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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是谈“麻”色变的年代，她不戴手套，不穿隔离服，与麻风病人亲切握手;年过九旬，依然是个“上班族”，工作在麻风病防治研究第一线;如今，百岁高龄仍关注麻风病治疗进展。
她就是从美国归国60余年、全身心投入麻风病防治事业的“抗麻斗士”——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桓英。
2021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李桓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心系祖国，归国参与新中国建设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因小时候随父母在德国居住，当了解到同济大学医学院使用德语教学，对医学兴致很高的她就决定报读同济大学医学院。
学医6年的她，于1945年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1946年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李桓英被推荐成为首批官员。任职七年间，她踏遍亚非美洲，为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不懈努力，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好评。其间，看到许多国家贫病交织的情形，她对祖国的惦念变得更加强烈，深感新中国百废待兴，更需要海外学子的归来和支持。
李桓英曾在美国杂志上看过关于钱学森的报道，得知钱学森毅然回国时，她深受触动，“时不我待，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想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1957年，李桓英婉言谢绝了世界卫生组织“续签5年合同”的邀请，瞒着已经定居美国的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
“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只要我还有精力、有力量，我愿意奉献终生。”每每谈到回国初衷，李桓英总是说，“能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祖国和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回国，我就是一个目的，把我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我养我的地方，不愧是个中国人。”
时年37岁的她，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开展“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麻风抗原检测”等。
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风菌脂质抗原（PGL）提取成功。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至今，李桓英的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
坚韧执着，造福数万麻风病患者
麻风病是人类古老的疾病，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许多患者脸部、肢体畸形，加之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和歧视，患者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过去由于没有治疗麻风病的有效药物，最人道的处理，是把他们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让其自生自灭。虽然有一种名为氨苯砜的抗麻风病药物问世，但麻风病的治疗在世界上尚未得到解决。1978年，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从此，她便将全部精力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为了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法，李桓英开始常年奔波在云南、贵州、四川贫困边远地区。1970年，李桓英在中国流调现场第一次见到了麻风病患者，她就暗下决心，立志要攻克令人闻风丧胆的麻风病。
1982年，李桓英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世界卫生组织批准在中国进行联合化疗方法的实验项目。
虽然氨苯砜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问世，但麻风病的防治在世界上还没有更成熟、更有效的方案。当时，在国际上通用的治疗药物需要6至7年时间才能治愈患者，而很多病人无力长期服药。李桓英开拓创新，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服药24个月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选择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3个偏远的“麻风村”开展试点。
云南省疾控中心楊军讲起那段历史：1979年李桓英第一次来到云南，走进勐腊县一个叫南醒的麻风寨时，她居然不戴手套，不穿隔离服，就与病人亲切握手，为他们仔细检查身体。不仅如此，她还敢喝病人家里的水、吃病人家里的饭。在当时，这些举动大家连想都不敢想。
李桓英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鞋，“摸摸有没有沙子和钉子，再穿上”。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甚至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李桓英不怕脏，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
“麻风病传染性有限，可防、可治，不可怕。只有深入到病人身边、进行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才能解病人之疾苦、消社会之歧视。”李桓英说，“每当我想起麻风病人在承受疾病与歧视的双重折磨而过着痛苦凄凉的生活，我就非常难过，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跟麻风病作战的决心。”
李桓英的到来，给麻风病人带来了希望。她不仅仅治病救人，更勇敢地挑战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偏见。
实验证明，联合化疗方案确有疗程短、副作用小、复发率低的作用，有效率达100%。李桓英因势利导，抓住时机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资金，申请国际专家技术支持、药物治疗等，把试点扩大到云南、贵州、四川的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她遭遇过最严重的翻车是从翻滚的汽车前窗挡风玻璃甩出去10多米，躺在覆盖着厚厚白雪的山坡上昏了过去。连车带人滚下坡底的同志们从车里爬出来，大声呼喊她。她才反应过来连声呼喊：“我在这里！”但是她爬不起来，李桓英歪头一看，雪地上留下一大片殷红鲜血。这次车祸导致她两侧锁骨和3根肋骨骨折，头部外伤缝了7针。大家都劝她好好休养，她却缠着厚厚的绷带、打着石膏投入新的工作。
在她的努力下，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1990年的泼水节，他们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它取名为“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这一天，李桓英和人们一块儿跳起了傣族舞蹈。
短短几年，肆虐数千年的麻风病魔成为可控、可治的普通疾病，全国麻风病人从11万人降至不足万人，年复发率仅0.03%，远低于国际组织小于1%的标准。
传染病无国界，但医生有国籍。李桓英教授作为中国的医学科学家，心怀大我，把人民的健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同时更是将中国防治麻风病的方案贡献给世界，为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4年，“短程联合化疗”治疗方案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解除了疾苦。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极大促进了麻风病的早发现、早治疗。
奋斗不止，同世界分享中国经验
正是由于对中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届国际麻风会议决定1998年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具有纪念现代麻风防治100周年特别意义的大会期间，李桓英被推选担任本次大会的轮值执行主席。
会上，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七届麻风病专家委员会8位专家之一的李桓英，作了《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博得与会1000多名中外专家长久热烈的掌声。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曾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30余年来，李桓英不断优化治疗方案，缩短疗程，消除歧视。她解决了该领域的重大策略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为中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1年，李桓英主持的“全国控制和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策略、防治技术和措施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16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桓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当月，95岁高龄的李桓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工作了快60年，从回国开始就从未后悔，但我深知如果不入党我一定会后悔。”李桓英说，“以前我总觉得自己还不行，还不合格，现在我觉得自己应該合格了。”
2017年12月26日下午，96岁高龄的李桓英戴上大红色的围巾。在党支部党员大会上如期转正，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回国不后悔，干麻风病防治工作不后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在她看来，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老人一字一句地认真向党组织汇报着预备期的心声。声音中饱含岁月打磨过的笃定，颈间的红围巾和党旗相互映衬，鲜艳无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辛有清介绍，21世纪以来，李桓英带领麻风病研究课题组进入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开展麻风病早期诊断、耐药基因检测、复发及再感染鉴定、麻风易感基因及免疫学相关基因等研究。
李桓英一生孑然一身，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麻防事业，在国内外麻风病防治领域取得了常人难以超越的成绩，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如今，已过期颐之年，她仍然心系麻防事业。“麻风病的疫苗至今还是空白，自然疫源也不清楚，从基因水平揭示麻风病的发病机制还没人涉及。”李桓英说，“对于彻底战胜麻风病，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愿意在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继续工作，为实现没有麻风的世界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