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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鸦片影响着这儿的一切：文化、政治、经济，最重要的是，还有四处流窜的塔利班士兵。我和摄影师波罗深入到这个国家边远的南方省市，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对毒品和叛乱的战斗，旷远持久，而且空前危险……
失败的搜捕
士兵们越过小麦和稻田，穿过用石头和烂旗子砌成的墓地，他们正在搜捕一个叫做穆汗默德·卡里木的通缉犯。据数据显示，穆汗默德·卡里木，50岁，他和该村另一个男人因制造海洛因被通缉。小村庄上空响起直升机低沉的引擎声。士兵们冲上人行道，眼前，一条狭窄肮脏的小路将两个用围墙围起来的院子分开了。第一小队人员踢开了一个院子的金属门。一个嚎叫的妇女靠墙蜷缩着，另一个女人拽着自己宽松的衣服，试图将自己的头发盖住。还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哭闹的孩子，大骂着这些不速之客。即使没有翻译，也很容易猜出她所说的话，“放下你们的枪支。你们在这儿什么也找不到。穆汗默德·卡里木不像你们那样愚蠢。”
一些上兵爬上泥泞的台阶，踢开门窗；另一些寻找矮天花板仓库，但是什么也没找到。缉毒人员一踏进第二个院子的大门口，就传来一只狗的吠声，接着听到一个男人开始喋喋不休脏话连篇。在屋内，士兵们搜到了三大捆麻药和一些拳头大小的未加工的鸦片。
当士兵们将麻药倒入小溪中，在鸦片上面贴上明显的标签时，有士兵侦察到卡里木从一个稻田里匆忙往外走。也许他逃到了远方的田地，正小心翼翼地用望远镜观察着这边的一举一动。
可惜的是没有时间继续搜寻。因为直升机引起了人们太多注意，当地村庄和农场的许多男人已经集中到了周围的山顶上。“如果我们在这儿呆长一点时间，就会有问题了。”一位缉毒署人员如是说。因此他们回到了河床，穿过墓地，越过田地，没有完成任务。
在喀布尔守卫森严的美国大使馆，一位美国缉毒官员坦率地说，“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犯罪和腐败，非常严重，而且还在继续蔓延，已经成了普遍现象，远远超过了我们在哥伦比亚或墨西哥或其它任何地方所见到的情况。毒品使得情况更加恶化。”这位官员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总统府。总统的弟弟被指控为主要大毒枭，但总统一再否认其弟牵涉其中。
在距离国会几步之遥的一栋低矮的建筑物里，阿富汗缉毒警方大将军萨耶德·卡玛尔·萨达特正坐在他那混乱的桌子前，桌上堆满了档案，他身后的一堵墙上贴着一张阿富汗全国地图。这位将军是被西方官府公认为的少数清廉公仆之一。当我问他如果他起诉高级政府官员，会有什么后果时，他往后靠在椅子上悠悠的说，“所有人都知道谁在做什么，但是没有人能够做任何事情。如果政府真想支持我们，就像你们政府支持CIA和缉毒署等其它大机构那样，我们就敢对那些大人物动手了。”
萨达特的缉毒警察总部在一个戒备森严的院子里，据说这个院子曾一度属于一个臭名昭著的残忍首领。现在，它却成了在阿富汗收缴毒品的安全储存地。萨达特的一位副官带着我走过粗糙的混泥土石阶，来到那个首领的私人地牢。天然鸦片和麻药散发出浓浓辛辣味。“这不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地方，”他说。这里有一些监牢，每一个都根据储存毒品的种类和名称贴上了标签。1号和2号监牢里面装满了粗麻布大袋子装的麻药，堆放成一人高。3号监牢里装的是鸦片，齐我的肩膀高，4号监牢装的是齐腰高的海洛因。大捆大捆的麻药阻塞了通行的走廊。这个院子总共装有4吨左右海洛因、12吨鸦片和24吨麻药，都是去年收缴的。当然，在许多其它国家，大约4公斤重的天然鸦片和120公斤的麻药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在阿富汗，这个世界90％鸦片的来源地，毒品却是以吨来计算，而不是盎司。像这样的搜捕几乎无法减缓毒品贸易的速度。
自从联军捣毁塔利班政权的五年来，阿富汗出现了一些真正的进步。本·拉登及其游击队员藏匿的集中营被捣毁，政府举行了选举，召集了议会。孩子们人校读书，女人们可以无需陪同地穿过城市和村庄的街道。首都的体育场举行着足球比赛，而不是暴力残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叛乱依然存在。
不稳定的局势
新政权建立之后，在喀布尔和全国范围内，暴乱不断，有时比同期在伊拉克的伤亡人数还要多得多。这些民众大多数死于盟军战斗，但也有死于针对平民和救援工作者的暗杀、汽车炸弹、路边爆炸等，即使在相对平静的北部和西部省市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三年前，塔利班以‘班’的规模开始。”退休将军麦卡弗瑞在今年春天参观阿富汗后说，“去年，他们的规模扩大到100余人。今年则成了400余人的军营。如今他们拥有先进的武器，新式IED技术，商业通讯设备和新式阵地装备。”他总结说，“是毒品交易的钱和世界财政的支持使得他们的势力日益强大。”
