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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困惑似乎无法回避，这是在阅读“花城关注”遴选性策展中国当下文学现场后孳生出的。年轻写作者或是“新人”更值得关注么？族裔与异质文化的声音更值得倾听么？跨界的创作比专业作家更值得期许么？“代际”说与创作有着必然必须的联系么？“花城关注”栏目是行为艺术还是文学本身？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困惑，某种程度上，是持老派观点的研究者或学人们共同的困惑。也正是这些伴生性的困惑，标示着“花城关注”在策展当下中国文学现场时可能陷入一种被质疑的境地。
事实上，《花城》主编朱燕玲和“花城关注”主持人何平，在不同场合都反复强调过一些观点以标举栏目策划的有效性：朱燕玲表示，我们的想法是做一个中国文学现场的“报信人”，“试图主动地去发现这些我们视野之外的、延伸性的东西，原生态的东西。一些文学和不那么文学的东西。甚至可以拓展到大文化的范畴，因为文化和文学紧密相关。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本文学杂志的主要职责之一”a。主持人何平希望通过这个栏目打开、发现野蛮生长的“文学新生力量”，他思考着“中国当下文学，正在发生什么？写作者在写什么？什么是我们时代的‘新’文学？”，希冀“让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b。自2017年1月开栏话至今的十期专栏中，“花城关注”对文学现场的发掘基本设置在“新人”c、异域、异境等相对陌生化场域，关注与整合的28位写作者d，写作内容和社会身份的庞博芜杂以及产生的文学反应远超出了概念意义的跨界、跨身份，电影导演的小说专题、长篇话剧剧本、“歌与诗”专题、异境专题、故乡专题、科幻和文学专题等话语的设置，更是把传统文体之界碾成了一路风尘。这种“策划”式关注，固然与《花城》杂志開设“花城关注”时的专栏定位有关，也与互联网时代对文化、文学的冲击密度有关e，更重要的，与“花城关注”策展当下文学现场时的先锋性、开放性、包容性姿态有关。何平想象过“花城关注”栏目未来的样子，“众声喧哗，杂花生树”，为我们触摸活泼泼的“新”文学时代和“新”文学的异质与丰富制造着可能。f
策展一：“炫技”写作
在传统文学界，“炫技”早已声名狼藉了。这种带着强烈形式主义实验与求异特质的“先锋性”更多时候表现为对技术的索求甚至索求无度，某种程度上，时代与现实只是它实施形式手段的载体。“炫技”方式有点类似于亨利·米勒说过的“文学青年”模式：“可是那时候我很在意故事讲得好不好，有没有包袱可以抖。那时我更关心结构和叙述风格，而不是真正重要的、本质的、有生命力的东西。”g他认为“文学青年”模式并非是完整意义的作家，写出“真正重要的、本质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才是作家身份的存在指标。
显然，“花城关注”并不纠缠于是“文学青年”模式（炫技表达）还是作家的身份认证，主持人何平也不急吼吼地给作家或文学青年以及“新人”们定坐标排序列，他在介入文学现场时保持着与文学现场相对平行的冷静状态。何平说：“或许，我们只是诚实地做一个文学现场的漫游者和观看者，一个‘报信人’。我们当然有我们的观感和见解，但在我们没有把握已经充分打开文学现场之前，观感和见解还是隐微、协商和谨慎一些好。”h无主观强势判断或者少些主观判断是何平选择介入文学现场、留存文学现场的中肯方式。2017年第2期何平访谈三三，他对三三的“传奇改编”《白雪公主的四个结局》 《奔月》 《离魂记》等表达得直白：“感觉有点太抖机灵，而不像是小说”“一种好的训练想象力的方式”。三三回答得也坦荡：“我非常喜欢马尔克斯小说中的想象力，以及那种表演感。”“写小说是汇集各种‘有意思’的重要方式之一。”i一般层面，我们或者会追问乃至批驳这种刻意另类的个体形式主义所诉求的“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是否具备普遍的意义的可能？何平给予了三三及她的文学观与作品以尊重的牵引和原生态的饱满记录。同样是“故事新编”，2017年第4期访谈朱宜及她改写的《特洛马克》 《奥德赛》 《书生与桃花仙》剧本时，朱宜说道，“当古老的故事和当代流行文化中的元素放在一起时，会发生奇特的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是朱宜以个体的身份讲述“人”的故事，何平并未将“这个人”的故事强拉进当下盛行的中国叙述、中国故事的宏大构架中。大头马也许是互联网时代发酵式畅销的典型案例。2018年第4期何平访谈大头马时表示，现在很多杂志向大头马要小说。对于这样一位迅速畅销走红、毫不掩饰用“产品思维”介入写作生产并且对写作的判断更多从媒体、载体、形式的变化去考量且享受自足游戏感的网络写手，何平对她的“胡说”和“为写而写”的文字表现出足够的包容。
那么，“花城关注”为什么要在文学现场遴选并策展“炫技”型写作呢？何平在谈论文体实验者唐棣时这样交代过：“尚且不论唐棣的小说实验能够走多远，能不能解决先锋前辈没有解决的形式止于‘形式主义’的问题？至少我们的文学先要宽容某些‘极端’的写作。”j即便这些“溢出”的写作浸淫于技巧耽乐于表演，即便它们给当下中国文学制造了“新噪音”，但终究是当下中国文学生态的真实景观，的确激活着与丰富了当下中国文学生态的多元空间，是新媒体时代文学形态不可漠视的存在之一。
策展二：“新锐”文学主张
