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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泗河古城那天,天气极冷。村屯人家烟囱中冒出的烟,发出滞涩的声响。霜差不多整天挂在窗玻璃上,到中午也只能化开一点,不到下午的时候又重新凝上。外面罩上塑料布的,玻璃不凝霜了,塑料布覆了层薄薄的冰壳。
这种天气,人们不大喜欢出行,上班也是点个卯便溜走,或者凑一起偷偷打麻将。所以我们反复地敲民政助理办公室的门时,邻室的麻将声停了,有人恼怒地探出头来,板严地告诉我们,民政助理没来上班。我们便道声谢,租车去一个叫做炮手的地方。
这个名字有些奇怪,容易让人想入非非。炮手,墩台,三星庙,腰斩,半步道,狐狸洞,野狼窝。鼻侧似乎有土炮炸响后遗散的硫味,浓重不散。当然,那些想入非非就不说了。
从泗河古城雇的一辆三轮车,车行半路便坏了。开车的跳下来修。他不说车况不好,而是抱怨天冷,油路运行不畅。车厢里的我们冻得受不住了,便跳下车来不停地跺脚。一阵猫咬似的痛痒钻到了脚帮,然后就是火燎燎的热。我知道脚冻伤了。
踩着冻土与积雪,我们先到了炮手的村部。正起劲烧炕的更倌见上边来人,立刻颠呵着去找村长。村长的身上散着一股奇怪的香皂味儿,似乎匆匆忙忙地洗上一把手便跑了来。洗手前他干什么了,也许帮老婆剁酸菜,也许忙活着烀猪食。对我们的到来,村长感到新奇。教育局的人一般直接深入到学校,而不是村部,可是我们需要到村部。我们对他说,想寻找一个叫赵继海的人。不到中年的村长有些茫然:赵继海?他摇摇头,没这个人,不过有赵继东赵继民赵继江赵继胜,你们是不搞错了。老更倌插嘴道:赵继海早死了,抗美援朝烈士。村长恍然大悟:对对,是有这么个人。说完瞪了老更倌一眼。
赵继海家对我们的到来表现漠然。对村长也是如此。两只猪羔在地上哼哼着拱食,苇编炕席上,一个长瓜脸的老太太眯眵着眼睛,不声不响地烤火盆。闻迅赶来了不少亲戚,地上站着的,炕沿边坐下的,都与老太太惊人地像。满屋都是长瓜脸、高鼻梁、眯眵眼睛,都是细长腿的高个子。包括土墙镜框内挂摆着的,赵继海或坐或站的照片。着上军服,佩戴上领徽帽徽,赵继海烈士是很英俊的。正因此,对在世亲人的悲催才甚。
坐在炕沿上,琢磨如何面对这些长瓜脸细眼睛,尤其是老太太,她紧闭着的一张嘴。看來得先唠一下家常,只是刚搭话便遇了冷。三天前的夜里,赵继海家的猪被盗走了。老太太似乎感到了动静,贴着炕头没挂霜的小块窗玻璃往外看,正对上盗贼往里看的眼睛。看清了以后,老太太被吓个倒仰。
家人往出跑时,门被顶上了。
有人撑不住地笑起来,觉着很愉快。
没报案吗?我们问村长。
村长答道:报告给我了。
我们问:没报派出所吗?
村长瞧不起似的说:他们,哼。
老太太突然发话:他们不出头,你倒给管管哪,你这村长咋当的。大家一齐笑,包括村长和老太太。我们趁机问老太太,一共几个儿子,赵继海排行老几之类。又问赵继海留下子嗣没有,老太太肯定地摇了摇头。
2
你认识刘锐吗?
刘锐是谁?
老太太不看我,而是拿眼瞟地上、炕沿上那些长瓜脸细眼睛。
屋里静一会儿,有人想起来:就是刘丫那闺女。
我们问:刘丫是谁?
