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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各大赛区和总决赛中存活下来的幸运儿。但他们却没因此大红大紫，前途依然未卜。那种光环感只是在比赛的一刻，繁华褪尽之后，面对的还是原本的自己
“超女”和“快男”已经成为平民选秀节目的代名词，每年有10万以上的年轻人涌进这个梦想实现之地，希望借此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但他们中绝大多数在初选程序中便折戟沉沙，想一夜成名当明星并不比努力奋斗当工程师、科学家更容易。
其中有即将高考和已就读于大学的学生，有在酒吧里弹着吉他唱着自己的歌的歌手，还有一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记者从天娱传媒了解到，这三个人群组成了庞大的“超女”“快男”报名军团，他们的比例约各占三分之一。
“选秀下的全民浮躁”并非可以一语概括这些年轻人的想法与动作，正如不管时代如何荒谬，生活于其中的人总是在认真地活着。
李皆乐和陈石，分别参加过“超女”和“快男”选秀，他们算是属“幸运儿”之列，虽并未因此而大红大紫，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选秀后，生活已经脱离了当初的轨迹。
“以后顶多当个部门主任，还能怎样呢？”
李皆乐：女 24岁， 2006超级女声广州唱区10强。为“超女”，她放弃的是一家地方电视台主持人的饭碗。
李皆乐租住的寓所在长沙晚报社附近，一个月1000多元的房租是她目前生活中最主要的开支。她让自己过得很舒服，近30平米的起居室里，白色的床、茶几、桌子，暖色调的布艺装饰。
李皆乐前一阵刚看过《时代》杂志亚洲版一篇描述当代中国年轻人特征的文章，名字叫China’s Me Generation（中国“我一代”），对其中的分析，她表示认同，她称自己就是“我一代”，“我做人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娱乐自己”。
李皆乐现在的身份是“超级女声”、天娱传媒的签约艺人，但她最近的活动并不多，一周七天，李皆乐说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五天，另外两天则用去见朋友。一年多前，李皆乐还在沿海小城宁波，是当地电视台少儿频道女主播。转变发生于参加2006年的超级女声比赛之后。
1983年出生的李皆乐18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湖南安化，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因为环境的封闭，李皆乐少女时代的生活很简单，行走在家、音像店和可以买到杂志的邮局之间。看书和听歌在她生活中占据主要内容，她当时热衷于倾听一些英国和北欧的乐队。
李皆乐的爷爷发掘了小孙女的表演才能。受爷爷鼓励，在考大学时，李皆乐放弃了原来想报的英语专业而选择了音乐表演。
大学四年培养了李皆乐对歌剧和古典音乐的鉴赏能力。但现在看来，真正对她发生影响的，是她与湖南电视传媒的接触。一次偶然的机遇，李皆乐参与了湖南卫视娱乐节目的录制。这种机遇对于长沙的在校大学生们并不少见——包括颇有影响的《快乐大本营》等娱乐节目为当地的学生们创造了很多机会。
也是在那时，李皆乐第一次参加了娱乐选秀节目。那是湖南卫视的一档名为“七仙女”的节目，在经过两个月的比赛过程后，她得到前十名的成绩。但她那时的生活还在原来的轨道上，跟很多在校生一样，李皆乐还在为工作担忧，她的妈妈则希望女儿毕业后回到安化当中学教师。
大四时，李皆乐从网上获知宁波电视台招少儿节目主持人，她便报了名，在历经两个多月的考试审核后，她从数千人中脱颖而出，被电视台录取。
从2005年3月份参加工作到2006年7月份离开，宁波电视台的工作让李皆乐忙碌且充实。单位领导对她们这批年轻人重点培养，李皆乐参与两档日播节目的主持，还有一些晚会、义卖等大型活动的主持与制作。
一年之后，李皆乐在当地有了名气，小朋友和家长都熟悉了她。但她自己却有了新想法，她不再满意自己那时的生活。
“我买了很多DVD、下载了很多歌、买了很多书，都没有时间去看、去听。太不好玩了。”李皆乐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产生离开的想法：“我觉得五年、十年后，可能也就这样吧，以后顶多当个部门主任，还能怎样呢？我可以找一个有钱的老公，但你跟他讲什么呢，他不懂就没意思了。”
李皆乐经常会在休息日去上海、广州，去看朋友，去散心。她身边的朋友都是“过日子那种”，“比如我提议出去喝咖啡，她们说得回家，觉得自己有家了，已经老了什么的。我觉得看一个人老不老不是年龄，是看他的可能性还有多少，一个人很年轻，但他觉得自己只能在这个环境下生存了，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能性了，那就是让自己老了。”
2006年6月，李皆乐到广州看朋友时，正逢“超女”广州唱区报名开始。她报了名，结果在唱了一首歌之后，直接拿到了晋级广州唱区50强的通行证。
