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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Facebook和苹果的传说鼓动着年轻的留学生们纷纷投入创业浪潮，期冀着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建立自己的王国。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成功的创业者都是绝对意义上的少数。但这阻止不了留学生前仆后继的热情，创业是他们的英雄梦想，硅谷是他们朝圣的“麦加”。这是属于他们的淘金时代。
当85后、90后成为留学生主体时，他们选择了属于新生代的工作模式：创业，给自己打工，在互联网时代淘得一桶金。留学生创业往往都源起于掌握了国外的核心技术，或是舶来了新鲜的商业模式—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严峻、漫长、但也无比让人激动的“本土化过程”。这个本土化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搬运”，而是一个彻底的再创造。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变化，国家对于留学生创业的扶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让留学生更加来去自由，不为时间、空间或者启动资金所限制。但是，无论在美国创业，还是在中国创业，成功者都是极尽努力又极尽幸运的，也是绝对意义上的少数。
据统计，在美国硅谷新创公司，第一年以后有40%破产，五年以内80%都会破产，而活下来的20%又会在第二个五年内破产，能够存活10年的比例仅为4%。但是如果在谷歌中搜索“创业”词条，满眼尽是脸谱网，苹果和特斯拉的故事，而留学生在中美两地创业的经历却和这些相去甚远。与其说留学生创业是英雄故事，不如说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用“接地气儿”挑战权威
曹雪是名海归，坚称互联网创业最重要的是“接地气儿”，深入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不能只做“高大上”的事情，决不能太“端着”。曹雪是予墨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予墨科技旗下的“金融派”是一个以金融圈普通人为基点的跨平台新媒体。它有一个由85后90后组成的记者团队，专门采集和记录“普通人的故事”。
“金融派”曾经主打了一位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的85后“投行铁姑娘”，讲述了她从大学里苦读，到在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做分析员的打拼岁月。用曹雪的话说，“金融派”的嘉宾不会是专注“忽悠”的金融业大佬，而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除了做新闻，“金融派”也经常承办线下活动，从“认识女高音”的艺术沙龙，到“纽约中国论坛”（以众建的形式搭建国内留学生、创业者、和投资人交流合作的平台）。目前，曹雪正在开发一款专注于金融圈“普通人”的垂直社交应用，届时，“金融派”上的激烈讨论也将会逐渐移植到这款（还在开发中的）垂直社交应用上。曹雪笑称，最起码“金融派”的线上和线下活动解决了很多金融圈“大龄剩女”的终身大事。
与此同时，予墨科技通过“金融派”建立的“金融圈”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一个众筹平台，进入“众筹”领域。现代“众筹”即通过互联网发布筹款项目、募集资金。即便是缺乏启动资金的小创作人或者小企业家，只要有网友认可喜欢的项目，就可以通过多样化的互联网集资方式，得到第一桶金。
“众筹”的概念是个舶来品，近些年由美国兴起，传入中国。过去，由于无法筹集到足够多的启动资金，很多普通人没有办法参与到超过自身资本实力的项目中，但众筹让一切皆有可能。而这些项目的支持者通常都是所谓的“草根”或者“普通人”，而非通常意义上的风险投资人或者企业。予墨科技所涉及的“众筹”业务遍布各个产业：投资微电影平台，投资位于钓鱼台国宾馆的咖啡厅，以及一款户外运动应用。
单单从履历表来看，曹雪的“蜕变”似乎有些突然：在带着几乎全是80、90后的团队入驻中关村SOHO几十平米的办公室之前，她一直过着“高大上”的生活—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在美国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并在纽约州获得律师执照。
曹雪说虽然拿到了法律执照，却和华尔街的跨国律师事务所格格不入。华尔街的律所中规中矩，所谓的精英律师们都小心翼翼地遵守着“程序”，除了几个大佬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深陷于千百个微不足道的琐碎细节中。在华尔街，很多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财富，永不满足，似乎更多的名车、名包、名表和豪宅就可以赋予这些工作超凡的意义。在曹雪看来，这种生活“非常不真实”。在一位同事去世后，曹雪毅然决定离开外表光鲜的律师事务所，而机缘巧合又让她认识到了互联网里的商机。