老太太卤起脸:不认识。
看来需将事情挑明。跟这些人说话,不必铺垫,不绕弯子。挑最简劲的,一下子说到事情的实质。
我们说:那个叫刘锐的,说她是烈士赵继海的女儿。要真是的话,就占用免试指标,直接转正了。
此话是否带有情绪,是否可以更加客观。我们承认,我们是带着情绪,进行着一项调查。
地上马上有人问:她凭什么转正?应该我们转。
这就对了,激发起情绪才容易讲真话,是则是,不是则不是。
我们说:你们不行,得是民办教师,还得烈士亲生的。
有人说道:那刘锐是什么。
老太太拿烟袋杆拨火盆,将最上面的浮灰拨开一块。她接着的动作是,朝着红鲜鲜的灰烬吐口痰。那痰在火盆中激起一股渺小的白烟。老太太恨恨地说:她是烈士子女,她是哪个烈士奏的?
奏可为做,或者揍,土话兼土音。有劳动、干活之义,也可理解为设计、培育、生养。
同来的监察室人员迅速做着笔录,我瞥了一眼纸面,惊异笔迹的规范,以及程序的熟练。当众念过之后,村长签了字。老太太不懂签字,在我们的指引下,她狠狠地按了手印。
做完这些,抬头看北墙的木柜上方,镜框中的赵继海,觉着他正拿细眼睛奇异地看我们。透过玻璃、烟雾、干冷,以及农家捞饭、各类冬储菜、柴草的综合气味,他的神情让人猜想不透。
走在村中时,想起一件事。到小卖店买几斤水果,让店主的孩子给赵继海家送去。村长说不用,但我们还是做了。又从夹包里拿两盒烟塞给他。村长不好意思地说:要不留下吃饭。
3
离开炮手村,继续往向阳镇赶。向阳镇才是出发之前,处里面确定的目标。关涉五六个乡镇,几个人分头去。有的顺路联系两三个,只为刘锐带着她妈闹得凶,我们两个人联系这一个。所以改变路线去泗河,为的是先兜一下刘锐的老底。这种灵机一动,可称为战术,也可称战略。
炮手村到向阳镇是段沙石路,或者勉强算作沙石路。相对于平坦的柏油路面,这种凸凹不平的路面更容易挂雪。若不是稀少的枯树标记,就与田野厚厚的积雪织上了,而且织得严丝合缝、浑成一体。那些被风呲出的硬雪壳,在冬日的映照下,呈现出一派荒凉、单调、僻远。
若没有调查任务,倒可以当作风景品味的。此时却未免沉郁,带着一种穷追到底的情绪,一股抠问清楚的劲儿。就不像开展人事调查,而是在捉捕罪犯。如何会有如此心情,只因为心里充满了正义。当然我们是正义,而且要通过真相调查,还正义一份正义。 向阳镇小学的校长、副校长不在,只剩下工会主席留守。因到了饭时,她立马张罗去街头饭店。我摇摇头,到另一个房间打电话。我有些按捺不住。炮手村的调查走访说明,刘锐的烈士子女是假的,现在只是需要证据,一份确凿证据。
处长洪亮的声音,震得听筒嗡嗡地响:什么,去炮手了?好,从根儿上查她。杂种操的,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处长激动、振奋得骂人了。他也是乡镇校长上来的,所说的口头语只表达情绪,不包含实际意义。撂下电话,我又联系老常。民师直转是老常的业务,他收的表、把的关并往上报送,因此申报的效果及上级的评价,直接关涉到他。若在跟前,应该看到老常击掌的姿式。因不在跟前,老常不能击掌,他“咝——”地吸口烟说:兄弟,查透她。
那是必然的,干什么来了,查透了才主动。上与不上,免与不免,才有说服力,对全体需考录的民师也才公平。当然这个公平,也包含刘锐在内,若她是真的呢?
