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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血脉的基因，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党内共同的价值观，是党内成员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情感的集中体现。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同党内政治文化的融合共通，可以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党内政治文化;政治文化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源远流长、从未间断的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我们民族血脉的基因，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P708）当前，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也应当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创造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同党内政治文化的融合共通，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提出来的，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2]（P26）它是“被内化于该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心理）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3]（P3）这个解释把政治文化限定在“知、情、意”的范围内;另一种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向度是从政治文化的功能方面来界定的，比如谈政治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把政治文化同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内核联系起来，相关学者认为，“任何系统都具有主导性的政治价值，它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4]（P232）列宁对政治文化的认识一改那种寻求价值中立的姿态，明确表达为“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5]（P306）习近平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特点，指出“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6]综上所述，政治文化概念经历了从价值中立型到党性明确型的转变，其实，正如持价值中立型观点的学者自己所说，政治文化是一定时期的一套政治态度等，总是具有一定的导向性的。列宁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政治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的阶级立场，习近平还指出了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灵魂地位，及其对政治生态的巨大影响力。
政治文化既然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就一定会在一定的党组织内部起着灵魂的作用，是指导这个党明确奋斗目标的精神支柱、价值引领。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有相当的关注，基本上得出的观点是：党内政治文化是价值引领、是世界观、是确定奋斗方向的纲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7]（P271）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8]（P599）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题，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9]“党内政治文化对个人而言，起着培育个人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对群体而言，起着引领方向、规范路径、整合分歧的功能;对政党而言，起着校准方向、明确目标、统一思想、展示形象、凝聚力量的功能;对整个社会而言，起着滋养民众、引领风气的功能。”[10]可见，党内政治文化不仅仅在党内起着统一思想的灵魂作用，对个人、对群体、对社会都起着引领风尚的作用。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从来不是从历史中断开的，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在党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时代的创新文化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凝练出来的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不仅具有人类文化的共性特点，还具有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理念，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传承，至今依然熠熠闪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党内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内在的一致性，這种内在的共通性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大有裨益，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了历史的积淀与历练，其中有很多闪光的思想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理想信念与求大同、尚和合的追求
习近平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11]（P10）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党内政治文化最本质、最核心的元素，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根本。
第一，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灵魂。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也有一种理念，叫大同思想，倡导“天下为公”，通过“修己以安人”，讲究“以德配天”“修德配命”，注重“厚德载物”，追求的也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世界。大同思想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全人类之间不分贫富贵贱，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是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能给中国文化以有力的指导，也正在变成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实践的结合，也必然是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既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又继承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20世纪初，我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儒家“大同”思想来理解共产主义，并且把共产主义视为道德的要求、伦理的必然。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在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上的同构，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思想土壤，从这一点来看，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可以相互印证。 第二，崇尚和合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质。这和我们民族追求大同也是一致的，只是和合思想需要体现于我们处理一系列事情的具体行为之中。“和”是和平共处、以和为贵，“合”是合作、协作、协同。我们党在处理国际国内的事务时也都体现了我们民族崇尚和合的特点：对内讲究和平解决分歧，对外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前，我们党提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共同体内的所有民族、国家为我们共同的生存而携手协作，不搞争论、不搞敌对，诸如我们党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议，带动了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时代列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都是以和平与合作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化解矛盾。尚和合思想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也深有体现。我们党一方面强调严于律己，另一方面又倡导治病救人，就是和合思想的一种体现。
第三，忧患意识在古代和今天具有共通性。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强调忧患意识，孟子曾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告诫我们：一个人不能处于顺境就忘乎所以，处于发展好的时候不能没有向坏时的打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常怀忧患意识，时时警醒自己，做到警钟长鸣。中国先贤的忧患意识不是仅仅存在于一己之小我的境地，而是存在于胸怀天下的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的就是心中有天下、心中有人民的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更是如此，“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12]（P5）
