鹊，俗呼“喜鹊”，也名“乾鹊”(一说“干鹊”)。关于喜鹊，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有着详细的描述：其形“大如鸦而长尾，尖嘴黑爪，绿背白腹”；其性“上下飞鸣，以音感而孕，以视而抱。季冬始巢，开户背太岁，向太乙，知来岁多风，巢必卑下”；“其鸣啃喈故谓之鹊，鹊色驳杂故谓之驳，灵能报喜故谓之喜，性最恶湿故谓之干鹊”。上述鹊形、鹊性、鹊名的认知，肇始于古人与鹊的朝夕相闻，更得益于漫长历史时段下人类的文化涂鸦。经过文化洗礼的喜鹊已非简单禽鸟，既有“先物而动，先事而应”之灵，也有“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之能，更有其形、其性、其义遍登人类文化之枝之实。由此，喜鹊担纲起报喜鸟的文化角色，从而成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喜庆民俗标志物之一。
　　
　　鹊噪
　　
　　鹊灵信仰可追久远。西汉初年编纂的《淮南子》就曾有“猩猩知往而不知来，乾鹊知来而不知往”语。东汉高诱解释说：猩猩见人走过，能呼其名，日“知往”：人有喜事，乾鹊(喜鹊)则叫，曰“知来”。应该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确立了鹊灵信仰，其后这一信仰一脉相承了下来：“鹊者，阳鸟，先物而动，先事而应，见于未风之象”；“仰鸣则阴，俯鸣则雨，人闻其声则喜”。
　　古人认为，喜至则有兆，喜鹊之兆是为“鹊噪”，也即“鹊声”：“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喜是个人主观感受之物，因而“鹊噪”所兆之喜也有多种指向。此如《朝野佥载》中记述唐时黎景逸“常有鹊巢其侧，每饭食以喂之。后邻近有失布者，诬景逸盗之，系南康狱”，后闻鹊语“敕果至”事；再如“喜鹊中午叫，表示婚姻吉”的婚姻兆；又如“鹊巢中有梁，见鹊上梁者必贵”的建筑兆等等。但更多的兆喜指向却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乾鹊噪而行人至”。
　　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三》曾记樊哙问陆贾祥瑞应验事，陆贾答曰：“乾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行人思归与亲盼行人归是人之常情，更是古代文人骚客抒发情愫的恒定主题：“乌鹊语干回，黄昏不见来。漫教脂粉匣，闭了又重开”；“神鹊神鹊好言语，行人早回多利赂。我今庭中载好树，与汝作巢当报汝”。鹊有传喜之用，游子归里是为大喜，以“鹊噪”兆“行人至”更是情理中事，再由“行人至”延伸为客人至更是顺理成章：“其鸣有吉庆事或客至。”
　　鹊兆升迁。
　　晋干宝《搜神记》卷九曾记：“常山张颢，为梁州牧。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飞翔入市，忽然坠地，人争取之，化为圆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日：‘忠孝侯印’。颢以上闻，藏之秘符。后议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尧舜时旧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复置；’颢后官至太尉。”仕途升迁，是古代读书人的黄梁痴梦，以兆喜之鹊映兆升迁更是合乎情理。正因为鹊兆升迁，所以人们又称预知升迁的人为“喜鹊”：“窦申者，参(窦参)之族子。累迁至京兆少尹，转给事中。参特爱之，每议除授，多访于申，申或泄之，以招权受赂。申所至，人目之为喜鹊。”
　　
　　鹊桥
　　
　　除了以“噪”兆喜的鹊灵信仰外，在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故事中，喜鹊又有搭建“鹊桥”之能。民间传说织女七夕渡银河与牛郎相会，喜鹊上天搭起引渡之桥，俗呼“鹊桥”。
　　牛郎织女本是天上二星，其事早见《诗经·小雅》：“维天有汉，鉴亦有光；跤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服章；睨彼牵牛，不认服箱。”此时织女牵牛故事已现雏形。汉时，则现鹊桥情节：“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至南北朝时，牛郎织女故事已与今说无异：“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红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任肪《述异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弟曰：‘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牛郎。’至今云：‘织女嫁牛郎也’。”、(吴均《续齐谐记》)
　　《诗经·(庸阝)风》有《郭之奔奔》诗，中有“鹑之奔奔，鹊之疆疆”句。诗中用“奔奔”、“疆疆(音疆)”形容郭(鹌鹑)鹊(喜鹊)居有常匹、飞则相随的样子。此时古人已有喜鹊相偕而飞的认知。秋高气爽时，喜鹊高翔则又给人留下了无限遐思的空间：“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别离苦，夫妻之别离最苦：“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反之，相聚喜，别后夫妻相聚更喜：“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以表现离愁别绪为主题的牛郎织女故事中，为别离一载的牛郎织女搭上鹊桥供其欢愉，非相偕而飞的报喜鸟——喜鹊莫属，’这也更符合国人大团圆的思维惯势。
　　“鹊桥”的搭建，更多体现了是人类“格物致知”、借他物抒己情的理想表达过程。
　　
　　鹊登枝
　　
　　自“鹊噪”而“鹊桥”，经过人类文化洗礼的喜鹊，以“疆疆”之形秀于外，以“鹊噪”、“鹊桥”之灵惠于中或，“报”(喜)或“搭”(鹊桥)，喜鹊在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基本品格的同时，遍登文化之枝，也完成了其为文化报喜鸟角色的丰满塑造：人们摹其形，托其名，寓其义，吟其事。
　　民间吉利画堪称摹鹊形、托鹊名的典范之作。双鹊对飞或对视，中置古钱图案，以“钱”谐“前”，称《喜在眼前》；一獾仰天而望，一鹊高飞俯视，两相对望，以“獾”谐“欢”，称《欢天喜地》；两只喜鹊登于梅花枝头，以“梅”谐“眉”，称《喜上眉梢》；两鹊相对而视则称《喜相逢》，等等。其他诸如民间建筑、日用物什上更是不乏喜鹊的影像。民间庭院照壁、厅堂屏风多画“喜鹊报春”图，背面雕以鹊形的铜镜称“鹊镜”，画有喜鹊的锦被称“鹊锦”，绣有喜鹊的锦袍称“鹊袍”，形如喜鹊的酒器称“鹊酸”，等等。兆喜之意皆然。
　　寓鹊义、吟鹊事的诗词、词语更是俯拾皆是。诗词有“畴昔鸳鸯侣，朱门贺客多。如今无此事，好去莫相过”等直接以喜鹊为题者，也有“鹊报寒枝，鱼传尺素。晴香暗与风微度。故人还寄陇头梅，凭谁为作梅花赋”等借鹊起兴者。涉鹊词语也十分丰富：成语有“声名鹊起”、“鹊巢鸠占”、“鹊驾银河”、“鹊返莺回”、“鹊夜传枝”、“魏鹊无枝”等几十个，其他诸如仅寓“鹊噪为喜”意者就有“鹊噪”、“鹊音”、“鹊声”、“鹊瑞”、“鹊语”、“鹊喜”、“鹊报”、“鹊啤”，等等。
　　上述可知，喜鹊文化历经时空演化渐趋丰满的过程，其实也是人类依凭自然文化再造的过程。人类创造文化之鹊的目的肇始于借他物抒己情，其结果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喜鹊文化。褪去愚信内涵，存留下的是文化的习惯性认知，“灵鹊噪，喜事到”，睹鹊而喜已成文化常态积淀于民族的习惯认知中。人类对未知世界的认知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渴望吉祥、喜庆的文化功利又需要这样一只报喜鸟永远鲜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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