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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史以来，福建共有三次可以“领先一步”的发展机遇。但至少前两次，福建都没有很好地把握机会，将自己的先发优势转化为胜势。
福建多山，绵绵群山造成两个直接的结果：首先是交通极为艰难，道路崎岖，地域封闭，信息不灵。落后的交通千百年来一直是阻隔福建与中原联系以及福建内部交往的屏障。其次，多山导致福建的河流都属于短小山地型，不但航运价值不高，而且下游没有大规模的冲积平原，使得闽省的经济腹地狭小，直接制约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
而福建海岸线全长3000多公里，有不少天然深水港湾，这个特点与中国其它沿海省份相比也是很突出的。这使得福建从北宋起就有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从而在全国沿海地区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向台湾移民垦殖种粮种蔗，是明末由海商出资才大规模进行的，闽台人民的血缘关系由此形成。台湾和东南亚由此成为当时福建过剩劳动力的出路。福建与东南亚的特殊联系也是以华侨和华裔人士为纽带的。这种特殊的联系，成为改革开放后福建的一个优势。
曾有两次机遇
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之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个通商口岸。用现在的话说，在中国的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中，福建居其二，这是福建在近现代的第一次发展机遇。但这5个城市以及其后更多开放口岸，发展轨迹却大不相同。
从古代对外通商的历史来看，福建远胜上海，海上商业的经验也不次于广东。1843年上海开埠时不过是松江府下的一个小县城，可在短短数十年间，竟后来居上，独占鳌头，获得非凡的成功，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广州虽然失去了鸦片战争前作为全国唯一外贸口岸的垄断地位，但还保持了南中国重要口岸的地位。而福州、厦门两港的发展却平平淡淡，相形见绌。
究其原因，就在于福建众多山脉地形阻隔，腹地局促窄小，犹如封口的喇叭吹不响。虽有长期丰富的航海通商历史传统，却不能在沿海众港口中脱颖而出。而上海的成功很大程度是依靠了其富庶雄厚的江南腹地经济和密如蛛网的河道四通八达的地利优势。 太平天国败亡后，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驻于福州。作为朝廷重臣和洋务派领袖之一，左宗棠使福州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一个重要发祥地，这就是洋务运动带给福建的第二次机遇。他和船政大臣沈葆桢创立的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和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就连洋务派大佬，左宗棠的竞争对手李鸿章也赞其为开山之祖。
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重要的洋务和海军人才，其中包括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从清末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的管带，到民国初年的海军部长和总长，几乎都是福建船政出身，其中大多数还是福建籍的。福州船政局最初的规模和影响力都要大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也比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早了二三十年。
可是当上海和武汉崛起的时候，福建工业化的尝试却随着沈葆桢和左宗棠的相继去世而人亡政息，就连福州船政局这个火种也没能生存下去，因管理不善、业务不振，1907年被清廷下令停办。从此造船重心移到了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
此次福建工业化尝试的失败固然有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原因，但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是福建没有能够像上海、武汉一样形成资本、物流和人流的集聚效应，而这些生产要素恰是工业化的关键所在。
自福州船政局关门之后的70年间，福建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起伏伏中一直默默无闻，乏善可陈。
1949年以后，福建作为对台前线，更不是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投资地区。从1956年到1978年，福建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从1．56％下降到1．26％。1978年，福建经济总量在全国29个省级地区中仅名列第23位，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竟然落后于西北5省区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中的任何一个。
第三次机遇：改革开放试点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转折点，也是福建命运的转折点。福建迎来了百多年来第三次也是最好的一次历史机遇，是福建近代以来第三次获得先发优势。
中央对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1979年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下来，但这些政策在福建的贯彻实施，却不是一帆风顺。这固然有中央内部对这些政策还有争论的因素，但也反映了省里的政治经济的运作环境和地方领导的能力。尤其与同样获得特殊政策的广东省相比，福建对中央赋予的政策的运用确有不尽人意之处。