（二）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与讲仁爱、重民本的思想
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又一核心内容。这一思想体现着我们党的性质——人民的政党。
第一，仁爱、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国古代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其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古人的仁爱思想常常有一个推己及人的思路。如戴震所说，“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孟子曾用人我之间的关系来推演仁爱需要施于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仁爱观念自然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中国古代的这份思想传统在后来的时代里得到了另一种境界的升华，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中积淀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二，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党内的传承。毛泽东曾说：“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13]（P467）“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4]（P1096）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五个字：为人民服务。习近平继承前人又发展创新，但在对待人民的观点上是高度一致的。习近平曾说，“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11]（P18-19）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动摇，把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深深融入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文化基因之中。
第三，仁爱民本思想与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内在关联。仁爱民本思想朴素地从人们的伦理生活实践出发，把人的仁爱之心与具体生活场景相结合进行阐释，很好地动员了群众，是比较形象地为人们所理解的一种表达方法。民本思想的君民水舟之比也很形象地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虽然古人的历史局限性是无法克服的，但我们感念的是古代民本思想的可贵，及其对后世产生的积极影响。为人民服务思想中就存在着民本思想的影响。今天我们谈为人民服务是基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守诚信、崇正义的古今会通
对于诚实守信、公平正义思想的追求是古今一致的，虽然时间相隔久远，但中国人民对诚信与正义的追求之念始终未变。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在党内政治文化之中，皆可以寻见这一思想的影响和对它的追求。
第一，古人心中的诚信、正义观。古人主张：忠、信、廉、慎，“致忠而公”“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些都是强调要尽力做好事情，不推诿，老老实实办事。“信则人任焉”“自古民无信不立”，这些思想都强调了诚信在任人办事、取信于民等方面的重要性。廉和正在古代的表达是：“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荀子·议兵》）“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公生明，廉生威”，这些都表达了廉洁、正直、正义的重要性。对于“慎”，古人把它看作更高层次的要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诗经》）对于慎独的理解，古人从审察的方法到所要达到的程度都作了充分的阐述，对于“慎”的情感、态度、认知过程亦有论述。确实，古人是把“慎”看作更高层次的修炼与要求。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的诚信正义观。对于诚信正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较高的要求，对诚信正义提出了具体要求，也设计了对于违反廉洁自律要求行为的惩罚措施，并把对诚信正义的规定内化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中。习近平曾强调，“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15]为了保证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风清气正，需要加强外部的制度约束。“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16]（P136）要通过强化党的组织意识，严明党的纪律来进行管理。对于习近平提出的“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六个方面的要求，要深入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中，具体到生活、工作、为人、处世等方面来落实。其一，要忠诚老实。这既是对一个党员做人的要求，更是对其做事的要求。是党组织的人就要听党的话，认真履行好党员的义务。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更不能阳奉阴违，跟中央唱反调。其二，要光明坦荡。这既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胸，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做事的责任担当。一个心底无私的人，自然是透明的;一个没有阴谋的人，自然可以见得阳光。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言一行都需要经得起透视和检验。其三，要公道正派。公道是指做事，做事不以权谋私;正派是指做人，做人在作风上要守得住底线，不仅如此，还要在做人上当得起模范。其四，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多年来的经验总结，是我们党尊重规律、尊重真理的体现。一个共产党人，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不搞见风使舵，不搞两面三刀，一是一，二是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其五，要艰苦奋斗。这是我们党为防止党员腐化变质提出的一个法宝，保持艰苦奋斗的做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艰苦奋斗的做法，防止特权思想、腐败思想观念的抬头。其六，要清正廉洁。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一直严格要求的，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清正廉洁，带头做好模范，发挥好道德模范的引领作用。对于清廉的追求自古就深入人心，如果这个方面做得不好，会给人民群众留下很坏的印象，会有损党的形象和公信力。 第三，古今诚信正义观的会通融合。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都对诚信正义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这个议题上古今有着很强的融通性。其一，古代和当下关于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观念都是从生活世界的具体体验展开的。古代谈诚信正义是从日常伦理开始，今天我们所触及的这个话题也是从生活实际展开的。因此，二者在出发点上是一致的，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其二，就二者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来看，不论古代还是今天，伸张正义都是民众最朴素的要求，是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民众诉求之一。其三，古代和当下在对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追求中，希望成就什么样的理想人格方面具有会通性。古代希望人們能恪守诚信，秉持正义，成为能独善其身，“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正直之士;今天人们也是希望能有讲诚信、守信用、办事公道的人。所以，在成就什么样的理想人格上古今是共通的。其四，古今在诚实守信、公平正义人格的修养方法上也具有会通性。古代和今天对于具有高尚人格之人的修养功夫是相同的，对于要成为讲诚信、有正义感之人的修养方法也是相同的。这个修养的方法就是：从个人修身开始，注重从己及物，由己及人，由内而外的推演和修养功夫。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的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起到启发作用，有的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起到相互映照作用，有的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起到会通融合作用。要牢固树立文化自信，进而牢固树立政治文化自信，大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第一，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来自对党的事业的正确认识。只有从理论上深刻认识到党的事业的重大意义，才会更好地把党的事业坚持下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其一，我们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就把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业扛在了自己的肩上。也正因为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我们党也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因此，我们有这份自信。其二，党的事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行动指南。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这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指导意义。其三，我们党的事业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来完成，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进行。党的领导的坚强有力给了我们牢固树立政治文化自信的坚实力量。其四，我们还具有远大理想，即共产主义理想，还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可靠的价值观引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自然一往无前，党内政治文化自信自然能够牢固树立。