在阿富汗的南方省市，毒品交易的情况尤为严峻，因为美国军方最近放弃了对北约军队的控制，这里也就成了美国进驻之后塔利班活动最猖獗的地方。塔利班卷土重来的根源与其说是宗教的兴起，不如说是毒品贸易的猖獗。在南部边远的沙漠和崎岖的高山，塔利班与贩毒分子结成了联盟。“这是一种共生关系。”司法部高级缉毒长官纳什说，“恐怖分子通过已经建立好的走私途径在经济上获得利益，而毒枭们也在塔利班的保护中受益。”他说，“毒品培育比恐怖主义更危险，如果我们不能根除毒品，毒品就会消灭我们。”尽管联军投入数十亿美元让农民放弃种植罂粟的想法，但却只用了有限的资源真正打击了贩毒分子的脉络。
罪恶的2％
2006年7月中旬，阿富汗缉毒组织在边远的北部破坏这里丰收的罂粟花时，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政府大力宣扬的禁毒战争对罂粟花的种植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有效作用，漫山遍野都是盛开着的妖艳的罂粟花。经历数周以来炮火的袭击后受到当地农民的阻挠，缉毒小组只得从一片田地移到另一片田地，用长柄镰刀砍断罂粟花。一位农民带着他的儿子们，看着庄稼里毁坏的罂粟花时，他悲哀地说，“我们会饿死的。现在我们一无所有了，政府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除了种植罂粟还能干什么?”从这位农民的田地里打下的花苞又大又肥，有些甚至可以用来提炼八次鸦片。原本只需短短几天，他就可以将他的鸦片送到市场，以每千克100美元卖出。然后这些商品被送往某个实验室提炼加工成吗啡，然后用化学物质使之变成海洛因，最后走私到塔吉克斯坦或更远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当被送到伦敦或斯德哥尔摩的街道上时，一千克海洛因的零售价就飙升到了40，000美 元。在这个过程中，阿富汗人只赚到了其中2％的利润。
但是，就是这2％的利润，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危害。尽管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麻药生产市场，但这里对毒品的需求量却出人意料的低。在1979年以来的30年中，1／3的阿富汗人口逃离了本国，他们大部分变成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难民，而这两个国家都有令人惊讶的吸毒问题。在吸食鸦片的人中，又有1／4的人染上了艾滋病。
“成千上万的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阿富汗人都染上了毒瘾。”喀布尔一个非盈利治理毒瘾组织负责人说，“现在，他们回国了。如果你明年再来我们这儿，吸毒人数还会增加。问题最后都落到了阿富汗人的头上。”
鸦片减少，价格暴增
2000年以前，农民、毒品提炼者和贸易商们的赋税给塔利班带来了每年27亿美金的收入。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鸦片生产是在宗教运动的铁拳下成倍增长。
2000年开始，阿富汗的毒品也显然引起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塔利班这才贴出告示，禁止生产鸦片：因为这样可以维护其睦邻友好关系以及与西方的良好关系，以便潜在地获得联合国的援助。然而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因为急剧减少鸦片数量能给塔利班带来一笔横财：那就是塔利班政权将毒品集中在其自己的掌控之中。“我记得，穆拉赫·奥玛尔(塔利班领导、本·拉登的搭档)让他的手下在全国范围内以最低价格收购(余下的)鸦片，”当地一个负责长官回忆说，“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怎样处理掉那些鸦片了。”
鸦片供应量减少了，价格却从2000年9月的$150／千克飙升到“9.11”之前的$750／千克。塔利班继续向鸦片提炼者和贸易商征收添加税收，甚至还可能自己也将没收来的鸦片秘密出售。鸦片价格的暴涨使塔利班政府从中牟取暴利。但现在几乎没有人还会质疑穆拉赫·奥玛尔及其残余的塔利班分子究竟是否参与了鸦片贸易，因为种植鸦片的农民们要交税给塔利班指挥官，他们还报道说收到了“夜间电报”，威胁他们如果不种植罂粟花就后果自负。毫无疑问，打击叛乱与毒品密切相连，这种战斗在赫尔曼德省最为严峻。这个省北部与巴基斯坦相连，被称为“死亡和地狱的沙漠”。早在五年前联军进驻这儿以前，这儿不仅是塔利班的要塞，也成了鸦片据点。联合国官员预测，2006年赫尔曼德的大丰收会导致鸦片产量成倍增长，甚至会成为世界上半数以上鸦片的来源。
