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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城市化,全球化。在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这个高速运转了30年的国家已经极大地刷新了自己的面貌——经济,文化,城市,乡村,饮食,男女,建筑,风俗——尽管醒目地存在着幸运者坐上时代的高铁向着财富冲刺,不那么幸运的人仍在铁轨旁被时代遗弃的广阔地带缓缓前行的两极景观。媒体关注经济增长、医疗改革、弱势群体、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时尚变迁,惟独声音的变迁无人关心。
消失的声音已经永远消失;保存下来的声音,老电影、地方戏、贩夫走卒的吆喝,随着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渐渐成为老年人和中年人的回忆,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成为逢年过节的点缀,与新一代绝不相干;千百年的地方口音(就连共鸣的部位、发音时嘴部的表情,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被城市化浪潮推动着向最遥远的地方漂移,越是人气旺盛的大都会,越能体验到南腔北调的混响,如果你在北京或广州遇到一位内地某县口音的士司机,而你恰好也是那个小地方奋斗出来的成功人士,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无所不在的广告,已取代红色年代的政治话语,成为消费时代的声音之王,而在汽车和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之后,汽车和工地的轰鸣成为压倒性的声音。
大都会里的歌剧院、音乐厅和电影院,降噪耳机和隔音室,只是我们防止噪音侵袭的临时避难所。或许声音中最暴力的部分已经与工业废气、沙尘暴和灰霾天一样,与土壤中有毒的重金属一样,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我们都知道,它可以轻易地穿透本土制造的没有任何隔音功能的双层玻璃。
但是没有人重视声音。除了极少数声音艺术家,没有人采集和聆听新的声音。没有人对声音进行科学分析。没有人告诉我们越来越复杂的声音环境与我们的健康的关系。没有人大声疾呼噪音对人的侵害,政府拿出专项资金用于降噪的报道也很少见到。
孔子曾经讨伐郑卫之音,以伦理的名义;“文革”将八个样板戏和红色歌曲之外的所有声音打成牛鬼蛇神,归入靡靡之音,以革命的名义;今天我们拥抱所有的声音,连同噪音在内。
我们的味蕾是天下最挑剔的,所以我们有最上等的美食;我们的耳朵是天下最不挑剔、最任人蹂躏的,所以我们被声音的风暴劫持,浑然不觉。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反差。如果我们既不收拾记忆中珍贵的声音,也不理睬当下日益膨胀、变形的声音,早晚我们会丧失听的能力。不能很好地听,不能从众多声音中分辨出一种和多种声音,意味着不能识别与判断。说得耸人听闻一点,这未必不会影响到决策者的决策,未必不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幸福安宁。我们有过太多类似拆毁北京古城墙的粗暴决策,太多毁灭古老的珍宝再以可怕的仿古复制丢人现眼的蠢行。
房产商最爱使用的一句广告语,是伟大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这和他们贡献的非诗意的巨大噪音构成了当今话语密林中最骇人听闻的讽刺。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噪音的责任全部推到地产商和汽车商头上去。一切的混乱与无序,从政府到我们每个人,谁都脱不了干系。声音作为一种环境,作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应该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否则我们都会遭受报应。
