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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1921年，中共一大悄然无声地结束了。没曾想，一个会议，诞生了一个世界大党，成就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曾想，这样一个10余人的会议，却引发了研究者持续近百年的研究，形成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笔者收集、整理了近百年来海内外学者有关中共一大的研究论文1518篇，專著与工具书128部。通过学术史的梳理与考辩，发现以下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结论。
与此有关的一手史料有三个：
一是写于1921年下半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资料，原文是俄文，没有作者的署名。文中记载：“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929年12月31日，在莫斯科的董必武写给何叔衡的复信中说：“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张国焘回忆：“我将大会经过情形正式通知他（按：指马林），他也一一笔记下来，似是要向共产国际作一个正式报告。”这些回忆说明，在中共一大结束后，无论是中共还是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都曾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远东书记处报告中共的成立。从内容看，与中共一大代表回忆开会的情形大致相同。因此，无论是谁写的，这份史料是可信的。
二是1921年8月中旬《广东群报》“游记”栏目开始连载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至9月5日全文连载完毕，然后由《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全文转载。这是一篇纪实性游记，不是回忆录。文章记载了他于7月14日起程赴沪，法租界巡捕侵扰中共一大会场的第二天即7月31日傍晚他与妻子乘晚班火车赴杭州游西湖，三天后的傍晚乘车回上海，第二天乘新宁轮回广州。8月13日的《广东群报》上发表了陈公博写的时评《论交易所并质问郭唯滅》，文中他清楚地写道：“我自七月十四日赴沪作短期的旅行，一直至本月十日始抵广州”。这些具体时间对确定中共一大开幕与闭幕的时间是有帮助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三是写于1921年10月13日的《红色工会国际驻赤塔全权代表Ю.Д.斯穆尔基斯的信》，信中说：“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是1972年发现的、至今仍是唯一一份记载着中共一大开幕与闭幕日期的一手史料。在这之前，香港学者邓文光在1966年《人物与思想》第23期发表《中共建党日期的研究》一文，根据7月31日凌晨大东旅社孔阿琴被杀案的考证，得出了中共一大于7月23日开幕的结论。1980年，邵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通过对一大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的考证，也得出了7月23日开幕的结论。这两个结论都与斯穆尔基斯的信相印证，开幕日期终于得到公认。
但是，中共一大闭幕日期即南湖会议的日期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因为有明显的证据证实8月5日不是南湖会议召开的日子。2018年嘉兴学者出版了专著《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并在《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发表《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一文，通过寻找当年与南湖会议相关的事实形成的证据链，证实南湖会议即中共一大闭幕的日子是1921年8月3日。其考证如下：
一是火车时刻表与代表行踪的考证。通过资料挖掘，收集到五种当年沪杭甬铁路沪杭段火车时刻表，搞清楚了中共一大代表及王会悟乘车到嘉兴的具体时间和车次;通过对7月30日当晚、31日代表行踪的考证，证实7月30日晚的决定是“停会”，7月31日这一天李达、张国焘等人仍在上海，没有到嘉兴召开南湖会议。
二是嘉兴刮巨风的事实和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过程的考证。1921年8月1日下午4时到晚上8时，嘉兴发生巨风灾害。作者收集了当年有关巨风的气象资料和巨风损失等情况，搞清楚了巨风发生的时间、路径范围、灾害影响等。同时，考证了决定到嘉兴南湖续会的整个过程用了7月31日、8月1日两天时间。综合天气状况和决定过程的考证，证实嘉兴南湖会议不是在8月1日召开的，同时也证明8月1日这一天王会悟没有在嘉兴。
嘉兴南湖
三是中共一大期间新宁轮航班的考证。搞清楚了陈公博乘坐的新宁轮是于8月4日午刻驶离上海港的。在此之前，陈公博曾与周佛海等人见面，“草草谈了二三次”，“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如果8月4日还在开南湖会议，他们当然是无法碰面的。因此，南湖会议不会在8月4日及以后的日子里召开。
张国焘回忆：“大会闭幕以后，暂代陈独秀任书记的周佛海，任宣传的李达和任组织的我立即举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会议”。同时，张国焘还向马林、尼克尔斯基报告了赴嘉兴南湖开会的情况。马林高度评价南湖会议：“他最感高兴的是我们居然能摆脱警探的监视，迅速完成大会的工作，这是一种不怕风险积极精神的表现。”张国焘所说的“立即举行”的中央局会议和向马林报告南湖会议的情况，不会迟于8月5日。当时中共初创，没有一届一中全会的会议制度，斯穆尔基斯的信极有可能把新成立的中央局会议也算在一起，统称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
