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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夏，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遭到法租界巡捕袭扰，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这里完成了大会议程，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条小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而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所蕴含的伟大革命精神，因此被称之为红船精神。
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首次概括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历史地位，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建党实践和革命活动中，从播撒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到奠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从制定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到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无不彰显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近代中国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的时代课题。为了救亡图存，早期的先进分子想了各种办法，但无论是君主立宪所主导的社会变革，还是民主革命所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都没能成功。俄国的十月革命，让处在彷徨中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
以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怀着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奋力播撒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思想先锋。他们创办进步刊物，宣传新思想和十月革命；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学术团体，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逐步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北洋军阀仇视新生的苏俄工农政权，把科学社会主义诬蔑为“过激主义”，把布尔什维克攻击为“过激党”。因此，面对北洋军阀的封锁，《新青年》《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报纸杂志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4篇光辉的文献，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页。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新生活》《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共产党宣言》是第一部较为完整而系统地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伟大著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五四运动前后，虽然在中国有不少人介绍过《共产党宣言》，但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1920年春，陈望道接受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重任，陈望道回到了家乡，夜以继日地开展艰苦的翻译工作，他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这期间就留下了“吃墨汁”的感人佳话：一天，陈望道的母亲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过了一阵，母亲来取碗筷，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未动。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问道：“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陈望道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说：“甜，真甜。”经过艰苦的努力，陈望道翻译完成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
中国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而为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更需要大力开展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开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创精神，不仅表现在中国先进分子播散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上，更体现在他们积极创建党团组织，开创中国工人阶级先锋组织的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它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地建立起过促进作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等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中，中国先进分子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他们在自己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又通过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组织，深入工农民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而把坚定的信仰傳递到社会基层，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营造了浓厚的理论氛围，培育了一大批革命人才；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因遭到租界巡捕袭扰而遇到挫折时，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红船上完成了大会的最后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曲曲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壮丽乐章。
在艰辛的探索中坚定理想。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不屈不挠的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文化转型大背景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毛泽东、恽代英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拼命搜寻，学习那些具有进步色彩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学说，搜寻着当时社会上能够看到的各种进步书刊：中国儒家典籍等传统文化、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方面的书籍。毛泽东最早读的是私塾，“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儒家典籍。这种学习的内容，他说，“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同时，他也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并从中发现了问题，这些小说“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为他们所有和控制”。进入新学校后，毛泽东开始接触到《盛世危言》和西方的《原富》等书籍，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十月革命之前，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一度泛滥。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后来在自述中说，尽管“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但“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这时“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毛泽东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理想、追求不仅使我们党内凝聚，同时也是对社会的改造。离开了理想信念，共产党就缺乏内在的凝聚力，离开了理想信念就没有办法去改造社会的广大群众，我们党就没有力量，就没有基础。理想、信念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政党品质，这个品质对广大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具有奋斗精神，要百折不挠。早期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以及创建之后我们的这段社会历史的实践，充分反映出，理想、奋斗、追求对中国共产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
近代以来，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先后尝试过诸多救国救民的方案，做过诸多努力，但都失败了。这时，中国迫切需要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期待着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出现，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领导人民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公开表达了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强烈愿望：“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就明确规定：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这些规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奋斗目标，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划清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界限。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统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坚定地走向社会最底层，发动和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并把团结和依靠工农群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20世纪20年代，面对风雨如晦的黑暗中国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不顾个人安危和得失，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奋斗，1949年，终于赢得了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解放，使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无数共产党人，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和大公无私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红船精神包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其中，首创精神是核心，是动力之源。首创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创新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源。而理论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先导，理论创新要着眼于探讨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回答新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着力点。紧密联系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通过创造性的思维，不断摸索和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只有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精神创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才能时刻保持蓬勃生机和无限的创造活力，走在时代前列。
奋斗精神是支柱，是胜利之本。奋斗精神首先来源于坚定的理想信念，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意志坚强，品节刚毅，无所畏惧，无论遭受多少挫折都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只有弘扬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认定目标、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共创美好未来。
奉献精神是本质，是德政之基。奉献精神的关键在于党的一切決策和措施都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保持根本性质、恪守根本宗旨、牢记根本使命，才能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
伟大的党培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滋养伟大的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正是这些伟大的革命精神，使我们党由小变大，从弱到强，推动中国革命在艰难中奋进、在曲折中前行，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
一条红船见证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创建历程，引领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前进方向，拉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光辉起点。