本期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大城市精心遴选了8种或者与我们的集体记忆,或者与传统和当下密切相关的声音:李光羲和他的《祝酒歌》、可爱地饶舌的北京的哥、丁建华和上海电影译制厂诸多配音明星贡献的美好声音、上海多国语言的声音景观、广州热闹非凡的早茶、一度被全国各地模仿的粤语、成都人民喜爱的麻将的喧哗,以及贡献了最多“超女”“快男”唱将的热烈的成都酒吧,挖掘声音背后的故事,为读者提供一幅以声音为主线的时代图景。
与此同时,由本刊发起的名为“静听城市之音”的城市声音采集艺术活动也已正式启动,这一活动邀请国内4位艺术家和诗人——颜峻、B6、杨子、李威,采集地点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多个城市。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美好声音
李威在艺术学院读书时学的是声乐,后来做过日报记者、电视台导演、电台深夜节目主播,现在主持一个电影频道。
1990年代初期,李威在外地工作多年后回到武汉,突然意识到,曾经在他记忆中留下最深印痕的一些声音:童年时最爱听的卖锅贴的人敲打铁锅的声音、电风扇转动时的声音、车站送别时亲人在站台上追着火车跑出很远边追边喊的令人难过的声音,以及盛夏傍晚乘凉时蝙蝠尖锐奇异的啸叫,都消失了。
诗人杨子记忆中的美好声音是:70年代安徽乡下斑鸠的鸣叫,80年代乌鲁木齐清晨郊区进城卖鲜牛奶的汉子的吆喝声,美国民谣巨星琼·贝兹、加拿大老男人列奥纳多·科恩、台湾原住民歌手巴奈的歌唱和爵士乐大师Ornette Coleman变幻无穷的演奏。他清楚地记得,20年前,乌鲁木齐去喀什的路上,连着三天,长途车司机都在播放一些乌兹别克歌曲。那种异样的声音闪电般击中了他。回乌鲁木齐后的好几个月,他一张嘴就哼出那些旋律。多年后重返新疆,他心有不甘地跑进一家又一家音像店,但是没有一张唱片能让他感受到当年那盘磁带里的正宗中亚味道,“要是哪天我突然听到那些歌,一定会浑身发冷的。”对他来说,让他发冷的声音,是最难忘的声音。
李威对于电台声音的魅力有太深的体会。他说,人们从收音机里获得信息、娱乐,得到情感的安慰,透过电台发布的声音感受到自己与社会的共存。他记忆犹新的是,1980年代去新疆,第一次听到维语和哈语的电台播音,尽管一个字都不懂,但是那种新奇的声音氛围立即将他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他兴奋了很久。
有一年,李威去南疆麦盖提拍一部有关刀郎艺人的纪录片,那可以说是他对声音的一次高潮体验。“卡龙琴、艾捷克、热瓦甫和手鼓一起奏响,老艺人脖颈上青筋暴起,白胡子颤抖着,高亢的歌唱试探着高音的极限,声音追赶声音,节奏超越节奏,传出去很远很远。”
杨子最近的一次难忘的声音体验,是一只从天而降的蟋蟀带给他的。“有一天,家里突然有蟋蟀在叫。我在客厅里发现了它,那么小的一个小东西。给它拿来饭团,它碰都不碰,就那么一直叫着叫着。两小时后,突然无影无踪了。”他写了一首短诗,用了“天籁”、“绝美的录音”这样近乎夸张的字眼来形容这只蟋蟀的叫声。“我们觉得珍贵,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绝迹了。”
重获听的能力
两年前,声音艺术家颜峻、张立明的“时代中国”耳机漫步声音艺术作品“熟悉(不熟悉)的区域”在英国曼彻斯特展出。这次展览将曼彻斯特城市中心景象与聆听者耳机中的上海、哈尔滨街头的声音混合起来。在半小时的耳机漫步里,艺术家从中国城市的市场、街道、餐厅和工业区捕捉到的声音,搬到曼彻斯特现场的聆听者耳边,让他们以一种不熟悉的方式体验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
对颜峻来说,更有趣的声音漫步发生在香港的南丫岛上。聆听者戴着耳机在岛上漫步,耳机里交替出现“走”与“停”两个主题的声音作品、其他场景里录制的走路的声音、停留瞬间的各种碎片化的声音,以及空白之间跳入的自然之声——这种将不同场景的声音叠加在一起的实验,带来了崭新的听觉效果。
颜峻的声音创作涉及反馈噪音、嗡音、人声、田野录音、场地定制声音装置、即兴音乐以及环境声响。他用生活中一切可以发出声响的事物做表演。他可以不用乐器不依赖电脑技术,随便拾取手边任何一个物件观察研究、创造发声,甚至直接以近似“呼麦”的形式进行人声创作。
在颜峻看来,声音的细节是一种关注力,“听到10年前弹棉花的声音,或者看到故宫,感慨怀旧,通过记录声音保留记忆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就像纪录片老照片一样。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不是这些,耳朵比声音本身更重要。”