无论是李皆乐的父母，还是她的单位领导，都苦口婆心地劝李皆乐放弃比赛。“爸妈死活不同意，妈妈哭了好几次，对我说，如果我决定要走，她就到宁波来用绳子把我捆起来。”
“但父母不知道我的生活，生活是我自己的，你觉得好就是好啊，觉得想过其他的生活就过其他的生活。”
“我觉得我在这里当个少儿节目的主持人，有了两年的工作经验，将来无论到哪里找工作都应该不成问题。而参加‘超女’这件事本身则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机会，我不想再呆下去了。”
2006年7月，李皆乐辞去了宁波电视台的工作，到广州唱区参加“超女”比赛，最终取得了广州唱区第七名的成绩，并与天娱传媒签约，成为其旗下艺人。
成为签约艺人并不意味着天娱公司给李皆乐发工资，但公司会安排她参加一些娱乐节目，她可挣到出场费和露脸的机会。
“我非常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自始至终都是如此。我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什么事情能做好，什么事情做不好。包括去‘超女’，我先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怎样的，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能，我就去做了。”
李皆乐觉得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按她希望的方向发展。她还期望着出国留学。虽然，她面对的是一个收入不稳定、前程看似光明，却也充满不定数的现实。
“上大学出来以后也是要找这样的机会”
陈石 男 19岁， 2007快乐男声长沙唱区10强。为选秀，高考成绩不错的他放弃了上大学。
1987年出生的陈石看上去还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对于他而言，参加选秀完全出于偶然，本来，他像千千万万的中国孩子一样，正在准备考大学。
陈石的家在辽宁抚顺，父母是工厂里的舞蹈演员，受父母影响，陈石5岁就开始学打架子鼓，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沈阳辽宁歌舞团艺术学校，就读于吉他专业（相当于中专）。
头一次看到选秀节目时，陈石还是高三学生。那时的他每天晚上到酒吧里唱歌，从晚上8点唱到12点，30元收入。这对于家境并不宽裕而又学费昂贵的陈石而言，不无贴补。
2006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我型我秀》在沈阳设立赛区，当时的陈石一边补习高考的文化课一边备战比赛。但沈阳赛区的预热赛在3月开始时，陈石反而退缩了。
“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些参加预选赛的选手，他们很多都是沈阳音乐学院专业学唱歌的，觉得自己怎么跟他们比啊，就打消念头了。”那时的陈石打算准备一年之后，再参加来年的比赛。
事隔几月之后，机会重新出现在陈石面前。那是一个周末，当陈石出门时，他发现离他家不远的市府广场上人山人海，正是《我型我秀》在进行海选。
抱着试试看念头的陈石回家取了照片和吉他，结果在当天下午，他取得了第二天晋级的通行证。次日的比赛仍然顺利晋级，陈石回到家时，他的手里又攥着下一关的晋级通知。陈石这才知道，这张通知意味着他在沈阳赛区几千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前60强。而他即将面临的第三关，则直接决定他是否能到上海参加全国范围的比赛。
闯第三关时，陈石说，“我唱完后，觉得当时局势有些不对，评委们都不说话，看得出他们在考虑。我说那我就再唱一首吧。”陈石一共唱了五首歌，这应该是当天比赛选手中唱得最多的数量。但结果仍然是——待定。
待定的选手会被再次挑选并获得去上海比赛的资格。出来等待的陈石有些闷闷不乐，靠在电子琴上睡了过去，直到晚上七点，陈石终于等来了好消息，获得了去上海的机会。
“当时内心一片茫然，又非常激动。他们说后天到上海，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东北。”直到那一刻，陈石才通知家里，他要到上海比赛了。
因为当时买不到沈阳到上海的打折机票，陈石连夜坐火车赶到大连，从大连飞到上海——这为他节省了几百元的路费。
陈石从赛区选手晋级到全国百强，之后是32强。“我是从那时才开始知道，自己还有歌迷。”陈石说。最终，陈石在《我型我秀》中取得了前20强的成绩。
因为这次选秀，已经参加高考并已达到艺术院校分数线的陈石放弃了去上大学。“当时在想，上大学出来以后也是要找这样的机会，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就要把握好。”
《我型我秀》比赛结束后，陈石没有立刻离开上海，他靠参加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和一些私下邀请的演出维持生活。平日无事的日子里，就自己写歌、练琴。
