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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文化是人类大文化土壤里生机而肥沃的一片之一。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地域、政治、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的异同，中西方在音乐文化上也形成风格迥异的音乐文化。随着历史的演进，两种文化各自不断发展、彼此之间又在发展中碰撞与交流。
【关键词】：中国音乐;西方音乐;音乐文化;碰撞;交流
一、中西音乐文化交融背景
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形成背景非单一因素使然，实受地域、政治、哲学、宗教等因素综合影响。古代农耕社会的中国，人们与土地息息相关，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融洽;政治上封建社会统治下，家族宗法观念浓厚。在此背景下儒、道等流派思想指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的方向，并体现在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音乐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主流思想亦密切相关，作为文化的精华部分的音乐文化，这种儒道精神思想影响下的音乐审美等特征尤其明显。
相比中国文化的“主客为一”的传统文化艺术精神，由于西方文化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异同，其文化的主流思想与中国亦不相同。西方文化的发源追寻到古希腊之时，古希腊地理位置环海，实行城邦制的政治制度，由此个体意识的觉醒与海洋贸易应运而生;在西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论中，西方文化个体意识强，主张人对自然的探索与征服。在西方音乐文化里，这种主体与客体二分的传统文化意识亦深深嵌入其中;古罗马时期促进了基督教传播，对西方的音乐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中西方的这两种来自不同意识形态的音乐文化，其碰撞与交流的火花无疑不丰富了世界音乐文化的大字典。
二、中西音乐的碰撞与交流
音乐文化的交流离不开两种文化的主体，比如主体意识的萌动，一场战争、一次贸易往来，一次派遣亦或一次联姻等都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中华素有礼乐之邦之称，在历史的长河里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早在远古时期就有吹奏乐器，商周出现编钟和打击乐器。到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罗马帝国人民对中国的丝绸爱不释手，各国商人不远千里，带着自己国家的货品行走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商贸之路上，在这里，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与交流。回望过去遥远的历史，那在历史上留下美名的丝绸之路，仿佛还能感受其当时来来往往的骆铃声回荡耳边。
汉朝时期，陆路丝绸之路往来频繁，并受到汉朝统治者重视，汉武帝曾派取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日后贸易频繁往来奠定基础。远在西方的罗马人、波斯人、印度人、突厥人通過丝绸之路将中国丝绸等中国特色产品带回西方，同时也将西方的工艺带来中国。在这种频繁的贸易往来中，西域的音乐与乐器也由此传入中国，并日渐与中国本土的音乐碰撞。据记载，当时来自西方的龟兹乐、天竺乐、高丽乐等音乐传入传人中国;此外，在北周时期产生的《西凉乐》亦是当时突厥乐人苏袛婆随皇后来中原时融合“龟兹乐”发展而来，其带来的五旦七调对汉民族的乐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在隋唐时期伴随贸易发展昌盛，西域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相互学习，双方的音乐艺术水平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隋时期，隋文帝曾于宫中设“七部乐”，后炀帝将其发展到“九部乐”，当时太常寺所管辖的乐工达到3万人之多，可见音乐发展之壮观。到了唐朝，“九部乐”发展到“十部乐”。唐“大曲”，不断吸收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素养，形成了唐代特有的集器乐、声乐、舞蹈三种艺术表演形式一体的综合艺术，当时代表的大曲有《破阵乐》、《七德舞》、《景云河清歌》等，更是达到了自汉魏以来歌舞音乐的全盛阶段。在乐器方面，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流行在波斯（今伊朗）的曲项琵琶和流行于印度的五弦琵琶通过中亚细亚通道和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发展到唐代时期的琵琶乐器弹奏技法多样而系统，琵琶文曲、武曲等曲目风格多样，直至现在，琵琶成为了我国代表性的民族乐器之一。
历史的发展似乎永远没有一成不变，朝代更替至明清时期，由于政治的封建统治，我国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虽然日渐减少，但亦不乏音乐文化的交流。16世纪的西方国家，经“文艺复兴”等发展，西方学术文化日益发展。为扩展本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西方宗教传到中国，同时也带来不少学术，在音乐上，据记载，在明万历年间，就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献“西洋雅琴”（即欧洲古钢琴）给万历皇帝，并演唱欧洲宗教歌曲。到了清代，欧洲的乐谱及管风琴亦随着宗教相继传入中国。