他比较过中国与欧洲城市的区别,发现在欧洲很少能听到低频的声音,可在中国即使是农村地区也能听到低频声音。在城市化打造出的现代交通网络里,各种声音细节无处不在,汽车的刹车声和地铁的刹车声相差不多,却仍能找到细微的差异。而长期身处其中的城市人对于这些声音熟悉到听而不闻,又或者,我们完全忽视了耳朵的存在。
“现在收集城市声音的使命并不是保存,而是使耳朵获得自己去听的能力。长久以来,我们几乎忘记了自己去听的能力,好比端给你一盘菜,你就吃下去了。就像做田野录音这件事,最重要的是录音的时候,而不是最后呈现、发表的时候。录音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自己在听;只要你不录音,感觉就不一样。”
城市与声音的关系在颜峻的声音艺术实践当中并不只是几个符号,那些楷模、奇迹、选美类的城市声音把这个世界变得符号化,却削弱了人们发现声音的能力——我们得到了各种声音,却丧失了听的能力。
颜峻曾经在家里制作过家庭十景,其中包括干燥的木地板发出的声音以及抽油烟机的叶片随着通风管里的风转动起来的声音。而在他生活的北京城里,显然有更多纷繁复杂的声音素材,“就像拣垃圾,都是没人要的。”
没人要的理解成没人注意的也许更加准确。这些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声音共同组成了他对北京的理解:迷幻。颜峻已经开始“静听城市之音”的声音采集,在这组将由20到30个声音素材集合成的作品里,内容可能覆盖他在北京采集到的蒸汽机单调的作业声、电梯里的声音、风声,以及出租车司机侃大山的声音,“说话声音太离谱了,也会变得挺迷幻的,超过了某个界线就会迷幻,比如重复了十几遍的广告,听上去就像做梦一样。”
是否有趣、是否有意义似乎已经不再是声音采集的标准,打开耳朵才是重点所在。“只要给一个人戴上耳机,对周围的敏感度就会提高。”颜峻以他的体验告诉我们。
如果刻意寻找,那就像是撒谎
如果要寻找一种既包含上海本土气息又不乏时代感的声音,B6的音乐无疑是其中一个代表。B6(楼南立),生长于上海的80后音乐人,兼有两重身份,一是视觉设计师,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电子音乐艺术家、DJ和音乐制作人。
B6的音乐里有上海话的呢喃,也有Techno-Beats的冷峻;他多产而且风格多样,从synth-pop、IDM、breakcore到drum
消失的声音已经永远消失;保存下来的声音,老电影、地方戏、贩夫走卒的吆喝,随着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渐渐成为老年人和中年人的回忆,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成为逢年过节的点缀,与新一代绝不相干;千百年的地方口音(就连共鸣的部位、发音时嘴部的表情,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被城市化浪潮推动着向最遥远的地方漂移,越是人气旺盛的大都会,越能体验到南腔北调的混响,如果你在北京或广州遇到一位内地某县口音的士司机,而你恰好也是那个小地方奋斗出来的成功人士,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无所不在的广告,已取代红色年代的政治话语,成为消费时代的声音之王,而在汽车和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之后,汽车和工地的轰鸣成为压倒性的声音。
大都会里的歌剧院、音乐厅和电影院,降噪耳机和隔音室,只是我们防止噪音侵袭的临时避难所。或许声音中最暴力的部分已经与工业废气、沙尘暴和灰霾天一样,与土壤中有毒的重金属一样,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我们都知道,它可以轻易地穿透本土制造的没有任何隔音功能的双层玻璃。
但是没有人重视声音。除了极少数声音艺术家,没有人采集和聆听新的声音。没有人对声音进行科学分析。没有人告诉我们越来越复杂的声音环境与我们的健康的关系。没有人大声疾呼噪音对人的侵害,政府拿出专项资金用于降噪的报道也很少见到。