“新锐”是《花城》杂志办刊关键词之一。它固然有着技术层面的创新实践，但更强调精神意识的深邃幽远。何平在“花城关注”开栏话中说过，《花城》的先锋不仅仅是形式主义的炫技，也是充盈着探索文学在我们时代“可能”抵达边界的精神气质。“花城关注”栏目的期许也是很明了的，用朱燕玲的话说，“无不保持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独立担当的勇气，以期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k2017年第6期何平访谈中国更新代科幻作家陈楸帆，在“主流文学界与科幻文学界之间的‘文化隔阂’依然颇为厚实”的时代语境中，何平选择科幻与文学主题本身就是一种倾向性态度，事实上，这次访谈在论及科幻小说与“文学性”等问题的同时，也深化着科幻文学对人类未来现实问题的忧患思考。陈楸帆说，科幻写作的本质是一种基于“What if”（如果……那么……）基础上的思想实验，是从对现实世界规则的某种改写，进而推演其如何影响到社会、人性乃至文明本身;它所探讨的议题、价值观和情感，是跨越了民族、人种、语言和文化上的种种差异，是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的文学;即便是非常中国化的议题，但它由于具备普世性的价值与情感，因此能够打动世界范围内的人。陈楸帆在创作里始终贯穿着一个母题：异化，而技术变革往往作为其诱因或结果出现。l若是从文学发展轨迹看，陈楸帆创作的“技术变革”背景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非人化”元素颇为相似，异化主题的表现也是现代主义四大主题的跨时代再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裂变关系都是面向未来、以人类为价值坐标的文学创作内核，这样的文学不只是单纯技巧上的荒诞、魔幻等奇观所能抵达的。2017年第2期何平访谈段爱松，段爱松在技术上追求“元文体”，即将诗歌、小说、散文奇异融合，让“不同的叙述人和叙述视角去进入世界的各个侧面”，但他强调，“写不一样的小说，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写作独立，精神独行，发出属于自己的文本声音”。m 什么样的小说才是打动人心的“真小说”，而非“假小说或赝品小说”？为什么有些“小说”看上去什么因素都具备了，有些甚至非常跌宕起伏，但就是无法打动人心，让人阅后即忘？n这是文珍在第五届创意写作国际论坛上思考的问题。她认为衡量一个作品的好坏，应该看是否具备原创性、能否与世界真正有效地沟通。也就是说，用主体心灵去回应或是反映世界、反映当下现实并注入思想的因子是作家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这也是“花城关注”策展文学现场时所秉持的主张之一。
策展三：“特例”文本
從文学创作而言，“特例”与“犯禁”类属同一词频，都是对固有存在的冒犯、反拨甚至叛逃。“花城关注”的“特例”固然有着专栏层面的、区别于传统文学杂志与文学栏目的运作方式（即对新文学现场遴选式调研+介入式展览+节制性判断），在策展当下文学现场时，更突破了一般意义的作家身份与文体的“跨界”“越界”框架，对创作过程的复杂性、创作主体的丰富性、创作主题的独特性进行了高密度追踪。
具体言之，1.“花城关注”策展了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学观、文体观背离甚远的实验文本，典型案例是2018年第2期访谈冰逸的《废墟的十二种哲学——电影三部曲之长诗剧本》 （以下简称《废墟》）。我们在《废墟》中看到绘画、诗歌、舞蹈、音乐、装置、剧演等艺术的杂糅，若借用董大为“现成写作”o来阐释，《废墟》就是冰逸对工作背景、思考语境以及文学和艺术存在的整体觉知与使用，这种塑造诗歌的方式与行为艺术造型方式很相似，都是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创作载体、创作环境（包括观者）的交叉式渗透与汇融。2.“花城关注”对“异”态的持续关注。如对“异域”的摄取，根据族裔身份，何平提出“边境线”写作，在2018年第1期访谈藏族的次仁罗布、维吾尔族的阿拉提·阿斯木、蒙古族的黑鹤，并用“多数民族文学”替代“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勘探中国当代文学不断抵达的“边境”和文学与语言双重建构问题;如对“异境”的聚焦，2017年第2期访谈香港的闻人悦阅、昆明的段爱松、北京的黎幺和上海的三三，何平在点评文章《异境，或者文学的逃逸术》中认为，将四个城市并置“阅读”，恰恰是“发展中国家”不同时差的奇观，并确认白塔、旅社、城市异境及湮没的族群为“异境”专题的展示对象;如对身份跨界的关注，2017年第1期访谈万玛才旦、柴春芽、唐棣三位电影导演，他认为电影导演都有“一种相对隐秘隐微的身份”，即独立创作小说（电影“母本”）的能力，由此展开对文学“新的可能性”、对“写作还能作为心灵史吗”的质询。3.“花城关注”对访谈主题有意进行陌生化处理。如对“代际”的戏谑戏仿，写下《制造“85后”：一次戏仿的文学命名》;对“故乡事”的重新拟想，写下《除了“伤心故事”，年轻作家如何想象“故乡”？》;对科幻和文学的重新解读，写下《奇点时代前夜的科幻和文学》;对散文“宅”“小”现状的不满，写下《散文的野外作业》等等。这一系列非常态化的“关注”行为，引发了超出文学本身的反应与效益。但是，如果“花城关注”仅仅沉溺于形式状态的“特例”展览，那么朱燕玲和何平他们设计的文学现场“报信人”或是“文学策展”实际上就是一场打着文学幌子做着行为艺术的猎奇秀台，是一场关于文学的表演活动而非文学本身了。