四是中共一大代表及王会悟等人到嘉兴行踪的考证。根据当时沪杭段的火车时刻表，代表们若同一天分两批乘火车到嘉兴，第一班是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从上海北站开出，到嘉兴是10时13分。第二班车是9时整从上海北站开出的106次慢车，到嘉兴是12时20分，无法做到在上午11时左右开始开会。 若是同一天同乘早班快车到嘉兴，那么代表们与王会悟的行踪应该一致。1959年3月31日，王会悟回忆说：“到嘉兴已八点多钟，先到城市的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叫旅馆账房给雇船……九点多钟离开旅馆去南湖。到南湖，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然而，代表们的行踪完全不同。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回忆：“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了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其他代表也回忆，他们到了嘉兴，下了火车，王会悟已在车站等候，“所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代表们跟随王会悟登船，划到湖中开会，并没有进城。会议结束后，大部分代表当天晚上就回上海了，也没有住宿。事实上，早班快车10∶13到嘉兴后，时间很紧张了，根本来不及绕道鸳湖旅馆，转一大圈再到南湖去开会。因此，王会悟回忆的到嘉兴的行踪，只能是她提前一天到嘉兴做会议准备工作的行踪，她和部分代表提前一天到嘉兴，才需要只开两个房间住宿。
综合上述史料，都客观地指向8月3日这一天，是南湖会议开会的日子，也是中共一大闭幕的日子。
中共一大代表有12人之说与13人之说。
“12位代表说”最早出自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中说：“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包括上海在内的七个地方，两个地方各派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派两名代表。”1924年，陈公博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中也说：“大会代表十二人，代表七个地区—广州、北京、湖南、上海、山东、天津、汉口，以及在日本的中国同志。”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1945年，毛泽东在关于党的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说：“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牢监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1951年6月，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在写作过程中，曾请示毛泽东：“第一次代表大会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论不知孰是？”毛泽东对此批示：“是十二人。”196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谈中共一大代表的情況时说：“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中共一大的具体筹办者李达也一直持“12位代表说”。1949年12月他在《自传》中说：“出席的共十二人，上海—李汉俊、李达;北京—张国焘、刘仁静;武汉—董必武、陈潭秋;长沙—毛泽东、何叔衡;广州—陈公博;济南—王尽美、邓恩铭;东京—周佛海。共计出席代表是十二人。”1955年，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再次罗列了这12个代表的名单。这两次回忆的名单中都没有包惠僧。
“13位代表说”的依据，最早是1927年周佛海在《逃出了赤都武汉》中列举了13位代表：“当时出席的人，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是两个学生，以后不甚闻名，忘其姓字。日本代表是我，第三国际代表是马林及尼柯尔斯基。”1936年，陈潭秋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一文中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九个人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还有一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再一个是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这次到会的一共有十三个人，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与李达……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
董必武本来也持“13位代表说”。如前所举，1929年末，董必武给何叔衡的复信所列举的名单中有何叔衡和包惠僧。1937年，董必武在与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的访谈中，列举了13个代表的名单：“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于一九三五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1951年6月，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有“会议代表12人”的说法，而且有毛泽东“是十二人”的批示。因此，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中说：“我过去对一大代表人数是同意陈潭秋同志回忆的说法，今后我愿意放弃这个意见。”
但是，包惠僧参加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这个事实无法否认。怎么解释呢？1957年，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坚持“12位代表说”的李达写道：“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7月1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刘仁静持同样观点，在1957年4月22日接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访问时说：“关于‘一大’代表人数，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十二人，一种说法是十三人。我记得是十二人：北京二人，济南二人，上海二人，武汉二人，长沙二人，东京一人，广东一人。但在一九五〇年，我到北京时遇见包惠僧，他说参加‘一大’的有十三人，除我记得的十二人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他。他举出两条证据：一是在《西行漫记》里记载毛主席提到包惠僧是‘一大’的代表，另外，陈潭秋也有这样的回忆。不过李达说包不是代表，而是来串门碰上了就旁听一下而已。” 第一次明确使用“中央局”名称要到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这是中共一大以后第一次明确把中央领导机构名称叫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共二大召开前夕，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署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T·S·Chen”，这是因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大马上要“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了。
