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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区域分割 畅导文化交流
长三角的大文化有共性的地方，小文化却是各有区别。从宏观上讲，地域文化是有差异的，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这三地人的特点也是有区别的。以前我们谈长三角地区文化的时候比较重视差异，现在我们看到的趋同的地方比较多。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经济要素流动得更频繁，文化的发展却有些滞后，但是目前民营经济的发展正在拉动文化的交流和教育，人们的观念正在慢慢地趋同。比如苏南模式，以前拿这个模式来反对温州模式，后来又拿温州模式来贬低苏南模式。现在看看，你说苏南模式搞乡镇企业，有没有搞个体经济呢？个体发达得很。当时说温州那边没有外向型经济，但是现在他们也在不断地引入外资。从文化到经济，现在趋同的一面多，这是好的现象。
另外，也有差异的一面，这个差异是个性的文化。凡是优点，应该保留下去，发扬光大，但是影响经济要素流动的，就要杜绝。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在个别地方，就存在指定用本地产品的现象。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在国际上体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在长三角地区，这种现象不明显，但也有类似情况。这种地方区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化，很容易强调本地区的GDP。文化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在影响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们应该建构一些共同的东西，求同存异，建设一些共同的区域文化，同时要不断创造一些新的共同文化。政府也能做很多事情，主要是从制度文化的改变上。打通三个行政区域之间的分割，不仅是书记、省长、市长之间的交流，民营企业家层面也应该交流，使文化能够共同发展，这样有利于长三角的经济一体化，使长三角共同繁荣。
文化发挥作用 取决自身建设
文化该怎么流动？因为现在在文化发展方面，一个是强调对优秀文化的培育和建设，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强调培育文化的影响力。但文化的影响力有来自内核的东西，也有通过外力因素来造成强势文化，那么我们到底是应该注重培育文化的影响力，从市场的角度去开拓呢，还是从文化的优秀内涵来开拓？
我们一般讲文化不管怎么定义，无非有三个方面，一个物质文明，一个精神文明，一个制度文明。在物质文明的交流方面一般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因为物质文明是可以比较的。今天有一种新的食品，它更营养更好吃，这是可以比较出来的。但是如果讲到精神方面，这就不同了，难有客观的标准。比如，我喜欢喝茶，你喜欢喝咖啡，究竟谁优谁劣，没有一个标准。制度上来看，除了物质和精神的层面以外，还有一个政治导向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交流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真正的文化，它是冲不垮的。政府的引导虽然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文化最终能不能发挥作用，说到底还不是取决于政府、主流媒体的支持，而是要取决于文化自身。这几年我们有一些偏向，一会儿偏这个，一会儿偏那个，你骂“超女”，他骂“韩流”，一说不好就全都不好了，看不到其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反过来，一说好，就好得不得了，搞得到处都是秀场。说到文化产业，在商言商，既然是产业，当然要赚钱。但是文化产业背后是什么？谁支撑它？不是靠市场，而是应该靠文化本身建设。所以不要以为西方国家百分之百靠市场。百分之百靠市场的社会是没有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值得弘扬的文化，除了通过政府支持以外，还会通过基金会，甚至通过宗教来支持。
物质文明有标志，精神文明靠什么？很多就是靠信仰。我们爱我们的国家，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支撑，而我们现在往往有所欠缺。固然，一方面要自由地经济竞争、广泛的文化交流，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建设、构筑起一种民族、国家的群体信仰。
促进共同繁荣 改变评价价机制
现在长三角开展上海、浙江、江苏的三地合作、交流比以前好多了。但是不足的地方也有，比如，现在一谈到长三角的经济，产业同构的问题就不能避免。产业同构可以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但也确实存在恶性竞争。恶性竞争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在体制、机制里面。从政治文化讲，如果都把本地的GDP看得很重，都追求本地政绩，就容易产生协作不够的问题。怎么办呢？应该改变一下评价机制，不要仅仅强调浙江人的经济、江苏人的经济、上海人的经济，要从GDP的理念发展到GNP的理念。评价机制改变以后，大家都把长三角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作为我们的评价机制，而不是局限在一个省、一个市。不要把爱家乡、爱祖国，都局限在本区域一时的成就上。
地区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长三角文化中的农耕文化是以水为根本的，讲究天人合一，但是现在工业文化的发展又可以概括为“人定胜天”。长三角地区的水危机似乎证明了农业文化逐渐被工业文化打败，逐渐消亡。能不能从文化思维方面找出一条道路，让传统的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和谐均衡地发展，而不是让两种文化非得处于你死我活的状态？
在英国工业化初期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档案里面找到当时的情况。英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泰晤士河污染到发出恶臭味。议会大厦就在泰晤士河边，议会开会的时候都要把窗户关起来，因为那气味实在太难闻。但夏天又很热，要开窗户，就用厚厚的窗帘挡着，而且窗帘还得用漂白粉先漂了，这样闻到的就是漂白粉的味，不是臭味。恩格斯在他的《乌培河谷来信》里说到，他家乡的乌培河水已经被染成了红色，他非常痛心。他说，河流被污染，但是大河边的资本家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