任何文学现象的存在，都有其生成的背景因素，也有现象背后可能蕴藉的深意。“花城关注”对异质现场“特例”文本的关注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效益场大抵是多种合力的作用。一是与《花城》杂志办刊宗旨有关。主编朱燕玲反复强调过：“《花城》从创刊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姿态。所谓‘开放’就是容纳和接受各种观点、实验和实践。我们认为创新是最可贵的。”p。二是与专栏定位和主持人审美及价值取向有关。“花城关注”的定位是“发现文学新生力量”、开放文学的各种可能性。作为新锐批评家，何平在遴选文本、关注作家及文学主题时，更倾向于从文学边界的可能性、文学本体内涵的丰富性、中国当代文学版图构建的全面性等角度深入策划。三是与文本内在意蕴的延展空间有关。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思考是炫技写作还是新锐主张、是行为艺术还是文学现场“报信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在思考文本内在意蕴空间感问题。“特例”文本之所以成为“花城关注”的聚焦中心，是“花城关注”在文学现场勘探作家在作品中投入的思想、作家之于时代的意义、作家面对世界处理现实的态度等问题。好的文字与它形式表达并无必然的确认关系，真正意义的作家是一群用灵魂在时间里流淌的人，他们既是时代的介入者也是时代的表现者与冷静判断者，这是认证新时代作家主体身份的核心指标。
策展四：文学生活
有声音质疑过，“花城关注”虽然制造了繁盛的文学现场效益，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文学生活而非文学本身。杨庆祥明确表示，“文学生活并不等于文学本身”，甚至于，当文学成为“一种被过度消费和征用的‘商品’”时，文学生活会拉低文学本身的高度。q显然，杨庆祥对景观化文学生活是心存警惕的，他指认文学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创造性生长。杨庆祥的文学主张在何平那里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何平在主持韩少功与《花城》编辑部座谈时，传递过两个态度：第一，主持“花城关注”栏目，其实是批评家介入了文学生产;第二，把“花城关注”栏目想象成公共美术馆，做一个“文学策展”的概念，其目的也是想摆脱批评家只是整个文学生产中的“机器式的参与”。也就是说，何平将文学的生长看作是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的共融性生长，他在文学现场关注的不只有文学本身，更包括文学与生活具象存在的关系，文学介入其他艺术行为、介入时代的关系，并将文学未来的发展建立在作家、文学批评家乃至理想读者共同构建的基础上，由此拓展文学的可能性。
2017年第2期何平访谈黎幺，黎幺说她不认为在写作之外还有参与其他所谓“文学活动”的必要，但是，她乐于和自己欣赏的写作者进行文学交往，并提出一个问题：存在一种起止皆在文学以内的所谓“纯粹文学”吗？r黎幺偏向“搜寻自己内里那种可以被称为‘灵魂’的部分”，她的文学生活可以看作是关于文学本身生产的生活，这是一种古典的纯粹。2017年第3期，何平制造“85后”戏仿命名谈论童末、陈思安和杨碧薇三个女作家，她们拥有共同的成长“时间”与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时刻，但写作差异明显。何平不断发掘她们生活中的多重身份，确认她们“文学+生活”的参差形态，即童末写作的异质及哀容与她作为人类学研究者和当代艺术工作者的关系、陈思安想象世界的意识方式与她作为短篇小说文体实验者的关系、杨碧薇对诗艺形式和实学精神的诉求与她享受“摇滚”日常生活的关系。这种将文学生活化的“不专业写作”甚至“反专业写作”方式，何平说，“别有野蛮生长的蓬勃活力”s。2018年第3期何平访谈毛晨雨，由毛晨雨创作与生活现场的互生关系阐释“文学策展”：“从目前的角度，我希望通过类似艺术策展的方式呈现文学的可能性，进一步有可能作为民族志、人类学、电影等研究和艺术实践的有机部分”t…… 其实，何平想谈论的是文学，但是文学背后的种种都深刻影响着“花城关注”介入文学现场的深度与把握文学现场的力度。某种意义上，“花城关注”的“文学生活”行为，为文学自身的生产、文学生态的繁盛、文学现场空间的可能延展与增殖创造了无限。
策展五：文学的“未来性”
何平提到“花城关注”遴选作家的准则：“每一个专题都有具体针对文学当下性和现场感问题的批评标靶，将汉语文学的可能性和未来性作为遴选作家的标准。”u在“花城关注”策展的多樣文本里，“可能性”主要趋同于“以形式为内容”的先锋派风气，偏向形式主义。新媒体时代势必拓展出新的表达方式与话语体系，朱燕玲说，“努力去发现文学创作中各种有意思的‘溢出’，也就是各种突破文学边界的创新”。v“未来性”也许有三种指向，一是技术手法的创新破体，二是在文学现场遴选超验性样本为文学的未来探路，三是作家投入创作的思想及赋予时代的意义。