孔子曾经讨伐郑卫之音,以伦理的名义;“文革”将八个样板戏和红色歌曲之外的所有声音打成牛鬼蛇神,归入靡靡之音,以革命的名义;今天我们拥抱所有的声音,连同噪音在内。
我们的味蕾是天下最挑剔的,所以我们有最上等的美食;我们的耳朵是天下最不挑剔、最任人蹂躏的,所以我们被声音的风暴劫持,浑然不觉。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反差。如果我们既不收拾记忆中珍贵的声音,也不理睬当下日益膨胀、变形的声音,早晚我们会丧失听的能力。不能很好地听,不能从众多声音中分辨出一种和多种声音,意味着不能识别与判断。说得耸人听闻一点,这未必不会影响到决策者的决策,未必不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幸福安宁。我们有过太多类似拆毁北京古城墙的粗暴决策,太多毁灭古老的珍宝再以可怕的仿古复制丢人现眼的蠢行。
房产商最爱使用的一句广告语,是伟大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这和他们贡献的非诗意的巨大噪音构成了当今话语密林中最骇人听闻的讽刺。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噪音的责任全部推到地产商和汽车商头上去。一切的混乱与无序,从政府到我们每个人,谁都脱不了干系。声音作为一种环境,作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应该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否则我们都会遭受报应。
本期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大城市精心遴选了8种或者与我们的集体记忆,或者与传统和当下密切相关的声音:李光羲和他的《祝酒歌》、可爱地饶舌的北京的哥、丁建华和上海电影译制厂诸多配音明星贡献的美好声音、上海多国语言的声音景观、广州热闹非凡的早茶、一度被全国各地模仿的粤语、成都人民喜爱的麻将的喧哗,以及贡献了最多“超女”“快男”唱将的热烈的成都酒吧,挖掘声音背后的故事,为读者提供一幅以声音为主线的时代图景。
与此同时,由本刊发起的名为“静听城市之音”的城市声音采集艺术活动也已正式启动,这一活动邀请国内4位艺术家和诗人——颜峻、B6、杨子、李威,采集地点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多个城市。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美好声音
李威在艺术学院读书时学的是声乐,后来做过日报记者、电视台导演、电台深夜节目主播,现在主持一个电影频道。
1990年代初期,李威在外地工作多年后回到武汉,突然意识到,曾经在他记忆中留下最深印痕的一些声音:童年时最爱听的卖锅贴的人敲打铁锅的声音、电风扇转动时的声音、车站送别时亲人在站台上追着火车跑出很远边追边喊的令人难过的声音,以及盛夏傍晚乘凉时蝙蝠尖锐奇异的啸叫,都消失了。
诗人杨子记忆中的美好声音是:70年代安徽乡下斑鸠的鸣叫,80年代乌鲁木齐清晨郊区进城卖鲜牛奶的汉子的吆喝声,美国民谣巨星琼·贝兹、加拿大老男人列奥纳多·科恩、台湾原住民歌手巴奈的歌唱和爵士乐大师Ornette Coleman变幻无穷的演奏。他清楚地记得,20年前,乌鲁木齐去喀什的路上,连着三天,长途车司机都在播放一些乌兹别克歌曲。那种异样的声音闪电般击中了他。回乌鲁木齐后的好几个月,他一张嘴就哼出那些旋律。多年后重返新疆,他心有不甘地跑进一家又一家音像店,但是没有一张唱片能让他感受到当年那盘磁带里的正宗中亚味道,“要是哪天我突然听到那些歌,一定会浑身发冷的。”对他来说,让他发冷的声音,是最难忘的声音。
李威对于电台声音的魅力有太深的体会。他说,人们从收音机里获得信息、娱乐,得到情感的安慰,透过电台发布的声音感受到自己与社会的共存。他记忆犹新的是,1980年代去新疆,第一次听到维语和哈语的电台播音,尽管一个字都不懂,但是那种新奇的声音氛围立即将他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他兴奋了很久。
有一年,李威去南疆麦盖提拍一部有关刀郎艺人的纪录片,那可以说是他对声音的一次高潮体验。“卡龙琴、艾捷克、热瓦甫和手鼓一起奏响,老艺人脖颈上青筋暴起,白胡子颤抖着,高亢的歌唱试探着高音的极限,声音追赶声音,节奏超越节奏,传出去很远很远。”