当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福建的主要领导干部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显得谨慎有余，开拓不足。而最为后来者非议的一件事就是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形成如火如荼之势时，福建却还下达文件要求福建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加上福建长期受地下党(解放前来自地下党城工部和地方游击队的干部)冤假错案的困扰，干部们都怕被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对中央在福建实行的特殊政策，大多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中央为了促进福建改革开放的事业，于1981年从北京调项南到福建主持省委工作。项南被公认是一位思想敏锐、才智过人而且平易近人的领导干部。
当时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两年多了，但由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福建改革开放的步子还没有真正迈开。项南到任后，积极在福建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提出福建要做好山海经的文章，以纠正过去以粮为纲的做法。他大刀阔斧，打开福建对外开放的大门。他对厦门特区的开发，设想十分大，曾主张采取香港的经验，成为大陆第一个自由港。他是大陆第一个利用外资建成厦门机场的尝试者。
早在80年代初，他就在省委会议上提出把省委大院的围墙拆掉，开放里面的绿地给市民。这种想法在当时可谓十分超前，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后作为折衷，把省委大院的围墙由砖墙改为铁栅栏墙，以达到破墙现绿的效果。20多年后的今日，坐落在福州屏山的省委大院仍持续了这种格局。
虽然有了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福建的改革开放和广东比起来，还是显得步履维艰。70年代后期习仲勋和杨尚昆出任过广东的领导，以他们的权威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福建的困难则大得多，不但先天不足，而且还受到人事关系的种种困扰。项南也常常感到有心无力。在1983年的一次谈话中，他坦陈虽然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已经几年了，但过去几年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984年，邓小平视察厦门。利用这个机会，项南争取到中央支持，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中央同意给予厦门特区某些自由港的政策，这在当时是极为宝贵的政策优惠。但由于种种制约和人事变更，福建没能充分利用这个政策，浪费了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
1986年初，因为晋江假药案，项南离开了他努力经营、引领5年的福建。这对福建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损失和遗憾。
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福建的经济发展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福建利用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1988年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开始解冻，台资的进入给福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福建的外资和外贸额都进入了全国前列。在1979年的时候，福建的工业总产值与相邻的江西省相差无几。但10年之后，福建已大大领先于江西。
然而另一方面，与广东的崛起相比，福建的发展又相形见绌。同样作为实行特殊政策的两个试点省份，福建的外贸和外资额竟然只是广东的一个零头。在运用中央赋予的政策上，福建干部的谨小慎微与广东干部的敢想敢干形成了强烈反差。民间有许多形象的说法，比如中央对试点省份搞的改革举措采取松紧调节的做法。广东看着上面闭着的那只眼睛，而福建盯着上面睁着的那只眼睛。又比如以交通灯作比喻，遇到黄灯，福建就停下来不走了，而广东想着法子绕过去继续前进。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引发厂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轮高潮，改革开放由局部地区的试点迅速向全国范围扩展。但福建对邓小平的南巡讲活再次表现出后知后觉。福建的“社教”运动一直搞到1993年才停止，以至出现如此民谣：深圳办股票，上海点钞票，福建搞社教。
虽然如此，在全国经济狂飚突进的大环境下，福建也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高潮。90年代中期，福建经济增长速度一度高居全国第一。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宏观调控和相对紧缩时期。福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随着中国的全方位开放，福建原来作为试点省份的先发优势已经几乎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受廉价劳动力以及潜在市场的吸引，日、韩和台湾地区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大陆转移。在这一波产业转移中，外资更为重视中国的国内市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成为外资的首选之地。而福建受山地阻隔交通不便、腹地狭小，内部市场有限的劣势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随着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逐步熟悉，原来福建对台对侨的血缘亲缘优势在外商投资布局的考虑中进一步淡化。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福建的吸收外资额在全国的排位从原来的第二位开始节节后退，就连过去不以吸收外资见长的浙江省都后来居上。
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布局的最大特征就是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增长极，而夹在两大增长极之间的福建则感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