曹雪心中有颗“挑战权威”的种子，而互联网正好给了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的机会。曹雪直言不讳地表示她最欣赏90后，因为90后不循规蹈矩，不在系统内阿谀逢迎，敢于质疑、另辟蹊径。她表示，在过去的中国，金融业（或者说银行相关行业）的“壁垒”很高，似乎总要和体制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极少数人才能进入。但是，“众筹”给了普通人冲破“壁垒”的机会。
众筹的中国式风险
正如许多留学生创业面临的困境，“众筹”这个舶来品在中国土壤中能否生根发芽，还值得商榷。首先，中国没有如美国一样完整的信用体系，而一些学者又声称中国人正在丧失“共同的底线”。如果融资平台缺乏对于项目和投资人完整的审查制度，加上操作不完全透明，极有可能造成“非法集资”的风险。互联网融资中，很多投资人可能把钱投给了表面光鲜却不甚了解的领域，缺乏判别风险的能力；也不排除有些项目的发起人别有用心，卷款逃跑，而平台很难对投资人的钱负责。
曹雪表示，这种情况虽然难以避免，但是信用体系的建立有一个过程，而前期的尝试甚至教训是必然要经过的。她举例，美国也是在二战以后才开始建立信用体系，现在已经日趋完善，这说明中国完全有迎头赶上的机会。
其次，虽然互联网金融降低了普通人进入金融业的壁垒，并不代表银监会等相关部门不会重新建构壁垒。曹雪觉得，政策制定者并不理解民间集资的土壤，而多年以来一直赶杀不绝的“地下钱庄”就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民间对于互联网众筹的需求。她推测，这些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反对声音很多可能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互联网金融抢了他们的“铁饭碗”。而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经历让她意识到参差多态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有关部门的大力管制容易造成“一管就死”。
《留学》杂志提到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在试水“众筹”模型，曹雪表示她并不担心，因为这一批角逐后总有留下来的人，创业不一定会大获全胜，但是尝试本身就是“有趣而有意义的”。 把大数据带回家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把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回家一直是留学生创业的主旋律。但是，“带回家”并不是简单的搬运，而是将先进的科学技术本土化。所谓本土化即用改良的洋办法解决土问题。
陈宽两年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拿到了数学和经济专业的硕士学位，目前正在攻读芝大金融和经济双博士，师从两位经济学诺贝尔奖教授赫克曼（James Heckman）和汉森（Lars Hansen）。陈宽于去年创办推想科技，致力于把从美国学习到的先进的大数据处理方法带回中国，致力于成为大数据应用本土化的先驱。在公司的产品介绍里，他写道“推想大数据在借鉴美国最成功的大数据分析模式的基础上，强调自主创新和算法改良，以符合中国的业务特色。”
陈宽向《留学》杂志介绍，在美国，大数据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而是被实实在在地付诸应用和生产中。比如，大部分需要直接进行营销的美国公司都会开发精准营销模型，通过过往被营销对象的特征、营销手段及营销结果来建模分析，预测营销结果，并以此优化营销方案，提高营销的成功率。美国IT公司通过网络爬虫实时监控社交媒体、新闻网站、论坛和门户网站上涉及他们公司的讨论和热点，并及时自动判断是否出现需要人为手动干预的公关危机（比如，需要公开道歉，找到技术人员进行解答等等）。
但在中国，大数据的研究还止步于课堂，离投入实际应用还有很大的距离。陈宽说，极少有直销产品的公司采用大数据进行精准营销，而是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扫街等盲目推销。同时，即便是技术先进的中国公关公司（舆情监测公司）或互联网公司，也在使用人力收集舆情，最终还是拍脑袋做决定。
但是，想要把美国的经验搬回家并不是掌握几个数据模型那么简单。首先，大数据是以有大量数据为基础，建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可中国大多数行业并没有采集数据的习惯和方法。所以，空有一身武器，却未必有大数据的土壤。对于这种“初级阶段”的服务对象，陈宽表示只能开展咨询业务，帮助很多企业建立一套数据采集系统，后期再提供“大数据”服务。
于是，陈宽将突破口选择为传统的金融业，以银行和证券为首，因为这些行业通常有着充沛的数据积累。就内因来说，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对于传统金融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给了较为保守的金融业改变的动机。与此同时，虽然极少有人讲得清楚大数据具体是什么，但大数据的概念深入人心，统计学家已经逐渐成为最火热的职业之一。而在互联网金融冲击下“求变”的金融行业可能会投向大数据的怀抱，寻找新的解决方案。这也就为推想科技带来了商机。
但是，这并不代表进入中国传统金融业（即大银行、大证券公司、大基金、大保险公司等等）很容易；相反，创业公司想要拿到这些数据很难，而想要接到大项目更难。推想科技既需要渠道接触客户，也需要适合中国国情的多个案例来证明自己的实力。陈宽称，自己目前正在积累案例，并开始着手一个大银行理财产品的精准营销项目：过去该银行卖理财产品都是使用大规模电话咨询，无区别性的广告，但是陈宽在通过推销者和客户的特征制作一套精准营销方案，省去不必要的大额推销费用，提高出售理财产品的效率。
