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全国各地都相继在进行“非遗”展览，其盛况可谓空前。舞台展演更是常常爆满。当2010年的京城年味尚未消散之时，由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全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演”在民族文化宫和天桥剧场展演。期间，出现了北京演出市场中近年少有的一票难求的现象。在这个系列演出的末场更是出现了罕见的场面：近百位部长级政府官员拨冗亲临现场观看演出，俨然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部长专场”。
　　在观众们如此热烈的掌声与部长们的赞叹声中，我们不禁思索：是谁远涉深山、访遍村野、志录民俗，把一项项似乎远离世俗、藏在深山的文化之花献与我们?他们的人生有过怎样的历练?带着种种好奇与追问，笔者走近了一位瘦小却精神矍铄的普通老人——彭月生的身旁，与之絮谈他的人生与“非遗”的苦乐情缘。
　　1934年，正是赣南人民用深情的山歌把亲人送上红军征途的那年，六月初十，宁都县石上村的彭家又添了一丁，取名月生。爷爷放了一小挂喜庆鞭炮。待香硝散尽之后，彭家满心欢喜地合计着筹钱在来年元宵给月生操办“割鸡担灯”仪式。这是当地勒紧裤带都要操办的仪式，每个添丁家庭哪怕倾其所有都要搞得热闹红火，期盼得到祖先的庇佑和汉帝的眷顾。来年的“割鸡担灯”仪式之后，祖先和汉帝似乎并没有给彭家带来垂怜。在自家的欠账簿上又多了几个亲戚的名字。
　　因家庭原因。彭月生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困难的生活中度过的，但是他不断在民间文化中汲取營养，创作了大量乡土文化底蕴浓厚的剧作与诗作，深受当时领导赏识与群众的喜爱。1964年，处于而立之年的彭月生被任命为石上文化站站长，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项工作，而且一千就是一辈子。
　　刚上任，他就立志要把石上文化站建成一个具有特色的民间文化工作站点。他认为，如果要建成特色的农村文化站，必须首先定位在对本土民间民俗文化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基础之上。作为文化局内人的他，清楚地知道石上这块土地民俗文化的分量，因为他深知“割鸡担灯”仪式在石上人民心中的地位，以及曾坊桥帮灯表演和灯笼上的一张张活灵活现的剪纸的象征性内涵，所有这一切都曾经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想，就从这里人手吧!但是对于两项连县志、族谱、地名志里都几乎难觅片言的民间仪式文化，研究起来谈何容易。他急忙走进田间地头，访遍村夫野老，在综合各种传说与口述的基础上进行记录，整理了厚厚的几大本的资料。但是，这些访谈材料仍然不足以解决其中仪式的所有疑点。
　　当他一直被关于李氏与“石上割鸡”仪式的关系等历史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人群中偶然听到一个老人说在李姓之前石上，原来住着花姓，后来迁徙走了。得此信息，敏感的他知道如果弄清花姓何时迁离石上，就自然可以大致弄清楚“割鸡”仪式年代的历史上限。在历经考查后，他得知广东韶关的花姓是石上迁出的一支，“割鸡”仪式的历史上限也有了相对明确的结果。一路下来，没有报销意识的他把借来的钱和自己的积蓄全部花完。但可贵的是，他对于“割鸡”仪式依旧关注如初，谁家生了男孩，谁家参与了仪式，每年的概况如何，他均作了翔实的记录，这对后来学者更进一步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研究“割鸡担灯”仪式的同时，彭月生也对石上曾坊桥帮灯仪式进行考源释流。他经常天没亮就出门采访，披星戴月回到家中，此时妻儿早已经入睡，而留给他的那份饭菜依然在锅里微微地冒着热气。他提起这些事情就多次哽咽，因为就在这期间，他因为忙于工作，疏忽了心爱女儿的病情，女儿竟撒手人寰。他多次说：“其实当时想的就是工作。”他以生命的代价对该仪式进行了详细的全程记录，对仪式的构件——帮灯的制作过程以及精确的数据信息也全部记载在案。细到帮灯上的张张剪纸在他心里都有“谱”：哪个花样是传统的，哪个花样是反映哪一年的事情，哪个村民剪纸有什么特性等等。
　　在考察过程中，彭月生与村民们打成一片。提到他，村民都竖起大拇指。只要村里有事，不论大小，他有请必到。村民对他的生活习惯、嗜好等，也都一清二楚：这个瘦小的老人饭量小、不喝酒、偶尔抽支烟。从村民如数家珍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村民们大多都与他一起进过餐，细小的侧面就表明他的为人与“田野考察”的功力，这一点足以让当今从事民间文化研究的后生们汗颜。当你翻开一本被人类学家称为翔实的“田野考察报告”，看到那些记满密密麻麻散着圈晕的模糊文字的笔记时，你就能读到其中传达给你的那份浸透着汗水的劳动。
　　在这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中，石上文化站的工作得到了省、部级领导的重视，多次被评为“百强文化站”，同时还作为模范农村文化站在全省推广。期间，彭月生还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写成一篇篇论文、一份份报告进行发表或者向上级呈送。他期望一方面多向外界介绍当地的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力图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正在慢慢走向式微的民间传统文化。
　　世纪之交，法国著名学者劳格文先生来到赣南。从事多年客家文化研究的他对彭月生的研究早有耳闻，亲自驱车到石上，与之畅谈，并再三向其索稿。彭月生根据翔实的材料写就的一篇长达2万字的论文——《石上镇的墟市、寺庙与民间风俗》，现已编入由劳格文主编的《宁都的庙会与经济》一书中，此文成为学者研究宁都民俗文化必读的论文。近年，彭月生根据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整理了关于“割鸡担灯”仪式和桥帮灯的长篇论文《宁都石上镇割鸡担灯仪式研究》，花了自己几年的积蓄自费编印成册。
　　2001年，也就在彭月生退休的那一年，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我国的昆曲艺术被评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消息，欣喜若狂。当时他就预言，几年之后全国将会掀起一股民间文化的保护热潮，石上的两项民间仪式文化也一定至少能列人市级以上的“非遗”名录。果然不出他所料，几年后，宁都县开始组织“非遗”申报，石上率先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与令人信服的陈述让在场的专家折服，顺利到达市级。现在，石上两项民间文化都已经成功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石上“割鸡担灯”仪式也已被成功列入市级“非遗”名录，曾坊桥帮灯被列入江西省第二批“非遗”名录。此外，帮灯制作技艺还在南昌、澳门等地展出。
　　谈及这些，老人无比自豪，那神情就像谈及自己孩子高中了或者出国留洋一样风光。现在，彭月生仍然在关心着自己心爱的民间文化，只要仪式在进行，仍然能看见他的身影。
　　著名学者张振涛先生在评价研究西安鼓乐的学者李石根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一辈子做一件事，一件事做一辈子!你说值不值?或许真用得上张爱玲那句话：“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彭月生在弘扬民间文化事业上，几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以及生命的代价。或许当你以同样的问题问他的时候，他的回答跟张爱玲的答案会是一样的。而这个朴素却富有深刻人生内涵的回答，或许也正是在那精彩的“非遗”表演背后，万千个默默奉献的“彭月生”们的真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