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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仙花是评论界公认的美国华裔文学先驱。她以恋爱、婚姻、家庭和儿童生活为创作题材,在描写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同时,着意表现破坏这些感情的种族、性别、阶级关系和霸权势力,尤其是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在当时猖狂排华的政治气候下,作为欧亚裔混血儿的水仙花敢于彰显自己的中国血统,献身于用笔墨为华人抗争的事业,她的反抗精神、正义感和社会批判意识激励着后来涌现的一波又一波的美国华裔作家。
关键词：水仙花；华人形象
水仙花本名埃迪丝·莫德·伊顿（Edith Maude Eaton，1865-1914），是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Mr．Spring Fragrance,1912)中以感性的华人故事反驳白人笔下的华人形象，对北美华人人性化的描写为世纪之交的美国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华人形象。《纽约时报》曾评论道：“（水仙花笔下的）这些故事发生在美国西海岸，在别具一格的优美叙述中，华人的形象小巧玲珑，惹人喜爱，这些故事向广大读者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水仙花为塑造客观真实的美国华裔形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她也因此而被世人铭记。与水仙花同时代的作家大多“以中国为中心”，自视为“华人文化使者’。水仙花则完全不同。她所关心的是普通美国华裔的生活，着眼于那些“到这片土地来谋生的华人移民们”。正如她所回忆：“那时，美国人读到的大多是关于中国外交官、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之类的报道，我们也的确见过一些这样的人。美国人之所以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这些人富有阔绰，地位显赫。但对来到这片土地谋生，并最终定居的那些华人移民，人们几乎听不到（哪怕是偶尔）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我将这些人称之为美国华裔，他们同样值得读者关注。”
水仙花对北美唐人街及其居民们繁杂的日常生活有深入的了解，从而能真实地展示一个被美国主流作家忽略并歪曲了的世界。她创作的故事以华人移民的生活为背景，语气亲切，叙述性强，描绘出一幅幅详尽的画面，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华裔社会。水仙花作品的主题丰富多彩，并不局限于种族、性别和阶级几个范畴。她的作品几乎涵盖了当今文学评论界关注的所有题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水仙花是早期华人文学中为数不多，真正为美国评论界所认可的一位作家。譬如说，赵健秀及其同事对其他早期的美国华裔作家均颇有微词，但他们一致称赞水仙花是“最早展现既非亚洲人又非白人的亚裔美国情感的作家之—，在华人的形象被模式化的情况下，她笔下的华裔人物并非喜剧中的小丑，而是具有真实感情的华人”。
水仙花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传统华人形象，这些人要么在美国遭遇失败的痛苦，要么拒绝接受美国文化。从她对这些华人充满同情的描写中，读者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她与对中国文化持有偏见的白人作家的不同之处。在那个时期的美国畅销小说中，传统华人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他们野蛮、奸诈、愚蠢、迷信，令人无法理解。总之，他们身上集中了人性最丑陋的品质。还有人说，他们一脑子下流想法。但是水仙花却试图凸现传统华人的善良与高尚的性格特点。对她来说，这些传统的华人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在水仙花的笔下，这些华人移民有的被刻画成文化隔阂重压之下的悲剧人物，有的则是孤芳自赏，对任何有悖于中国文化的行为都愤愤不平，颇似卫道士。实际上，与她理想中的美国化的华人相比，水仙花塑造的那些具有普通人特征的传统华人形象更为真实可信。
以美国化的春香夫人为例，她生性积极向上。而她的丈夫尽管保守，却是位诚实而正直的人。他机智幽默、公正乐观，锲而不舍地想融入美国社会。他定期举行“雪茄烟会”，招待他的中、美朋友。从中可以看出他很懂得享受生活，且人缘颇佳。简言之，水仙花故事中描写的传统华人形象完全不同于一般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华人。美国作家笔下的传统华人往往思想麻木，举止呆滞，冥顽不化，所以很难在西方社会中立足。而水仙花的作品则完全相左。水仙花故事里的传统华人，即使是最消极的人物，也与美国主流文学中的华人角色有所不同。他们并非冥顽不化的刁民，他们同样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人类情感；然而却往往成为所处社会环境的无辜牺牲品。例如，在《获奖的华人宝宝》中，那位想把女儿送人的丈夫并非冷血的恶棍，亦非残害女婴的刽子手。他只是想把孩子送给一个行医的好友，此人无儿无女，一直想抱养个孩子。《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中的宝玲，因为突然从中国农村移民来到美国大都市，被种种文化差异逼得惊惶失措，于是才毒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她觉得美国的教育将会使孩子排斥中国文化，而唯一能帮助儿子摆脱美国教育的出路就是死亡。丈夫强迫她接受美国价值观，结果把她逼疯了。简言之，宝玲的悲剧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她受尽了感情的折磨和心灵的煎熬。通过这一悲剧，水仙花充满同情地描写和揭露了美国化过程中残酷无情的一面。