污染的问题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恩格斯将此称之为“社会谋杀”，人类应该尽量地减小这个代价。我们有个性文化，有地方文化，文化上存在差异是可以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方针，来推动整个长三角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爱家乡、爱国家的表现。不要把爱家乡、爱祖国都局限在本区域一时的成就上。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我们的环境就保护得好。
协调制度平衡 驱动经济发展
记得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经说过，欧洲一体化是从一个文化的欧洲开始。长三角区域的发展也应是这样。文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是人们形成共识非常重要的决定力量，而这种共识会决定人们在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制度或者所需要的制度安排等整个一套机制。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有效的制度出来之后，会对经济绩效起到很大作用。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单方面的过程，从文化到政治、到制度的绩效，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制度出来会有有利的一面，也会有不利的一面，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们对制度安排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的平衡。如果平衡不好，就有矛盾。平衡得好，这个制度就可以安排出来。文化的作用，就在于在平衡的时候具有一种很大的作用，能够帮助制度安排时作成本利益的平衡。
对长三角来说，为什么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坦率地说，长三角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以来，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匀致的经济体。而且这个联系一直是以上海为中心，以浙江和江苏为两翼。这就是说，与全国其他地区比，现在长三角这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从历史上人员的交流来说，文化共性的成分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能统一认知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作用，企业能以文化为先导，经济为实体，事业必将如虎添翼地持续腾飞。
长三角的大文化有共性的地方，小文化却是各有区别。从宏观上讲，地域文化是有差异的，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这三地人的特点也是有区别的。以前我们谈长三角地区文化的时候比较重视差异，现在我们看到的趋同的地方比较多。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经济要素流动得更频繁，文化的发展却有些滞后，但是目前民营经济的发展正在拉动文化的交流和教育，人们的观念正在慢慢地趋同。比如苏南模式，以前拿这个模式来反对温州模式，后来又拿温州模式来贬低苏南模式。现在看看，你说苏南模式搞乡镇企业，有没有搞个体经济呢？个体发达得很。当时说温州那边没有外向型经济，但是现在他们也在不断地引入外资。从文化到经济，现在趋同的一面多，这是好的现象。
另外，也有差异的一面，这个差异是个性的文化。凡是优点，应该保留下去，发扬光大，但是影响经济要素流动的，就要杜绝。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在个别地方，就存在指定用本地产品的现象。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在国际上体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在长三角地区，这种现象不明显，但也有类似情况。这种地方区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化，很容易强调本地区的GDP。文化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在影响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们应该建构一些共同的东西，求同存异，建设一些共同的区域文化，同时要不断创造一些新的共同文化。政府也能做很多事情，主要是从制度文化的改变上。打通三个行政区域之间的分割，不仅是书记、省长、市长之间的交流，民营企业家层面也应该交流，使文化能够共同发展，这样有利于长三角的经济一体化，使长三角共同繁荣。
文化发挥作用 取决自身建设
文化该怎么流动？因为现在在文化发展方面，一个是强调对优秀文化的培育和建设，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强调培育文化的影响力。但文化的影响力有来自内核的东西，也有通过外力因素来造成强势文化，那么我们到底是应该注重培育文化的影响力，从市场的角度去开拓呢，还是从文化的优秀内涵来开拓？
