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寻找
　　
　　为了见到马强民，我仿佛谍战剧里的情报人员一样，去伪存真、层层逼近，颇费了一番周折。
　　从2007年开始，作为消费者代表，老马多次参加市里的价格听证会，将老百姓的心声带入政府决策。在听证会离很多民众还相当遥远时，他已经开始践行一个公民的权利。
　　不过，媒体上关于他的介绍很简单：沈阳市大东区茂东社区居民，退休职工。没有家庭地址，没有原工作单位，也没有联系方式。想要找到他，有点儿像是大海捞针。我只能求助于社区。
　　在临近二环一个简陋的两间小平房处，记者敲开了茂东社区办事处的屋门。屋里的人正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忙得不可开交。说明身份后，记者希望工作人员能帮助提供马强民的联系方式。对方很热情，“老马是我们社区的，跟咱们联系挺多。”
　　但当记者说明想找马强民了解参加听证会的经历时，迟疑的神色在对方脸上一闪而过。“哎呀，老马这人说话太尖锐，不太好吧！”记者反复解释和保证，采访绝对不会给社区和老马带来麻烦。对方有了新的理由，“老马前几天出去旅游了，还没回来呢。”
　　为了证明，她当即向同事要了马强民家的电话并拨通。“哦，马叔没回来，还得半个月！好，好……”只是，当记者复述听到的电话号码时，对方显得有些慌张——这是个假号码。为了获得有效信息，我只能旁敲侧击。几个来回之后，她说漏了嘴：“老马在XX社区，离咱们挺近。”话一出口，她满脸懊悔。而我明白：老马离我不远了。
　　15分钟之后，坐在记者对面的马强民大笑说：“你别介意，他们其实是想保护我！”
　　
　　第一场胜利
　　
　　老马成为消费者代表，多少有些意外的成分。
　　2004年前后，马强民到中街买东西，恰逢消费者协会在某家大型商场前做活动，宣传维权知识。“我觉得这种活动不错，是在帮助我们老百姓。”他现场报名，成了消协的志愿者。
　　后来，老马参加过消协组织的几次活动。在参观某个食品企业时，他主动发言，要求企业对消费者应该有责任意识。“当时消协领导在场，估计是听我说的还对头吧，而且说的也在理，就把我选为消费者代表了。”
　　有了这个身份，马强民第一次得以走进价格听证会。
　　2007年4月6日，沈阳市有线数字电视收费举行听证，老马是29名参会代表之一。“我是有准备去的。”原来，接到消协的通知时，马强民正在社区开群众大会，他当场就搞了个座谈会。
　　“传媒网络公司的原方案是，在2008年前全部实现电视数字化。我在社区搞了3个小组的座谈。不少老年人就说，我们不要数字电视，看看有线电视就行了。”同意转换数字电视的居民则认为，每月28元的收视费偏高，应该降低。老马心里有底了。
　　在听证会上，马强民侃侃而谈。“电视信号转换成数字化是好事，但应该考虑到城乡差距，要照顾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利益。所以，我认为收视费降到每月24元比较合理。还有，如果有的用户不愿收看数字电视，传媒公司不妨为他们保留原来的模拟信号电视节目。”
　　最终，在大多数代表的要求下，沈阳市有线数字电视收视费定为每月24元，而不愿收看数字电视的居民，保留六套模拟信号节目。另外，对农村五保人员、城市“三无”人员、享受重点优抚对象人员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按相关政策给予补贴。
　　马强民的第一场听证会赢得了胜利。“毕竟关系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政府要认真对待。”他触摸到了政府的诚意。
　　
　　愈走愈难
　　
　　然而，在随后几年参加的供暖价格听证会、水价听证会和出租车价格听证会上，他的热情被一点点侵蚀。“越来越难呐！”他有些无奈。
　　2009年5月6日上午，沈阳市召开自来水价格听证会。水价方案提出：每户每月在9吨以内执行基本水价，超过9吨的实行阶梯水价；同时，居民用水由原来的每吨1.9元拟提高至2.9元。
　　在听证会之前，马强民做足了功课。“茂东社区、东站社区、万科城还有我们单位小区，我特意走了4个社区的200多户。听证会要用数据说话。”
　　在会上，他的调查成了重磅炸弹：“今年二月份，50%的家庭用水不超过9吨；去年六七八三个月，有65%的居民用水在11吨到12吨左右；只有35%的居民不超。”他认为，9吨的用水量只适合两口之家，夏天也不够用。“实行阶梯水价来保护水资源的想法没错，但要符合实际情况，要按照实际居住的人数为依据。”结果，水费调整至每吨2.4元，而阶梯式水价的基准被定为12吨，暂时在部分小区试运行。“这个听证会还比较有效果，但关键要看以后真正运行时的情况。”
　　最让马强民感到无奈的是出租车调价听证会，“那次效果是最差的。”
