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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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19世纪的学说,如何能够指导今天的实践?今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困境在哪里?如何应对?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在哪里?马克思为什么把历史科学视为"唯一的科学"?如何到生命运动中去理解和把握辩证法?中华文明有哪些独特魅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会通与融合?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中.该书在精炼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内涵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运思方式对上述时代课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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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19世纪的学说,如何能够指导今天的实践?今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困境在哪里?如何应对?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在哪里?马克思为什么把历史科学视为"唯一的科学"?如何到生命运动中去理解和把握辩证法?中华文明有哪些独特魅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会通与融合?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中.该书在精炼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内涵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运思方式对上述时代课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既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鲜明特征,也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持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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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奋斗"为关键词,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英勇顽强的奋斗中创造伟大成就的重要秘诀.回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路,蕴藏着丰富的奋斗经验:始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党领导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源;英勇顽强的奋斗则是党领导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强大支撑.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和人民需要继续弘扬伟大奋斗精神,在坚定理想信念中持续奋斗、在练就过硬本领中不懈奋斗、在凝聚奋进力量中团结奋斗是新征程上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然要求.
以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形态数字经济,在变革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重塑了社会生产关系和商品价值关系,对数字经济的价值来源和价值决定问题的解析需要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框架下进行.本文结合数字经济的特征,将劳动价值区分为实体劳动价值和数字劳动价值,以此为基础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解析.文章认为,数字经济产品具有非劳动性、无载体性和高溢出性等虚拟性特征,使其产品价值既包括实体劳动价值成分,也包括数字劳动价值成分.其中数字劳动价值主要通过价值转移的方式从其他部门和劳动者的收入中转移而来,其大小与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与以往的经济形态的明显区别就在于其劳动方式不再单纯地以物质实体条件为载体,而是出现了以数字生产条件为载体的新变化,这种新的数字劳动方式主要有三类:一是单纯的数字劳动方式,二是实体与数字融合的劳动方式,三是智能劳动方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虚拟性、融合性、跨时空性、开源共享性、智能性等.数字劳动方式主要源于其生产要素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数字化,即程序和互联网作为虚拟机器和虚拟厂房成为主要劳动资料;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成为主要劳动对象;数字劳动作为复杂劳动成为主要劳动形式.为此,数字
以往对于辩证法与革命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辩证法的革命性与革命的辩证法,但无论是对辩证法革命性的分析,还是对革命辩证法的讨论,都只是对辩证法特征的研究,没有深入到辩证法的本质.究其实质,辩证法与革命的关系在于辩证法不是一种纯理论的事情,而是直接与当下生活世界的变革相关,辩证法这个最富有哲学色彩的理论直接面向的是当下的社会现实,是根植于现实生活并在现实生活中展开的.从黑格尔辩证法与观念革命、马克思辩证法与无产阶级革命、列宁辩证法与十月革命、毛泽东辩证法与中国社会革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辩证法的革命本性在于辩证法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已深刻改变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使其呈现出愈发鲜明的虚拟化特征,即生产关系呈现出人机关系的隶属化、劳资对立的隐匿化、劳动关系的分散化特征;交换关系呈现出数字代号的脱实化、交换价值的溢出化特征;分配关系呈现出分配矛盾的社会化、分配格局的重构化特征;消费关系呈现出消费需求的泡沫化、消费过程的生产化特征.虚拟化特征回答并刻画了数字技术条件下经济关系相比以往的特殊性内涵.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经济关系的虚拟化并未改变其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理论实质,反而正是资
代表对选民的回应性是代议政治运行的重要保证.在代表回应性的实现机制方面,中西方差异最直接体现于连选连任压力机制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国机制强调构筑代表与选民间的"情境同构"关系,即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使代表与选民保持长期接触,以此产生两者间具有共同生活情境的一体化结构,并激发代表的回应性.而西方机制的核心特征是收益激励.中国模式契合中国政治理念和现实,应予以坚持和完善.
新中国70多年外交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科学、先进、正确的外交价值观作引领.以和平为基石,以独立为原则,以正义为本位,以负责为品质,以为民为宗旨,构成了当代中国外交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确保合理的外交愿景、正确的外交决策、科学的外交方略、有力的外交执行、广泛的外交支持,是当代中国外交价值观的主要功能.在当代中国外交价值观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为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先进的社会制度、优秀的文化滋养以及卓越的领导艺术.
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大地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会通的历史条件和机缘是什么?两者融会贯通的内在根据和理由究竟何在?该书以马克思与孔夫子自晚清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的相遇为主线,通过特定历史语境的还原和追溯,试图从哲学观念、文化原型、精神气质等层面,多维度地揭示这种相遇的内在可能性及其学理依据,以期更深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本雅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做出了重要贡献,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活力.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他的神学阐释方式和思想中的神学因素,使其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形象晦暗不明,本文尝试着眼于本雅明的思想转型的关键节点对这一问题给予回答.从本雅明接触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到对其做出新的阐释中间经历了一段理论成长期,经验概念在这段时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他在早期围绕经验概念所做的相关论述更是其与历史唯物主义最早产生思想交集的关键证据.通过早期关于经验问题的两个文本群可以分析出本雅明与历史唯物
普殊同既反对现代性的抽象普遍主义,也反对过于追求具体特殊性的后现代主义.他致力于突破抽象普遍性与具体特殊性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凸显一种基于内在批判的历史特殊性,并建构一种具有自反性的社会批判理论.普殊同在历史特殊性的方法论前提下研究现代反犹主义,将其指认为"拜物教化的反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特殊性的方法论视角及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性原则与内在批判精神,但从根本上说未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具体总体"的理论层面,因而仍然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