李陀曾在《收获》“青年作家工作坊”提出当下中国文学退步说与文化民主化，认为新的写作形式出现使写作变得更为普及、更为多样，不可否认文化品质是被拉低的，“真正的写作是引导了和他同时代的人、包括后来的人、包括我们，去思考生活、时代、正义这些最重大问题的写作”w。李陀的期待，与赖声川制造过的“心思的集体化”理念不谋而合，即在作家个人创意源泉的同时，还存在一种更广大、超越个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源泉，里面储存着各种原始、深奥的集体智慧。“花城关注”专栏的价值之一，关注了一批对文学本质意义思考的、具备超越时代可能的文学样本。如对人类、人性等话题的关注。科幻文学在惯常的经验教条中依旧贴着“低幼化”标签，但陈楸帆在科幻文学中探讨的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的对人类未来问题进行思考的文学x;袁凌书写的乡土记忆和现实都指向一个主题，即保存可靠的底层人性、物质经验，做一个中国乡村动荡和剧变的记录者y;次仁罗布更多看取的是人而不是渺远的来世，他认为文学应该是温暖的，即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应该看到希望，看到人性的善良z;黑鹤关注的是自然生态，并以小说形式重构北方民族即将消逝的古老文化@7……这些文学的气息，既关注着现实，又投射着历史和未来，我们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具备“未来”文学素养的文字。
其实，“花城关注”对遴选文本的“未来性”思考，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栏目的“未来性”思考。“花城关注”做的是现场平台和现场评估，他们策展文学的可能性，某种层面也在策展着创作主体身份的可能性;他们制造的文学与社会效益，包括掀起的对“青年作家”或“新人”创作的深入发掘和培植高潮、批评家与作家访谈的再度盛行等，都直接促生了当下中国文学生态的景观式繁盛;他们打破了文化、文学、艺术之间的壁垒，以“修复文学版图”的诉求丰富着也拓展着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的版图。新的时代必然生长出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创作，“花城关注”在文学现场遴选策展的写作样本、写作者、写作主题，尽管有些偏离了甚至冒犯了我们传统的审美惯性，但也恰恰是这样的偏离与冒犯，为我们穿越具体时代的文学预留了开阔的视野和可能的空间。
【注释】
apv朱燕玲在2018年4月12日《花城雅集》第11期《废墟的十二种哲学》发布会时所言。
bh何平：《开栏的话：一个报信人，来自中国文学现场》，《花城》2017年第1期。
c以朱燕玲的理解，所谓新人，并非都得是来自某个年龄段的人群，他们一心想捕捉的，是当下文学创作的走向，一心想寻找的，是潜在的文学新生力量，而这不仅仅限于年轻的面孔。
d即万玛才旦、柴春芽、唐棣、段爱松、三三、黎幺、闻人悦阅、童末、陈思安、杨碧薇、朱宜、周恺、袁凌、小昌、陈楸帆、阿拉提·阿斯木、黑鹤、次仁罗布、冰逸、余真、孙秋臣、康雪、周欣祺、毛晨雨、刘国欣、沈书枝、大头马、李若。
e当下中国文学生态，高密度的时代信息与文字蔓延的快速便捷促生了“全民写作”的可能，表达的欲望与欲望的表达促生了文学的时尚风气，也促生了文学的景观式繁盛。柳建伟将这样客观存在的现实看作是“中国特色的一种表现形式”。
f按照何平所言，“花城关注”关注的作家，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没有被批评家和传统的文学期刊所充分注意到的。他将汉语文学的可能性和未来性作为遴选作家的标准。何平：《“文学策展”，让文学刊物像一座座公共美术馆》，《光明日报》2018年9月4日。
g[美]亨利·米勒：《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王岳杭译，《巴黎评论》1962年夏/秋季号第28期。
i何平、三三：《好奇心让我不愿意轻易对事物下结论》，《花城》2017年第2期。
j何平：《这次我们不只谈论电影，也谈谈他们的小说》，《花城》2017年第1期。
k傅小平：《〈花城〉：换个“花样”发现新生力量》，《花城》2017年第1期。
lx何平、陈楸帆：《“它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文学”》，《花城》2017年第6期。
m何平、段爱松：《有自己独到的异域之境，就应该写出不一样的小说》，《花城》2017年第2期。
n文珍：《为什么有些“小说”看上去五脏俱全，就是无法打动人心？》，《文学报》 2018年8月7日。
o“飞地”微信公众号2018年7月16日对“现成写作”有过阐述：“现成写作”（ Ready Wrote）是对“现成品”（Ready Made）的戏仿，也是对董大为2016年个展“普通读者”（ The common reader）的升级。作为展览主题，“现成写作”提示了这些作品的工作背景与思考语境：不只是文学作品，或者作为文学作品载体的书籍、字体等媒介材料，而是包括这两个层面在内的整个文学生产链条与社会场域。诗歌与小说、文字与书籍、字体与字形、纸张与屏幕、写作与出版、阅读与陈列、作者与读者——这些事件、事物与人物，这些符号与形式、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正不可分割地构成着整体。
q杨庆祥：《文学是否重新焕发生机》，《文艺报》2018年7月4日。
r何平、黎幺：《“而我们是自弃于时代的”》，《花城》2017年第2期。
s何平：《制造“85后”：一次戏仿的文学命名》，《花城》2017年第3期。
t何平、毛晨雨：《“这些动物们的规则若能被遵守……”》，《花城》2018年第3期。
u何平：《“文学策展”，让文学刊物像一座座公共美术馆》，《光明日报》2018年9月4日。
w2018年7月清华大学和《收获》杂志社联合主办“青年作家工作坊”，在《收获》杂志刊发《跨时代写作者与写作形态的碰撞》系列文字。