中央局成员是三人还是四人甚或是九人？
1929年，张国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中称：“选举三个中央委员①独秀任书记②国焘任组织③李达任宣传”;1936年陈潭秋回忆：“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1937年董必武回忆：“我记得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1942年周佛海回忆：“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1953年包惠僧回忆：“选出三个中央委员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两个候补委员即李大钊、周佛海”;1955年李达回忆：“中央工作部的书记推陈独秀担任，宣传主任推李达担任，组织主任推张国焘担任”;1957年刘仁静回忆：“总书记是陈独秀，管组织的是张国焘，管宣传的是李达”。这些一大代表的回忆，无一例外都提到了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的名字，而且分工和职务也都说得一致。因此，南湖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应无疑义。
除了已经确定的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之外，《红色工会国际驻赤塔全权代表Ю.Д.斯穆尔基斯的信》中提到：“选出了由4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那么，这“第四人”是谁？
陈潭秋回忆：“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周佛海回忆自己当选为副委员长，并代理陈独秀的委员长职务;包惠僧、张国焘也回忆在陈独秀返沪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而且，中共一大结束后，周佛海也确实留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比如，参加中央局的每周三人例会，在张太雷赴日本的介绍信上代表中国共产党签名，前往长沙、武汉、安庆、南京等地推选、落实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工作。在《逃出了赤都武汉》中周佛海自己回忆，他回到上海后，“仲甫已经出狱，并和马林见面了。学校早已开学，我便把经手的事，交给仲甫，偕淑慧渡洋，到鹿儿岛去了。”“代理委员长时期内，不到两月”。由此可见，斯穆尔基斯信中提到的第四人，应该就是周佛海。
除了“三人说”“四人说”之外，还有“九人名单”问题。1956年12月苏共中央移交的档案中，有一份中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1959年9月5日，董必武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中写道：“来信中说，从苏联接收来的档案中，有一份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共有下列九人：陈独秀（总书记），张国焘，李汉俊，毛泽东，李大钊，李达（宣传鼓动主任），周佛海（副书记），杨明斋（宣傳部、组织部副部长），刘仁静（宣传部副部长），这份材料如果和上述三个文件是放在一起，我同样认为是比较可靠的。”1961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沈德纯、田海燕6月28日访问董必武的谈话记录《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其中说：“毛主席不仅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并当选为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对“九人名单”的公开肯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但是1964年7月，中央档案馆发现了问题，再次致函董必武，说明五年前送阅的中央委员名单并“没有和‘一大’的三份材料放在一起”，这份名单“不一定准确”。董必武接到信后，马上与各方面联系，解释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谈话内容有误。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又作了一份回忆录，即《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对1961年《人民日报》谈话内容的“错误”作了更正。他说：“‘一大’是选陈独秀当总书记。有没有中央委员会记不清了。一九六一年沈德纯、田海燕问我时，我说主席‘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个回忆是错误的。我当时是根据解放后苏联交来的两个文件说的，有一个文件上写毛主席是中央委员，那是不可靠的。”因此，从现有史料来看，“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九人名单”不可采信。
以上四个方面是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解答了中共一大研究中的许多疑点，但并没有穷尽中共一大存疑的问题。比如，1956年召开中共八大之前，中央组织部发放代表登记表，毛泽东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那么，中国共产党到底是1920年成立的还是1921年开一大时才算成立？这是党成立的标准问题，各人有各人心中的标准，说法也就不一了。又比如，中共一大的名称问题，1920年在计划时称为中共成立大会，准备的宣言叫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之为“去年开常会时”，说明当时还没有称之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等。