陈宽介绍，推想科技的合伙人是位成功的企业家，可以提供一些渠道资源和资金，以降低进入金融业的壁垒。两人结识的过程颇具代表性：在深圳“南山创业之星”的比赛上，陈宽介绍了自己设想和技术背景，两人一拍即合。
“创业之星”已经举办六年，陆续与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1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有442个境外项目参赛，数量逐年递增。历年来，98%的境外获奖项目落户南山，入驻孵化器。同时，它还在美国硅谷设立科技创业园，并建立了面向海归创业的专项基金。陈宽称，参加“创业之星”比赛的同学不少都是想把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名校里科研成果“带回家”。
他们在这次比赛中利用南山创业园的平台寻找本土化的资源和方法，并通过“创业之星”的平台完成了第一轮融资。全国数百个创业园区和相应的创业大赛都为想要落户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提供了最基本的启动资源，而留学生创业时也往往从这里开始。
从“留创园”到“海创园”
王国成是北大留学生创业园的主任，他对《留学》杂志讲述了“留创园”作为留学生归国创业的大本营的过去和今天。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针对留学生创业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十年前，留学生大多是掌握了国外核心技术的精英，借助国内外科技水平的差异，大多创业比较成功，百度就是典型的成功案例。六七年前，政策依旧向海归倾斜：基本是个“海龟”就会有政策发的大红包，比如减免税务，减免房租，甚至提供可观的启动资金。
但是在2010年左右，留创园逐渐发现留学人员的层次随着留学生规模加大，差异化增强，整体水平有所下降；于是，政策也随之改变。首先，留学归国创业人员的普惠政策在和“土鳖”创业的政策逐渐拉近，很难仅仅因为留学生的身份而获利。其次，寻找优秀的项目、优秀的留创人需要建立严格的标准，或者进行系统的测评，从而不浪费创业园区的资源。
很多园区还是采用过去的方法，按照数量指标引进留学生，许多当宝贝一样引进的留学生并不掌握核心技术，而许多留创园也接触不到一流的人才。王国成也提出了政府引入高端人才的方式方法需要变 化。
比如，北大留学创业园最近在美国硅谷开办了世界前沿液燃气的学术交流大会。这次以为人类解决能源问题为宗旨的大会上，很多掌握核心技术的留美华人或者留学生都有所贡献。用这样的方法，园区可以迅速接触到优秀人才。
但是，王国成反对“生拉硬拽”这些技术骨干归国创业，原因有三：其一，美国人会觉得这些骨干有“搬运”美国核心技术回中国的嫌疑，并让华人逐渐远离核心，从而伤害了海外华人的事业；其二，华人可能更喜欢美国的创业环境和土壤；其三，很多回国的华人未必是行业的佼佼者，而是一些会“套政策”，投机取巧的人，而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一定的“指标”也只能用他们“充数”。 相反，如果中国创业园长期驻扎在硅谷，注资给一些著名的孵化器，比如Y Combinator，容许优秀的留学生和华人在当地开发技术，那么时间久了就会和美国风投及孵化器建立信任。留学生在美国开发出了有价值的产品，可以再通过另设中国分公司的方式，开启中国市场。所以在过去的六七年中，“留创园”由一个“地点”变成了一个“概念”。即采用中国资本入驻全球孵化器的模式，打造一个不以空间为界限的“海创园”，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物理意义上的一亩三分地。
谈到在硅谷看到的留学生创业者和土生土长美国人创业者的同异，王国成指出，中国的创业者往往顾虑太多。硅谷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对于一个项目，第一轮融资都不会估值太高，和国内的习惯恰恰相反。但是在硅谷，公司估值却可能在A轮融资时价值大涨。例如一款P2P打车应用Uber四年前刚刚成立的时候，融资数额并不显山露水。但是，前不久，其已经融资12亿美金，估值187亿美金的消息着实让人为之一振。
但中国留学生创业者往往在第一轮谈判时便有钻空子、投机的行为，或者其他的一些考虑（比如解决房子、户口等等），这就不容易谈成。美国人的创业大都比较“踏实”，并不希望立马将创意卖一个好价钱，而是为了“理想”或者单纯的“痴迷”而奋斗。同时，他们并不觉得“归零重启”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而这种创业认识的不同让美国人轻装上阵，反而容易在硅谷如鱼得水。
不成功便成仁的惨烈硅谷
硅谷似乎是属于大人物的，人人都对乔布斯、盖茨和扎克伯格的故事耳熟能详。硅谷创业就像当年的淘金热一样，每个人都有着一夜暴富的念想。大多数创业者怀揣着英雄梦想进入硅谷，如果运气好，他们会获得投资，进入正确的孵化器。如果运气更好，他们可能会获得短暂的成功，一夜之间成为媒体的新宠，仿佛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下一个乔布斯。
接下来的事实是，他们大都会止步于此，他们的作品成为划过璀璨星空的流星。再过个把月，融资消失殆尽，求爷爷告奶奶地寻找第二轮融资无果。他们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硅谷，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同时拾掇着乱七八糟的心境。
