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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提出的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来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剥夺之路径不同,哈特和奈格里试图开辟出一条以“共同性”为体征的生命政治路径,设计出了以另类现代性为导向的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即为了打败现代性并且超越反现代性,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性,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下考察劳动在与资本的对抗中何以自主创造共同财富,进而实现对资本的超越。如果说哈特和奈格里的伦理计划是“可行的”,其可行的标志是“新的人性”之诞生,那么,其政治计划则是“可能的”,其可能的前提是“民主社会”的达成。然而,这一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因为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