（责任编辑 黄艳）
中共一大开幕与闭幕日期的研究
与此有关的一手史料有三个：
一是写于1921年下半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资料，原文是俄文，没有作者的署名。文中记载：“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929年12月31日，在莫斯科的董必武写给何叔衡的复信中说：“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张国焘回忆：“我将大会经过情形正式通知他（按：指马林），他也一一笔记下来，似是要向共产国际作一个正式报告。”这些回忆说明，在中共一大结束后，无论是中共还是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都曾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远东书记处报告中共的成立。从内容看，与中共一大代表回忆开会的情形大致相同。因此，无论是谁写的，这份史料是可信的。
二是1921年8月中旬《广东群报》“游记”栏目开始连载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至9月5日全文连载完毕，然后由《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全文转载。这是一篇纪实性游记，不是回忆录。文章记载了他于7月14日起程赴沪，法租界巡捕侵扰中共一大会场的第二天即7月31日傍晚他与妻子乘晚班火车赴杭州游西湖，三天后的傍晚乘车回上海，第二天乘新宁轮回广州。8月13日的《广东群报》上发表了陈公博写的时评《论交易所并质问郭唯滅》，文中他清楚地写道：“我自七月十四日赴沪作短期的旅行，一直至本月十日始抵广州”。这些具体时间对确定中共一大开幕与闭幕的时间是有帮助的。
三是写于1921年10月13日的《红色工会国际驻赤塔全权代表Ю.Д.斯穆尔基斯的信》，信中说：“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是1972年发现的、至今仍是唯一一份记载着中共一大开幕与闭幕日期的一手史料。在这之前，香港学者邓文光在1966年《人物与思想》第23期发表《中共建党日期的研究》一文，根据7月31日凌晨大东旅社孔阿琴被杀案的考证，得出了中共一大于7月23日开幕的结论。1980年，邵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通过对一大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的考证，也得出了7月23日开幕的结论。这两个结论都与斯穆尔基斯的信相印证，开幕日期终于得到公认。
但是，中共一大闭幕日期即南湖会议的日期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因为有明显的证据证实8月5日不是南湖会议召开的日子。2018年嘉兴学者出版了专著《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并在《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发表《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一文，通过寻找当年与南湖会议相关的事实形成的证据链，证实南湖会议即中共一大闭幕的日子是1921年8月3日。其考证如下：
一是火车时刻表与代表行踪的考证。通过资料挖掘，收集到五种当年沪杭甬铁路沪杭段火车时刻表，搞清楚了中共一大代表及王会悟乘车到嘉兴的具体时间和车次;通过对7月30日当晚、31日代表行踪的考证，证实7月30日晚的决定是“停会”，7月31日这一天李达、张国焘等人仍在上海，没有到嘉兴召开南湖会议。
二是嘉兴刮巨风的事实和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过程的考证。1921年8月1日下午4时到晚上8时，嘉兴发生巨风灾害。作者收集了当年有关巨风的气象资料和巨风损失等情况，搞清楚了巨风发生的时间、路径范围、灾害影响等。同时，考证了决定到嘉兴南湖续会的整个过程用了7月31日、8月1日两天时间。综合天气状况和决定过程的考证，证实嘉兴南湖会议不是在8月1日召开的，同时也证明8月1日这一天王会悟没有在嘉兴。
三是中共一大期间新宁轮航班的考证。搞清楚了陈公博乘坐的新宁轮是于8月4日午刻驶离上海港的。在此之前，陈公博曾与周佛海等人见面，“草草谈了二三次”，“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如果8月4日还在开南湖会议，他们当然是无法碰面的。因此，南湖会议不会在8月4日及以后的日子里召开。
张国焘回忆：“大会闭幕以后，暂代陈独秀任书记的周佛海，任宣传的李达和任组织的我立即举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会议”。同时，张国焘还向马林、尼克尔斯基报告了赴嘉兴南湖开会的情况。马林高度评价南湖会议：“他最感高兴的是我们居然能摆脱警探的监视，迅速完成大会的工作，这是一种不怕风险积极精神的表现。”张国焘所说的“立即举行”的中央局会议和向马林报告南湖会议的情况，不会迟于8月5日。当时中共初创，没有一届一中全会的会议制度，斯穆尔基斯的信极有可能把新成立的中央局会议也算在一起，统称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
四是中共一大代表及王会悟等人到嘉兴行踪的考证。根据当时沪杭段的火车时刻表，代表们若同一天分两批乘火车到嘉兴，第一班是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从上海北站开出，到嘉兴是10时13分。第二班车是9时整从上海北站开出的106次慢车，到嘉兴是12时20分，无法做到在上午11时左右开始开会。 若是同一天同乘早班快车到嘉兴，那么代表们与王会悟的行踪应该一致。1959年3月31日，王会悟回忆说：“到嘉兴已八点多钟，先到城市的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叫旅馆账房给雇船……九点多钟离开旅馆去南湖。到南湖，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然而，代表们的行踪完全不同。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回忆：“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了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其他代表也回忆，他们到了嘉兴，下了火车，王会悟已在车站等候，“所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代表们跟随王会悟登船，划到湖中开会，并没有进城。会议结束后，大部分代表当天晚上就回上海了，也没有住宿。事实上，早班快车10∶13到嘉兴后，时间很紧张了，根本来不及绕道鸳湖旅馆，转一大圈再到南湖去开会。因此，王会悟回忆的到嘉兴的行踪，只能是她提前一天到嘉兴做会议准备工作的行踪，她和部分代表提前一天到嘉兴，才需要只开两个房间住宿。