第二，党内政治文化自信还要建立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效、有力的基础之上。其一，我们的党是善于反思的党。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期间有过失误甚至是错误，但党很快就纠正了过来。如果没有积极反思的能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我们的党恰恰就是这样善于反思的党，它不断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其二，我们的党是善于分析时势的党。党审时度势，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中“稳坐钓鱼船”。在周边国家问题处理上，在中美关系处理上，都显现出我们党的远见卓识。其三，我们的党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党。我们党设计的雄安新区建设，是继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之后的又一重要战略举措。我们党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把周边国家，欧洲和亚洲都联系了起来，这是一种共赢的发展模式，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契合的。其四，我们的党是团结有力量的党。我们党具有核心意识，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一个核心，大到宇宙万物，小到一个单位、一个家庭，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们党现在正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个团结的大党具有巨大的力量，还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呢？因此，我们可以很自信。
第三，党内政治文化自信还来自党的创业史情感。党曾经“创业艰难百战多”，党曾经“为有牺牲多壮志”，党的奋斗史始终激励着我们前行。其一，革命文化与革命精神激励、滋养着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把他们不畏强暴、不畏艰难、不向困难低头、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遗留给了后人，也把革命的爆发力、革命的迅猛力、革命的冲击力以及解决事情雷厉风行的作风留给了后人。这是我们党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二，党的创业史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的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首创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精神、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的理论勇气、革故鼎新的巨大胆识。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宝贵的财富。其三，党的创业史还包括当今的创业行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懈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攻关期的不懈奋斗，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披荆斩棘，这些创业精神都可以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元素。其四，创业史还应有对未来的展望，对共产主义社会、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担当与历史使命。这些都是我们牢固树立政治文化自信的资本。
第四，党内政治文化自信还需要党内制度的完善，进而形成良性运转的机制。其一，铁腕反腐永远在路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表现出的反腐败决心充分表明我们党具有强烈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意志力。其二，政治生态建设取得良好发展态势。党对政治生态的不良倾向花大力气治理，现在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呈现出风清气正的新面貌。其三，完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只有把权力约束起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采取透明的权力运作模式，公布权力清单，向公众宣布政府哪些事情有权办理，除此之外的都不能办理。当这些制度逐渐完善起来，同时，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能力也逐步提升的时候，权力的透明运行，权力的清单制度就都会发挥更好的效用。当然，制约权力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但只要解决问题之心不息，办法总比困难多。其四，法德并举形成权力良性运转机制。制度约束权力需要于法有据，所以，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方面，要拓展法治治理的范围，完善法治治理的措施;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注重普法教育，从执法者和守法者两个层面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仅仅有法治建设还不能解决好人的思想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德治建设，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法治和德治，一个提供行动的规范，一个起到教化的作用，两者相互结合，共同构成权力良性运转的有效机制。
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组织的一种集体观念、集体意识，是影响党内成员政治行为的理念和价值因素，是我们党在长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情感等。而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深根植于民族的血脉之中，优秀传统文化同党内政治文化存在共通之处，两者或者相互映照，或者相互融通，共同把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根基筑牢。因此，把优秀传统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结合起来，既是可能的又是必然的，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自信也是有根据的。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既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结果，又是优秀传统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结合的必然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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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讲话：节选[J].求是，2017，60（1）：3-10.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Abstract：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gene of our national blood. It is deeply rooted in people’s daily thinking habits，behavior and other ways. The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is the common values of the Party form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long process of revolution，reform，and construction. It i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political ideals，political beliefs，and political emotions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culture. Therefore，the Party’s political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full of self-confidence.