对于留学生来说，融资失败或者创业失败伴随着更加严重的后果。除了被硅谷孵化器扫地出门，往往也意味着被美国扫地出门。虽然相比二十年前，现在的留学生留在美国的途径越来越多，但是签证和身份依旧困扰着相当一部分创业者。虽然这些困扰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是却可以让人错失良机。当美国人可以硬撑着继续在硅谷混迹，寻找下一个耳根子软的投资人，或者挖掘下一个金矿项目时，留学生只能打道回府。
德金的经历可谓前车之鉴。德金（Nikki Durkin）今年刚满22岁，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创业者。高中刚刚毕业，德金便开创了99dress网站，帮助女性交换她们躺在衣柜里、暂时用不上的衣服。2011年，她的创意获得了一个校园创业比赛奖，受到了美国硅谷顶级孵化器Y Combinator的关注。她来到了美国，找到了两位合伙人，并获得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第一轮天使投资。但是，就在签署合同的那一天，她必须要飞回澳大利亚续签。于是，这一百万元打了水漂，而两个新找来的合伙人也随之销声匿迹。
德金没有因此放弃，她迅速回到美国，重新寻找到五位投资人，凑到了将近50万美元，并找到了另一位澳大利亚籍的合作伙伴。但是，融资和签证是两回事—两位创始人还是没有合法居住权。德金此时已经从大学退学，并全职加入了Y Combinator孵化器。为了获得O-1签证，她必须要向美国大使馆证明自己“虽然没有美国学位，但是有着某种超人的能力，因此申请被暂时允许滞留”。她的签证申请耗时七个月。而就在使馆通知德金她的签证已经被批准后的几天，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官决定对她进行进一步的背景检查，虽然没有证据指向德金和任何恐怖组织有丝毫联系。耗时将近一年的签证申请过后，德金和她的团队总算入驻了纽约的一间隔间，正式开启了创业历程。
她的网站一炮打红，一个星期内便促成了1000次以上的“衣服交换”，是竞品交易额的两到三倍，用户黏度也很惊人。硅谷的媒体开始关注这位极具个人特色的新秀：她不是一个戴着酒瓶底眼镜的书呆子，她喜欢光鲜的服饰，有着及腰棕色长发，不是美国人，而且那时刚刚满21岁。更有媒体预言这位异国少女将创造一种新型“网络毒品”。
德金本以为大额交易量将赶在第一轮融资耗尽之前带来利润，于是，她暂时无需进行第二轮融资。但事与愿违，网站交易量在经过了一个月疯狂增长后停滞了，交易量也开始回落，剩下的钱只够坚持几个星期。德金不愿意放弃，又开始在硅谷的鸡尾酒会上游说天使投资人，这回却是热脸迎上了冷屁股。所有的投资方都质问她为何现有的投资人不愿意继续注资—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持观望态度，生怕接手一个烫山芋。
德金在公开信中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心境：“我实在太累了，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太累了。我无法正常地睡眠，也已经几年没有度过假。如果我去度假，也只是身体躺在沙滩上，但是脑中在一刻不停地思考着公司的出路。创业公司几乎要把我整个身心都吞噬掉。每每人们问我除了工作还有什么爱好以外，我总要苦笑。我在干不相干的事情时，都要一刻不停地想着99dress，我不能好好地梳头发，不能好好地洗澡，甚至不能好好地坐着。我真不确定还能坚持多久。”这个刚刚满22岁的女孩要忍受从媒体宠儿一夜间变得门可罗雀的落寞，同时也要承受着随时现金流断裂的巨大压力。
时至2013年夏天，德金只剩下维持公司一个星期的资金。她和合伙人忍痛决定不再苦苦挣扎，而是用剩余的钱优雅地关闭自己亲手打造的移动平台。2013年7月8日，她正式关闭了自己的移动应用，短暂的创业经历随之宣告失败。之后，她只有十天的时间变卖所有家当，收拾好剩余的行李，买张机票，告别她在硅谷的合作伙伴和朋友，离开美国。如果说硅谷创业就是“大获全胜或者滚回家”，那现在是到了德金回家的时候了。德金说，她将回到澳大利亚的小城，重拾一个正常22岁女生的生活：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看看她久违的朋友，度假，并试图重新开始。
无论国别，大部分的创业者都将和德金一样做一场极尽激烈的梦，然后打哪儿来，回哪儿去，而硅谷很快就会忘记他们的故事。
拎客
Y Combinator
Y Combinator成立于2005年3月，是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扶持初创企业并为其提供创业指南，并为创业者进行每年两次，每次为期三个月的“课程”。Y Combinator会收取初创公司的总资产净值的平均6个百分比的资金作为回报。与其他风险投资公司所不同的是，Y Combinator通常仅向创业者提供2万美元或以下的“种子资金”。截止2012年7月，共孵化380家创业公司，这些公司累计获得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已经100亿美元。
O-1签证
杰出人才签证O-1是一种非移民工作签证，起始于1990年。O-1 签证是签发给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或体育领域中具有杰出才能者赴美工作的签证，持有者可以在美国从事与自己的领域相关的工作。O-1签证没有配额限制，着重在行业中的成就，申请人必须是本行业中杰出的人才，其美国雇主也必须能够提供与其才能相符的工作。所谓“杰出才能”是指在某个领域中具有非常的研究能力、穿梭出贡献或者具有全国甚至国际知名度。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O-1类签证的留美时间，一般最长不超过三年。身份到期后O-1持有者可以申请延期，以便继续进行尚未完成的活动或工作。