纵观我国近代时期，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导致我国的经济文化明显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之后其音乐文化日渐丰富与多样，巴洛克、古典、浪漫、现代音乐风格层出不穷，涌现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与音乐作品。清政府时期李鸿章等曾开展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工业，开始了近代与西方的文化触碰。在此之后我国先后遣派一批批优秀人士赴西方学习优秀音乐文化，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中国音乐家与音乐作品，他们学习西方优秀的作曲技法，补充发展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19世纪末时期的“学堂乐歌”就是学习西方音乐文化的成果。直至当代，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我国一直保持着与国际交流接轨的惯例，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即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经验，发展和弘扬我国本民族的文化。
三、发展与展望
总体来看，中西方音乐文化在交流中发展中形成各自的特征与理念。中国传统音乐建立在感性的认知上的和谐与意境是中国音乐总体不变的精神追求，表达出的一种人生的淡泊、空灵、与世无争之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心性特征。而在西方，从文化发源之始，西方文化就打上了理性认知的文化烙印，在音乐上，以追求一种“数”的理性和谐，将和谐与对立的冲突表现音乐，在这种理性的光芒照耀下，西方音乐文化由此也产生出众多的思想与音乐理论成果。
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方音乐文化不同方面的异同，但不管怎样，在如今全球化的社会里各国之间的音乐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显得尤为重要，两者在交流的过程中互补学习，才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形成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格与形式。例如我国现当代时期优秀作曲家们发挥我国多民族艺术的优势，以我国本土传统民间歌曲为素材，采用西方的作曲技法创作的中国交响曲，钢琴作品等在国际越来越得到全世界大众的欢迎;西方的经典歌曲与歌剧作品也大大涌入中国市场，不同程度的受到国人的追捧与喜爱，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我国的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剧作品。这都是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方音乐碰撞交流的优秀成果。然而，与此同时，我们需明白的是：当我们在接受吸收西方音乐文化和创作理念时，不能失去自己本民族的特性，应该使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差别中得到各自发展，既要消除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界说，也要去除中国文化中心论的狭隘观点，让中西方的音乐文化在平等的对话中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丰富世界音乐文化的大舞台。我想这才是中西方音乐文化永葆魅力的法宝。同理这点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同样适应。
参考文献：
[1] 刘进军.论中西方音乐史学理论及其诉求[J].中国音乐学.
[2] 王琳洁.中西方音乐史的异同点及其思考[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
[3] 张艺.中西方音乐异同初探[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关键词】：中国音乐;西方音乐;音乐文化;碰撞;交流
一、中西音乐文化交融背景
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形成背景非单一因素使然，实受地域、政治、哲学、宗教等因素综合影响。古代农耕社会的中国，人们与土地息息相关，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融洽;政治上封建社会统治下，家族宗法观念浓厚。在此背景下儒、道等流派思想指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的方向，并体现在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音乐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主流思想亦密切相关，作为文化的精华部分的音乐文化，这种儒道精神思想影响下的音乐审美等特征尤其明显。
相比中国文化的“主客为一”的传统文化艺术精神，由于西方文化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异同，其文化的主流思想与中国亦不相同。西方文化的发源追寻到古希腊之时，古希腊地理位置环海，实行城邦制的政治制度，由此个体意识的觉醒与海洋贸易应运而生;在西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论中，西方文化个体意识强，主张人对自然的探索与征服。在西方音乐文化里，这种主体与客体二分的传统文化意识亦深深嵌入其中;古罗马时期促进了基督教传播，对西方的音乐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中西方的这两种来自不同意识形态的音乐文化，其碰撞与交流的火花无疑不丰富了世界音乐文化的大字典。
二、中西音乐的碰撞与交流
音乐文化的交流离不开两种文化的主体，比如主体意识的萌动，一场战争、一次贸易往来，一次派遣亦或一次联姻等都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中华素有礼乐之邦之称，在历史的长河里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早在远古时期就有吹奏乐器，商周出现编钟和打击乐器。到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罗马帝国人民对中国的丝绸爱不释手，各国商人不远千里，带着自己国家的货品行走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商贸之路上，在这里，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与交流。回望过去遥远的历史，那在历史上留下美名的丝绸之路，仿佛还能感受其当时来来往往的骆铃声回荡耳边。
