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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纸”，是经过印版印刷的纸张，是古代印刷术的一种凭证。在史籍中，武则天是最早被记载使用“印纸”的人。这种印纸，比现代任何出土印刷品的年代都要早，在研究印刷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也是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精神财富。谁承想，上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朋友却在这一问题上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从而引发了两国学术界关于印刷术起源地和发明权的争论。
《无垢经》是唐代印本
1966年10月，韩国古新罗故都庆州释迦塔中，发现了汉文雕版印本《无垢净光陀罗尼经》(简称《无垢经》)，为楮纸所印，卷子装，唐人写经体；经文中有武周制字四个(证、地、授、初)；全长620厘米，高6.65厘米，版框上下单栏，高5.4厘米。韩国政府对这一发现极为重视。《无垢经》被发现后不到一年，也即1967年9月，便被指定为第126号国宝，珍藏于汉城(今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
经韩国学者李弘植、金庠基等先生研究，认为《无垢经》是古新罗(668～935年)印本；又以该经刊印于704～751年间，比我国敦煌所出868年刊印的《金刚经》要早100多年，从而认为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本；并由此引申出印刷术非中国发明，而是韩国发明的结论。期间，国人正在“文革”，处于印刷术发祥地的我国学人，竟对此毫无所知。直至1979年夏，美国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钱存训博士回国访问，并带回有关资料，才渐为国人所知。此后，张秀民、潘吉星、张树栋、李致忠等我国印刷史、版本学权威，纷纷著文，从社会背景、经文内容以及用纸、字体、异体字、制字等方面，对《无垢经》印本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认为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频繁，常有新罗僧人从中国取经回国。而朝鲜半岛并无8～10世纪印刷活动的任何记载和相关文物的发现，硬说《无垢经》为新罗所印、印刷术起源于韩国，是说不通的。我国学者一致认为：该经只能是流入新罗的唐代印本，而绝非新罗所印；印刷术的起源地只能在中国，而不可能在别的地方。
需要说明的是，《无垢经》是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得到中外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无垢经》确切的刊印年代，至今还难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笔者根据该经“辛未除月索林”尾题，曾著文认为该经刊印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即公元731年。此时正值唐朝国力强劲、经济繁荣、佛教昌盛、技术进步的所谓“开元盛世”时期。而这里要强调的是：武则天所使用的“印纸”，要比《无垢经》的刊印年代早数十年，而“印纸”实际应用时间，可能要更早。有关“印纸”的记载，为争论的我方从另一方面提供了支持。
武则天是最早使用“印纸”的人
由于我国古代重文轻艺，许多涉及科学技术的事情，多是在正史和相关文献中带出来的。武则天使用的“印纸”的故事，就是从正史中带出来的。
天授元年(690年)，67岁高龄的武则天正式称帝，号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睿宗李旦被降为皇嗣，赐姓武氏；武承嗣被封为魏王，武三思被封为梁王等。在武则天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就是皇嗣的问题，也即谁来接班的问题。据《资治通鉴》卷二〇四载：这时凤阁(即中书省，武后时改名)舍人(近侍官员)张嘉福为讨好武则天，暗中嗾使轻薄恶少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书要求废去皇嗣李旦，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对此迟疑未决，即召王庆之入问日：“皇嗣为我子，奈何要废之?”庆之对曰：“古人有云，神不歆(喜爱)非类，民不祭祀非族。今陛下既登大宝，尚以李氏为嗣，臣实未解。”武则天道，你先退下去，待朕仔细想想。庆之伏地，以死泣请，武则天“乃以印纸遗之”，并嘱咐道：“欲见我，以此纸示门者”，门吏自不敢阻难。
因事关武承嗣能否成为皇太子的问题，当武承嗣得知武则天并未答应时，便屡屡督促庆之人请，自是庆之日日求见。武则天对此十分恼怒，但也觉得事关重大，很难立刻决定，便召凤阁侍郎李昭德入商。昭德笑道：“天皇(高宗李治)为陛下的丈夫，皇嗣(李旦)是陛下的儿子，天下是陛下的，应当传于子孙，这乃为万世之业，为何要以侄儿为嗣?自古以来，可没有侄儿为天子，为姑姑立庙的。再说，陛下受天皇之顾托，若以天下给与武承嗣，天皇便无从血食了。”古时杀牲取血用以祭祀先人，称“血食”。如果把皇位传给武承嗣的话，谁还能给天皇祭祀呢?武则天觉得昭德的话说得有道理，遂令昭德阻止庆之不许人见，并且赐给昭德一根木杖，命令他将这个讨厌的王庆之驱逐出去。李昭德持杖出来，正巧碰上庆之昂然而入，当即一把把他抓住，拖出光政门外，大声对朝士说：“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为嗣。我已奉敕，以木杖打死此贼。”说罢，即将木杖交给朝士，命令杖殴庆之。朝士正恨庆之聚众闹事，乐得承命，立刻将庆之拖倒在地，直至打得耳目血出，了结性命。自是，其党乃散。
