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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通过法律追要海外文物之路才刚开始，能否为中国追要海外流失文物打开另外一条渠道？一切还不得而知
刘洋名片的第一行印着“海外流失文物民族尊严一追索之起诉人，起诉办公室负责人”。这行文字的下面才真正是他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职位和电话。把这样的一行文字印在自己的名片上，是因为最近的一桩案子——这位喜爱文物的律师以个人的名义起诉一名外国男子，追要流落在海外的两颗佛头。
这种利用法律手段进行文物追要的案例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刘洋说自己首先是一位文物爱好者然后才是一名律师，也因此，几年前开始，他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些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身上。渐渐地，他在想，“能否通过法律起诉的途径追要那些中国的文物？”
随后，他有意识地结交了一些海外收藏圈的朋友。一位朋友偶然的一句话让刘洋开始了这第一次追要流失文物的起诉。
偶然机会促成诉讼
2003年，刘洋还在海南做律师，一次偶然的旅行，在车上他认识了中美收藏家协会的秘书长黄正。中美收藏家协会是美国的一个民间组织，针对在美国的华人或者美国收藏家，进行藏品的鉴定估价等等活动，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圈内人士。
从那之后，刘洋和黄正成为了好朋友，每次黄正回国办事，两人都有聚会。在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黄正向刘洋谈起了一件事情。
“黄正说，前一阵有一个西班牙裔的美国人，拿着两个佛头，用布包着装在一个箱子里，提到他们的办公室，想鉴定一下价格准备出售。”刘洋回忆说，“那个美国人跟黄正讲，两个佛头是他的祖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在河南一个地方花了两块大洋买来的。”由于无法判断佛头的出处和真伪，黄正让美国人把东西先留在协会等专家鉴定。专家鉴定的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由于龙门石窟的佛像石质比较特殊，类似于青石不易风化，所以专家很快给出了结论——这是来自河南龙门石窟的佛头。
黄正清楚这样的出处足以说明当初佛头的来源是经非法途径，肯定不能帮助美国人出售。他让那人把佛头拿了回去。
刘洋听了，马上意识到自己终于等到机会了。他分析，“以前英国发现敦煌的东西还能说是通过当时的王道士买的，有这么个托词，但是这两个佛头可以肯定没有过任何买卖行为，就是两块大洋雇佣当地人砸下来的非法所得。”于是刘洋告诉黄正，“我准备起诉这个人。”
黄正说这事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他没有留下那个美国人的联系方式。
刘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黄正帮助自己在当地联系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刘洋说，“在洛杉矶，私人侦探是合法组织，他们调查来的证据是可以采信的。而且价格也不贵。”费用由刘洋个人负担。侦探的内容很简单——那个美国人的姓名、住址、背景资料，以及那两颗佛头现在的下落。
于是，刘洋用了几千人民币，等了一个月，他想要的资料，很快从侦探手中经黄正传真给了他。
调查结果是，这两颗佛头还在那个美国人手中，他曾经拿着照片去各处的文物店企图出售，但是没有成交。刘洋思量，“是时候到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了。”财产保全，指的是对于起诉方财产支配权利进行限制，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就是通过法律使那两个佛头不能再出售或者转移。要申请财产保全就得先立案。
寻找诉讼主体
于是，他和儿子以及另外一个助手驱车来到了河南龙门石窟。他的想法很简单，让头像的拥有者，龙门石窟方面作为起诉主体自己免费进行辩护。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在河南停留了五天在龙门石窟等待了三天不巧当时龙门石窟管理局的局长和副局长都在外地出差一个负责基建的局长接待了他。