当85后、90后成为留学生主体时，他们选择了属于新生代的工作模式：创业，给自己打工，在互联网时代淘得一桶金。留学生创业往往都源起于掌握了国外的核心技术，或是舶来了新鲜的商业模式—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严峻、漫长、但也无比让人激动的“本土化过程”。这个本土化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搬运”，而是一个彻底的再创造。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变化，国家对于留学生创业的扶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让留学生更加来去自由，不为时间、空间或者启动资金所限制。但是，无论在美国创业，还是在中国创业，成功者都是极尽努力又极尽幸运的，也是绝对意义上的少数。
据统计，在美国硅谷新创公司，第一年以后有40%破产，五年以内80%都会破产，而活下来的20%又会在第二个五年内破产，能够存活10年的比例仅为4%。但是如果在谷歌中搜索“创业”词条，满眼尽是脸谱网，苹果和特斯拉的故事，而留学生在中美两地创业的经历却和这些相去甚远。与其说留学生创业是英雄故事，不如说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用“接地气儿”挑战权威
曹雪是名海归，坚称互联网创业最重要的是“接地气儿”，深入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不能只做“高大上”的事情，决不能太“端着”。曹雪是予墨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予墨科技旗下的“金融派”是一个以金融圈普通人为基点的跨平台新媒体。它有一个由85后90后组成的记者团队，专门采集和记录“普通人的故事”。
“金融派”曾经主打了一位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的85后“投行铁姑娘”，讲述了她从大学里苦读，到在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做分析员的打拼岁月。用曹雪的话说，“金融派”的嘉宾不会是专注“忽悠”的金融业大佬，而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除了做新闻，“金融派”也经常承办线下活动，从“认识女高音”的艺术沙龙，到“纽约中国论坛”（以众建的形式搭建国内留学生、创业者、和投资人交流合作的平台）。目前，曹雪正在开发一款专注于金融圈“普通人”的垂直社交应用，届时，“金融派”上的激烈讨论也将会逐渐移植到这款（还在开发中的）垂直社交应用上。曹雪笑称，最起码“金融派”的线上和线下活动解决了很多金融圈“大龄剩女”的终身大事。
与此同时，予墨科技通过“金融派”建立的“金融圈”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一个众筹平台，进入“众筹”领域。现代“众筹”即通过互联网发布筹款项目、募集资金。即便是缺乏启动资金的小创作人或者小企业家，只要有网友认可喜欢的项目，就可以通过多样化的互联网集资方式，得到第一桶金。
“众筹”的概念是个舶来品，近些年由美国兴起，传入中国。过去，由于无法筹集到足够多的启动资金，很多普通人没有办法参与到超过自身资本实力的项目中，但众筹让一切皆有可能。而这些项目的支持者通常都是所谓的“草根”或者“普通人”，而非通常意义上的风险投资人或者企业。予墨科技所涉及的“众筹”业务遍布各个产业：投资微电影平台，投资位于钓鱼台国宾馆的咖啡厅，以及一款户外运动应用。
单单从履历表来看，曹雪的“蜕变”似乎有些突然：在带着几乎全是80、90后的团队入驻中关村SOHO几十平米的办公室之前，她一直过着“高大上”的生活—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在美国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并在纽约州获得律师执照。
曹雪说虽然拿到了法律执照，却和华尔街的跨国律师事务所格格不入。华尔街的律所中规中矩，所谓的精英律师们都小心翼翼地遵守着“程序”，除了几个大佬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深陷于千百个微不足道的琐碎细节中。在华尔街，很多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财富，永不满足，似乎更多的名车、名包、名表和豪宅就可以赋予这些工作超凡的意义。在曹雪看来，这种生活“非常不真实”。在一位同事去世后，曹雪毅然决定离开外表光鲜的律师事务所，而机缘巧合又让她认识到了互联网里的商机。
曹雪心中有颗“挑战权威”的种子，而互联网正好给了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的机会。曹雪直言不讳地表示她最欣赏90后，因为90后不循规蹈矩，不在系统内阿谀逢迎，敢于质疑、另辟蹊径。她表示，在过去的中国，金融业（或者说银行相关行业）的“壁垒”很高，似乎总要和体制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极少数人才能进入。但是，“众筹”给了普通人冲破“壁垒”的机会。
众筹的中国式风险
