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个体在感冒发烧后，短时间内身体抵抗力会有所提升，战争也一样，它是人类社会整体的“高烧时刻”。被求生欲和末世感压迫着的创造力，会在此期间井喷式爆发。原子弹、雷达、青霉素，今天普遍认为是“二战”期间的三大发明，一个攻，一个防，另一个在攻防之间救人无数。
　　但若继续爬梳更多的历史细节，便不难发现，牺牲与救赎并不是战争的全部。在宏大叙事的边缘，还有女人和孩子、童真与欲望，以及个体在找寻自身价值过程中的失落与奋斗。由此诞生的，那些曾在战时显得无足轻重甚至“不务正业”的奇巧发明，在此后3/4个世纪里的日常生活中持续激荡出涟漪。

生命不朽

　　没有哪一种“二战”中的发明，比原子弹更让人感到心惊，甚至在人类史上也无可匹敌。因为，发明原子弹即是发明出一种能够毁灭人类、毁灭星球的能量，发明出一把永远高悬在后世人类头顶的利刃。
　　与大多数发明成果不同，原子弹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位确切的“发明者”。爱因斯坦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名字，那个著名的质能公式“E=mc2”是一切的起点，科学家据此推断，核反应将产生巨大的能量。但爱因斯坦本人从未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真正在原子弹诞生历程中拥有专利的，是他的学生西拉德——两个人曾凑在一块儿，想要研发一种没有安全隐患的冰箱，却在冥冥之中汇聚成另一种奇异的力量，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1933年，西拉德提出一种基于中子的核链式反应理论;5年后，纳粹科学家奥托·哈恩用裂变铀完成了链式反应的实验。这让西拉德敏锐地意识到核武器的制造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没有谁比科学家本人更清楚“核”能量落在希特勒手中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
　　第二年，西拉德就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解释形势的紧迫，他担心自己分量不够，又拽着爱因斯坦一起签了名——这就是改变历史走向的《爱因斯坦—西拉德信》，它促使美国启动了后来成功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1945年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聚集了1000多名满怀正义的科学家，被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集中营”。
　　发明原子弹的推动力在这一刻完成了交接，从邪恶一方转移到正义一方，既加快了正义战胜邪恶的速度，也让所谓“正义”不再纯粹。事实上，一旦被裹挟进战争，不论多么正义，也不可能完全撇清“杀戮”的罪恶。这也是为什么，对生命而言，永远不存在“好的”战争。
　　最终，原子弹“小男孩”在距离地面580米的空中爆炸，闪光、声波和蘑菇状烟云之后，广岛方圆14公里内6万间房屋被摧毁，30万居民半数丧生。不久后，原子弹“胖子”造成长崎14.9万人死亡，约36%的建筑彻底毁坏。目睹这样的惨剧，许多参与原子弹研发的科学家忽然对所谓的正义感到怀疑，甚至渐渐丧失了科学最初带给他们的快乐。这也为战后的人类带来一个新问题：科技的持续发展和应用，究竟有没有边界？
　　1968年，国际社会制定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生效;1995年，这一条约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得到无限期、无条件延长。今天，我们或许可以将这视为一种回答：面对这样一种异化的武器，人类决定启动某种内在的约束机制，以珍惜生命、捍卫自身。

技术不朽

　　因为原子弹恶名昭彰，没有哪位发明家乐意以此居功，但另有一些发明，其背后清晰地镌刻着姓名。甚至，多年以后，发明会过时，发明者的人生却因这一创造愈加灿烂。
　　1985年，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高通”在美国圣迭戈成立，研发出CDMA无线数字通信系统，开启了此后近40年的3G时代。创始人之一艾文·雅各布斯说：“对我而言，鱼雷没有任何意义，但因鱼雷引发的无线控制技术（扩频技术的最早运用）魅力无穷。”
　　他说的这项技术，当时刚由美国军方解除管制，其发明者海蒂·拉玛本就是个名人。在此之前，关于这位海蒂小姐最大的非议，便是她18岁时在电影《神魂颠倒》中全裸出镜，是世界上首位全裸出镜的女星。当然，这对海蒂本人来说并无不妥，她说：“如果你运用想象力，你可以看见任何女演员的裸体。我希望我能让你有想要运用这种想象力的欲望。”