必要的沟通完了,吃饭时便有所放松,还特意跟工会主席喝了一杯酒。工会主席是女的,宽厚的肩膀、魁伟的身材、短短的黑发。因五官的底子好,虽镶一口银牙,笑起来依然灿烂。酒是仗胆喝的,依工会主席的量,醉我们几个来回都不止。若是处长来就好了,他能咋呼,气势上不输。若是老常呢,能把她喝尿裤子,不过老常自己也得钻桌子底下。
回到学校,守着热烘烘的火墙,感觉四肢舒坦。既然离开了饭桌,角色就得转回来了。工会主席是,我们也是。喝酒不耽误事,这里包含着自信,也再次考验着喝酒。
工会主席问下一步,我们严肃地告诉她:谈话。谈出东西的可能性当然不大,但却需要进行。要让老师们知道,有关部门郑重调查过了。就算是过场吧,但既然已走,便又不是过场。
鉴于共进了午餐,跟工会主席的过场,两句话就走完了。一是刘锐是否一直在岗,二是她是否是烈士子女。一是工会主席说得明确,刘锐确有一段时间开小吃部,专卖馄饨、水饺、朝鲜族冷面。但现在刘锐上班了,上班了就属于在岗了。而且她的小吃部都兑出去了。那个小吃部,客人不算少呢。工会主席说得有些心疼。
二是工会主席不明确:应该是吧。既然熟识,又喝了酒,我们乜起眼问她:别“应该”,到底“是”或“不是”。工会主席依然笑得灿烂,但毕竟喝过了酒,笑容便有些大。鼻翼的两侧,显出了粗糙的汗毛孔。她说:我可不敢,我说的只是感觉。感觉是弹性的,工会主席以弹性的回答,表明了她态度的弹性。
虽问不出别的,却不便迅速结束,我们就与工会主席唠家常。知道了她丈夫在粮库做主任,但不是粮食耗子。因为是末把,并且只管四防安全。不过莫小瞧了四防,若肯抓机会,油水同样不小。但若不肯抓,就没有办法了。机会可以自动地跑到眼前,但总得伸手吧。
工会主席的女儿正念师大。将来她与老伴要跟着女儿的。女儿去哪里工作,她和老伴便跟到哪里,赖上了。
既然谈得开,话题便转到了中学。工会主席两眼放光地看我,似有所期待。她两眼放光的那刻,我便明白她的所想,以及她以为的我的所想。某些故事总是那样快,生活的范围越大或者越小,它传播的范围越广。所以我呢,不会去隔壁的中学走一走,更不会邀人过来唠一唠。既然一直不曾相见,我没想,也不可能借此相见。
于是我把话题拨转了回来。
其他谈话进行得也快,包括刘锐所在的村小校长。刘锐平时的工作表现不错,懂音乐,会唱歌跳舞,组织少儿团体操很有一套。问烈士子女的事情,都说大概是吧。若再问呢,又都不肯咬牙印了。
学校的情况就这样了。看看天色和路况,我们说明天再走。不看天色和路况,我们也得明天再走,因为事项的缘故,就算走了明天仍得继续来。
其他的校领导都赶回来了,他们表现得很高兴。除了大家相熟,还因为这也是工作。只是就餐过程中,均不提及调查的事。虽在茶余饭后,但此时又不是茶余飯后。
那时下乡与开会还可以喝酒。好的规定还没有出台,更多更好的规定也没有出台。
快进入口齿发硬的状态时,我红红的眼睛盯着工会主席。我等着工会主席说些什么。但工会主席没有说。工会主席依旧笑得满脸灿烂,热烈的白酒为她的鼻翼,涂上了一层红晕。
4
我们是第二天早饭后到的派出所。派出所里的几个人也刚到不久,窗台、桌子上积着的尘灰还没打扫。地面上泼洒着水渍,踩在脚上,变成黏乎的薄泥,更加显出暴土扬长。
派出所是个套间,外间是内勤办公室,一个中年人正坐在桌前埋头计算着什么,而内间呢,大概就是所长办公室了。
所长以一种冷漠、拒绝的表情看我们,这让人觉着不舒服。至此我们方知,昨晚所住旅馆的主人,竟是派出所所长。难怪登记入宿时,旅馆吧台人员,会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倨傲。
所长的冷漠还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位所长与单位实力派副局长的频繁来往。他们来往的主要原因,是副局长的儿子进入了公安队伍,暂时派送到这个派出所当外勤。各类信息纷纭汇集,需要稳一稳神。但稳与不稳,都是公事公办,派出所没有理由推托。
派出所所长比我们更公事公办,他推开介绍信,扬扬下颏,对外间的中年人说:
小康,他们要查小学老师刘锐的户口,给办一下。
然后就不再理会我们。
那位小康抬起头来,示意我们坐在长椅上。看面相,他与所长岁数相仿,或者更年长些,所以不知何以称他小康。小康重新询问我们所要查的人名,动作挺快地走到立柜前,利落地抽出一个档案盒子,没费什么事地翻到了其中一页。