正如许多留学生创业面临的困境，“众筹”这个舶来品在中国土壤中能否生根发芽，还值得商榷。首先，中国没有如美国一样完整的信用体系，而一些学者又声称中国人正在丧失“共同的底线”。如果融资平台缺乏对于项目和投资人完整的审查制度，加上操作不完全透明，极有可能造成“非法集资”的风险。互联网融资中，很多投资人可能把钱投给了表面光鲜却不甚了解的领域，缺乏判别风险的能力；也不排除有些项目的发起人别有用心，卷款逃跑，而平台很难对投资人的钱负责。
曹雪表示，这种情况虽然难以避免，但是信用体系的建立有一个过程，而前期的尝试甚至教训是必然要经过的。她举例，美国也是在二战以后才开始建立信用体系，现在已经日趋完善，这说明中国完全有迎头赶上的机会。
其次，虽然互联网金融降低了普通人进入金融业的壁垒，并不代表银监会等相关部门不会重新建构壁垒。曹雪觉得，政策制定者并不理解民间集资的土壤，而多年以来一直赶杀不绝的“地下钱庄”就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民间对于互联网众筹的需求。她推测，这些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反对声音很多可能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互联网金融抢了他们的“铁饭碗”。而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经历让她意识到参差多态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有关部门的大力管制容易造成“一管就死”。
《留学》杂志提到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在试水“众筹”模型，曹雪表示她并不担心，因为这一批角逐后总有留下来的人，创业不一定会大获全胜，但是尝试本身就是“有趣而有意义的”。 把大数据带回家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把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回家一直是留学生创业的主旋律。但是，“带回家”并不是简单的搬运，而是将先进的科学技术本土化。所谓本土化即用改良的洋办法解决土问题。
陈宽两年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拿到了数学和经济专业的硕士学位，目前正在攻读芝大金融和经济双博士，师从两位经济学诺贝尔奖教授赫克曼（James Heckman）和汉森（Lars Hansen）。陈宽于去年创办推想科技，致力于把从美国学习到的先进的大数据处理方法带回中国，致力于成为大数据应用本土化的先驱。在公司的产品介绍里，他写道“推想大数据在借鉴美国最成功的大数据分析模式的基础上，强调自主创新和算法改良，以符合中国的业务特色。”
陈宽向《留学》杂志介绍，在美国，大数据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而是被实实在在地付诸应用和生产中。比如，大部分需要直接进行营销的美国公司都会开发精准营销模型，通过过往被营销对象的特征、营销手段及营销结果来建模分析，预测营销结果，并以此优化营销方案，提高营销的成功率。美国IT公司通过网络爬虫实时监控社交媒体、新闻网站、论坛和门户网站上涉及他们公司的讨论和热点，并及时自动判断是否出现需要人为手动干预的公关危机（比如，需要公开道歉，找到技术人员进行解答等等）。
但在中国，大数据的研究还止步于课堂，离投入实际应用还有很大的距离。陈宽说，极少有直销产品的公司采用大数据进行精准营销，而是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扫街等盲目推销。同时，即便是技术先进的中国公关公司（舆情监测公司）或互联网公司，也在使用人力收集舆情，最终还是拍脑袋做决定。
但是，想要把美国的经验搬回家并不是掌握几个数据模型那么简单。首先，大数据是以有大量数据为基础，建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可中国大多数行业并没有采集数据的习惯和方法。所以，空有一身武器，却未必有大数据的土壤。对于这种“初级阶段”的服务对象，陈宽表示只能开展咨询业务，帮助很多企业建立一套数据采集系统，后期再提供“大数据”服务。
于是，陈宽将突破口选择为传统的金融业，以银行和证券为首，因为这些行业通常有着充沛的数据积累。就内因来说，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对于传统金融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给了较为保守的金融业改变的动机。与此同时，虽然极少有人讲得清楚大数据具体是什么，但大数据的概念深入人心，统计学家已经逐渐成为最火热的职业之一。而在互联网金融冲击下“求变”的金融行业可能会投向大数据的怀抱，寻找新的解决方案。这也就为推想科技带来了商机。
但是，这并不代表进入中国传统金融业（即大银行、大证券公司、大基金、大保险公司等等）很容易；相反，创业公司想要拿到这些数据很难，而想要接到大项目更难。推想科技既需要渠道接触客户，也需要适合中国国情的多个案例来证明自己的实力。陈宽称，自己目前正在积累案例，并开始着手一个大银行理财产品的精准营销项目：过去该银行卖理财产品都是使用大规模电话咨询，无区别性的广告，但是陈宽在通过推销者和客户的特征制作一套精准营销方案，省去不必要的大额推销费用，提高出售理财产品的效率。
陈宽介绍，推想科技的合伙人是位成功的企业家，可以提供一些渠道资源和资金，以降低进入金融业的壁垒。两人结识的过程颇具代表性：在深圳“南山创业之星”的比赛上，陈宽介绍了自己设想和技术背景，两人一拍即合。