　　为解决沈阳出租车挑活、拒载等问题，沈阳市交通局决定实行时距并计（本刊2010年9月A曾对此事进行相关报道）。这次听证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一调价方案。
　　听证会还未召开，媒体上已展开激烈讨论。据坊间传闻，曾有出租车司机串连罢运，试图向政府有关部门施压。多方利益角逐的硝烟味儿，四处弥漫。
　　在现场，听证会也成了一场辩论会。“很激烈，有质疑，有咆哮，双方完全是对立的。”马强民回忆说，“桌子围成一圈，我们消费者代表坐在一边，出租车代表坐在对面。双方的支持者作为旁听人，都坐各自身后。”双方壁垒分明。
　　“出租车司机先发言，说完全同意调价方案。他一说完，那边就哗哗全鼓掌。我们代表就直接说反对时距并计，讲完之后这边也都是拍手的。”有位消费者代表发言时，不小心说错了，“我赞成方案。”出租车代表的阵营一阵喝彩，“他赶紧改口，讲错了讲错了，这边又起了掌声。”后来，会议主持者不得不要求旁听人“不准喧哗”。
　　原定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因双方的激烈辩论，延长了一个小时。“即使这样，还有几位代表没有发言，他们后来写了书面意见交到了市物价局。”
　　14名发言的消费者代表，有7人明确反对时距并计。他们不仅各自都进行了调查，有人还在现场计算听证方案中的数据。老马以为消费者的意见会被采纳，或者至少不采取低速每5分钟收费2元的方案。但最终公布的结果却是低速每3分钟收1元，“比原定的方案还差！”马强民说，好长时间他都不愿意出门，“有人见我就问，你这代表是怎么当的？！”
　　“其实，最终的决定权还在政府手中，听证会不是决策机构。”虽然这么说，但老马还是难掩自己的失望。
　　
　　参与在每个角落
　　
　　老马有些苛求自己了。其实在退休之前，他跟大多数人一样，也只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普通人。
　　“我是浙江嘉兴人，生在乌镇。”老马至今还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1966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部队，成了一名铁道兵，穿山打洞、修建桥梁，很受锻炼。特别是养成了一个习惯：实事求是，不说假话。”这段经历造就了他日后敢说话的性格。
　　1985年，他被分到中国铁建驻东北办事处，成为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我们是中央直属单位，条件比较好，不了解一般老百姓的情况。”1990年代，马强民工作单位旁边的居民楼里住的大多都是下岗职工。时至今日，中国铁建的家属区在东二环处依然抢眼。
　　2003年老马退休，社区把他聘为党委委员，他开始贴近最底层的民生。“以前就觉得人怎么能跑到机动车道上走，自己走一走就发现，人行道都被挤没了，不走机动车道咋办？”他学会了站在最底层老百姓的立场去想问题。
　　马强民想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都反映出来，于是，开始给报纸写信。“哪个报纸有读者来信版，我就投给它。”东北大马路上绿化太少，他写信反映；市区里的交通指示牌没有标注东南西北，他写信建议；公交车站设置不合理，他写信呼吁改正。
　　在老马所住小区附近的工农路，“不到一公里的地方竟然有1000多个坑。”马强民写信投给报纸，没见动静。有居民劝他，没用，政府知道了也不会给解决。“不行，我还得写！”老马很执着。2010年5月，老马找到社区工会干部帮着拍了照片，并第二次写信见报。最终，陈海波市长要求对该路抢修。
　　在老马看来，是听证会激发了他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把这种公民参与意识带进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我认为，代表的作用在会场外也要延伸。”
　　去年9月份，东北大马路上一个建筑工地施工，把人行道占得只剩下75厘米宽。他写信呼吁：“这种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应该被制止。”老伴和社区工作人员都担心有人报复他，马强民笑着劝大家：“别担心，总要有人做点有意义的事。如果都麻木了，社会就完了！”W
　　
　　
　　本栏责编 ／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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