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冬天，雪花在成都东郊菱角堰飘荡着，王光祈的葬礼在默默地进行。周太玄、郭沫若和李劼人是王光祈的同班，且相善相知，引为知己。30年前，他们一起在成都东郊菱角堰周太玄家聚会，仿“桃园结义”，相约死后同葬于此地。今天，李劼人将逝者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这样便可以长伴着他了。
　　王光祈，曾经有过梦幻般的理想与青春。王光祈是一个遗腹子，出身书香门第的罗氏为了将儿子拉扯大，白天纺麻织布、砍柴挑水，晚上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教儿子读书识字。幼年的王光祈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常独自一人提着箫、笛，在风光绮丽的野外一吹就是半天。
　　1907年夏天，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从乡下来到了成都。王光祈的祖父王再咸早年教过几年书，晚清重臣赵尔巽便是他的学生。1907年春，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当他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仍在温江艰难生活后，当即给了恩师后人1000两白银。在赵尔巽的资助下，15岁的王光祈进了成都第一小学堂，在高年级继续学业。
　　1908年，王光祈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在这里，遇到了一生的挚友李劼人、曾琦、郭沫若与周太玄等。1911年11月27日，成都发生了兵变，家中存银生息的两家当铺遭抢劫，黯然关门。这一年冬天，王光祈的长子又夭折了，母亲罗氏承受不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也去世了。王光祈带着悲痛来到重庆，在《民国新报》当了一名记者，艰辛度日。
　　1914年初夏，王光祈考入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6年，王光祈应周太玄之邀，来到《京华日报》报馆工作。在北京，王光祈结识了《晨钟报》主编李大钊，随后王光祈时常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发表社论，成为该报主要撰稿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王光祈领导游行示威的群众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并于当天下午即将相关情况用专电发回成都的《川报》，将“五四”的烈火燃向四川。1919年7月1日，他与李大钊等人经过将近一年筹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王光祈先后推荐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等人加入该会。毛泽东在北京时经常和王光祈来往，感情很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两次嘱托陈毅在四川探询王光祈及其家属的下落，了解到王光祈已无亲属存世时不甚惋惜。
　　1919年底，王光祈又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在北京、上海发起组织了“工读互助团”，不久工读互助团就解体了。梦想的破灭令王光祈痛苦万分，1920年4月1日，王光祈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伴魏时珍、陈宝锷、涂九衢4人搭乘法国轮船，离开上海，转道巴黎赴德国留学，进入法兰克福学习政治经济学。
　　在远离故乡的法兰克福，王光祈有一种重归故里的感觉，“皆系绿野平芜，全系故乡风味……忽得此乡景，令人心旷神怡”。1922年冬，王光祈突然做出一个影响了他后半生，也影响了中国现代音乐的决定——改学音乐理论与音乐史。他决定用音乐来改良国民的精神世界。
　　王光祈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音乐的文化，1927年8月，法兰克福举办“国际音乐展览会”，王光祈不仅为该会提供了论文《中国音乐短史》，还身著古服手持民族乐器，亲自上台演出中国民族音乐。
　　王光祈主张立足于本民族的音乐及文化传统，建立本民族的音乐体系。他提出要在研究我国古代音乐遗产及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利用西洋乐理使我国民族音乐适应时代潮流并能为民众接受。王光祈撰写了一系列研究中国音乐的书籍：《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翻译琴谱之研究》，为中国音乐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岸边成雄给与了很高的评价：“将中国音乐史研究提高到世界水平的，则是王光祈先生及他的《中国音乐史》。”
　　 1934年6月，王光祈获波恩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最早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音乐学家。然而，他在德国的生活却日益困窘。1936年1月12日，积劳成疾的王光祈突发脑溢血，病逝于波恩，终年44岁。
　　噩耗传回国内，南京、上海、成都等地和他的故乡温江县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南京的追悼会上，生前好友蔡元培致悼词，徐悲鸿为王光祈画了遗像。1938年，王光祈的骨灰从波恩辗转运回成都，3年后，李劼人将王光祈骨灰葬于当年结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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