直到2007年初，当他知道湖南卫视就要举办“快乐男声”时，他从上海赶到了长沙，并报了名，并最后取得了2007快乐男声长沙唱区10强的成绩。这为他赢得了跟天娱传媒签约的机会。
在公司的安排下，陈石先后参与了湖南卫视一些节目的录制，并参与了一部电视剧的拍摄，为之写了主题曲。
暑期，当陈石在自己租住的房屋内看着自己参演的电视剧、听着自己写的电视剧主题曲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成就感。陈石希望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他把通过选秀所走的这条路称为他的“社会大学”。
热衷选秀的几个理由
李皆乐和陈石，如果不走选秀的路，应该都还会有一个平稳小康的人生。但他们的梦想不是这样。他们都期望着自己的人生有一种戏剧性的急风骤雨般的改变。就像李宇春、陈楚生这些灿烂似锦的被一夜改变命运的“超女”“快男”们一样。为此，他们情愿付出天价。
每年都有众多的少男少女们为了参加选秀而不惜退学、辞职，甚至举债参赛。参加过“加油，好男儿”重庆赛区比赛的陈昊对记者说，为了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单是买几件“穿得出来”的衣服，就花掉3000元，如果要算上往返交通、食宿等其他生活消费，这个数字可能上万元。
曾经有人算过一笔账，参加一次选秀 至少要花费2000元，高不封顶。这2000元主要包括交通费、食宿费、通讯费、服装费。
如果能够进入更高级别的比赛，这些费用会成倍增加，“你总不能在参加30强的时候还穿跟海选一样的衣服吧。”陈昊说。
而在新闻报道中，也频频可见一些家长为了让子女在比赛中取得比较好的名次，甚至不惜背上几万元债的报道。
但梦想实现的几率极低。单是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生》节目，每年报名参加海选的人数便达10万人以上。其中只有各大唱区的前10名或者是前20名，才能获得天娱公司的签约资格。对他们来说，参加选秀可能只是作了一个短暂的美梦。就像天娱传媒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的那样，那些在校学生在回到校园内后，掌声和被关注的感觉让他们无法立刻安于眼前的平静日子，大约两三个月时间里都无法进入到以前的生活和学习状态。
各个国家的青少年中都会有疯狂的追星族，但是不是中国的年轻人特别疯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对记者分析说：在其他国家，也有上网成瘾者，但在中国，这种网瘾就特别厉害。青少年狂热追捧选秀的现象，也是如此。
孙云晓认为这与中国青少年现实中压力过大而可选择的空间又过于狭小有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经分别在1995年和2005年在全国46个区、县做过调查，发现中学生们的学习压力在十年间有增无减。“在2005年的调查中，有83.6%的父母要求孩子考到前15名之内。这个数据给我印象深刻，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孙云晓说。
现在的整个社会，都在激励成功，而真能成功者却又寥寥。对于青少年来说，最好这个过程不要太艰苦，最好一夜间轻松成为明星。而他们的父母，也倾向于不要让孩子吃苦，要过一种体面、风光又不累的人生。
孙云晓说，他还记得另一组数据：虽然有90%的被调查者承认上职业高中也可以取得人生成功，但是有52%的人说，即使自己非常适合上职高，也不会主动选择职高，11.5%的人认为，上职高将来只能当工人，社会地位太低。
对于大多数在一个独生子女家庭长大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不再甘心像老一辈一样，一辈子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普通劳动者。
“渴望成功，路又窄，这是中国的青少年们热衷选秀的内在原因。”
但也有学者对年轻人的选择表示理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告诉记者：他并不喜欢选秀节目，原因是那里充斥着无谓的噱头和无聊的环节，但他同时承认，电视中每个选手的认真态度让他印象深刻。
“也许选秀节目本身有商业的目的，不够崇高，但不崇高不一定违反道德。”于海表示，对于参与其中的人，不应该成为被评判的对象，“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尽管绝大多数人在秀过之后还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生活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在于海看来，参与选秀活动过程，对年轻人仍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今天的年轻人并非要固定选择某一条路，无论是怎样的道路都应该让他自己去尝试。在尝试之后，他才知道这是不是他要走的路。”