综合上述史料，都客观地指向8月3日这一天，是南湖会议开会的日子，也是中共一大闭幕的日子。
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研究
中共一大代表有12人之说与13人之说。
“12位代表说”最早出自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中说：“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包括上海在内的七个地方，两个地方各派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派两名代表。”1924年，陈公博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中也说：“大会代表十二人，代表七个地区—广州、北京、湖南、上海、山东、天津、汉口，以及在日本的中国同志。”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1945年，毛泽东在关于党的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说：“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牢监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1951年6月，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在写作过程中，曾请示毛泽东：“第一次代表大会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论不知孰是？”毛泽东对此批示：“是十二人。”196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谈中共一大代表的情況时说：“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中共一大的具体筹办者李达也一直持“12位代表说”。1949年12月他在《自传》中说：“出席的共十二人，上海—李汉俊、李达;北京—张国焘、刘仁静;武汉—董必武、陈潭秋;长沙—毛泽东、何叔衡;广州—陈公博;济南—王尽美、邓恩铭;东京—周佛海。共计出席代表是十二人。”1955年，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再次罗列了这12个代表的名单。这两次回忆的名单中都没有包惠僧。
“13位代表说”的依据，最早是1927年周佛海在《逃出了赤都武汉》中列举了13位代表：“当时出席的人，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是两个学生，以后不甚闻名，忘其姓字。日本代表是我，第三国际代表是马林及尼柯尔斯基。”1936年，陈潭秋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一文中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九个人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还有一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再一个是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这次到会的一共有十三个人，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与李达……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
董必武本来也持“13位代表说”。如前所举，1929年末，董必武给何叔衡的复信所列举的名单中有何叔衡和包惠僧。1937年，董必武在与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的访谈中，列举了13个代表的名单：“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于一九三五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1951年6月，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有“会议代表12人”的说法，而且有毛泽东“是十二人”的批示。因此，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中说：“我过去对一大代表人数是同意陈潭秋同志回忆的说法，今后我愿意放弃这个意见。”
但是，包惠僧参加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这个事实无法否认。怎么解释呢？1957年，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坚持“12位代表说”的李达写道：“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7月1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刘仁静持同样观点，在1957年4月22日接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访问时说：“关于‘一大’代表人数，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十二人，一种说法是十三人。我记得是十二人：北京二人，济南二人，上海二人，武汉二人，长沙二人，东京一人，广东一人。但在一九五〇年，我到北京时遇见包惠僧，他说参加‘一大’的有十三人，除我记得的十二人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他。他举出两条证据：一是在《西行漫记》里记载毛主席提到包惠僧是‘一大’的代表，另外，陈潭秋也有这样的回忆。不过李达说包不是代表，而是来串门碰上了就旁听一下而已。” 第一次明确使用“中央局”名称要到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这是中共一大以后第一次明确把中央领导机构名称叫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共二大召开前夕，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署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T·S·Chen”，这是因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大马上要“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了。