(责任编辑 唐馨)
失败的搜捕
士兵们越过小麦和稻田，穿过用石头和烂旗子砌成的墓地，他们正在搜捕一个叫做穆汗默德·卡里木的通缉犯。据数据显示，穆汗默德·卡里木，50岁，他和该村另一个男人因制造海洛因被通缉。小村庄上空响起直升机低沉的引擎声。士兵们冲上人行道，眼前，一条狭窄肮脏的小路将两个用围墙围起来的院子分开了。第一小队人员踢开了一个院子的金属门。一个嚎叫的妇女靠墙蜷缩着，另一个女人拽着自己宽松的衣服，试图将自己的头发盖住。还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哭闹的孩子，大骂着这些不速之客。即使没有翻译，也很容易猜出她所说的话，“放下你们的枪支。你们在这儿什么也找不到。穆汗默德·卡里木不像你们那样愚蠢。”
一些上兵爬上泥泞的台阶，踢开门窗；另一些寻找矮天花板仓库，但是什么也没找到。缉毒人员一踏进第二个院子的大门口，就传来一只狗的吠声，接着听到一个男人开始喋喋不休脏话连篇。在屋内，士兵们搜到了三大捆麻药和一些拳头大小的未加工的鸦片。
当士兵们将麻药倒入小溪中，在鸦片上面贴上明显的标签时，有士兵侦察到卡里木从一个稻田里匆忙往外走。也许他逃到了远方的田地，正小心翼翼地用望远镜观察着这边的一举一动。
可惜的是没有时间继续搜寻。因为直升机引起了人们太多注意，当地村庄和农场的许多男人已经集中到了周围的山顶上。“如果我们在这儿呆长一点时间，就会有问题了。”一位缉毒署人员如是说。因此他们回到了河床，穿过墓地，越过田地，没有完成任务。
在喀布尔守卫森严的美国大使馆，一位美国缉毒官员坦率地说，“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犯罪和腐败，非常严重，而且还在继续蔓延，已经成了普遍现象，远远超过了我们在哥伦比亚或墨西哥或其它任何地方所见到的情况。毒品使得情况更加恶化。”这位官员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总统府。总统的弟弟被指控为主要大毒枭，但总统一再否认其弟牵涉其中。
在距离国会几步之遥的一栋低矮的建筑物里，阿富汗缉毒警方大将军萨耶德·卡玛尔·萨达特正坐在他那混乱的桌子前，桌上堆满了档案，他身后的一堵墙上贴着一张阿富汗全国地图。这位将军是被西方官府公认为的少数清廉公仆之一。当我问他如果他起诉高级政府官员，会有什么后果时，他往后靠在椅子上悠悠的说，“所有人都知道谁在做什么，但是没有人能够做任何事情。如果政府真想支持我们，就像你们政府支持CIA和缉毒署等其它大机构那样，我们就敢对那些大人物动手了。”
萨达特的缉毒警察总部在一个戒备森严的院子里，据说这个院子曾一度属于一个臭名昭著的残忍首领。现在，它却成了在阿富汗收缴毒品的安全储存地。萨达特的一位副官带着我走过粗糙的混泥土石阶，来到那个首领的私人地牢。天然鸦片和麻药散发出浓浓辛辣味。“这不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地方，”他说。这里有一些监牢，每一个都根据储存毒品的种类和名称贴上了标签。1号和2号监牢里面装满了粗麻布大袋子装的麻药，堆放成一人高。3号监牢里装的是鸦片，齐我的肩膀高，4号监牢装的是齐腰高的海洛因。大捆大捆的麻药阻塞了通行的走廊。这个院子总共装有4吨左右海洛因、12吨鸦片和24吨麻药，都是去年收缴的。当然，在许多其它国家，大约4公斤重的天然鸦片和120公斤的麻药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在阿富汗，这个世界90％鸦片的来源地，毒品却是以吨来计算，而不是盎司。像这样的搜捕几乎无法减缓毒品贸易的速度。
自从联军捣毁塔利班政权的五年来，阿富汗出现了一些真正的进步。本·拉登及其游击队员藏匿的集中营被捣毁，政府举行了选举，召集了议会。孩子们人校读书，女人们可以无需陪同地穿过城市和村庄的街道。首都的体育场举行着足球比赛，而不是暴力残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叛乱依然存在。
不稳定的局势
新政权建立之后，在喀布尔和全国范围内，暴乱不断，有时比同期在伊拉克的伤亡人数还要多得多。这些民众大多数死于盟军战斗，但也有死于针对平民和救援工作者的暗杀、汽车炸弹、路边爆炸等，即使在相对平静的北部和西部省市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三年前，塔利班以‘班’的规模开始。”退休将军麦卡弗瑞在今年春天参观阿富汗后说，“去年，他们的规模扩大到100余人。今年则成了400余人的军营。如今他们拥有先进的武器，新式IED技术，商业通讯设备和新式阵地装备。”他总结说，“是毒品交易的钱和世界财政的支持使得他们的势力日益强大。”