杨子最近的一次难忘的声音体验,是一只从天而降的蟋蟀带给他的。“有一天,家里突然有蟋蟀在叫。我在客厅里发现了它,那么小的一个小东西。给它拿来饭团,它碰都不碰,就那么一直叫着叫着。两小时后,突然无影无踪了。”他写了一首短诗,用了“天籁”、“绝美的录音”这样近乎夸张的字眼来形容这只蟋蟀的叫声。“我们觉得珍贵,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绝迹了。”
重获听的能力
两年前,声音艺术家颜峻、张立明的“时代中国”耳机漫步声音艺术作品“熟悉(不熟悉)的区域”在英国曼彻斯特展出。这次展览将曼彻斯特城市中心景象与聆听者耳机中的上海、哈尔滨街头的声音混合起来。在半小时的耳机漫步里,艺术家从中国城市的市场、街道、餐厅和工业区捕捉到的声音,搬到曼彻斯特现场的聆听者耳边,让他们以一种不熟悉的方式体验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
对颜峻来说,更有趣的声音漫步发生在香港的南丫岛上。聆听者戴着耳机在岛上漫步,耳机里交替出现“走”与“停”两个主题的声音作品、其他场景里录制的走路的声音、停留瞬间的各种碎片化的声音,以及空白之间跳入的自然之声——这种将不同场景的声音叠加在一起的实验,带来了崭新的听觉效果。
颜峻的声音创作涉及反馈噪音、嗡音、人声、田野录音、场地定制声音装置、即兴音乐以及环境声响。他用生活中一切可以发出声响的事物做表演。他可以不用乐器不依赖电脑技术,随便拾取手边任何一个物件观察研究、创造发声,甚至直接以近似“呼麦”的形式进行人声创作。
在颜峻看来,声音的细节是一种关注力,“听到10年前弹棉花的声音,或者看到故宫,感慨怀旧,通过记录声音保留记忆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就像纪录片老照片一样。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不是这些,耳朵比声音本身更重要。”
他比较过中国与欧洲城市的区别,发现在欧洲很少能听到低频的声音,可在中国即使是农村地区也能听到低频声音。在城市化打造出的现代交通网络里,各种声音细节无处不在,汽车的刹车声和地铁的刹车声相差不多,却仍能找到细微的差异。而长期身处其中的城市人对于这些声音熟悉到听而不闻,又或者,我们完全忽视了耳朵的存在。
“现在收集城市声音的使命并不是保存,而是使耳朵获得自己去听的能力。长久以来,我们几乎忘记了自己去听的能力,好比端给你一盘菜,你就吃下去了。就像做田野录音这件事,最重要的是录音的时候,而不是最后呈现、发表的时候。录音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自己在听;只要你不录音,感觉就不一样。”
城市与声音的关系在颜峻的声音艺术实践当中并不只是几个符号,那些楷模、奇迹、选美类的城市声音把这个世界变得符号化,却削弱了人们发现声音的能力——我们得到了各种声音,却丧失了听的能力。
颜峻曾经在家里制作过家庭十景,其中包括干燥的木地板发出的声音以及抽油烟机的叶片随着通风管里的风转动起来的声音。而在他生活的北京城里,显然有更多纷繁复杂的声音素材,“就像拣垃圾,都是没人要的。”
没人要的理解成没人注意的也许更加准确。这些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声音共同组成了他对北京的理解:迷幻。颜峻已经开始“静听城市之音”的声音采集,在这组将由20到30个声音素材集合成的作品里,内容可能覆盖他在北京采集到的蒸汽机单调的作业声、电梯里的声音、风声,以及出租车司机侃大山的声音,“说话声音太离谱了,也会变得挺迷幻的,超过了某个界线就会迷幻,比如重复了十几遍的广告,听上去就像做梦一样。”
是否有趣、是否有意义似乎已经不再是声音采集的标准,打开耳朵才是重点所在。“只要给一个人戴上耳机,对周围的敏感度就会提高。”颜峻以他的体验告诉我们。
如果刻意寻找,那就像是撒谎
如果要寻找一种既包含上海本土气息又不乏时代感的声音,B6的音乐无疑是其中一个代表。B6(楼南立),生长于上海的80后音乐人,兼有两重身份,一是视觉设计师,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电子音乐艺术家、DJ和音乐制作人。
B6的音乐里有上海话的呢喃,也有Techno-Beats的冷峻;他多产而且风格多样,从synth-pop、IDM、breakcore到d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