　　今天人们不难发现，从决定全裸出镜开始，海蒂就已经展现了她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不太寻常的一面：无所畏惧、独立洒脱。但在当时，多数人都只是把她看作“花瓶”，包括她的第一任丈夫、军火大亨弗里茨·曼德尔，以及后来的好莱坞导演，二者合力，断送了海蒂的银幕生涯。“任何女孩都能够变得迷人，你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站在那儿并且看起来很蠢。”这是海蒂对自己前半生的结语。
　　不难理解，像海蒂这样的女人不会止步于做个“花瓶”，但不可思议的是，她将自己的后半生投付于科学界。
　　像是个人的能力与梦想，嵌入了时代的锁孔，并在很久之后启动了历史的巨轮，海蒂的命运早已在前半生埋好了伏笔——她曾选修通信技术，其军火商前夫因为认定女人不懂技术，更是不曾避讳在她面前与武器专家高谈阔论。但海蒂都听懂了。当美国政府就“如何提高鱼雷命中率”向社会各界求助时，海蒂知道，机会来了。
　　可以说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是看起来纯属偶然，在一次支持美国参战的宴会上，海蒂结识了音乐家乔治·安泰爾。当两个人之间的话题从最初的“如何使胸部更丰满”转移到武器技术时，安泰尔确认了这位女性美貌之下的智慧。 　　最終，二人从自动钢琴的工作原理中获得灵感，用数百根火柴棒和铅笔，在地毯上摆出第一张关于“免干扰无线技术”的原理图。但这项为日后上百种无线通信技术奠定基础的专利，却由于当时政府的狂妄自大并未运用于“二战”。他们建议海蒂作为一个女演员，不如去卖债券来支持战争。海蒂无奈地笑笑，最终通过拍卖自己的680个吻，卖掉了2500万美元战争债券。
　　海蒂·拉玛去世之后的第三年，波音公司发布了一系列广告纪念这位女性，并完全不涉及其演艺生涯。这或可慰藉一生想要逃出“花瓶”阴影的海蒂。

想象力不朽

　　当然，也不是每一次灵光闪现都可以带来颠覆世界的创造。“二战”期间，从尼龙丝袜到充气娃娃，更多的发明乍看上去像个玩笑，甚至得来全不费功夫，却意外地为战后世界埋下欢乐的种子。或许，这世上关于“伟大”的定义本就不止一种——在孩子的世界里，更是如此。
　　那是1943年，战事正胶着，驻扎在美国费城威廉·克拉普造船厂的海军机械工程师理查德·詹姆斯，正在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他要设计一套弹簧，用于在汹涌的海浪中支撑敏感仪器，使其保持稳定。一次，詹姆斯不小心将一根弹簧敲落，但弹簧并未直接滚落在地，而是两头交替，从架子弹至桌面，最终弹下地面，形成两道完美的弧线，仿佛优雅地“走下”台阶。
　　詹姆斯本应该立刻拾起弹簧继续手上的活计，但这一刻或许就是人一生中可遇不可求的“魔法时刻”——一个不同寻常的念头出现在脑海中，詹姆斯觉得弹簧“走路”的样子有点可爱，或许适合做成玩具。也许你还是会说，那又如何，不过是“感到可爱”，但站在灵感与创造的分野处，詹姆斯又往前走了一步。

　　之后的一年，在紧张的战争间隙，詹姆斯持续改进，最终将80英尺（约24米）长的钢丝盘绕成两英寸（约5厘米）高的螺旋弹簧。与此同时，他的太太贝蒂为这个新玩具取名Slinky，词语本意为“紧身的”“线条优美的”，用来形容弹簧颤悠悠的步态正合适。
　　1945年，詹姆斯夫妇借来500美元开发了400个Slinky玩具，但另一重困难在于，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同样敏锐的感知力。当年11月，詹姆斯在费城金贝尔百货大楼搭建展台，向大众展示拥有98个线圈的Slinky如何优雅地“踱下斜坡”。90分钟内，400个玩具售罄，Slinky一战成名，畅销至今。
　　值得回味的是，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海军从未对詹姆斯的工作产生兴趣，直到Slinky作为玩具成名。身在越南的美军将它们用作移动无线电天线，NASA在航天飞机的零重力物理实验中使用它们，甚至高中老师也长期使用它们来演示波浪的性质。但这一切都比不上3.5亿个孩子的想象力持续发酵，为这款简洁的玩具开发出无数种可能的玩法。
　　2000年，Slinky入选美国国家玩具名人堂——人们感谢詹姆斯夫妇在最逼仄残酷的现实中坚持为世界保留了一份可爱的想象。
　　“二战”结束75周年之际，重温这些发明，重温这场战争在正义与邪恶之外告诉我们的事：政治家的傲慢与偏见终将没入历史的尘埃，但技术不朽、想象力不朽，人类对生命的珍爱与疼惜永垂不朽。
　　（辛 普摘自《看世界》2020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