y何平、袁凌：《“我的小说，大部分都有十年以上的黑暗期” 》，《花城》2017年第5期。
z何平、次仁罗布：《“我更多关注的是人，而不是渺远的来世” 》，《花城》2018年第1期。
@7何平、黑鹤：《“有些东西一旦消失了，就真的没有了”》，《花城》2018年第1期。
事实上，《花城》主编朱燕玲和“花城关注”主持人何平，在不同场合都反复强调过一些观点以标举栏目策划的有效性：朱燕玲表示，我们的想法是做一个中国文学现场的“报信人”，“试图主动地去发现这些我们视野之外的、延伸性的东西，原生态的东西。一些文学和不那么文学的东西。甚至可以拓展到大文化的范畴，因为文化和文学紧密相关。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本文学杂志的主要职责之一”a。主持人何平希望通过这个栏目打开、发现野蛮生长的“文学新生力量”，他思考着“中国当下文学，正在发生什么？写作者在写什么？什么是我们时代的‘新’文学？”，希冀“让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b。自2017年1月开栏话至今的十期专栏中，“花城关注”对文学现场的发掘基本设置在“新人”c、异域、异境等相对陌生化场域，关注与整合的28位写作者d，写作内容和社会身份的庞博芜杂以及产生的文学反应远超出了概念意义的跨界、跨身份，电影导演的小说专题、长篇话剧剧本、“歌与诗”专题、异境专题、故乡专题、科幻和文学专题等话语的设置，更是把传统文体之界碾成了一路风尘。这种“策划”式关注，固然与《花城》杂志開设“花城关注”时的专栏定位有关，也与互联网时代对文化、文学的冲击密度有关e，更重要的，与“花城关注”策展当下文学现场时的先锋性、开放性、包容性姿态有关。何平想象过“花城关注”栏目未来的样子，“众声喧哗，杂花生树”，为我们触摸活泼泼的“新”文学时代和“新”文学的异质与丰富制造着可能。f
策展一：“炫技”写作
在传统文学界，“炫技”早已声名狼藉了。这种带着强烈形式主义实验与求异特质的“先锋性”更多时候表现为对技术的索求甚至索求无度，某种程度上，时代与现实只是它实施形式手段的载体。“炫技”方式有点类似于亨利·米勒说过的“文学青年”模式：“可是那时候我很在意故事讲得好不好，有没有包袱可以抖。那时我更关心结构和叙述风格，而不是真正重要的、本质的、有生命力的东西。”g他认为“文学青年”模式并非是完整意义的作家，写出“真正重要的、本质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才是作家身份的存在指标。
显然，“花城关注”并不纠缠于是“文学青年”模式（炫技表达）还是作家的身份认证，主持人何平也不急吼吼地给作家或文学青年以及“新人”们定坐标排序列，他在介入文学现场时保持着与文学现场相对平行的冷静状态。何平说：“或许，我们只是诚实地做一个文学现场的漫游者和观看者，一个‘报信人’。我们当然有我们的观感和见解，但在我们没有把握已经充分打开文学现场之前，观感和见解还是隐微、协商和谨慎一些好。”h无主观强势判断或者少些主观判断是何平选择介入文学现场、留存文学现场的中肯方式。2017年第2期何平访谈三三，他对三三的“传奇改编”《白雪公主的四个结局》 《奔月》 《离魂记》等表达得直白：“感觉有点太抖机灵，而不像是小说”“一种好的训练想象力的方式”。三三回答得也坦荡：“我非常喜欢马尔克斯小说中的想象力，以及那种表演感。”“写小说是汇集各种‘有意思’的重要方式之一。”i一般层面，我们或者会追问乃至批驳这种刻意另类的个体形式主义所诉求的“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是否具备普遍的意义的可能？何平给予了三三及她的文学观与作品以尊重的牵引和原生态的饱满记录。同样是“故事新编”，2017年第4期访谈朱宜及她改写的《特洛马克》 《奥德赛》 《书生与桃花仙》剧本时，朱宜说道，“当古老的故事和当代流行文化中的元素放在一起时，会发生奇特的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是朱宜以个体的身份讲述“人”的故事，何平并未将“这个人”的故事强拉进当下盛行的中国叙述、中国故事的宏大构架中。大头马也许是互联网时代发酵式畅销的典型案例。2018年第4期何平访谈大头马时表示，现在很多杂志向大头马要小说。对于这样一位迅速畅销走红、毫不掩饰用“产品思维”介入写作生产并且对写作的判断更多从媒体、载体、形式的变化去考量且享受自足游戏感的网络写手，何平对她的“胡说”和“为写而写”的文字表现出足够的包容。
那么，“花城关注”为什么要在文学现场遴选并策展“炫技”型写作呢？何平在谈论文体实验者唐棣时这样交代过：“尚且不论唐棣的小说实验能够走多远，能不能解决先锋前辈没有解决的形式止于‘形式主义’的问题？至少我们的文学先要宽容某些‘极端’的写作。”j即便这些“溢出”的写作浸淫于技巧耽乐于表演，即便它们给当下中国文学制造了“新噪音”，但终究是当下中国文学生态的真实景观，的确激活着与丰富了当下中国文学生态的多元空间，是新媒体时代文学形态不可漠视的存在之一。
策展二：“新锐”文学主张