“创业之星”已经举办六年，陆续与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1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有442个境外项目参赛，数量逐年递增。历年来，98%的境外获奖项目落户南山，入驻孵化器。同时，它还在美国硅谷设立科技创业园，并建立了面向海归创业的专项基金。陈宽称，参加“创业之星”比赛的同学不少都是想把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名校里科研成果“带回家”。
他们在这次比赛中利用南山创业园的平台寻找本土化的资源和方法，并通过“创业之星”的平台完成了第一轮融资。全国数百个创业园区和相应的创业大赛都为想要落户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提供了最基本的启动资源，而留学生创业时也往往从这里开始。
从“留创园”到“海创园”
王国成是北大留学生创业园的主任，他对《留学》杂志讲述了“留创园”作为留学生归国创业的大本营的过去和今天。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针对留学生创业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十年前，留学生大多是掌握了国外核心技术的精英，借助国内外科技水平的差异，大多创业比较成功，百度就是典型的成功案例。六七年前，政策依旧向海归倾斜：基本是个“海龟”就会有政策发的大红包，比如减免税务，减免房租，甚至提供可观的启动资金。
但是在2010年左右，留创园逐渐发现留学人员的层次随着留学生规模加大，差异化增强，整体水平有所下降；于是，政策也随之改变。首先，留学归国创业人员的普惠政策在和“土鳖”创业的政策逐渐拉近，很难仅仅因为留学生的身份而获利。其次，寻找优秀的项目、优秀的留创人需要建立严格的标准，或者进行系统的测评，从而不浪费创业园区的资源。
很多园区还是采用过去的方法，按照数量指标引进留学生，许多当宝贝一样引进的留学生并不掌握核心技术，而许多留创园也接触不到一流的人才。王国成也提出了政府引入高端人才的方式方法需要变 化。
比如，北大留学创业园最近在美国硅谷开办了世界前沿液燃气的学术交流大会。这次以为人类解决能源问题为宗旨的大会上，很多掌握核心技术的留美华人或者留学生都有所贡献。用这样的方法，园区可以迅速接触到优秀人才。
但是，王国成反对“生拉硬拽”这些技术骨干归国创业，原因有三：其一，美国人会觉得这些骨干有“搬运”美国核心技术回中国的嫌疑，并让华人逐渐远离核心，从而伤害了海外华人的事业；其二，华人可能更喜欢美国的创业环境和土壤；其三，很多回国的华人未必是行业的佼佼者，而是一些会“套政策”，投机取巧的人，而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一定的“指标”也只能用他们“充数”。 相反，如果中国创业园长期驻扎在硅谷，注资给一些著名的孵化器，比如Y Combinator，容许优秀的留学生和华人在当地开发技术，那么时间久了就会和美国风投及孵化器建立信任。留学生在美国开发出了有价值的产品，可以再通过另设中国分公司的方式，开启中国市场。所以在过去的六七年中，“留创园”由一个“地点”变成了一个“概念”。即采用中国资本入驻全球孵化器的模式，打造一个不以空间为界限的“海创园”，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物理意义上的一亩三分地。
谈到在硅谷看到的留学生创业者和土生土长美国人创业者的同异，王国成指出，中国的创业者往往顾虑太多。硅谷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对于一个项目，第一轮融资都不会估值太高，和国内的习惯恰恰相反。但是在硅谷，公司估值却可能在A轮融资时价值大涨。例如一款P2P打车应用Uber四年前刚刚成立的时候，融资数额并不显山露水。但是，前不久，其已经融资12亿美金，估值187亿美金的消息着实让人为之一振。
但中国留学生创业者往往在第一轮谈判时便有钻空子、投机的行为，或者其他的一些考虑（比如解决房子、户口等等），这就不容易谈成。美国人的创业大都比较“踏实”，并不希望立马将创意卖一个好价钱，而是为了“理想”或者单纯的“痴迷”而奋斗。同时，他们并不觉得“归零重启”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而这种创业认识的不同让美国人轻装上阵，反而容易在硅谷如鱼得水。
不成功便成仁的惨烈硅谷
硅谷似乎是属于大人物的，人人都对乔布斯、盖茨和扎克伯格的故事耳熟能详。硅谷创业就像当年的淘金热一样，每个人都有着一夜暴富的念想。大多数创业者怀揣着英雄梦想进入硅谷，如果运气好，他们会获得投资，进入正确的孵化器。如果运气更好，他们可能会获得短暂的成功，一夜之间成为媒体的新宠，仿佛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下一个乔布斯。
接下来的事实是，他们大都会止步于此，他们的作品成为划过璀璨星空的流星。再过个把月，融资消失殆尽，求爷爷告奶奶地寻找第二轮融资无果。他们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硅谷，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同时拾掇着乱七八糟的心境。
对于留学生来说，融资失败或者创业失败伴随着更加严重的后果。除了被硅谷孵化器扫地出门，往往也意味着被美国扫地出门。虽然相比二十年前，现在的留学生留在美国的途径越来越多，但是签证和身份依旧困扰着相当一部分创业者。虽然这些困扰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是却可以让人错失良机。当美国人可以硬撑着继续在硅谷混迹，寻找下一个耳根子软的投资人，或者挖掘下一个金矿项目时，留学生只能打道回府。
