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土耳其是"一带一路"上的两个重要国家。历史上,两国都曾建立了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文明型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诸多创举为人类政治文明留下了宝贵经验。两个帝国都曾统治庞大的领土,都需要处理民族与宗教、中央与地方、行政制度与意识形态等关系,并且都在16世纪前不同程度地实行包税人制度。但是,两者在16世纪以后的财税制度供给逻辑截然不同。中国自明中晚期以后,逐渐将财税权力收归中央,并极力打击地方精英集团及资本势力,完全掌握对地方资源的汲取及分配权力;奥斯曼帝国则继续将包税人制度放大以致由于资源汲取能力的衰弱导致财政枯竭,最后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无法应付来自国内外持续不断的军政挑战,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大举借款,最后失去了国家自主性。两者的结局也截然不同,中国自明以降的历代旧政权到新中国建立,财税权收归中央的制度逻辑一脉相承并与时俱进,财政自主为大一统国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动力,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演进的根本性议程;奥斯曼帝国则因财政枯竭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被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成为欧洲强国的依附性国家,最后在地方精英与欧洲帝国势力的合力绞杀下轰然倒塌,碎裂成40多个国家,曾经的帝国彻底沦为历史。相似的规模,相似的挑战,相似的历史背景,不同财税制度选择下的不同结果的对比是本文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