“新锐”是《花城》杂志办刊关键词之一。它固然有着技术层面的创新实践，但更强调精神意识的深邃幽远。何平在“花城关注”开栏话中说过，《花城》的先锋不仅仅是形式主义的炫技，也是充盈着探索文学在我们时代“可能”抵达边界的精神气质。“花城关注”栏目的期许也是很明了的，用朱燕玲的话说，“无不保持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独立担当的勇气，以期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k2017年第6期何平访谈中国更新代科幻作家陈楸帆，在“主流文学界与科幻文学界之间的‘文化隔阂’依然颇为厚实”的时代语境中，何平选择科幻与文学主题本身就是一种倾向性态度，事实上，这次访谈在论及科幻小说与“文学性”等问题的同时，也深化着科幻文学对人类未来现实问题的忧患思考。陈楸帆说，科幻写作的本质是一种基于“What if”（如果……那么……）基础上的思想实验，是从对现实世界规则的某种改写，进而推演其如何影响到社会、人性乃至文明本身;它所探讨的议题、价值观和情感，是跨越了民族、人种、语言和文化上的种种差异，是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的文学;即便是非常中国化的议题，但它由于具备普世性的价值与情感，因此能够打动世界范围内的人。陈楸帆在创作里始终贯穿着一个母题：异化，而技术变革往往作为其诱因或结果出现。l若是从文学发展轨迹看，陈楸帆创作的“技术变革”背景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非人化”元素颇为相似，异化主题的表现也是现代主义四大主题的跨时代再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裂变关系都是面向未来、以人类为价值坐标的文学创作内核，这样的文学不只是单纯技巧上的荒诞、魔幻等奇观所能抵达的。2017年第2期何平访谈段爱松，段爱松在技术上追求“元文体”，即将诗歌、小说、散文奇异融合，让“不同的叙述人和叙述视角去进入世界的各个侧面”，但他强调，“写不一样的小说，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写作独立，精神独行，发出属于自己的文本声音”。m 什么样的小说才是打动人心的“真小说”，而非“假小说或赝品小说”？为什么有些“小说”看上去什么因素都具备了，有些甚至非常跌宕起伏，但就是无法打动人心，让人阅后即忘？n这是文珍在第五届创意写作国际论坛上思考的问题。她认为衡量一个作品的好坏，应该看是否具备原创性、能否与世界真正有效地沟通。也就是说，用主体心灵去回应或是反映世界、反映当下现实并注入思想的因子是作家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这也是“花城关注”策展文学现场时所秉持的主张之一。
策展三：“特例”文本
從文学创作而言，“特例”与“犯禁”类属同一词频，都是对固有存在的冒犯、反拨甚至叛逃。“花城关注”的“特例”固然有着专栏层面的、区别于传统文学杂志与文学栏目的运作方式（即对新文学现场遴选式调研+介入式展览+节制性判断），在策展当下文学现场时，更突破了一般意义的作家身份与文体的“跨界”“越界”框架，对创作过程的复杂性、创作主体的丰富性、创作主题的独特性进行了高密度追踪。
具体言之，1.“花城关注”策展了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学观、文体观背离甚远的实验文本，典型案例是2018年第2期访谈冰逸的《废墟的十二种哲学——电影三部曲之长诗剧本》 （以下简称《废墟》）。我们在《废墟》中看到绘画、诗歌、舞蹈、音乐、装置、剧演等艺术的杂糅，若借用董大为“现成写作”o来阐释，《废墟》就是冰逸对工作背景、思考语境以及文学和艺术存在的整体觉知与使用，这种塑造诗歌的方式与行为艺术造型方式很相似，都是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创作载体、创作环境（包括观者）的交叉式渗透与汇融。2.“花城关注”对“异”态的持续关注。如对“异域”的摄取，根据族裔身份，何平提出“边境线”写作，在2018年第1期访谈藏族的次仁罗布、维吾尔族的阿拉提·阿斯木、蒙古族的黑鹤，并用“多数民族文学”替代“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勘探中国当代文学不断抵达的“边境”和文学与语言双重建构问题;如对“异境”的聚焦，2017年第2期访谈香港的闻人悦阅、昆明的段爱松、北京的黎幺和上海的三三，何平在点评文章《异境，或者文学的逃逸术》中认为，将四个城市并置“阅读”，恰恰是“发展中国家”不同时差的奇观，并确认白塔、旅社、城市异境及湮没的族群为“异境”专题的展示对象;如对身份跨界的关注，2017年第1期访谈万玛才旦、柴春芽、唐棣三位电影导演，他认为电影导演都有“一种相对隐秘隐微的身份”，即独立创作小说（电影“母本”）的能力，由此展开对文学“新的可能性”、对“写作还能作为心灵史吗”的质询。3.“花城关注”对访谈主题有意进行陌生化处理。如对“代际”的戏谑戏仿，写下《制造“85后”：一次戏仿的文学命名》;对“故乡事”的重新拟想，写下《除了“伤心故事”，年轻作家如何想象“故乡”？》;对科幻和文学的重新解读，写下《奇点时代前夜的科幻和文学》;对散文“宅”“小”现状的不满，写下《散文的野外作业》等等。这一系列非常态化的“关注”行为，引发了超出文学本身的反应与效益。但是，如果“花城关注”仅仅沉溺于形式状态的“特例”展览，那么朱燕玲和何平他们设计的文学现场“报信人”或是“文学策展”实际上就是一场打着文学幌子做着行为艺术的猎奇秀台，是一场关于文学的表演活动而非文学本身了。