汉朝时期，陆路丝绸之路往来频繁，并受到汉朝统治者重视，汉武帝曾派取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日后贸易频繁往来奠定基础。远在西方的罗马人、波斯人、印度人、突厥人通過丝绸之路将中国丝绸等中国特色产品带回西方，同时也将西方的工艺带来中国。在这种频繁的贸易往来中，西域的音乐与乐器也由此传入中国，并日渐与中国本土的音乐碰撞。据记载，当时来自西方的龟兹乐、天竺乐、高丽乐等音乐传入传人中国;此外，在北周时期产生的《西凉乐》亦是当时突厥乐人苏袛婆随皇后来中原时融合“龟兹乐”发展而来，其带来的五旦七调对汉民族的乐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在隋唐时期伴随贸易发展昌盛，西域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相互学习，双方的音乐艺术水平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隋时期，隋文帝曾于宫中设“七部乐”，后炀帝将其发展到“九部乐”，当时太常寺所管辖的乐工达到3万人之多，可见音乐发展之壮观。到了唐朝，“九部乐”发展到“十部乐”。唐“大曲”，不断吸收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素养，形成了唐代特有的集器乐、声乐、舞蹈三种艺术表演形式一体的综合艺术，当时代表的大曲有《破阵乐》、《七德舞》、《景云河清歌》等，更是达到了自汉魏以来歌舞音乐的全盛阶段。在乐器方面，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流行在波斯（今伊朗）的曲项琵琶和流行于印度的五弦琵琶通过中亚细亚通道和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发展到唐代时期的琵琶乐器弹奏技法多样而系统，琵琶文曲、武曲等曲目风格多样，直至现在，琵琶成为了我国代表性的民族乐器之一。
历史的发展似乎永远没有一成不变，朝代更替至明清时期，由于政治的封建统治，我国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虽然日渐减少，但亦不乏音乐文化的交流。16世纪的西方国家，经“文艺复兴”等发展，西方学术文化日益发展。为扩展本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西方宗教传到中国，同时也带来不少学术，在音乐上，据记载，在明万历年间，就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献“西洋雅琴”（即欧洲古钢琴）给万历皇帝，并演唱欧洲宗教歌曲。到了清代，欧洲的乐谱及管风琴亦随着宗教相继传入中国。
纵观我国近代时期，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导致我国的经济文化明显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之后其音乐文化日渐丰富与多样，巴洛克、古典、浪漫、现代音乐风格层出不穷，涌现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与音乐作品。清政府时期李鸿章等曾开展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工业，开始了近代与西方的文化触碰。在此之后我国先后遣派一批批优秀人士赴西方学习优秀音乐文化，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中国音乐家与音乐作品，他们学习西方优秀的作曲技法，补充发展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19世纪末时期的“学堂乐歌”就是学习西方音乐文化的成果。直至当代，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我国一直保持着与国际交流接轨的惯例，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即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经验，发展和弘扬我国本民族的文化。
三、发展与展望
总体来看，中西方音乐文化在交流中发展中形成各自的特征与理念。中国传统音乐建立在感性的认知上的和谐与意境是中国音乐总体不变的精神追求，表达出的一种人生的淡泊、空灵、与世无争之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心性特征。而在西方，从文化发源之始，西方文化就打上了理性认知的文化烙印，在音乐上，以追求一种“数”的理性和谐，将和谐与对立的冲突表现音乐，在这种理性的光芒照耀下，西方音乐文化由此也产生出众多的思想与音乐理论成果。
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方音乐文化不同方面的异同，但不管怎样，在如今全球化的社会里各国之间的音乐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显得尤为重要，两者在交流的过程中互补学习，才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形成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格与形式。例如我国现当代时期优秀作曲家们发挥我国多民族艺术的优势，以我国本土传统民间歌曲为素材，采用西方的作曲技法创作的中国交响曲，钢琴作品等在国际越来越得到全世界大众的欢迎;西方的经典歌曲与歌剧作品也大大涌入中国市场，不同程度的受到国人的追捧与喜爱，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我国的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剧作品。这都是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方音乐碰撞交流的优秀成果。然而，与此同时，我们需明白的是：当我们在接受吸收西方音乐文化和创作理念时，不能失去自己本民族的特性，应该使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差别中得到各自发展，既要消除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界说，也要去除中国文化中心论的狭隘观点，让中西方的音乐文化在平等的对话中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丰富世界音乐文化的大舞台。我想这才是中西方音乐文化永葆魅力的法宝。同理这点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同样适应。
参考文献：
[1] 刘进军.论中西方音乐史学理论及其诉求[J].中国音乐学.
[2] 王琳洁.中西方音乐史的异同点及其思考[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
[3] 张艺.中西方音乐异同初探[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