Key Words：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political culture
责任编辑：傅建芬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党内政治文化;政治文化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源远流长、从未间断的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我们民族血脉的基因，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P708）当前，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也应当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创造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同党内政治文化的融合共通，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一、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概念辨析
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提出来的，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2]（P26）它是“被内化于该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心理）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3]（P3）这个解释把政治文化限定在“知、情、意”的范围内;另一种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向度是从政治文化的功能方面来界定的，比如谈政治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把政治文化同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内核联系起来，相关学者认为，“任何系统都具有主导性的政治价值，它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4]（P232）列宁对政治文化的认识一改那种寻求价值中立的姿态，明确表达为“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5]（P306）习近平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特点，指出“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6]综上所述，政治文化概念经历了从价值中立型到党性明确型的转变，其实，正如持价值中立型观点的学者自己所说，政治文化是一定时期的一套政治态度等，总是具有一定的导向性的。列宁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政治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的阶级立场，习近平还指出了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灵魂地位，及其对政治生态的巨大影响力。
政治文化既然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就一定会在一定的党组织内部起着灵魂的作用，是指导这个党明确奋斗目标的精神支柱、价值引领。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有相当的关注，基本上得出的观点是：党内政治文化是价值引领、是世界观、是确定奋斗方向的纲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7]（P271）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8]（P599）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题，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9]“党内政治文化对个人而言，起着培育个人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对群体而言，起着引领方向、规范路径、整合分歧的功能;对政党而言，起着校准方向、明确目标、统一思想、展示形象、凝聚力量的功能;对整个社会而言，起着滋养民众、引领风气的功能。”[10]可见，党内政治文化不仅仅在党内起着统一思想的灵魂作用，对个人、对群体、对社会都起着引领风尚的作用。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从来不是从历史中断开的，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在党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时代的创新文化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凝练出来的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不仅具有人类文化的共性特点，还具有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理念，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传承，至今依然熠熠闪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二、优秀传统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耦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党内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内在的一致性，這种内在的共通性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大有裨益，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了历史的积淀与历练，其中有很多闪光的思想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理想信念与求大同、尚和合的追求
习近平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11]（P10）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党内政治文化最本质、最核心的元素，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根本。
第一，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灵魂。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也有一种理念，叫大同思想，倡导“天下为公”，通过“修己以安人”，讲究“以德配天”“修德配命”，注重“厚德载物”，追求的也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世界。大同思想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全人类之间不分贫富贵贱，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是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能给中国文化以有力的指导，也正在变成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实践的结合，也必然是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既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又继承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20世纪初，我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儒家“大同”思想来理解共产主义，并且把共产主义视为道德的要求、伦理的必然。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在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上的同构，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思想土壤，从这一点来看，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可以相互印证。 第二，崇尚和合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质。这和我们民族追求大同也是一致的，只是和合思想需要体现于我们处理一系列事情的具体行为之中。“和”是和平共处、以和为贵，“合”是合作、协作、协同。我们党在处理国际国内的事务时也都体现了我们民族崇尚和合的特点：对内讲究和平解决分歧，对外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前，我们党提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共同体内的所有民族、国家为我们共同的生存而携手协作，不搞争论、不搞敌对，诸如我们党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议，带动了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时代列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都是以和平与合作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化解矛盾。尚和合思想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也深有体现。我们党一方面强调严于律己，另一方面又倡导治病救人，就是和合思想的一种体现。
第三，忧患意识在古代和今天具有共通性。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强调忧患意识，孟子曾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告诫我们：一个人不能处于顺境就忘乎所以，处于发展好的时候不能没有向坏时的打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常怀忧患意识，时时警醒自己，做到警钟长鸣。中国先贤的忧患意识不是仅仅存在于一己之小我的境地，而是存在于胸怀天下的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的就是心中有天下、心中有人民的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更是如此，“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12]（P5）