任何文学现象的存在，都有其生成的背景因素，也有现象背后可能蕴藉的深意。“花城关注”对异质现场“特例”文本的关注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效益场大抵是多种合力的作用。一是与《花城》杂志办刊宗旨有关。主编朱燕玲反复强调过：“《花城》从创刊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姿态。所谓‘开放’就是容纳和接受各种观点、实验和实践。我们认为创新是最可贵的。”p。二是与专栏定位和主持人审美及价值取向有关。“花城关注”的定位是“发现文学新生力量”、开放文学的各种可能性。作为新锐批评家，何平在遴选文本、关注作家及文学主题时，更倾向于从文学边界的可能性、文学本体内涵的丰富性、中国当代文学版图构建的全面性等角度深入策划。三是与文本内在意蕴的延展空间有关。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思考是炫技写作还是新锐主张、是行为艺术还是文学现场“报信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在思考文本内在意蕴空间感问题。“特例”文本之所以成为“花城关注”的聚焦中心，是“花城关注”在文学现场勘探作家在作品中投入的思想、作家之于时代的意义、作家面对世界处理现实的态度等问题。好的文字与它形式表达并无必然的确认关系，真正意义的作家是一群用灵魂在时间里流淌的人，他们既是时代的介入者也是时代的表现者与冷静判断者，这是认证新时代作家主体身份的核心指标。
策展四：文学生活
有声音质疑过，“花城关注”虽然制造了繁盛的文学现场效益，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文学生活而非文学本身。杨庆祥明确表示，“文学生活并不等于文学本身”，甚至于，当文学成为“一种被过度消费和征用的‘商品’”时，文学生活会拉低文学本身的高度。q显然，杨庆祥对景观化文学生活是心存警惕的，他指认文学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创造性生长。杨庆祥的文学主张在何平那里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何平在主持韩少功与《花城》编辑部座谈时，传递过两个态度：第一，主持“花城关注”栏目，其实是批评家介入了文学生产;第二，把“花城关注”栏目想象成公共美术馆，做一个“文学策展”的概念，其目的也是想摆脱批评家只是整个文学生产中的“机器式的参与”。也就是说，何平将文学的生长看作是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的共融性生长，他在文学现场关注的不只有文学本身，更包括文学与生活具象存在的关系，文学介入其他艺术行为、介入时代的关系，并将文学未来的发展建立在作家、文学批评家乃至理想读者共同构建的基础上，由此拓展文学的可能性。
2017年第2期何平访谈黎幺，黎幺说她不认为在写作之外还有参与其他所谓“文学活动”的必要，但是，她乐于和自己欣赏的写作者进行文学交往，并提出一个问题：存在一种起止皆在文学以内的所谓“纯粹文学”吗？r黎幺偏向“搜寻自己内里那种可以被称为‘灵魂’的部分”，她的文学生活可以看作是关于文学本身生产的生活，这是一种古典的纯粹。2017年第3期，何平制造“85后”戏仿命名谈论童末、陈思安和杨碧薇三个女作家，她们拥有共同的成长“时间”与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时刻，但写作差异明显。何平不断发掘她们生活中的多重身份，确认她们“文学+生活”的参差形态，即童末写作的异质及哀容与她作为人类学研究者和当代艺术工作者的关系、陈思安想象世界的意识方式与她作为短篇小说文体实验者的关系、杨碧薇对诗艺形式和实学精神的诉求与她享受“摇滚”日常生活的关系。这种将文学生活化的“不专业写作”甚至“反专业写作”方式，何平说，“别有野蛮生长的蓬勃活力”s。2018年第3期何平访谈毛晨雨，由毛晨雨创作与生活现场的互生关系阐释“文学策展”：“从目前的角度，我希望通过类似艺术策展的方式呈现文学的可能性，进一步有可能作为民族志、人类学、电影等研究和艺术实践的有机部分”t…… 其实，何平想谈论的是文学，但是文学背后的种种都深刻影响着“花城关注”介入文学现场的深度与把握文学现场的力度。某种意义上，“花城关注”的“文学生活”行为，为文学自身的生产、文学生态的繁盛、文学现场空间的可能延展与增殖创造了无限。
策展五：文学的“未来性”
何平提到“花城关注”遴选作家的准则：“每一个专题都有具体针对文学当下性和现场感问题的批评标靶，将汉语文学的可能性和未来性作为遴选作家的标准。”u在“花城关注”策展的多樣文本里，“可能性”主要趋同于“以形式为内容”的先锋派风气，偏向形式主义。新媒体时代势必拓展出新的表达方式与话语体系，朱燕玲说，“努力去发现文学创作中各种有意思的‘溢出’，也就是各种突破文学边界的创新”。v“未来性”也许有三种指向，一是技术手法的创新破体，二是在文学现场遴选超验性样本为文学的未来探路，三是作家投入创作的思想及赋予时代的意义。
李陀曾在《收获》“青年作家工作坊”提出当下中国文学退步说与文化民主化，认为新的写作形式出现使写作变得更为普及、更为多样，不可否认文化品质是被拉低的，“真正的写作是引导了和他同时代的人、包括后来的人、包括我们，去思考生活、时代、正义这些最重大问题的写作”w。李陀的期待，与赖声川制造过的“心思的集体化”理念不谋而合，即在作家个人创意源泉的同时，还存在一种更广大、超越个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源泉，里面储存着各种原始、深奥的集体智慧。“花城关注”专栏的价值之一，关注了一批对文学本质意义思考的、具备超越时代可能的文学样本。如对人类、人性等话题的关注。科幻文学在惯常的经验教条中依旧贴着“低幼化”标签，但陈楸帆在科幻文学中探讨的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的对人类未来问题进行思考的文学x;袁凌书写的乡土记忆和现实都指向一个主题，即保存可靠的底层人性、物质经验，做一个中国乡村动荡和剧变的记录者y;次仁罗布更多看取的是人而不是渺远的来世，他认为文学应该是温暖的，即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应该看到希望，看到人性的善良z;黑鹤关注的是自然生态，并以小说形式重构北方民族即将消逝的古老文化@7……这些文学的气息，既关注着现实，又投射着历史和未来，我们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具备“未来”文学素养的文字。