德金的经历可谓前车之鉴。德金（Nikki Durkin）今年刚满22岁，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创业者。高中刚刚毕业，德金便开创了99dress网站，帮助女性交换她们躺在衣柜里、暂时用不上的衣服。2011年，她的创意获得了一个校园创业比赛奖，受到了美国硅谷顶级孵化器Y Combinator的关注。她来到了美国，找到了两位合伙人，并获得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第一轮天使投资。但是，就在签署合同的那一天，她必须要飞回澳大利亚续签。于是，这一百万元打了水漂，而两个新找来的合伙人也随之销声匿迹。
德金没有因此放弃，她迅速回到美国，重新寻找到五位投资人，凑到了将近50万美元，并找到了另一位澳大利亚籍的合作伙伴。但是，融资和签证是两回事—两位创始人还是没有合法居住权。德金此时已经从大学退学，并全职加入了Y Combinator孵化器。为了获得O-1签证，她必须要向美国大使馆证明自己“虽然没有美国学位，但是有着某种超人的能力，因此申请被暂时允许滞留”。她的签证申请耗时七个月。而就在使馆通知德金她的签证已经被批准后的几天，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官决定对她进行进一步的背景检查，虽然没有证据指向德金和任何恐怖组织有丝毫联系。耗时将近一年的签证申请过后，德金和她的团队总算入驻了纽约的一间隔间，正式开启了创业历程。
她的网站一炮打红，一个星期内便促成了1000次以上的“衣服交换”，是竞品交易额的两到三倍，用户黏度也很惊人。硅谷的媒体开始关注这位极具个人特色的新秀：她不是一个戴着酒瓶底眼镜的书呆子，她喜欢光鲜的服饰，有着及腰棕色长发，不是美国人，而且那时刚刚满21岁。更有媒体预言这位异国少女将创造一种新型“网络毒品”。
德金本以为大额交易量将赶在第一轮融资耗尽之前带来利润，于是，她暂时无需进行第二轮融资。但事与愿违，网站交易量在经过了一个月疯狂增长后停滞了，交易量也开始回落，剩下的钱只够坚持几个星期。德金不愿意放弃，又开始在硅谷的鸡尾酒会上游说天使投资人，这回却是热脸迎上了冷屁股。所有的投资方都质问她为何现有的投资人不愿意继续注资—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持观望态度，生怕接手一个烫山芋。
德金在公开信中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心境：“我实在太累了，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太累了。我无法正常地睡眠，也已经几年没有度过假。如果我去度假，也只是身体躺在沙滩上，但是脑中在一刻不停地思考着公司的出路。创业公司几乎要把我整个身心都吞噬掉。每每人们问我除了工作还有什么爱好以外，我总要苦笑。我在干不相干的事情时，都要一刻不停地想着99dress，我不能好好地梳头发，不能好好地洗澡，甚至不能好好地坐着。我真不确定还能坚持多久。”这个刚刚满22岁的女孩要忍受从媒体宠儿一夜间变得门可罗雀的落寞，同时也要承受着随时现金流断裂的巨大压力。
时至2013年夏天，德金只剩下维持公司一个星期的资金。她和合伙人忍痛决定不再苦苦挣扎，而是用剩余的钱优雅地关闭自己亲手打造的移动平台。2013年7月8日，她正式关闭了自己的移动应用，短暂的创业经历随之宣告失败。之后，她只有十天的时间变卖所有家当，收拾好剩余的行李，买张机票，告别她在硅谷的合作伙伴和朋友，离开美国。如果说硅谷创业就是“大获全胜或者滚回家”，那现在是到了德金回家的时候了。德金说，她将回到澳大利亚的小城，重拾一个正常22岁女生的生活：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看看她久违的朋友，度假，并试图重新开始。
无论国别，大部分的创业者都将和德金一样做一场极尽激烈的梦，然后打哪儿来，回哪儿去，而硅谷很快就会忘记他们的故事。
拎客
Y Combinator
Y Combinator成立于2005年3月，是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扶持初创企业并为其提供创业指南，并为创业者进行每年两次，每次为期三个月的“课程”。Y Combinator会收取初创公司的总资产净值的平均6个百分比的资金作为回报。与其他风险投资公司所不同的是，Y Combinator通常仅向创业者提供2万美元或以下的“种子资金”。截止2012年7月，共孵化380家创业公司，这些公司累计获得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已经100亿美元。
O-1签证
杰出人才签证O-1是一种非移民工作签证，起始于1990年。O-1 签证是签发给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或体育领域中具有杰出才能者赴美工作的签证，持有者可以在美国从事与自己的领域相关的工作。O-1签证没有配额限制，着重在行业中的成就，申请人必须是本行业中杰出的人才，其美国雇主也必须能够提供与其才能相符的工作。所谓“杰出才能”是指在某个领域中具有非常的研究能力、穿梭出贡献或者具有全国甚至国际知名度。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O-1类签证的留美时间，一般最长不超过三年。身份到期后O-1持有者可以申请延期，以便继续进行尚未完成的活动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