（二）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与讲仁爱、重民本的思想
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又一核心内容。这一思想体现着我们党的性质——人民的政党。
第一，仁爱、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国古代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其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古人的仁爱思想常常有一个推己及人的思路。如戴震所说，“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孟子曾用人我之间的关系来推演仁爱需要施于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仁爱观念自然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中国古代的这份思想传统在后来的时代里得到了另一种境界的升华，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中积淀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二，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党内的传承。毛泽东曾说：“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13]（P467）“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4]（P1096）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五个字：为人民服务。习近平继承前人又发展创新，但在对待人民的观点上是高度一致的。习近平曾说，“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11]（P18-19）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动摇，把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深深融入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文化基因之中。
第三，仁爱民本思想与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内在关联。仁爱民本思想朴素地从人们的伦理生活实践出发，把人的仁爱之心与具体生活场景相结合进行阐释，很好地动员了群众，是比较形象地为人们所理解的一种表达方法。民本思想的君民水舟之比也很形象地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虽然古人的历史局限性是无法克服的，但我们感念的是古代民本思想的可贵，及其对后世产生的积极影响。为人民服务思想中就存在着民本思想的影响。今天我们谈为人民服务是基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守诚信、崇正义的古今会通
对于诚实守信、公平正义思想的追求是古今一致的，虽然时间相隔久远，但中国人民对诚信与正义的追求之念始终未变。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在党内政治文化之中，皆可以寻见这一思想的影响和对它的追求。
第一，古人心中的诚信、正义观。古人主张：忠、信、廉、慎，“致忠而公”“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些都是强调要尽力做好事情，不推诿，老老实实办事。“信则人任焉”“自古民无信不立”，这些思想都强调了诚信在任人办事、取信于民等方面的重要性。廉和正在古代的表达是：“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荀子·议兵》）“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公生明，廉生威”，这些都表达了廉洁、正直、正义的重要性。对于“慎”，古人把它看作更高层次的要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诗经》）对于慎独的理解，古人从审察的方法到所要达到的程度都作了充分的阐述，对于“慎”的情感、态度、认知过程亦有论述。确实，古人是把“慎”看作更高层次的修炼与要求。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的诚信正义观。对于诚信正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较高的要求，对诚信正义提出了具体要求，也设计了对于违反廉洁自律要求行为的惩罚措施，并把对诚信正义的规定内化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中。习近平曾强调，“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15]为了保证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风清气正，需要加强外部的制度约束。“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16]（P136）要通过强化党的组织意识，严明党的纪律来进行管理。对于习近平提出的“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六个方面的要求，要深入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中，具体到生活、工作、为人、处世等方面来落实。其一，要忠诚老实。这既是对一个党员做人的要求，更是对其做事的要求。是党组织的人就要听党的话，认真履行好党员的义务。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更不能阳奉阴违，跟中央唱反调。其二，要光明坦荡。这既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胸，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做事的责任担当。一个心底无私的人，自然是透明的;一个没有阴谋的人，自然可以见得阳光。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言一行都需要经得起透视和检验。其三，要公道正派。公道是指做事，做事不以权谋私;正派是指做人，做人在作风上要守得住底线，不仅如此，还要在做人上当得起模范。其四，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多年来的经验总结，是我们党尊重规律、尊重真理的体现。一个共产党人，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不搞见风使舵，不搞两面三刀，一是一，二是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其五，要艰苦奋斗。这是我们党为防止党员腐化变质提出的一个法宝，保持艰苦奋斗的做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艰苦奋斗的做法，防止特权思想、腐败思想观念的抬头。其六，要清正廉洁。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一直严格要求的，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清正廉洁，带头做好模范，发挥好道德模范的引领作用。对于清廉的追求自古就深入人心，如果这个方面做得不好，会给人民群众留下很坏的印象，会有损党的形象和公信力。 第三，古今诚信正义观的会通融合。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都对诚信正义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这个议题上古今有着很强的融通性。其一，古代和当下关于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观念都是从生活世界的具体体验展开的。古代谈诚信正义是从日常伦理开始，今天我们所触及的这个话题也是从生活实际展开的。因此，二者在出发点上是一致的，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其二，就二者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来看，不论古代还是今天，伸张正义都是民众最朴素的要求，是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民众诉求之一。其三，古代和当下在对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追求中，希望成就什么样的理想人格方面具有会通性。古代希望人們能恪守诚信，秉持正义，成为能独善其身，“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正直之士;今天人们也是希望能有讲诚信、守信用、办事公道的人。所以，在成就什么样的理想人格上古今是共通的。其四，古今在诚实守信、公平正义人格的修养方法上也具有会通性。古代和今天对于具有高尚人格之人的修养功夫是相同的，对于要成为讲诚信、有正义感之人的修养方法也是相同的。这个修养的方法就是：从个人修身开始，注重从己及物，由己及人，由内而外的推演和修养功夫。
