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里，花鸟出现很早，但长期附丽于人物画，只是个点缀。到两晋南北朝，花鸟画开始显示出独立的品格，逐渐成为专门的画科。入唐，花鸟画蓬勃发展，先后涌现出如薛稷、边鸾等许多名家。到五代，终于有了两位大师——徐熙和黄筌。
　　徐熙，金陵（今江苏南京）人，生卒年已无可考，但在南唐灭亡的公元975年之前，已经故去。此人虽出身江南望族，却素无宦情，布衣终身。他志趣高洁，寓兴闲放，性喜优游于山林园圃之中，遇景辄留。绘画上，他似乎没有什么师承，创作灵感得之于对自然的观察、体悟，所画花木、禽鱼、蝉蝶、蔬果能意出古今、妙奇造化，极有生趣。他自称“落笔之际，未尝以傅色晕淡细碎为功”，关注的是气氛、神韵，对琐细的技巧绝不痴迷。
　　如今，虽有传为徐熙的作品留存，但如同五代以前的其他画迹一样，真實程度总受到质疑。从宋人的评述可以推知，通常他画的是水墨淡彩，即表现形象以水墨为主，辅以浅淡的设色，作品清幽灵逸、典雅天然。
　　南唐后主李煜才绝当代，他对徐熙的作品十分赞赏，集英殿中，搜罗了不少。公元975年，北宋大军进入南唐，金陵城陷，李煜肉袒出降，所藏尽归赵宋皇家。宋太宗看了徐熙画的一株石榴，赞叹不已，说：“徐熙画花果最高明，其他人不值一提。”徐熙的画风基本是“野逸”一路，尽管得到皇帝的夸奖，但在北宋的宫廷画院里，“徐家野逸”还是被“黄家富贵”长期压抑。连徐熙的孙子徐崇嗣也只好改变家法，不用墨笔勾勒，仅靠五色染就，以彩色的“没骨法”去贴近“富贵”一派，这才在画院里站稳脚跟。“富贵”一派在北宋前期垄断花鸟画坛，其开创人和代表者便是黄筌。
　　黄筌（公元？—965年），字要叔，成都人。他所在的西蜀，地理虽然偏远，但经济富庶而少战乱，唐代已有不少画家纷纷避兵于此，当地的绘画也渐渐繁荣。五代，蜀主风流，中国最早的宫廷画院也在这里开设，西蜀画院的领袖人物就是黄筌。画史说他“幼有画性，长负奇能”。他是绘画全才，而于花鸟最精。与徐熙的“江南处士”不同，黄筌是宫廷画师，极受王氏、孟氏几代蜀主宠爱，随着画艺的提高，官职也不断升迁。古人虽曾记录过他的信手挥洒、笔势纵横，但更常见的还是先用淡墨细细勾线，而后以彩色重重填染的作品，标准的画风是富丽工细。
　　说到写实能力，黄筌应当是前无古人的。公元944年，淮南的使者给后蜀送来了几只活鹤，国主孟昶令黄筌在偏殿的墙壁上画鹤，黄画出六只，或惊露、或啄苔、或理毛、或整羽、或唳天、或翘足，形态各异、精彩绝伦，竟引得那几只活鹤常常立于画侧。由此，黄筌画鹤声名大振，贵家巨室纷纷重金礼聘他画鹤，唐代画鹤名家薛稷因之身价顿减。公元953年，后蜀的八卦殿落成，孟昶又令黄筌在其四壁绘花木虫鸟。他自秋至冬，精描细画，方始完成，孰料，御鹰见到，竟认为壁画上的野鸡是活的，连连扑攫，扯得架鹰人胳膊不住乱动。黄筌的写实功力与其悉心观察有很大关系，比如，他常画鹰，就在家中养了不少鹰，反复观察，因此绘画能得其神俊。
　　黄筌创作极其勤奋，画法虽工细，但到宋徽宗时，仅宫廷收藏的就有349幅。黄筌画迹如今多已不见，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写生珍禽图》是幸存的作品之一。但此图不是一幅已完成的创作，而是课子学画的范本，故画幅左下角有小字一行——“付子居宝习”。黄居宝是其次子，“画性最高”，但“不幸早亡”。能弘扬家法的是黄筌的小儿子黄居寀，他生于公元933年，至少活了六十岁。
　　公元965年，北宋大军兵临成都，孟昶无奈出降，被迫率后妃臣工迁到汴京，黄筌也在其中。黄筌是忠臣，亡国之痛令他哀伤不已，当年就故去了。黄筌去世了，但黄居寀却长期供职北宋的宫廷画院，还深受太祖、太宗赏识，令其搜求名画，诠定品目。黄居寀显然胸襟不大，他以黄氏画风作为标准，以定优劣去取。这种宫廷的花鸟画标准大约延续了一个世纪，直到神宗时，“体制清赡，作用疏通”的崔白等人出现，画院花鸟的风格才开始改变。
　　从此，画风野逸、饶有天趣的徐熙重新得到青睐，画风富贵、工谨精细的黄筌则开始遭遇蔑视。激烈的米芾毫不留情，说：“黄筌唯莲差胜，虽富艳，皆俗”，“黄筌画不足收，易摹，徐熙画不可摹”。徐熙其人其画大有文人气息，黄筌则丝毫皆无，米芾是文人画家，他的评论当然满怀着党同伐异的激昂慷慨。米芾之言，或可原宥，但代表徽宗朝画院观点的《宣和画谱》也抑黄扬徐，说徐画“骨气风神，为古今之绝笔”，“筌之画则神而不妙，（赵）昌之画则妙而不神，兼二者一洗而空之，其为熙欤？”即令这话源出他人，《宣和画谱》仍持此说。黄筌若地下有知，也应感伤。其实也不必，这样的评论也没有全然离谱，黄筌之作毕竟拘谨了，形似足够，气韵终归差些。编辑/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