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老也不能忘怀，每每记起，似含有提醒和催促之意。提醒，是要人们把该记的事情用笔记下来；催促，是说欠着的东西不可久拖不还。我意识到了，有一件事情我必须马上以文字的形式记述下来，以缓解隐隐的心头之痛。也许在有的人看来，这件事情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我可不这么认为，不能忘怀的事情自有它沉重的道理。
　　1981年初冬，我们的儿子出生一个多月，妻子产假即将结束，要去上班，只得请母亲从河南老家到北京来帮我们看孩子。在开封工作的弟弟给母亲买了火车票，送母亲在郑州登车。弟弟提前到邮局给我发了电报，报明车次和到站时间，让我到北京站接母亲。岔子出在那天是个星期天，弟弟又把电报发到了我所供职的报社。等星期一我上班看到电报，上午8点半都过了。我叫了一声不好，顿时急出了一身汗。谁知母亲乘坐的火车早上6点多就到了北京，已下车出站两个多小时。母亲以前从没有到过北京，老人家不识字，不知道我家的地址，她只能在车站等我。不难想象，母亲在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又等了一个多小时，迟迟不见她的儿子出现，不知有多么焦急呢！我放下一切事情，马上坐公交车往车站赶。
　　我们报社在地坛公园附近，离火车站比较远，坐车从报社赶到车站，至少还需要半个小时。我第一次嫌车行速度太慢，第一次体会到心急如焚是什么滋味。平日里我做事还算比较从容，可那一次，我无论如何都管不住自己的心急。我两眼盯着汽车前方，恨不能让自己乘坐的汽车变成飞机，把所有的汽车和行人都超越过去。我恨不能自己扎上翅膀，一下子飞到车站去。
　　终于到了车站，我一步跳下汽车，向站前广场跑去。广场上人山人海，只有一个人是我母亲，母亲好像被人海淹没了，我到哪里找我的母亲呢？广场上的人流向不同方向快速流动，像是形成了巨大的旋涡，我不管往哪里走，都如同顶着逆流。我逆流而上，先来到出站口，看看母亲是否还在那里等我。我看遍了等在出站口的所有的人，没有，没有我母亲。广场不是我们村，要是在我们村，我放开喉咙，大喊几声娘，母亲会听得到。可车站广场不适合大声喊叫，就算喊了，廣场上人声嘈杂，母亲也不一定听得到。那时候要是有手机就好了，我会给母亲买一个手机，不管母亲走到哪里，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跟母亲通话，及时找到母亲。可惜那时还没有手机，我只能盲目地找来找去。我相信母亲没有离开车站，一定还在车站等我接她回家。母亲不光是焦急，说不定还会恐惧；北京太大，车站里人太多，她的儿子在哪里呢？
　　看到了，我看到母亲了，母亲背着东西，正走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我叫了一声娘，赶快走到母亲身边，接过母亲背着的东西。母亲说，老也看不见我接她，她都想回去了。母亲不是赶一趟集，想回去不是那么容易。母亲显然是生气了，在说气话。我赶紧向母亲解释了没能及时接她的原因，说好了，咱们回家吧。母亲带的东西有些沉，我问母亲带的什么东西？母亲说，提包里是她给孙子带的新棉花和她新织的布，口袋里是新打下来的黄豆。黄豆有十几斤，我说母亲带的黄豆太多了，路上多沉啊！母亲说，这些黄豆是她一颗一颗挑出来的，可以生豆芽吃。
　　这就是说，母亲不是空着手在车站广场上走，而是背负着沉重的行李在广场上走，而且就那么急匆匆地、来来回回走了三个多小时。母亲累坏了，我把母亲领上公交车，母亲的腿抖得站立不稳，一下子蹲坐在车门口脚踏板上方的台阶上。
　　这一幕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20多年之后，母亲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后，这一幕不但没有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有一回，我梦见母亲正向我走来，母亲身上背的正是棉花、棉布和黄豆。醒来后，我再也睡不着，满脑子再现的都是负重的母亲在茫茫人海中走来走去的情景。这个情景几乎成了一种象征，它象征着每位母亲都在寻找自己外出走远的儿子。在儿子未出现之前，谁都不知道她的儿子是准。
　　母亲不在了，火车站还在。有一次我去北京站接客人，自然而然想起了母亲。我想到，那次让母亲着急受累，其实我是没有责任的。只想到一点点，我就自责地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有些事情是不分责任的，不是用责任所能衡量。心疼是心的问题，不是责任问题。
　　（摘自《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