那是标注着刘锐的一页,也是我们所要了解查看的一页。上面写着刘锐的性别籍贯、丈夫孩子、工作单位,还写着我们所需要的——
她的父亲是赵继海,母亲是赵刘氏。
她的出生年月是1952年11月11日。
单凭这档案,情况肯定是合牙的。我们不由面面相觑,一时无话可说。怎么办,就此打道回府?本来就不是人命关天的事,多一个少一个能怎样,真一个假一个能怎样,唬弄一个不唬弄一个能怎样,清楚一个和不清楚一个能怎样。 可是我们需要清楚,起码我们自己得清楚。接受了一道考题,就必须通过解答,求得它的准确答案。那个答案可能是唯一的,也可能是多解的,但应多解也是解的形态,是不含主观成分的客观存在。而目前我们所要做的,是不管唯一还是多解,都要往下解。
我们对他讲起刘锐的一些情况。刘锐带着赵刘氏,也就是刘丫直接去了省里。颤微微的刘丫往教育厅长的办公桌上一躺,声称不解决就住下了。教育厅于是将上报的材料全部打回来,要求重新审核。
到底由于真的硬气,还是因为假的硬闹。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就要查真它,查实它。该上的不耽误,该下的不掺混,还是那句话,这对全体民师公平,对刘锐也公平。
我们不断强调公平的字样,希望小康能够产生同感。
而凭直觉,有关公平的重复申明,对他产生着作用。他抽起一支烟,在思索着。
与此同时,里间屋也静静。
就这些档案了吗?我们问。
小康木着脸:近十年的都在这里了。
我们继续问:没有更原始些的?
小康摇摇头,又犹疑着。
这时来了几位农民,涌到小康的面前,嚷嚷着要报案,说他们的牛昨夜丢失了。其中一位妇女,嗓子已经干哑得说不出话来。小康朝里间指了指。她们哗地涌进里间,去找所长了。
我看了看里间,诚恳地对小康说:我们不认识刘锐,也没有任何的恩怨是非。我们所有的目的就是查清情况,未必还事项一个公平,但尽量还事实一个真相。
嗓子干哑的妇女这时哭起来了,仿佛在费力地撕抹布,边撕边缠手、边拔丝。围绕着撕布声,其他的申辩声、要求声也响起,派出所长陷入其中,一时没有了动静。
小康把烟蒂掐掉,果断地说道: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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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回想小康说的话,何以如此耳熟。某天终于反应到,小康在运用一种影视语言。拔出手枪,隐在墙侧,果敢地一晃脑袋,对小伙伴们说:跟我来。
跟我来,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他带着我们,大踏步地往派出所的仓库走,步子坚决有力。空寂的走廊、院落、甬路、水泥地面,都听得见回响。由于他的步幅快,执行突击任务一般,需要我们跟着颠跑。
派出所在乡政府的前院,我们去的是乡政府的后院,最后一幢房屋的最里间。十年前替换下来的那堆资料,用麻袋装着,扔在棚架上。小康从哪里搬过一把木梯,迎着麻袋登上去,坚决把它拽下来。拽动的时候暴土扬场,沉积的灰尘迷住了我们的眼睛。
抄录材料的时候,报案的村民们已潮水似的退走了。所谓来得快,撤得也快,如同山水一般。派出所长唬着脸走到外屋,又一言不发地回到里间,然后再出来。
档案用纸尽管泛黄,却不影响字迹的清楚。老旧的蓝黑墨水,沉着的色调,都增加了浮突的效果,从而使字迹更加清晰。当然,这页填写漏项的档案,它甚至未能标明刘锐的父母亲,但这是无所谓的,1954年11月11日,不管真的假的,这样的出生日期,已明确将她隔到烈士身外。
——那场战争的起止时间是多少。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
——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战争结束后一年零四个月,刘锐才能出生。换句话说,战争结束半年,赵继海烈士依然得活着,而且一挥而就、匆草而成。
——否则,她就得是哪吒。请问她是哪吒吗?
