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盛年做京官时，拜长沙府同乡、晚清理学巨擘唐鉴为师，这段为学经历对其影响很大。“理学”讲究控制私欲而让天理得到伸张，但曾国藩中年领兵与太平军作战，晚年晋位大学士、两江总督，在长期繁重而复杂的军事、民政管理工作中，能跳出理学的框框，认识到为政与自我道德修为是两件事，而不可混为一谈。
　　曾国荃带领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城（金陵）后，两江总督的衙门自然也搬回来。对曾国藩来说，这座东南第一大都市能否在经济、文化上尽快恢复繁荣，具有标杆和示范意义。
　　曾国藩早年的同乡好友、医术高手欧阳兆熊和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是同族，曾经在京城救治过他。曾国藩晚年发达后，欧阳兆熊的长孙欧阳伯元投靠曾中堂当幕僚，他记载了一件曾国藩坐镇金陵的轶事：
　　当时江宁府知府涂朗轩，名宗瀛，为理学名臣。方秦淮画舫恢复旧观也，涂进谒文正，力请出示禁止，谓不尔，恐将滋事。文正笑曰：“待我领略其趣味，然后禁止未晚也。”一夕公微服，邀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至，同泛小舟入秦淮，见画舫蔽河，笙歌盈耳，红楼走马，翠黛敛蛾，帘卷珍珠，梁饰玳瑁，文正顾而乐甚，游至达旦，饮于河干。天明入署，传涂至曰：“君言开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同李小翁游至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养活细民不少，似可无容禁止矣。”涂唯唯而退。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像秦淮河画舫这类行当是满足人感官享受的娱乐业，甚至可以说是色情业，和“黄赌毒”联系在一起。这个产业要维持经营，必定会有黑道人士或灰色势力参与其间。
　　对理学名臣涂宗瀛来说，秦淮画舫这种产业的繁荣是不符合他的价值观的。一是不利于大清朝的精神文明建设，违背理学的主张；二是从现实考量，这样的产业“藏污纳垢”，有可能引起一些治安事件，不利于首府的社会稳定。但他尊重长官曾国藩，向其禀报，准备用公权力禁止。曾国藩认为先要调查一番，才做决断。于是微服私访，觉得秦淮河的画舫产业呈现的是市场繁荣，并没有滋扰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不必要横加禁止。
　　其实，这种自发的、带有灰色调的市场，不仅仅是“奸民”所容，更是中下层劳动者谋生之所。高明的管理者，无论古今中外，只要不出格，就尽量不扰乱这种自发的秩序。水至清无鱼大约是有点头脑的统治者都明白的道理。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若干年后任山西巡抚，也深得其兄为政之道。当时山西、河南等北方省份刚经历了“丁戊奇荒”（1877、1878年），曾国荃仰仗自己的威望和湖南骡子的霸蛮劲，向朝廷要政策、要钱粮，进行赈灾，救活了无数的山西百姓。
　　山西灾情稍稍缓解后，民间又起了享乐之风。沁水县令向曾国荃禀报该地的节庆日赛神、演戏又恢复了，“或一会而费中人之产，或一戏而耗百日之资”，这种浪费太惊人，准备加以限制。大概是出台类似乡民红白喜事办酒只能多少桌那样的规定。
　　曾国荃先是肯定“此亦为民惜财之意”，但立刻笔锋一转，“但以此为富民省钱计则可，以此为贫民糊口计，则左矣。”他洋洋洒洒写了一段：
　　“赛神、演戏等事，最为贫苦小民之利。每见戏台之侧，其匄钱乞食者皆贫民，其肩挑贸易者皆贫民，其沽酒卖茶及一切食物用物，紛纭杂沓而叫号不绝者，皆贫民。人徒见车马喧阗，往来游宴，以为浪费足惜。不知此浪费者，皆富民之财，于贫民无与也。富民以观戏而耗财，贫民正以有人观戏而借以谋生。昔范文正公岁荒不禁竞渡，且为展期一月，日率宾客士大夫往观，夫岂不知竞渡之耗民财哉？正欲耗富民之财，使贫民借以生活耳。”
　　也就是说，这种民间的大型公共活动，固然会让一些富豪浪费很多钱——反正山西土财主不少，他愿意比富、花钱是人家自己的事，不必要操心，而做小买卖或打工的贫民，获得了收入。他不好意思举自己的哥哥曾文正公的故事，而是举宋代的范仲淹（谥文正）“岁荒不禁竞渡”为例，范仲淹岂能不知道端午时节竞渡耗费民财？但正是要耗费富人的钱，来让穷人有生计。曾氏兄弟那时候就明白，市场的力量，是最靠谱的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