一直等到周五下午，刘洋告诉记者因为工作在身不及多等，于是他来到洛阳法院，递交了个人名义的起诉书。过程格外顺利，法院同意立案。刘洋说“当时高兴得血往头上涌。”
就在刘洋从法院出来去接助手和儿子的时候，电话响了，儿子告诉他，“龙门石窟的主管局长同意明天见面。”刘洋对这样戏剧性的情景颇感无奈。因为已经安排好第二天北京的工作，刘洋此行没有和主管局长见上面，只和龙门石窟管理局的副局长李随森通了电话。
电话里，副局长李随森代表龙门石窟对这件事给出了支持态度。
当本刊记者拨通李随森副局长电话的时候，他刚刚参加完会议，对于刘洋追要文物事情的回应，有着官员的谨慎。“这个事情就别说了吧。”李随森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对记者说，他的顾虑在于，“河南当地媒体报道过，但是涉及法律问题，还是应该谨慎。”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李随森答应，“解释解释”，“我和那个北京的律师没有见过面，只是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和他通了电话。他自己先到了河南的法院立的案。如果说这两件文物最后确认真的是龙门石窟的，那我们绝对全力配合，提供证据，组织专家等等都没有问题。”李随森说。
但是，当问到龙门石窟是否愿意作为起诉主体去起诉那个外国人的时候，李随森答说，“这涉及法律上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组织法律专家进行论证，现在还不便说。”
1992年10月至12月期间，龙门石窟研究院的王振国曾经对石窟做过一次全面调查，在报告中他写道：仅在破坏严重的96个重点窟龛中，已发现被盗走佛及菩萨等主像262尊，毁坏其他各类像1063尊，龛楣8处、说法图浮雕10幅、本生故事浮雕2幅本，行故事浮雕1幅，礼佛供养人浮雕16幅，碑刻题记15品等。而这些数字只占到龙门石窟被盗凿总数的7％。现在，石窟研究院已经掌握了多余70件散落海外文物的下落。所以，一些专家听说刘洋打算个人通过法律途径追要流失的文物之后，都表示支持。
观念比法律的障碍还大
刘洋知道现在立案只是开始的一小步，后面还有很多问题等着他去解决。第一步，就是法院允许他申请的“财产保全”。如果得到了这个批复，我就可以拿着它到美国，让美国当地的法院执行这个财产保全。因为国家之间是有协议，互相承认对方法院的裁决并执行。刘洋说。
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会的副总干事牛宪锋告诉记者，目前海外文物的追要一般就两个途径一是回拍，二就是外交途径。以前基金会也和一些法律专家探讨过类似的方式，但是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流失海外的文物大都是解放前的事情。那时候的情况很复杂，像出去的途径如何证明等等，再有我们的文物保护法没涉及到建国前发生的。我们和美国的律师也讨论过，美国的律师表示通过法律的途径也是可行的，但是前期工作要做得相当细致，比如调查取证等等。另外，到国外打官司需要高额的费用，这也是个问题。”
这些困难，刘洋大都也想到了。他认为，有些只是自己的意识问题，并不存在障碍。他举例说，他打算追要文物官司的事在美国的一些媒体报道后，一位居住在芝加哥的华人找到刘洋，告诉他一个案例：2003年，一名犹太人的后裔在美国发现了一幅当年二战期间自己祖辈被没收的油画。他起诉到当地法院，最后胜诉。“这个事情告诉我，第一，时效性不是问题，第二，无论是否善意取得，即使是当初购买的也可以返还；第三，被告的身份问题，即使当年非法取得文物的是祖辈，仍然可以起诉现在的持有人。”
他说，“对于解放前流失出去的文物确实没有法律条文，其实在解放前，我们国家的成文法很少，很多是遵照习惯法，那时候虽然没有文物这个概念，但是有古玩的概念，所以很多情况也是可以有理可依的。”
牛宪锋承认之前没人以个人名义起诉的。“确实有我们的意识问题，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方法。”刘洋觉得，无论成功与否这次的行动都能作为中国追回流失文物一个新的启示。
几天前，刘洋特地找到国家文物局法制司的副司长何成忠，司长建议他，“如果担心以个人名义起诉有问题，可以淡化财产权，以精神权利被剥夺起诉，比如个人的观摩权被剥夺了。”
刘洋说这个事情被报道之后，他有很多人在帮他，但也有朋友因此开始躲着他，“有些国外收藏圈子的朋友都有意回避我，怕卷进麻烦当中。”
因为打这个官司，刘洋日常的工作已经有很大影响，“实在不行”的话，刘洋就打算自己单独做一个事务所，招聘一些律师，平时正常接案子维持生活，而他则想把追要流失文物作为自己一个主要项目，免费辩护。“总之，这件事情肯定是要做下去了。”他说。