故事中王庆之和武则天的一段对话，将武后对庆之不满而又无奈的情态，写得生动有趣，跃然纸上。我们知道，705年，年高82岁的武则天行将就木时，宰相张柬之等，拥立唐中宗李显即皇帝位，恢复国号为唐，凡“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饰、文字”等，都一复旧制，武后也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武则天最后将皇位传给李氏而非武氏，或许李昭德的话也起了作用。当然，我们还是回到“印纸”上来。这是文献中有关“印纸”的最早记载，为印刷史研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初唐已有雕版印刷
关于使用“印纸”的记载，并非仅此一处，也并非只是出门凭证，还有纳税凭证等。《旧唐书·食货志下》记载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实行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货易……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取其家资。”这是唐代有关市场管理的一则记载。张秀民先生解释说，“印纸”是商人交易纳税的凭据，是“除书籍、经咒、佛像以外”的印刷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与“印纸”有关的记载，还出现在佛学著作中。唐高僧法藏(643～712年)，是《无垢经》的译者之一。在其所撰《华严经探玄记》中讨论悟道有无前后时说：“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在另一处又说：“如世间印法，读之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国家博物馆著名学者孙机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印文、印纸、印法，都是指雕版印刷而言的。用一块印板印出的文字，读起来虽有前后，却是同时印上去的。“法藏的这些话含义十分明确，没有产生误解的余地。而且他既然用印刷术打比喻，说明佛教信士们对这件事也不陌生。法藏主要活动于初唐，他的这些话是中国初唐时已有雕版印刷的铁证。”(孙机：《印刷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新星出版社，1997年版)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也是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精神财富。谁承想，上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朋友却在这一问题上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从而引发了两国学术界关于印刷术起源地和发明权的争论。
《无垢经》是唐代印本
1966年10月，韩国古新罗故都庆州释迦塔中，发现了汉文雕版印本《无垢净光陀罗尼经》(简称《无垢经》)，为楮纸所印，卷子装，唐人写经体；经文中有武周制字四个(证、地、授、初)；全长620厘米，高6.65厘米，版框上下单栏，高5.4厘米。韩国政府对这一发现极为重视。《无垢经》被发现后不到一年，也即1967年9月，便被指定为第126号国宝，珍藏于汉城(今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
经韩国学者李弘植、金庠基等先生研究，认为《无垢经》是古新罗(668～935年)印本；又以该经刊印于704～751年间，比我国敦煌所出868年刊印的《金刚经》要早100多年，从而认为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本；并由此引申出印刷术非中国发明，而是韩国发明的结论。期间，国人正在“文革”，处于印刷术发祥地的我国学人，竟对此毫无所知。直至1979年夏，美国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钱存训博士回国访问，并带回有关资料，才渐为国人所知。此后，张秀民、潘吉星、张树栋、李致忠等我国印刷史、版本学权威，纷纷著文，从社会背景、经文内容以及用纸、字体、异体字、制字等方面，对《无垢经》印本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认为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频繁，常有新罗僧人从中国取经回国。而朝鲜半岛并无8～10世纪印刷活动的任何记载和相关文物的发现，硬说《无垢经》为新罗所印、印刷术起源于韩国，是说不通的。我国学者一致认为：该经只能是流入新罗的唐代印本，而绝非新罗所印；印刷术的起源地只能在中国，而不可能在别的地方。