在阿富汗的南方省市，毒品交易的情况尤为严峻，因为美国军方最近放弃了对北约军队的控制，这里也就成了美国进驻之后塔利班活动最猖獗的地方。塔利班卷土重来的根源与其说是宗教的兴起，不如说是毒品贸易的猖獗。在南部边远的沙漠和崎岖的高山，塔利班与贩毒分子结成了联盟。“这是一种共生关系。”司法部高级缉毒长官纳什说，“恐怖分子通过已经建立好的走私途径在经济上获得利益，而毒枭们也在塔利班的保护中受益。”他说，“毒品培育比恐怖主义更危险，如果我们不能根除毒品，毒品就会消灭我们。”尽管联军投入数十亿美元让农民放弃种植罂粟的想法，但却只用了有限的资源真正打击了贩毒分子的脉络。
罪恶的2％
2006年7月中旬，阿富汗缉毒组织在边远的北部破坏这里丰收的罂粟花时，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政府大力宣扬的禁毒战争对罂粟花的种植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有效作用，漫山遍野都是盛开着的妖艳的罂粟花。经历数周以来炮火的袭击后受到当地农民的阻挠，缉毒小组只得从一片田地移到另一片田地，用长柄镰刀砍断罂粟花。一位农民带着他的儿子们，看着庄稼里毁坏的罂粟花时，他悲哀地说，“我们会饿死的。现在我们一无所有了，政府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除了种植罂粟还能干什么?”从这位农民的田地里打下的花苞又大又肥，有些甚至可以用来提炼八次鸦片。原本只需短短几天，他就可以将他的鸦片送到市场，以每千克100美元卖出。然后这些商品被送往某个实验室提炼加工成吗啡，然后用化学物质使之变成海洛因，最后走私到塔吉克斯坦或更远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当被送到伦敦或斯德哥尔摩的街道上时，一千克海洛因的零售价就飙升到了40，000美 元。在这个过程中，阿富汗人只赚到了其中2％的利润。
但是，就是这2％的利润，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危害。尽管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麻药生产市场，但这里对毒品的需求量却出人意料的低。在1979年以来的30年中，1／3的阿富汗人口逃离了本国，他们大部分变成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难民，而这两个国家都有令人惊讶的吸毒问题。在吸食鸦片的人中，又有1／4的人染上了艾滋病。
“成千上万的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阿富汗人都染上了毒瘾。”喀布尔一个非盈利治理毒瘾组织负责人说，“现在，他们回国了。如果你明年再来我们这儿，吸毒人数还会增加。问题最后都落到了阿富汗人的头上。”
鸦片减少，价格暴增
2000年以前，农民、毒品提炼者和贸易商们的赋税给塔利班带来了每年27亿美金的收入。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鸦片生产是在宗教运动的铁拳下成倍增长。
2000年开始，阿富汗的毒品也显然引起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塔利班这才贴出告示，禁止生产鸦片：因为这样可以维护其睦邻友好关系以及与西方的良好关系，以便潜在地获得联合国的援助。然而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因为急剧减少鸦片数量能给塔利班带来一笔横财：那就是塔利班政权将毒品集中在其自己的掌控之中。“我记得，穆拉赫·奥玛尔(塔利班领导、本·拉登的搭档)让他的手下在全国范围内以最低价格收购(余下的)鸦片，”当地一个负责长官回忆说，“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怎样处理掉那些鸦片了。”
鸦片供应量减少了，价格却从2000年9月的$150／千克飙升到“9.11”之前的$750／千克。塔利班继续向鸦片提炼者和贸易商征收添加税收，甚至还可能自己也将没收来的鸦片秘密出售。鸦片价格的暴涨使塔利班政府从中牟取暴利。但现在几乎没有人还会质疑穆拉赫·奥玛尔及其残余的塔利班分子究竟是否参与了鸦片贸易，因为种植鸦片的农民们要交税给塔利班指挥官，他们还报道说收到了“夜间电报”，威胁他们如果不种植罂粟花就后果自负。毫无疑问，打击叛乱与毒品密切相连，这种战斗在赫尔曼德省最为严峻。这个省北部与巴基斯坦相连，被称为“死亡和地狱的沙漠”。早在五年前联军进驻这儿以前，这儿不仅是塔利班的要塞，也成了鸦片据点。联合国官员预测，2006年赫尔曼德的大丰收会导致鸦片产量成倍增长，甚至会成为世界上半数以上鸦片的来源。
(责任编辑 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