福建多山，绵绵群山造成两个直接的结果：首先是交通极为艰难，道路崎岖，地域封闭，信息不灵。落后的交通千百年来一直是阻隔福建与中原联系以及福建内部交往的屏障。其次，多山导致福建的河流都属于短小山地型，不但航运价值不高，而且下游没有大规模的冲积平原，使得闽省的经济腹地狭小，直接制约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
而福建海岸线全长3000多公里，有不少天然深水港湾，这个特点与中国其它沿海省份相比也是很突出的。这使得福建从北宋起就有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从而在全国沿海地区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向台湾移民垦殖种粮种蔗，是明末由海商出资才大规模进行的，闽台人民的血缘关系由此形成。台湾和东南亚由此成为当时福建过剩劳动力的出路。福建与东南亚的特殊联系也是以华侨和华裔人士为纽带的。这种特殊的联系，成为改革开放后福建的一个优势。
曾有两次机遇
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之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个通商口岸。用现在的话说，在中国的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中，福建居其二，这是福建在近现代的第一次发展机遇。但这5个城市以及其后更多开放口岸，发展轨迹却大不相同。
从古代对外通商的历史来看，福建远胜上海，海上商业的经验也不次于广东。1843年上海开埠时不过是松江府下的一个小县城，可在短短数十年间，竟后来居上，独占鳌头，获得非凡的成功，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广州虽然失去了鸦片战争前作为全国唯一外贸口岸的垄断地位，但还保持了南中国重要口岸的地位。而福州、厦门两港的发展却平平淡淡，相形见绌。
究其原因，就在于福建众多山脉地形阻隔，腹地局促窄小，犹如封口的喇叭吹不响。虽有长期丰富的航海通商历史传统，却不能在沿海众港口中脱颖而出。而上海的成功很大程度是依靠了其富庶雄厚的江南腹地经济和密如蛛网的河道四通八达的地利优势。 太平天国败亡后，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驻于福州。作为朝廷重臣和洋务派领袖之一，左宗棠使福州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一个重要发祥地，这就是洋务运动带给福建的第二次机遇。他和船政大臣沈葆桢创立的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和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就连洋务派大佬，左宗棠的竞争对手李鸿章也赞其为开山之祖。
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重要的洋务和海军人才，其中包括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从清末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的管带，到民国初年的海军部长和总长，几乎都是福建船政出身，其中大多数还是福建籍的。福州船政局最初的规模和影响力都要大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也比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早了二三十年。
可是当上海和武汉崛起的时候，福建工业化的尝试却随着沈葆桢和左宗棠的相继去世而人亡政息，就连福州船政局这个火种也没能生存下去，因管理不善、业务不振，1907年被清廷下令停办。从此造船重心移到了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
此次福建工业化尝试的失败固然有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原因，但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是福建没有能够像上海、武汉一样形成资本、物流和人流的集聚效应，而这些生产要素恰是工业化的关键所在。
自福州船政局关门之后的70年间，福建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起伏伏中一直默默无闻，乏善可陈。
1949年以后，福建作为对台前线，更不是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投资地区。从1956年到1978年，福建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从1．56％下降到1．26％。1978年，福建经济总量在全国29个省级地区中仅名列第23位，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竟然落后于西北5省区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中的任何一个。
第三次机遇：改革开放试点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转折点，也是福建命运的转折点。福建迎来了百多年来第三次也是最好的一次历史机遇，是福建近代以来第三次获得先发优势。
中央对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1979年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下来，但这些政策在福建的贯彻实施，却不是一帆风顺。这固然有中央内部对这些政策还有争论的因素，但也反映了省里的政治经济的运作环境和地方领导的能力。尤其与同样获得特殊政策的广东省相比，福建对中央赋予的政策的运用确有不尽人意之处。