我们一般讲文化不管怎么定义，无非有三个方面，一个物质文明，一个精神文明，一个制度文明。在物质文明的交流方面一般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因为物质文明是可以比较的。今天有一种新的食品，它更营养更好吃，这是可以比较出来的。但是如果讲到精神方面，这就不同了，难有客观的标准。比如，我喜欢喝茶，你喜欢喝咖啡，究竟谁优谁劣，没有一个标准。制度上来看，除了物质和精神的层面以外，还有一个政治导向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交流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真正的文化，它是冲不垮的。政府的引导虽然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文化最终能不能发挥作用，说到底还不是取决于政府、主流媒体的支持，而是要取决于文化自身。这几年我们有一些偏向，一会儿偏这个，一会儿偏那个，你骂“超女”，他骂“韩流”，一说不好就全都不好了，看不到其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反过来，一说好，就好得不得了，搞得到处都是秀场。说到文化产业，在商言商，既然是产业，当然要赚钱。但是文化产业背后是什么？谁支撑它？不是靠市场，而是应该靠文化本身建设。所以不要以为西方国家百分之百靠市场。百分之百靠市场的社会是没有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值得弘扬的文化，除了通过政府支持以外，还会通过基金会，甚至通过宗教来支持。
物质文明有标志，精神文明靠什么？很多就是靠信仰。我们爱我们的国家，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支撑，而我们现在往往有所欠缺。固然，一方面要自由地经济竞争、广泛的文化交流，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建设、构筑起一种民族、国家的群体信仰。
促进共同繁荣 改变评价价机制
现在长三角开展上海、浙江、江苏的三地合作、交流比以前好多了。但是不足的地方也有，比如，现在一谈到长三角的经济，产业同构的问题就不能避免。产业同构可以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但也确实存在恶性竞争。恶性竞争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在体制、机制里面。从政治文化讲，如果都把本地的GDP看得很重，都追求本地政绩，就容易产生协作不够的问题。怎么办呢？应该改变一下评价机制，不要仅仅强调浙江人的经济、江苏人的经济、上海人的经济，要从GDP的理念发展到GNP的理念。评价机制改变以后，大家都把长三角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作为我们的评价机制，而不是局限在一个省、一个市。不要把爱家乡、爱祖国，都局限在本区域一时的成就上。
地区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长三角文化中的农耕文化是以水为根本的，讲究天人合一，但是现在工业文化的发展又可以概括为“人定胜天”。长三角地区的水危机似乎证明了农业文化逐渐被工业文化打败，逐渐消亡。能不能从文化思维方面找出一条道路，让传统的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和谐均衡地发展，而不是让两种文化非得处于你死我活的状态？
在英国工业化初期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档案里面找到当时的情况。英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泰晤士河污染到发出恶臭味。议会大厦就在泰晤士河边，议会开会的时候都要把窗户关起来，因为那气味实在太难闻。但夏天又很热，要开窗户，就用厚厚的窗帘挡着，而且窗帘还得用漂白粉先漂了，这样闻到的就是漂白粉的味，不是臭味。恩格斯在他的《乌培河谷来信》里说到，他家乡的乌培河水已经被染成了红色，他非常痛心。他说，河流被污染，但是大河边的资本家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
污染的问题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恩格斯将此称之为“社会谋杀”，人类应该尽量地减小这个代价。我们有个性文化，有地方文化，文化上存在差异是可以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方针，来推动整个长三角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爱家乡、爱国家的表现。不要把爱家乡、爱祖国都局限在本区域一时的成就上。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我们的环境就保护得好。
协调制度平衡 驱动经济发展
记得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经说过，欧洲一体化是从一个文化的欧洲开始。长三角区域的发展也应是这样。文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是人们形成共识非常重要的决定力量，而这种共识会决定人们在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制度或者所需要的制度安排等整个一套机制。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有效的制度出来之后，会对经济绩效起到很大作用。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单方面的过程，从文化到政治、到制度的绩效，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制度出来会有有利的一面，也会有不利的一面，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们对制度安排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的平衡。如果平衡不好，就有矛盾。平衡得好，这个制度就可以安排出来。文化的作用，就在于在平衡的时候具有一种很大的作用，能够帮助制度安排时作成本利益的平衡。
对长三角来说，为什么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坦率地说，长三角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以来，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匀致的经济体。而且这个联系一直是以上海为中心，以浙江和江苏为两翼。这就是说，与全国其他地区比，现在长三角这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从历史上人员的交流来说，文化共性的成分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能统一认知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作用，企业能以文化为先导，经济为实体，事业必将如虎添翼地持续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