“超女”和“快男”已经成为平民选秀节目的代名词，每年有10万以上的年轻人涌进这个梦想实现之地，希望借此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但他们中绝大多数在初选程序中便折戟沉沙，想一夜成名当明星并不比努力奋斗当工程师、科学家更容易。
其中有即将高考和已就读于大学的学生，有在酒吧里弹着吉他唱着自己的歌的歌手，还有一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记者从天娱传媒了解到，这三个人群组成了庞大的“超女”“快男”报名军团，他们的比例约各占三分之一。
“选秀下的全民浮躁”并非可以一语概括这些年轻人的想法与动作，正如不管时代如何荒谬，生活于其中的人总是在认真地活着。
李皆乐和陈石，分别参加过“超女”和“快男”选秀，他们算是属“幸运儿”之列，虽并未因此而大红大紫，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选秀后，生活已经脱离了当初的轨迹。
“以后顶多当个部门主任，还能怎样呢？”
李皆乐：女 24岁， 2006超级女声广州唱区10强。为“超女”，她放弃的是一家地方电视台主持人的饭碗。
李皆乐租住的寓所在长沙晚报社附近，一个月1000多元的房租是她目前生活中最主要的开支。她让自己过得很舒服，近30平米的起居室里，白色的床、茶几、桌子，暖色调的布艺装饰。
李皆乐前一阵刚看过《时代》杂志亚洲版一篇描述当代中国年轻人特征的文章，名字叫China’s Me Generation（中国“我一代”），对其中的分析，她表示认同，她称自己就是“我一代”，“我做人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娱乐自己”。
李皆乐现在的身份是“超级女声”、天娱传媒的签约艺人，但她最近的活动并不多，一周七天，李皆乐说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五天，另外两天则用去见朋友。一年多前，李皆乐还在沿海小城宁波，是当地电视台少儿频道女主播。转变发生于参加2006年的超级女声比赛之后。
1983年出生的李皆乐18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湖南安化，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因为环境的封闭，李皆乐少女时代的生活很简单，行走在家、音像店和可以买到杂志的邮局之间。看书和听歌在她生活中占据主要内容，她当时热衷于倾听一些英国和北欧的乐队。
李皆乐的爷爷发掘了小孙女的表演才能。受爷爷鼓励，在考大学时，李皆乐放弃了原来想报的英语专业而选择了音乐表演。
大学四年培养了李皆乐对歌剧和古典音乐的鉴赏能力。但现在看来，真正对她发生影响的，是她与湖南电视传媒的接触。一次偶然的机遇，李皆乐参与了湖南卫视娱乐节目的录制。这种机遇对于长沙的在校大学生们并不少见——包括颇有影响的《快乐大本营》等娱乐节目为当地的学生们创造了很多机会。
也是在那时，李皆乐第一次参加了娱乐选秀节目。那是湖南卫视的一档名为“七仙女”的节目，在经过两个月的比赛过程后，她得到前十名的成绩。但她那时的生活还在原来的轨道上，跟很多在校生一样，李皆乐还在为工作担忧，她的妈妈则希望女儿毕业后回到安化当中学教师。
大四时，李皆乐从网上获知宁波电视台招少儿节目主持人，她便报了名，在历经两个多月的考试审核后，她从数千人中脱颖而出，被电视台录取。
从2005年3月份参加工作到2006年7月份离开，宁波电视台的工作让李皆乐忙碌且充实。单位领导对她们这批年轻人重点培养，李皆乐参与两档日播节目的主持，还有一些晚会、义卖等大型活动的主持与制作。
一年之后，李皆乐在当地有了名气，小朋友和家长都熟悉了她。但她自己却有了新想法，她不再满意自己那时的生活。
“我买了很多DVD、下载了很多歌、买了很多书，都没有时间去看、去听。太不好玩了。”李皆乐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产生离开的想法：“我觉得五年、十年后，可能也就这样吧，以后顶多当个部门主任，还能怎样呢？我可以找一个有钱的老公，但你跟他讲什么呢，他不懂就没意思了。”
李皆乐经常会在休息日去上海、广州，去看朋友，去散心。她身边的朋友都是“过日子那种”，“比如我提议出去喝咖啡，她们说得回家，觉得自己有家了，已经老了什么的。我觉得看一个人老不老不是年龄，是看他的可能性还有多少，一个人很年轻，但他觉得自己只能在这个环境下生存了，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能性了，那就是让自己老了。”
2006年6月，李皆乐到广州看朋友时，正逢“超女”广州唱区报名开始。她报了名，结果在唱了一首歌之后，直接拿到了晋级广州唱区50强的通行证。
无论是李皆乐的父母，还是她的单位领导，都苦口婆心地劝李皆乐放弃比赛。“爸妈死活不同意，妈妈哭了好几次，对我说，如果我决定要走，她就到宁波来用绳子把我捆起来。”