需要说明的是，《无垢经》是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得到中外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无垢经》确切的刊印年代，至今还难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笔者根据该经“辛未除月索林”尾题，曾著文认为该经刊印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即公元731年。此时正值唐朝国力强劲、经济繁荣、佛教昌盛、技术进步的所谓“开元盛世”时期。而这里要强调的是：武则天所使用的“印纸”，要比《无垢经》的刊印年代早数十年，而“印纸”实际应用时间，可能要更早。有关“印纸”的记载，为争论的我方从另一方面提供了支持。
武则天是最早使用“印纸”的人
由于我国古代重文轻艺，许多涉及科学技术的事情，多是在正史和相关文献中带出来的。武则天使用的“印纸”的故事，就是从正史中带出来的。
天授元年(690年)，67岁高龄的武则天正式称帝，号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睿宗李旦被降为皇嗣，赐姓武氏；武承嗣被封为魏王，武三思被封为梁王等。在武则天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就是皇嗣的问题，也即谁来接班的问题。据《资治通鉴》卷二〇四载：这时凤阁(即中书省，武后时改名)舍人(近侍官员)张嘉福为讨好武则天，暗中嗾使轻薄恶少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书要求废去皇嗣李旦，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对此迟疑未决，即召王庆之入问日：“皇嗣为我子，奈何要废之?”庆之对曰：“古人有云，神不歆(喜爱)非类，民不祭祀非族。今陛下既登大宝，尚以李氏为嗣，臣实未解。”武则天道，你先退下去，待朕仔细想想。庆之伏地，以死泣请，武则天“乃以印纸遗之”，并嘱咐道：“欲见我，以此纸示门者”，门吏自不敢阻难。
因事关武承嗣能否成为皇太子的问题，当武承嗣得知武则天并未答应时，便屡屡督促庆之人请，自是庆之日日求见。武则天对此十分恼怒，但也觉得事关重大，很难立刻决定，便召凤阁侍郎李昭德入商。昭德笑道：“天皇(高宗李治)为陛下的丈夫，皇嗣(李旦)是陛下的儿子，天下是陛下的，应当传于子孙，这乃为万世之业，为何要以侄儿为嗣?自古以来，可没有侄儿为天子，为姑姑立庙的。再说，陛下受天皇之顾托，若以天下给与武承嗣，天皇便无从血食了。”古时杀牲取血用以祭祀先人，称“血食”。如果把皇位传给武承嗣的话，谁还能给天皇祭祀呢?武则天觉得昭德的话说得有道理，遂令昭德阻止庆之不许人见，并且赐给昭德一根木杖，命令他将这个讨厌的王庆之驱逐出去。李昭德持杖出来，正巧碰上庆之昂然而入，当即一把把他抓住，拖出光政门外，大声对朝士说：“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为嗣。我已奉敕，以木杖打死此贼。”说罢，即将木杖交给朝士，命令杖殴庆之。朝士正恨庆之聚众闹事，乐得承命，立刻将庆之拖倒在地，直至打得耳目血出，了结性命。自是，其党乃散。
故事中王庆之和武则天的一段对话，将武后对庆之不满而又无奈的情态，写得生动有趣，跃然纸上。我们知道，705年，年高82岁的武则天行将就木时，宰相张柬之等，拥立唐中宗李显即皇帝位，恢复国号为唐，凡“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饰、文字”等，都一复旧制，武后也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武则天最后将皇位传给李氏而非武氏，或许李昭德的话也起了作用。当然，我们还是回到“印纸”上来。这是文献中有关“印纸”的最早记载，为印刷史研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初唐已有雕版印刷
关于使用“印纸”的记载，并非仅此一处，也并非只是出门凭证，还有纳税凭证等。《旧唐书·食货志下》记载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实行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货易……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取其家资。”这是唐代有关市场管理的一则记载。张秀民先生解释说，“印纸”是商人交易纳税的凭据，是“除书籍、经咒、佛像以外”的印刷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与“印纸”有关的记载，还出现在佛学著作中。唐高僧法藏(643～712年)，是《无垢经》的译者之一。在其所撰《华严经探玄记》中讨论悟道有无前后时说：“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在另一处又说：“如世间印法，读之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国家博物馆著名学者孙机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印文、印纸、印法，都是指雕版印刷而言的。用一块印板印出的文字，读起来虽有前后，却是同时印上去的。“法藏的这些话含义十分明确，没有产生误解的余地。而且他既然用印刷术打比喻，说明佛教信士们对这件事也不陌生。法藏主要活动于初唐，他的这些话是中国初唐时已有雕版印刷的铁证。”(孙机：《印刷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新星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