监察室的同事继续发挥专业特长,拿出预备好的用纸,将清楚而泛黄的一页抄录下来,然后履行签字盖章。与炮手村不同的,这里要盖公章。而公章,就在抽屉,或者卷柜里,可是动用它,需要跟派出所长打招呼。
我们心里划着魂儿,起码敲着小鼓。派出所长不同意怎么办。果真那样,就不用公章了,也未必签字画押,而是直接向上反映。
小康冲着里间说了一声。
里间传来派出所长冷冷的声音:盖吧。
坐在回返的客车上,如何有得胜还朝的喜悦,又如何产生了一层不安。不知道小康他怎样面对派出所长的冷淡和冷淡后面的幽深晦暗。去派出所仓库找原始材料时,大体已了解到小康的情形。他原来是另外一个乡镇的派出所长,后来犯了错误被免职,调整到向阳来。不知他能犯什么错误,犯过了什么错误,不知道而不妄说。只是不肯搬迁到此镇,宁可每天每日骑自行车通勤,就颇有些诫呈的意味。是诫还是呈,在诫呈谁,有多少痛苦仍如药效般发作。但愿我们一甩手走掉了,不会留给他更多的麻烦。
到家时已是这天的下午,先抹上冻伤膏,然后四肢摊开地睡了一觉,醒来时便是暮色苍茫了。各类高低远近的烟筒冒出取暖的烟雾,经处理的,大致处理的,不经处理的。和冬季特有的低气压融混在一起,罩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家家户户的烟光亮起来了,油锅爆炒的菜味飘出来了,一曲苦涩低徊的萨克斯音乐在响。刘锐的电话就是此时打过来的。她的声音很硬:听说你为了调查我,把脚都冻伤了。我更加冷硬地问她:你什么意思,你想怎样?见我这样的反应,她的话软下来,希望能帮帮她。她已离婚了,抚养两个孩子,不容易。我不由涌起一些同情,可是刘锐不容易,别的民办老师就容易吗?一样地干活,却是不一样的待遇。她还能开个小吃部,别人连这样的想法都不曾有呢。心头这样地想,话却和缓下来,我告诉刘锐:一定要向上报告的,这是我的责任。但再往上如何定,我可以保持沉默。
本想继续躺着,却再躺不住。和监察室的同事通话,他也很生氣: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谁告诉的?不管她。即便得到了响应,我仍感到一丝惶惑。给老常打电话,老常说:谢谢你们了。这个败家娘们,可把人坑苦了。
怎么坑苦了,这时才听说,原来是没给她上报,但是给别人上报了。没有上报的事,刘锐怎么知道的,怎么想起了上访,又何来的上访到底,最后争来的重新调查审核。
我给处长打电话,处长说:这个硬任务完成得不错,我知道了。
他们都回来了?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