“但父母不知道我的生活，生活是我自己的，你觉得好就是好啊，觉得想过其他的生活就过其他的生活。”
“我觉得我在这里当个少儿节目的主持人，有了两年的工作经验，将来无论到哪里找工作都应该不成问题。而参加‘超女’这件事本身则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机会，我不想再呆下去了。”
2006年7月，李皆乐辞去了宁波电视台的工作，到广州唱区参加“超女”比赛，最终取得了广州唱区第七名的成绩，并与天娱传媒签约，成为其旗下艺人。
成为签约艺人并不意味着天娱公司给李皆乐发工资，但公司会安排她参加一些娱乐节目，她可挣到出场费和露脸的机会。
“我非常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自始至终都是如此。我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什么事情能做好，什么事情做不好。包括去‘超女’，我先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怎样的，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能，我就去做了。”
李皆乐觉得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按她希望的方向发展。她还期望着出国留学。虽然，她面对的是一个收入不稳定、前程看似光明，却也充满不定数的现实。
“上大学出来以后也是要找这样的机会”
陈石 男 19岁， 2007快乐男声长沙唱区10强。为选秀，高考成绩不错的他放弃了上大学。
1987年出生的陈石看上去还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对于他而言，参加选秀完全出于偶然，本来，他像千千万万的中国孩子一样，正在准备考大学。
陈石的家在辽宁抚顺，父母是工厂里的舞蹈演员，受父母影响，陈石5岁就开始学打架子鼓，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沈阳辽宁歌舞团艺术学校，就读于吉他专业（相当于中专）。
头一次看到选秀节目时，陈石还是高三学生。那时的他每天晚上到酒吧里唱歌，从晚上8点唱到12点，30元收入。这对于家境并不宽裕而又学费昂贵的陈石而言，不无贴补。
2006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我型我秀》在沈阳设立赛区，当时的陈石一边补习高考的文化课一边备战比赛。但沈阳赛区的预热赛在3月开始时，陈石反而退缩了。
“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些参加预选赛的选手，他们很多都是沈阳音乐学院专业学唱歌的，觉得自己怎么跟他们比啊，就打消念头了。”那时的陈石打算准备一年之后，再参加来年的比赛。
事隔几月之后，机会重新出现在陈石面前。那是一个周末，当陈石出门时，他发现离他家不远的市府广场上人山人海，正是《我型我秀》在进行海选。
抱着试试看念头的陈石回家取了照片和吉他，结果在当天下午，他取得了第二天晋级的通行证。次日的比赛仍然顺利晋级，陈石回到家时，他的手里又攥着下一关的晋级通知。陈石这才知道，这张通知意味着他在沈阳赛区几千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前60强。而他即将面临的第三关，则直接决定他是否能到上海参加全国范围的比赛。
闯第三关时，陈石说，“我唱完后，觉得当时局势有些不对，评委们都不说话，看得出他们在考虑。我说那我就再唱一首吧。”陈石一共唱了五首歌，这应该是当天比赛选手中唱得最多的数量。但结果仍然是——待定。
待定的选手会被再次挑选并获得去上海比赛的资格。出来等待的陈石有些闷闷不乐，靠在电子琴上睡了过去，直到晚上七点，陈石终于等来了好消息，获得了去上海的机会。
“当时内心一片茫然，又非常激动。他们说后天到上海，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东北。”直到那一刻，陈石才通知家里，他要到上海比赛了。
因为当时买不到沈阳到上海的打折机票，陈石连夜坐火车赶到大连，从大连飞到上海——这为他节省了几百元的路费。
陈石从赛区选手晋级到全国百强，之后是32强。“我是从那时才开始知道，自己还有歌迷。”陈石说。最终，陈石在《我型我秀》中取得了前20强的成绩。
因为这次选秀，已经参加高考并已达到艺术院校分数线的陈石放弃了去上大学。“当时在想，上大学出来以后也是要找这样的机会，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就要把握好。”
《我型我秀》比赛结束后，陈石没有立刻离开上海，他靠参加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和一些私下邀请的演出维持生活。平日无事的日子里，就自己写歌、练琴。
直到2007年初，当他知道湖南卫视就要举办“快乐男声”时，他从上海赶到了长沙，并报了名，并最后取得了2007快乐男声长沙唱区10强的成绩。这为他赢得了跟天娱传媒签约的机会。
