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校园数年，我觉得，地方不同也罢，阶段不同也罢，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生活，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大家——不论是老师还是同学，对迷茫和试错，更多地表现出理解和激励。大一时，老师直截了当地说，大学虽然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它是最后一个容许你犯错误的地方。
　　广东工业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兼有经管文法艺学科的省属重点大学，于1995年由广东工学院、广东机械学院和华南建设学院（东院）合并组建而成。我比较熟悉的是龙洞和大学城两个校区。毕业后，我曾到东风路校区办事，那里给我的感觉跟龙洞类似，只是小一些——其实东风路校区的面积更大，我有这样的错觉大概是因为我只在教学楼之间转了几转，没有到过生活区。
　　人们说起广工，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杜锋、易建联和朱芳雨，我以前便如此。但我大一没在班际三人篮球赛出场，后来也错过了在学校篮球场举行的大型比赛，与广工明星失之交臂。
　　而要我一个广工2010级外国语学院的学长当好校园的导游，恐怕不容易。因为，大一我还在天河区的龙洞校区游走，第二年却一头撞进了番禺的大学城。
　　初进广工，除了新生常有的不安之外，还有些不常有的迷惘。一位师兄带我去宿舍，他说，虽然在理工科大学读日语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我们还是比某某大学要好一些。姑勿论最后一句究竟是自嘲还是他嘲，我认同师兄说的“奇怪”。
　　没过多久，我去了图书馆。那里跟后来面积更大的大学城校区的图书馆不同，可谓夏热冬冷。翻开一本原版书，看着泛黄的书页上“广东工学院”或“广东机械学院”的印章，心中的雾气也顺着外冒的汗水消散在毫无遮挡的日光中。
　　我是庸人自扰了，而大一的课程最不允许人迷糊。从最简单的a、i、u、e、o学起，被外教一一纠正，背单词、记语法，这是一个让人自省英语学习能力与方法的好机会。同时，还得小心翼翼防止中日英“一锅粥”，这比“南腔北调”更加可怕，学外语者恐怕多有同感，而日语尤甚。大家不知不觉就在英语单词的双辅音之间挤进一个元音，脱口而出，感觉就跟走进图书馆，一眼看见座位被书占了一样。
　　外国语学院常用的书在大一期末转移到了大学城，之后又陆续增添了不少新书。
　　大的可不仅是图书馆。
　　大一说起大学城校区，所知也不过是大小有别，毕竟总面积是龙洞的三倍不止。我们外国语学院大一有早读的规定，还有指定的早读教室。如果大二仍想继续，最富有诗意的地方是图书馆一侧的湖边，那里有樱花和柳树点缀。不想在课前匆匆赶往教学楼的话，最好是在哪里上课便在哪里早读。六栋教学楼，从教一至教六，是六个小长方体，又拼成一个大长方体，楼间有过道勾连。大二第一天，我一早去找上课的地方早读，结果进入“迷魂阵”，找了半天都找不到目的地。九月的早晨，秋老虎逡巡绿荫间，见谁都要吼一口闷热的风。
　　我曾经跟理工科学生一起上定向越野课，听他们说实验室的故事，校道上也不时看见有三五人在做水准测量，而我们外国语的学生往往游弋在教学楼和图书馆之间。
　　虽说楼群多寡和校园卡的新旧只能归入“非谓有大楼之谓也”里，但大学生活以楼区分和越来越便捷也是事实。而学习本身，自然还是一步一步，“无花无假”。
　　大二大三，日语越学越深、越学越广，大家渐渐分道。有人选择辅修或双专业，有人研究日企，有人学有余力则兼职，还有人学德语以读康德。我也因为对翻译的兴趣而在图书馆摘抄过外来语，看《日语研究》和《日语学习与研究》。总的来说，大学生的个体差比中学明显得多。
　　教授我们翻译的是林清华老师，他也在英语系负责《日语精读》。据英语系的室友说，原本大二才开始学二外不免有些担心，但精读课很有趣，没有什么抗拒心理。我对室友的“有趣”的理解，是自由随性和对节奏感的把握。这让我想起“潜气内转”一词。
　　林老师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在教学上，除了教材上的理论之外，还让每个学生轮流展示翻译作品，然后是点评和讨论。除了语法、词汇的问题之外，林老师强调学好中文同样重要。他通过对比和提问，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自我提高。
　　我曾经将自己的翻译作品发给林老师，过了几天，收到回复，文档的一侧是密密麻麻的意见。后来，他送给我几本书，既有他翻译的著作，也有其他翻译家的心得。这种无声的指导与鼓励使我至今难忘。同样令我时时回忆的，还有初进教室时他的严厉，在商务课上我蹩脚的办公室交谈表现，多媒体室里紧张过度辨认不出自造速记符号时的满头大汗，在教师办公室里提交论文初稿时的惴惴不安……
　　说起来，大一时，老师说大学“虽然”是社会的一部分，那应该也是强调两者的不同吧。那么，“社会大学”也可以说是求其同了。
　　離开广工之后，当我感到乏力或者迷茫时，偶尔会梦到学校——教室是大学风格的大教室，走到外头，有时是中学的操场，有时又是小学的花园，互相不算同学的人却因为我而混杂一室之内。新旧记忆交织，恍如庄周梦蝶。梦醒后，我得到的不止是记忆，还有从昔日传递而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