子女自立,不独是对家族的责任,更是对社会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从上述几个方面立意,不敢说能达到“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境界,但至少可以增强获胜的筹码。
江长茂,中学语文教师,现居福建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