中央局成员是三人还是四人甚或是九人？
1929年，张国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中称：“选举三个中央委员①独秀任书记②国焘任组织③李达任宣传”;1936年陈潭秋回忆：“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1937年董必武回忆：“我记得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1942年周佛海回忆：“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1953年包惠僧回忆：“选出三个中央委员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两个候补委员即李大钊、周佛海”;1955年李达回忆：“中央工作部的书记推陈独秀担任，宣传主任推李达担任，组织主任推张国焘担任”;1957年刘仁静回忆：“总书记是陈独秀，管组织的是张国焘，管宣传的是李达”。这些一大代表的回忆，无一例外都提到了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的名字，而且分工和职务也都说得一致。因此，南湖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应无疑义。
除了已经确定的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之外，《红色工会国际驻赤塔全权代表Ю.Д.斯穆尔基斯的信》中提到：“选出了由4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那么，这“第四人”是谁？
陈潭秋回忆：“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周佛海回忆自己当选为副委员长，并代理陈独秀的委员长职务;包惠僧、张国焘也回忆在陈独秀返沪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而且，中共一大结束后，周佛海也确实留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比如，参加中央局的每周三人例会，在张太雷赴日本的介绍信上代表中国共产党签名，前往长沙、武汉、安庆、南京等地推选、落实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工作。在《逃出了赤都武汉》中周佛海自己回忆，他回到上海后，“仲甫已经出狱，并和马林见面了。学校早已开学，我便把经手的事，交给仲甫，偕淑慧渡洋，到鹿儿岛去了。”“代理委员长时期内，不到两月”。由此可见，斯穆尔基斯信中提到的第四人，应该就是周佛海。
除了“三人说”“四人说”之外，还有“九人名单”问题。1956年12月苏共中央移交的档案中，有一份中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1959年9月5日，董必武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中写道：“来信中说，从苏联接收来的档案中，有一份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共有下列九人：陈独秀（总书记），张国焘，李汉俊，毛泽东，李大钊，李达（宣传鼓动主任），周佛海（副书记），杨明斋（宣傳部、组织部副部长），刘仁静（宣传部副部长），这份材料如果和上述三个文件是放在一起，我同样认为是比较可靠的。”1961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沈德纯、田海燕6月28日访问董必武的谈话记录《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其中说：“毛主席不仅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并当选为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对“九人名单”的公开肯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但是1964年7月，中央档案馆发现了问题，再次致函董必武，说明五年前送阅的中央委员名单并“没有和‘一大’的三份材料放在一起”，这份名单“不一定准确”。董必武接到信后，马上与各方面联系，解释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谈话内容有误。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又作了一份回忆录，即《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对1961年《人民日报》谈话内容的“错误”作了更正。他说：“‘一大’是选陈独秀当总书记。有没有中央委员会记不清了。一九六一年沈德纯、田海燕问我时，我说主席‘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个回忆是错误的。我当时是根据解放后苏联交来的两个文件说的，有一个文件上写毛主席是中央委员，那是不可靠的。”因此，从现有史料来看，“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九人名单”不可采信。
以上四个方面是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解答了中共一大研究中的许多疑点，但并没有穷尽中共一大存疑的问题。比如，1956年召开中共八大之前，中央组织部发放代表登记表，毛泽东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那么，中国共产党到底是1920年成立的还是1921年开一大时才算成立？这是党成立的标准问题，各人有各人心中的标准，说法也就不一了。又比如，中共一大的名称问题，1920年在计划时称为中共成立大会，准备的宣言叫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之为“去年开常会时”，说明当时还没有称之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等。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