水仙花通常采用委婉的讽刺与理智的争论来反对种族主义，但有时她也会公开抨击，且直言不讳。在故事《自由的国度》（In the Land of the Free）里，她就坦率地表达了她对排华法案之不人道的愤慨。故事揭露了《排华法案》逼迫一个华人移民妇女放弃自己年幼的儿子，仅仅因为这个孩子出生在中国。当移民局要将孩子送去监管时，孩子坚决不肯离开母亲，母亲也在一旁伤心地痛哭不已。尽管移民官员们向华人母亲保证，“没有任何法律会要求孩子离开她的母亲”，“华盛顿那个伟大的政府”还是花了十个月时间才对她“作出答复”。在这十个月中，华人妇女向一位白人律师求助。唯利是图的律师向她收取了500美金，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说还需要更多的钱来“催促政府”办理此事。至此，白人律师已榨取了包括她的结婚戒指在内的最后一枚硬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孩子最终被释放出来时，已经不是华人了。他穿着西式服装，只会讲英语，已经忘记自己的中国名字，甚至认不出自己的母亲。当母亲来接他回家时，他吓得边跑边朝母亲大喊：“走开，走开！”。这样的结局更加突出了小说题目所蕴含的讽刺意味：正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华人孩子被剥夺了身份，华人母亲则失去了监护自己孩子的权利。因此，水仙花对种族主义的批评尽管也许不如某些正面的抨击富有挑战性，但她的批判却更为深刻，影响更大，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中制度化的排华种族主义之害。
作为北美第一位华人女作家，水仙花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如果我们将其作品与当时美国作家笔下的“唐人街故事”相比，她的文学贡献显得尤为突出，令人难以忘怀。当然，由于未能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尽管她决心努力“谱写新的乐章”，其作品仍有不足之处。她毕竟难以过多地超越自己的时代。虽然如此，在无法完全摒弃传统观念的情况下，她能置身于偏见之外，完成了任何“纯血统的”华人作家未能实现的文学突破。水仙花是第一位在小说中描写东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美国华裔情感的作家。对此殊荣，水仙花当之无愧。1914年她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去世时，蒙特利尔和美国波士顿的华人在她的墓前安放了一块纪念碑，墓碑上镌刻了四个中文大字：“义不忘华。”藉此表达他们对水仙花致力于争取美国华人利益的高尚行为之感激与崇敬。
关键词：水仙花；华人形象
水仙花本名埃迪丝·莫德·伊顿（Edith Maude Eaton，1865-1914），是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Mr．Spring Fragrance,1912)中以感性的华人故事反驳白人笔下的华人形象，对北美华人人性化的描写为世纪之交的美国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华人形象。《纽约时报》曾评论道：“（水仙花笔下的）这些故事发生在美国西海岸，在别具一格的优美叙述中，华人的形象小巧玲珑，惹人喜爱，这些故事向广大读者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水仙花为塑造客观真实的美国华裔形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她也因此而被世人铭记。与水仙花同时代的作家大多“以中国为中心”，自视为“华人文化使者’。水仙花则完全不同。她所关心的是普通美国华裔的生活，着眼于那些“到这片土地来谋生的华人移民们”。正如她所回忆：“那时，美国人读到的大多是关于中国外交官、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之类的报道，我们也的确见过一些这样的人。美国人之所以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这些人富有阔绰，地位显赫。但对来到这片土地谋生，并最终定居的那些华人移民，人们几乎听不到（哪怕是偶尔）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我将这些人称之为美国华裔，他们同样值得读者关注。”
水仙花对北美唐人街及其居民们繁杂的日常生活有深入的了解，从而能真实地展示一个被美国主流作家忽略并歪曲了的世界。她创作的故事以华人移民的生活为背景，语气亲切，叙述性强，描绘出一幅幅详尽的画面，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华裔社会。水仙花作品的主题丰富多彩，并不局限于种族、性别和阶级几个范畴。她的作品几乎涵盖了当今文学评论界关注的所有题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水仙花是早期华人文学中为数不多，真正为美国评论界所认可的一位作家。譬如说，赵健秀及其同事对其他早期的美国华裔作家均颇有微词，但他们一致称赞水仙花是“最早展现既非亚洲人又非白人的亚裔美国情感的作家之—，在华人的形象被模式化的情况下，她笔下的华裔人物并非喜剧中的小丑，而是具有真实感情的华人”。