其实，“花城关注”对遴选文本的“未来性”思考，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栏目的“未来性”思考。“花城关注”做的是现场平台和现场评估，他们策展文学的可能性，某种层面也在策展着创作主体身份的可能性;他们制造的文学与社会效益，包括掀起的对“青年作家”或“新人”创作的深入发掘和培植高潮、批评家与作家访谈的再度盛行等，都直接促生了当下中国文学生态的景观式繁盛;他们打破了文化、文学、艺术之间的壁垒，以“修复文学版图”的诉求丰富着也拓展着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的版图。新的时代必然生长出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创作，“花城关注”在文学现场遴选策展的写作样本、写作者、写作主题，尽管有些偏离了甚至冒犯了我们传统的审美惯性，但也恰恰是这样的偏离与冒犯，为我们穿越具体时代的文学预留了开阔的视野和可能的空间。
【注释】
apv朱燕玲在2018年4月12日《花城雅集》第11期《废墟的十二种哲学》发布会时所言。
bh何平：《开栏的话：一个报信人，来自中国文学现场》，《花城》2017年第1期。
c以朱燕玲的理解，所谓新人，并非都得是来自某个年龄段的人群，他们一心想捕捉的，是当下文学创作的走向，一心想寻找的，是潜在的文学新生力量，而这不仅仅限于年轻的面孔。
d即万玛才旦、柴春芽、唐棣、段爱松、三三、黎幺、闻人悦阅、童末、陈思安、杨碧薇、朱宜、周恺、袁凌、小昌、陈楸帆、阿拉提·阿斯木、黑鹤、次仁罗布、冰逸、余真、孙秋臣、康雪、周欣祺、毛晨雨、刘国欣、沈书枝、大头马、李若。
e当下中国文学生态，高密度的时代信息与文字蔓延的快速便捷促生了“全民写作”的可能，表达的欲望与欲望的表达促生了文学的时尚风气，也促生了文学的景观式繁盛。柳建伟将这样客观存在的现实看作是“中国特色的一种表现形式”。
f按照何平所言，“花城关注”关注的作家，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没有被批评家和传统的文学期刊所充分注意到的。他将汉语文学的可能性和未来性作为遴选作家的标准。何平：《“文学策展”，让文学刊物像一座座公共美术馆》，《光明日报》2018年9月4日。
g[美]亨利·米勒：《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王岳杭译，《巴黎评论》1962年夏/秋季号第28期。
i何平、三三：《好奇心让我不愿意轻易对事物下结论》，《花城》2017年第2期。
j何平：《这次我们不只谈论电影，也谈谈他们的小说》，《花城》2017年第1期。
k傅小平：《〈花城〉：换个“花样”发现新生力量》，《花城》2017年第1期。
lx何平、陈楸帆：《“它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文学”》，《花城》2017年第6期。
m何平、段爱松：《有自己独到的异域之境，就应该写出不一样的小说》，《花城》2017年第2期。
n文珍：《为什么有些“小说”看上去五脏俱全，就是无法打动人心？》，《文学报》 2018年8月7日。
o“飞地”微信公众号2018年7月16日对“现成写作”有过阐述：“现成写作”（ Ready Wrote）是对“现成品”（Ready Made）的戏仿，也是对董大为2016年个展“普通读者”（ The common reader）的升级。作为展览主题，“现成写作”提示了这些作品的工作背景与思考语境：不只是文学作品，或者作为文学作品载体的书籍、字体等媒介材料，而是包括这两个层面在内的整个文学生产链条与社会场域。诗歌与小说、文字与书籍、字体与字形、纸张与屏幕、写作与出版、阅读与陈列、作者与读者——这些事件、事物与人物，这些符号与形式、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正不可分割地构成着整体。
q杨庆祥：《文学是否重新焕发生机》，《文艺报》2018年7月4日。
r何平、黎幺：《“而我们是自弃于时代的”》，《花城》2017年第2期。
s何平：《制造“85后”：一次戏仿的文学命名》，《花城》2017年第3期。
t何平、毛晨雨：《“这些动物们的规则若能被遵守……”》，《花城》2018年第3期。
u何平：《“文学策展”，让文学刊物像一座座公共美术馆》，《光明日报》2018年9月4日。
w2018年7月清华大学和《收获》杂志社联合主办“青年作家工作坊”，在《收获》杂志刊发《跨时代写作者与写作形态的碰撞》系列文字。
y何平、袁凌：《“我的小说，大部分都有十年以上的黑暗期” 》，《花城》2017年第5期。
z何平、次仁罗布：《“我更多关注的是人，而不是渺远的来世” 》，《花城》2018年第1期。
@7何平、黑鹤：《“有些东西一旦消失了，就真的没有了”》，《花城》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