在红船精神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辉煌的成绩，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摘自2017年11月23日《人民政协报》。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
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首次概括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历史地位，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建党实践和革命活动中，从播撒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到奠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从制定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到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无不彰显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近代中国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的时代课题。为了救亡图存，早期的先进分子想了各种办法，但无论是君主立宪所主导的社会变革，还是民主革命所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都没能成功。俄国的十月革命，让处在彷徨中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
以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怀着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奋力播撒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思想先锋。他们创办进步刊物，宣传新思想和十月革命；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学术团体，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逐步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北洋军阀仇视新生的苏俄工农政权，把科学社会主义诬蔑为“过激主义”，把布尔什维克攻击为“过激党”。因此，面对北洋军阀的封锁，《新青年》《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报纸杂志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4篇光辉的文献，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页。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新生活》《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共产党宣言》是第一部较为完整而系统地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伟大著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五四运动前后，虽然在中国有不少人介绍过《共产党宣言》，但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1920年春，陈望道接受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重任，陈望道回到了家乡，夜以继日地开展艰苦的翻译工作，他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这期间就留下了“吃墨汁”的感人佳话：一天，陈望道的母亲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过了一阵，母亲来取碗筷，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未动。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问道：“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陈望道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说：“甜，真甜。”经过艰苦的努力，陈望道翻译完成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
中国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而为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更需要大力开展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开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创精神，不仅表现在中国先进分子播散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上，更体现在他们积极创建党团组织，开创中国工人阶级先锋组织的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它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地建立起过促进作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等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中，中国先进分子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他们在自己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又通过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组织，深入工农民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而把坚定的信仰傳递到社会基层，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营造了浓厚的理论氛围，培育了一大批革命人才；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因遭到租界巡捕袭扰而遇到挫折时，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红船上完成了大会的最后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曲曲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壮丽乐章。
在艰辛的探索中坚定理想。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不屈不挠的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文化转型大背景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毛泽东、恽代英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拼命搜寻，学习那些具有进步色彩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学说，搜寻着当时社会上能够看到的各种进步书刊：中国儒家典籍等传统文化、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方面的书籍。毛泽东最早读的是私塾，“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儒家典籍。这种学习的内容，他说，“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同时，他也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并从中发现了问题，这些小说“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为他们所有和控制”。进入新学校后，毛泽东开始接触到《盛世危言》和西方的《原富》等书籍，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十月革命之前，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一度泛滥。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后来在自述中说，尽管“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但“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这时“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毛泽东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理想、追求不仅使我们党内凝聚，同时也是对社会的改造。离开了理想信念，共产党就缺乏内在的凝聚力，离开了理想信念就没有办法去改造社会的广大群众，我们党就没有力量，就没有基础。理想、信念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政党品质，这个品质对广大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具有奋斗精神，要百折不挠。早期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以及创建之后我们的这段社会历史的实践，充分反映出，理想、奋斗、追求对中国共产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
近代以来，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先后尝试过诸多救国救民的方案，做过诸多努力，但都失败了。这时，中国迫切需要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期待着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出现，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领导人民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公开表达了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强烈愿望：“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就明确规定：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这些规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奋斗目标，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划清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界限。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统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坚定地走向社会最底层，发动和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并把团结和依靠工农群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20世纪20年代，面对风雨如晦的黑暗中国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不顾个人安危和得失，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奋斗，1949年，终于赢得了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解放，使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无数共产党人，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和大公无私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红船精神包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其中，首创精神是核心，是动力之源。首创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创新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源。而理论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先导，理论创新要着眼于探讨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回答新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着力点。紧密联系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通过创造性的思维，不断摸索和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只有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精神创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才能时刻保持蓬勃生机和无限的创造活力，走在时代前列。
奋斗精神是支柱，是胜利之本。奋斗精神首先来源于坚定的理想信念，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意志坚强，品节刚毅，无所畏惧，无论遭受多少挫折都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只有弘扬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认定目标、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共创美好未来。
奉献精神是本质，是德政之基。奉献精神的关键在于党的一切決策和措施都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保持根本性质、恪守根本宗旨、牢记根本使命，才能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
伟大的党培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滋养伟大的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正是这些伟大的革命精神，使我们党由小变大，从弱到强，推动中国革命在艰难中奋进、在曲折中前行，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
一条红船见证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创建历程，引领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前进方向，拉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光辉起点。
在红船精神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辉煌的成绩，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摘自2017年11月23日《人民政协报》。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