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悲哀地发现，想和世界要说的话越来越少，而世界要和我说的话却越来越多。“有话要和世界说”，和“世界有话要对我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私人的，是“小我”，是小说家言；而后者是非虚构。前者代表自我的想象，充满着主观的认知，天马行空，是牛顿头顶上正在往下掉的那只苹果；而后者则冷静得多，脚踏实地，是冰冷的现实，是物质，是物理，显然牛顿的那只苹果已经落了地，摔得稀烂，失去了审美的想象。
　　这些年，我不得不去面对这个沮丧的现实，怎样描述这个摔成稀烂的苹果？当想象之“轻”不再与文字之“重”形成对应关系时，现实主义才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主题。审美是容易的，充满着飞翔的质感；审丑才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作家的毕业考试。它可能是贫穷，是愚昧，是狡诈，是黑暗，是不公……要将这些东西准确合理地进行文学表达，考验着我们到底能走多远。
　　如果你不想重复别人的，那就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可在写作资源日趋同质化的今天，要个性鲜明去讲述一个故事，变得越来越困难。我庆幸在十八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乡村。乡土生活让我更为熟悉泥土，和大地建立情感，接上“地气”。为此，在写作上，我多了一种维度。我最初的一些小说，大多数以乡土作为题材，我要感谢故乡，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我提供了绵绵不断的写作素材。这些宝贵的“第一人称”记忆，是我踏上写作道路的基石。也是我“和世界有话要说”的弹药库。写作之初，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弹药库的储藏量。觉得它是可再生资源，永不枯竭。当我狂妄自大，写上几年后，才发现这个世界远非我所想象的样子。储藏的“第一人称”记忆，人生最为珍贵的矿产，因为滥采滥挖，很快被我挥霍一空。吃光了自己的老本，怎样去表达相对陌生的“第三人称”的经验？
　　好在这些年天南地北的生活和经历让我体验到生活的内涵。让我看待“第三人称”时，更加理解什么是“他、他们甚至整个世界”。生活亏欠我，写作补偿我。对于喜欢写作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亏本的事。这种经历既属于时间的，也可以属于物理上的空间。我喜欢生活在充满反差的空间和地域里，因为它能带给我不同的生活体验，同时也能让我更细致地观察社会，积累更多的“第三人称”的写作素材。相比50、60后作家的人生经历，我们这一代显得相形见绌。我们没有经历过文革、知青、上山下乡、1989年……就像孙郁老师说的，“也许只有在80后这一代年轻人这里，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居然可以如此矫饰，华丽上演，如此没有痛苦感”。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当然反映在我们的小说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历史之“重”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明显“轻”化，处于失焦的状态。今天要讨论精神，讨论自由，讨论过去背负在父辈们身上的沉重的十字架，好像显得过于严肃，甚至矫情和做作，远不如讨论现实生活那么及物和吸引眼球。这是一个相对平庸的时代，要想准确地描述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比起我们父辈们显得更为复杂和困难些。就像海明威之于门罗，前者拥有丰富的写作素材和人生体验，从欧洲战场到中国和古巴乃至非洲……然而奥康纳批评海明威说，“他不过是示范了一种到处寻找题材的技巧”，显然门罗的中产阶级妇女闲聊录式的生活要进行文学表达，更具难度一些。
　　我们从最初开始的青春校园文学，写到今天，“第一人称”是否可以宣告终结？当“我和世界有话要说”到“世界有话要和我说”时，牛顿头上的那只苹果已经掉落在了地上。怎样去表达“第三人称”，表达我们共同的情绪和经验，这不是我一个人在面临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一代人都在思索的问题。而描述这只摔烂了的苹果，正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