三、树立党内政治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的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起到启发作用，有的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起到相互映照作用，有的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起到会通融合作用。要牢固树立文化自信，进而牢固树立政治文化自信，大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第一，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来自对党的事业的正确认识。只有从理论上深刻认识到党的事业的重大意义，才会更好地把党的事业坚持下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其一，我们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就把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业扛在了自己的肩上。也正因为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我们党也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因此，我们有这份自信。其二，党的事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行动指南。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这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指导意义。其三，我们党的事业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来完成，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进行。党的领导的坚强有力给了我们牢固树立政治文化自信的坚实力量。其四，我们还具有远大理想，即共产主义理想，还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可靠的价值观引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自然一往无前，党内政治文化自信自然能够牢固树立。
第二，党内政治文化自信还要建立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效、有力的基础之上。其一，我们的党是善于反思的党。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期间有过失误甚至是错误，但党很快就纠正了过来。如果没有积极反思的能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我们的党恰恰就是这样善于反思的党，它不断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其二，我们的党是善于分析时势的党。党审时度势，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中“稳坐钓鱼船”。在周边国家问题处理上，在中美关系处理上，都显现出我们党的远见卓识。其三，我们的党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党。我们党设计的雄安新区建设，是继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之后的又一重要战略举措。我们党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把周边国家，欧洲和亚洲都联系了起来，这是一种共赢的发展模式，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契合的。其四，我们的党是团结有力量的党。我们党具有核心意识，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一个核心，大到宇宙万物，小到一个单位、一个家庭，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们党现在正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个团结的大党具有巨大的力量，还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呢？因此，我们可以很自信。
第三，党内政治文化自信还来自党的创业史情感。党曾经“创业艰难百战多”，党曾经“为有牺牲多壮志”，党的奋斗史始终激励着我们前行。其一，革命文化与革命精神激励、滋养着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把他们不畏强暴、不畏艰难、不向困难低头、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遗留给了后人，也把革命的爆发力、革命的迅猛力、革命的冲击力以及解决事情雷厉风行的作风留给了后人。这是我们党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二，党的创业史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的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首创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精神、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的理论勇气、革故鼎新的巨大胆识。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宝贵的财富。其三，党的创业史还包括当今的创业行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懈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攻关期的不懈奋斗，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披荆斩棘，这些创业精神都可以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元素。其四，创业史还应有对未来的展望，对共产主义社会、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担当与历史使命。这些都是我们牢固树立政治文化自信的资本。
第四，党内政治文化自信还需要党内制度的完善，进而形成良性运转的机制。其一，铁腕反腐永远在路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表现出的反腐败决心充分表明我们党具有强烈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意志力。其二，政治生态建设取得良好发展态势。党对政治生态的不良倾向花大力气治理，现在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呈现出风清气正的新面貌。其三，完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只有把权力约束起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采取透明的权力运作模式，公布权力清单，向公众宣布政府哪些事情有权办理，除此之外的都不能办理。当这些制度逐渐完善起来，同时，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能力也逐步提升的时候，权力的透明运行，权力的清单制度就都会发挥更好的效用。当然，制约权力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但只要解决问题之心不息，办法总比困难多。其四，法德并举形成权力良性运转机制。制度约束权力需要于法有据，所以，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方面，要拓展法治治理的范围，完善法治治理的措施;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注重普法教育，从执法者和守法者两个层面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仅仅有法治建设还不能解决好人的思想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德治建设，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法治和德治，一个提供行动的规范，一个起到教化的作用，两者相互结合，共同构成权力良性运转的有效机制。
四、结 论
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组织的一种集体观念、集体意识，是影响党内成员政治行为的理念和价值因素，是我们党在长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情感等。而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深根植于民族的血脉之中，优秀传统文化同党内政治文化存在共通之处，两者或者相互映照，或者相互融通，共同把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根基筑牢。因此，把优秀传统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结合起来，既是可能的又是必然的，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自信也是有根据的。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既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结果，又是优秀传统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结合的必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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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gene of our national blood. It is deeply rooted in people’s daily thinking habits，behavior and other ways. The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is the common values of the Party form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long process of revolution，reform，and construction. It i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political ideals，political beliefs，and political emotions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culture. Therefore，the Party’s political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full of self-confidence.
Key Words：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political culture
责任编辑：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