当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福建的主要领导干部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显得谨慎有余，开拓不足。而最为后来者非议的一件事就是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形成如火如荼之势时，福建却还下达文件要求福建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加上福建长期受地下党(解放前来自地下党城工部和地方游击队的干部)冤假错案的困扰，干部们都怕被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对中央在福建实行的特殊政策，大多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中央为了促进福建改革开放的事业，于1981年从北京调项南到福建主持省委工作。项南被公认是一位思想敏锐、才智过人而且平易近人的领导干部。
当时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两年多了，但由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福建改革开放的步子还没有真正迈开。项南到任后，积极在福建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提出福建要做好山海经的文章，以纠正过去以粮为纲的做法。他大刀阔斧，打开福建对外开放的大门。他对厦门特区的开发，设想十分大，曾主张采取香港的经验，成为大陆第一个自由港。他是大陆第一个利用外资建成厦门机场的尝试者。
早在80年代初，他就在省委会议上提出把省委大院的围墙拆掉，开放里面的绿地给市民。这种想法在当时可谓十分超前，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后作为折衷，把省委大院的围墙由砖墙改为铁栅栏墙，以达到破墙现绿的效果。20多年后的今日，坐落在福州屏山的省委大院仍持续了这种格局。
虽然有了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福建的改革开放和广东比起来，还是显得步履维艰。70年代后期习仲勋和杨尚昆出任过广东的领导，以他们的权威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福建的困难则大得多，不但先天不足，而且还受到人事关系的种种困扰。项南也常常感到有心无力。在1983年的一次谈话中，他坦陈虽然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已经几年了，但过去几年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984年，邓小平视察厦门。利用这个机会，项南争取到中央支持，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中央同意给予厦门特区某些自由港的政策，这在当时是极为宝贵的政策优惠。但由于种种制约和人事变更，福建没能充分利用这个政策，浪费了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
1986年初，因为晋江假药案，项南离开了他努力经营、引领5年的福建。这对福建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损失和遗憾。
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福建的经济发展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福建利用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1988年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开始解冻，台资的进入给福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福建的外资和外贸额都进入了全国前列。在1979年的时候，福建的工业总产值与相邻的江西省相差无几。但10年之后，福建已大大领先于江西。
然而另一方面，与广东的崛起相比，福建的发展又相形见绌。同样作为实行特殊政策的两个试点省份，福建的外贸和外资额竟然只是广东的一个零头。在运用中央赋予的政策上，福建干部的谨小慎微与广东干部的敢想敢干形成了强烈反差。民间有许多形象的说法，比如中央对试点省份搞的改革举措采取松紧调节的做法。广东看着上面闭着的那只眼睛，而福建盯着上面睁着的那只眼睛。又比如以交通灯作比喻，遇到黄灯，福建就停下来不走了，而广东想着法子绕过去继续前进。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引发厂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轮高潮，改革开放由局部地区的试点迅速向全国范围扩展。但福建对邓小平的南巡讲活再次表现出后知后觉。福建的“社教”运动一直搞到1993年才停止，以至出现如此民谣：深圳办股票，上海点钞票，福建搞社教。
虽然如此，在全国经济狂飚突进的大环境下，福建也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高潮。90年代中期，福建经济增长速度一度高居全国第一。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宏观调控和相对紧缩时期。福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随着中国的全方位开放，福建原来作为试点省份的先发优势已经几乎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受廉价劳动力以及潜在市场的吸引，日、韩和台湾地区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大陆转移。在这一波产业转移中，外资更为重视中国的国内市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成为外资的首选之地。而福建受山地阻隔交通不便、腹地狭小，内部市场有限的劣势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随着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逐步熟悉，原来福建对台对侨的血缘亲缘优势在外商投资布局的考虑中进一步淡化。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福建的吸收外资额在全国的排位从原来的第二位开始节节后退，就连过去不以吸收外资见长的浙江省都后来居上。
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布局的最大特征就是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增长极，而夹在两大增长极之间的福建则感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