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时间２月１７日上午，美国总统布什正式提名驻伊拉克大使约翰·内格罗蓬特为国家情报主任（Ｄ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一旦参议院予以确认，内氏就要在美国情报界编年史上占据篇幅可观的一席之地。
　　消息既出，媒体的相关评论接踵而至，其中对内氏前程持“利空”倾向的分析认为：１、他是间谍情报的门外汉，在这个专业性很强的行当里有所作为不容易。２、他一开始并不在主要候选人之列，有“以次充好”之嫌。３、他作为职业外交官当个“救火队长”还行，要想把“政治魔方”玩转难说。
　　据官方公布的个人资料，内氏１９６０年投身美国外交界，在这一行当浸洇４０余年，是位资深外交官。历任：驻香港总领馆副领事、驻南越大使馆政务秘书、驻希腊萨洛尼卡领事馆总领事、卡特政府负责海洋和渔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大使衔）、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驻洪都拉斯大使、里根政府环境及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驻墨西哥大使、驻菲律宾大使等。内氏１９９７年从公务员系列退休后进入企业界，任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负责全球市场部的副总裁。２００１年９月内氏被小布什政府提名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２００４年４月又被提名为驻伊拉克大使。
　　当然，仅仅这么一连串“履历”不会给人留下太深印象，其背后的有些名堂还是需要点破的。
　　
　　天地人和 “关系”第一
　　
　　内格罗蓬特从最初的非种子选手到最后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美国一向自诩为“民族大熔炉”，但在独立后相当长的岁月里，广义上的主流文化是以接受东部名牌大学高等教育的ＷＡＳＰ（Ｗ指白人，ＡＳ指盎格鲁—萨克逊裔，Ｐ指新教徒，即信奉新教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为核心和标尺的。ＷＡＳＰ的概念因海外移民越来越多而扩大到“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白人”的范畴。时至今日，这段历史尽管淡化了许多，但作为文化的心理积淀依然强烈地产生着效应，特别在美国情报界很有讲究。仅以中央情报局历任局长为例，其祖先清一色地来自欧洲大陆，除了行武出身上军校之外，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乔治敦等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就有杜勒斯、施莱辛格、科尔比、老布什、韦伯斯特、盖茨、伍尔西、多伊奇、特尼特和戈斯。内氏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１日出生在英国伦敦，其父是希腊裔美国公民，经营一家大型海运公司，家境殷实。内氏从小就读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流的私立学校，本科毕业于布什父子念过书的耶鲁大学，中情局现任局长戈斯是其同班同学。从家庭背景和学历教育两方面看，内氏进入华盛顿政治精英阶层的这张入场券无可挑剔。
　　地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相互作用，诸如恐怖主义猖獗、核生化武器扩散、跨国毒品交易、知识产权盗版、金融洗钱、网络黑客攻击、疾病流行、非法移民、军火走私、生态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弱化等非传统威胁日渐泛滥成灾，这些昔日被视为“低端政治”的安全问题令美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威胁，而威胁者不明确本身就是最大的威胁。中情局高官据此断言，当前摆在美国面前的选择“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战争与无终极的战争”。大敌当前，间谍情报必须依据现实斗争形势的变化加以改革完善，进而形成“大情报”的工作布局与协调机制，“确保各个情报机构像一个单独的、统一的企业那样运作”。任重道远，谁来牵头？内氏凭借周游五洲四海的外交生涯，处理过五花八门的国际事务，见多识广的阅历，就“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而言已先胜人一筹，布什就曾赞曰，“内氏因为拥有长期的外交工作经验，所以了解美国的全球情报需求”。