在公司的安排下，陈石先后参与了湖南卫视一些节目的录制，并参与了一部电视剧的拍摄，为之写了主题曲。
暑期，当陈石在自己租住的房屋内看着自己参演的电视剧、听着自己写的电视剧主题曲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成就感。陈石希望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他把通过选秀所走的这条路称为他的“社会大学”。
热衷选秀的几个理由
李皆乐和陈石，如果不走选秀的路，应该都还会有一个平稳小康的人生。但他们的梦想不是这样。他们都期望着自己的人生有一种戏剧性的急风骤雨般的改变。就像李宇春、陈楚生这些灿烂似锦的被一夜改变命运的“超女”“快男”们一样。为此，他们情愿付出天价。
每年都有众多的少男少女们为了参加选秀而不惜退学、辞职，甚至举债参赛。参加过“加油，好男儿”重庆赛区比赛的陈昊对记者说，为了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单是买几件“穿得出来”的衣服，就花掉3000元，如果要算上往返交通、食宿等其他生活消费，这个数字可能上万元。
曾经有人算过一笔账，参加一次选秀 至少要花费2000元，高不封顶。这2000元主要包括交通费、食宿费、通讯费、服装费。
如果能够进入更高级别的比赛，这些费用会成倍增加，“你总不能在参加30强的时候还穿跟海选一样的衣服吧。”陈昊说。
而在新闻报道中，也频频可见一些家长为了让子女在比赛中取得比较好的名次，甚至不惜背上几万元债的报道。
但梦想实现的几率极低。单是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生》节目，每年报名参加海选的人数便达10万人以上。其中只有各大唱区的前10名或者是前20名，才能获得天娱公司的签约资格。对他们来说，参加选秀可能只是作了一个短暂的美梦。就像天娱传媒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的那样，那些在校学生在回到校园内后，掌声和被关注的感觉让他们无法立刻安于眼前的平静日子，大约两三个月时间里都无法进入到以前的生活和学习状态。
各个国家的青少年中都会有疯狂的追星族，但是不是中国的年轻人特别疯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对记者分析说：在其他国家，也有上网成瘾者，但在中国，这种网瘾就特别厉害。青少年狂热追捧选秀的现象，也是如此。
孙云晓认为这与中国青少年现实中压力过大而可选择的空间又过于狭小有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经分别在1995年和2005年在全国46个区、县做过调查，发现中学生们的学习压力在十年间有增无减。“在2005年的调查中，有83.6%的父母要求孩子考到前15名之内。这个数据给我印象深刻，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孙云晓说。
现在的整个社会，都在激励成功，而真能成功者却又寥寥。对于青少年来说，最好这个过程不要太艰苦，最好一夜间轻松成为明星。而他们的父母，也倾向于不要让孩子吃苦，要过一种体面、风光又不累的人生。
孙云晓说，他还记得另一组数据：虽然有90%的被调查者承认上职业高中也可以取得人生成功，但是有52%的人说，即使自己非常适合上职高，也不会主动选择职高，11.5%的人认为，上职高将来只能当工人，社会地位太低。
对于大多数在一个独生子女家庭长大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不再甘心像老一辈一样，一辈子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普通劳动者。
“渴望成功，路又窄，这是中国的青少年们热衷选秀的内在原因。”
但也有学者对年轻人的选择表示理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告诉记者：他并不喜欢选秀节目，原因是那里充斥着无谓的噱头和无聊的环节，但他同时承认，电视中每个选手的认真态度让他印象深刻。
“也许选秀节目本身有商业的目的，不够崇高，但不崇高不一定违反道德。”于海表示，对于参与其中的人，不应该成为被评判的对象，“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尽管绝大多数人在秀过之后还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生活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在于海看来，参与选秀活动过程，对年轻人仍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今天的年轻人并非要固定选择某一条路，无论是怎样的道路都应该让他自己去尝试。在尝试之后，他才知道这是不是他要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