水仙花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传统华人形象，这些人要么在美国遭遇失败的痛苦，要么拒绝接受美国文化。从她对这些华人充满同情的描写中，读者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她与对中国文化持有偏见的白人作家的不同之处。在那个时期的美国畅销小说中，传统华人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他们野蛮、奸诈、愚蠢、迷信，令人无法理解。总之，他们身上集中了人性最丑陋的品质。还有人说，他们一脑子下流想法。但是水仙花却试图凸现传统华人的善良与高尚的性格特点。对她来说，这些传统的华人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在水仙花的笔下，这些华人移民有的被刻画成文化隔阂重压之下的悲剧人物，有的则是孤芳自赏，对任何有悖于中国文化的行为都愤愤不平，颇似卫道士。实际上，与她理想中的美国化的华人相比，水仙花塑造的那些具有普通人特征的传统华人形象更为真实可信。
以美国化的春香夫人为例，她生性积极向上。而她的丈夫尽管保守，却是位诚实而正直的人。他机智幽默、公正乐观，锲而不舍地想融入美国社会。他定期举行“雪茄烟会”，招待他的中、美朋友。从中可以看出他很懂得享受生活，且人缘颇佳。简言之，水仙花故事中描写的传统华人形象完全不同于一般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华人。美国作家笔下的传统华人往往思想麻木，举止呆滞，冥顽不化，所以很难在西方社会中立足。而水仙花的作品则完全相左。水仙花故事里的传统华人，即使是最消极的人物，也与美国主流文学中的华人角色有所不同。他们并非冥顽不化的刁民，他们同样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人类情感；然而却往往成为所处社会环境的无辜牺牲品。例如，在《获奖的华人宝宝》中，那位想把女儿送人的丈夫并非冷血的恶棍，亦非残害女婴的刽子手。他只是想把孩子送给一个行医的好友，此人无儿无女，一直想抱养个孩子。《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中的宝玲，因为突然从中国农村移民来到美国大都市，被种种文化差异逼得惊惶失措，于是才毒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她觉得美国的教育将会使孩子排斥中国文化，而唯一能帮助儿子摆脱美国教育的出路就是死亡。丈夫强迫她接受美国价值观，结果把她逼疯了。简言之，宝玲的悲剧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她受尽了感情的折磨和心灵的煎熬。通过这一悲剧，水仙花充满同情地描写和揭露了美国化过程中残酷无情的一面。
水仙花通常采用委婉的讽刺与理智的争论来反对种族主义，但有时她也会公开抨击，且直言不讳。在故事《自由的国度》（In the Land of the Free）里，她就坦率地表达了她对排华法案之不人道的愤慨。故事揭露了《排华法案》逼迫一个华人移民妇女放弃自己年幼的儿子，仅仅因为这个孩子出生在中国。当移民局要将孩子送去监管时，孩子坚决不肯离开母亲，母亲也在一旁伤心地痛哭不已。尽管移民官员们向华人母亲保证，“没有任何法律会要求孩子离开她的母亲”，“华盛顿那个伟大的政府”还是花了十个月时间才对她“作出答复”。在这十个月中，华人妇女向一位白人律师求助。唯利是图的律师向她收取了500美金，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说还需要更多的钱来“催促政府”办理此事。至此，白人律师已榨取了包括她的结婚戒指在内的最后一枚硬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孩子最终被释放出来时，已经不是华人了。他穿着西式服装，只会讲英语，已经忘记自己的中国名字，甚至认不出自己的母亲。当母亲来接他回家时，他吓得边跑边朝母亲大喊：“走开，走开！”。这样的结局更加突出了小说题目所蕴含的讽刺意味：正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华人孩子被剥夺了身份，华人母亲则失去了监护自己孩子的权利。因此，水仙花对种族主义的批评尽管也许不如某些正面的抨击富有挑战性，但她的批判却更为深刻，影响更大，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中制度化的排华种族主义之害。
作为北美第一位华人女作家，水仙花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如果我们将其作品与当时美国作家笔下的“唐人街故事”相比，她的文学贡献显得尤为突出，令人难以忘怀。当然，由于未能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尽管她决心努力“谱写新的乐章”，其作品仍有不足之处。她毕竟难以过多地超越自己的时代。虽然如此，在无法完全摒弃传统观念的情况下，她能置身于偏见之外，完成了任何“纯血统的”华人作家未能实现的文学突破。水仙花是第一位在小说中描写东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美国华裔情感的作家。对此殊荣，水仙花当之无愧。1914年她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去世时，蒙特利尔和美国波士顿的华人在她的墓前安放了一块纪念碑，墓碑上镌刻了四个中文大字：“义不忘华。”藉此表达他们对水仙花致力于争取美国华人利益的高尚行为之感激与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