　　人和。从情报工作流程的完整性角度看，情报最终是供用户 “消费”的，一旦用户对之敬谢不敏或处置失当，再好的情报也白搭。换句话说，恰到好处地“消费”情报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惟有“懂”间谍情报之玄机，方才可能“扬”间谍情报之特长。内氏多年来在全球热点地区奔波不已，“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哪里烽火连天，哪里就必定谍影憧憧，其中不难寻觅到内氏的踪迹。据外电报道，曾任中情局副局长的麦克加芬说：“这个立场强硬的家伙（指内氏）了解整个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以及隐蔽行动。”事实上，除了在越南和伊拉克两场重大战争中跟美国情报界携手并肩之外，内氏还伙同中情局在中美洲大搞隐蔽行动，其业绩有：以洪都拉斯为前哨基地，阻止萨尔瓦多左派游击队夺权；帮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颠覆桑地诺政权。另外，内氏在菲律宾当大使时也曾辅佐马尼拉当局镇压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
　　从古到今，任何政体的官场文化都自有一套万变不离其宗的潜规则：关系是必要条件，才能是充分条件，机遇是附加条件。据美国报刊披露，内氏跟布什家族关系非同一般，几度领衔要职（驻洪都拉斯大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驻墨西哥大使）皆与老布什的举荐相干。内氏在洪都拉斯的表现已经提及，在出使墨西哥期间则成功地缓和了两国缺乏信任的紧张关系，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早日诞生立下头功。小布什入主白宫后，内氏再度感受到“春风得意马蹄疾”之快感，先在联合国代表美国政府发号施令，后在巴格达统领世界规模第一的大使馆（正式固定职员和当地临时雇员多达３０００余人）。附带一句，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他是右派”，尽管在共和党内如同布什父子那般被视作“温和的右派”。
　　
　　情报改革焉知其味
　　
　　放眼今日世界，美国情报界的综合实力遥遥领先———在编人员１０万、执行机构１５家、允许公开的年度预算４００亿美元，令各国同行望尘莫及。更重要的是，这个庞然大物在战后６０年全球事务的方方面面都书写了不可或缺的一页，为构建并维护“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立下汗马功劳。当然也不乏败笔之处，未能阻止９．１１事件的发生便为佐证。
　　据此背景，国内朝野上下要求改革情报界的呼声再度高涨，有的强调大步整合，有的力主小步微调，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美国受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全国调查委员会”（９．１１委员会）的终审报告最后定调。该件长篇大论，就情报改革提出４０多条建议，第一焦点在于设置“ＤＮＩ”的职位。顺带说明一下，美国务院国际信息局把ＤＮＩ的中文名称译成“国家情报主任”。
　　或许是创新意识和忧患意识天生浓烈的缘故，美国人自１９４７年以来先后设立至少１９个班子（或委员会或小组）来审议情报界的改革，但大都束之高阁而不了了之。设置国家情报主任的创意早在１９７１年３月问世的“施莱辛格报告”里就已经论证过。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尼克松总统指示时任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副局长的詹姆斯·施莱辛格（后任中情局第七任局长）筹组一个班子，专门研究如何“在无需国会立法的情况下”通过组织结构调整来进一步提高情报界的工作效率和效能。自那时起设置国家情报主任的议题一直在酝酿之中，先后得到中情局第九任局长特纳（１９８５年）和加州民主党参议员范恩斯坦（２００２年）两个审议班子的认同。
　　为什么事情一拖再拖，直至３０多年过去才落实到位？这里牵涉的大小问题实在太多。简而言之，其中一根主线是情报界内部的各方利益摆不平，谁都不愿意把已经行使的权力（人事调配权、经费掌控权、间谍派遣权、隐蔽行动实施权等等）移交给他人。
　　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出台的《情报改革法》就国家情报主任的定位与功能远未达到９．１１委员会报告所期待的程度。按照布什的说法，内氏将来履新后担任总统的首席情报顾问，有权决定各情报机构的预算以及下令他们搜集和分享情报。由此可见，这个情报主任并没有实质性的人事任用权，再加上不是内阁成员也不在白宫上班，这对所谓的“情报沙皇”来讲似乎有点过于苛刻了。难怪内氏在决心“改革情报机构以适应２１世纪情报的需要”的同时，特意指出这份新差事是他４０多年公职中“最严峻的挑战”。此话意味深长，也许好戏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