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进一步调动各方而改革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宋晓梧：推进财税改革，调整收入分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提出多年，为何难以推进?关键在于国内消费不足。未来必须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解决居民消费不足，当务之急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这就必须启动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协调劳资关系，提高劳动者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要将多年来形成的主要依赖外资和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国内消费，关键是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就要求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是简单发个红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政策调整的全局性问题。其中，加快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最为重要。
　　未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是调整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在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上，一要推动工会转型，二要发挥雇主组织作用，三要完善劳资集体谈判的相关法律法规。
　　(宋晓梧　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迟福林：改革将贯穿“十二五”发展始终
　　
　　“十二五”期间，中国改革的内外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从外部环境看，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下，中国改革发展至少面临三大挑战：外部市场需求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即使有所恢复，也不是原来数量的简单恢复，而将伴随着重大的结构调整；后哥本哈根时代，全球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压力逐步增加；世界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动对我国开放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三大变化迫使我们要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寻求对外开放的新突破，与此同时，要把改革发展的立足点放到扩大内需基础上。从内部环境看，我国改革发展“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现实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存在很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和危机，要清醒认识我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5年。可以预见，发展方式转变必将引起复杂深刻的社会变化。
　　所以，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我们必须做出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即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
　　“十二五”改革攻坚的总体思路，就是推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多位一体的全面改革。一是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坚持“先易后难”，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必须要“大力推进”；二是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积极稳妥推进”；三是社会、文化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以要“加快推进”。这三个“改革”是一个相互促进、共同推进的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依赖政治体制改革，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加快推进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
　　(迟福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吴敬琏：全面改革的任务依然紧迫
　　
　　一个全面的改革，经济上主要就是减少政府、国企控制的资源，要实现民进国退；司法上，要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的审判要保证独立性。
　　“十一五”的经验告诉我们，制定一个好的规划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十一五”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规划，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它的执行情况并不是十分理想。怎么样从过去几年总结出经验来，我们“十二五”能够制订一个好的规划。
　　“十二五”规划中，有几个方面的改革应该优先考虑，一是国企的改革；二是财政体制的改革；三是金融体系的改革；四是建立公正竞争的或者是法制基础上的市场体系；五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过去30多年来，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特别是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很多方面都在全面地推进，可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还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才能够消除体制性障碍，才能够建立有利于创新和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
　　总而言之，这些问题当然并不是谁说的或者我说的就是定论，就完全符合实际，这需要探讨，我们需要从现在起就是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这个方面，放在如何推进改革，怎么建立一个好的体制，作为我们实现“十二五”一个制度的、机制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已故有名的经济学家孙冶芳过去说过一句话，“不要抬牛腿，要牵牛鼻子”，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使得把这个“牛鼻子”牵好，我们“十二五”一个很好的规划就能够落实。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