刘洋名片的第一行印着“海外流失文物民族尊严一追索之起诉人，起诉办公室负责人”。这行文字的下面才真正是他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职位和电话。把这样的一行文字印在自己的名片上，是因为最近的一桩案子——这位喜爱文物的律师以个人的名义起诉一名外国男子，追要流落在海外的两颗佛头。
这种利用法律手段进行文物追要的案例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刘洋说自己首先是一位文物爱好者然后才是一名律师，也因此，几年前开始，他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些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身上。渐渐地，他在想，“能否通过法律起诉的途径追要那些中国的文物？”
随后，他有意识地结交了一些海外收藏圈的朋友。一位朋友偶然的一句话让刘洋开始了这第一次追要流失文物的起诉。
偶然机会促成诉讼
2003年，刘洋还在海南做律师，一次偶然的旅行，在车上他认识了中美收藏家协会的秘书长黄正。中美收藏家协会是美国的一个民间组织，针对在美国的华人或者美国收藏家，进行藏品的鉴定估价等等活动，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圈内人士。
从那之后，刘洋和黄正成为了好朋友，每次黄正回国办事，两人都有聚会。在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黄正向刘洋谈起了一件事情。
“黄正说，前一阵有一个西班牙裔的美国人，拿着两个佛头，用布包着装在一个箱子里，提到他们的办公室，想鉴定一下价格准备出售。”刘洋回忆说，“那个美国人跟黄正讲，两个佛头是他的祖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在河南一个地方花了两块大洋买来的。”由于无法判断佛头的出处和真伪，黄正让美国人把东西先留在协会等专家鉴定。专家鉴定的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由于龙门石窟的佛像石质比较特殊，类似于青石不易风化，所以专家很快给出了结论——这是来自河南龙门石窟的佛头。
黄正清楚这样的出处足以说明当初佛头的来源是经非法途径，肯定不能帮助美国人出售。他让那人把佛头拿了回去。
刘洋听了，马上意识到自己终于等到机会了。他分析，“以前英国发现敦煌的东西还能说是通过当时的王道士买的，有这么个托词，但是这两个佛头可以肯定没有过任何买卖行为，就是两块大洋雇佣当地人砸下来的非法所得。”于是刘洋告诉黄正，“我准备起诉这个人。”
黄正说这事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他没有留下那个美国人的联系方式。
刘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黄正帮助自己在当地联系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刘洋说，“在洛杉矶，私人侦探是合法组织，他们调查来的证据是可以采信的。而且价格也不贵。”费用由刘洋个人负担。侦探的内容很简单——那个美国人的姓名、住址、背景资料，以及那两颗佛头现在的下落。
于是，刘洋用了几千人民币，等了一个月，他想要的资料，很快从侦探手中经黄正传真给了他。
调查结果是，这两颗佛头还在那个美国人手中，他曾经拿着照片去各处的文物店企图出售，但是没有成交。刘洋思量，“是时候到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了。”财产保全，指的是对于起诉方财产支配权利进行限制，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就是通过法律使那两个佛头不能再出售或者转移。要申请财产保全就得先立案。
寻找诉讼主体
于是，他和儿子以及另外一个助手驱车来到了河南龙门石窟。他的想法很简单，让头像的拥有者，龙门石窟方面作为起诉主体自己免费进行辩护。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在河南停留了五天在龙门石窟等待了三天不巧当时龙门石窟管理局的局长和副局长都在外地出差一个负责基建的局长接待了他。
一直等到周五下午，刘洋告诉记者因为工作在身不及多等，于是他来到洛阳法院，递交了个人名义的起诉书。过程格外顺利，法院同意立案。刘洋说“当时高兴得血往头上涌。”
就在刘洋从法院出来去接助手和儿子的时候，电话响了，儿子告诉他，“龙门石窟的主管局长同意明天见面。”刘洋对这样戏剧性的情景颇感无奈。因为已经安排好第二天北京的工作，刘洋此行没有和主管局长见上面，只和龙门石窟管理局的副局长李随森通了电话。
电话里，副局长李随森代表龙门石窟对这件事给出了支持态度。
当本刊记者拨通李随森副局长电话的时候，他刚刚参加完会议，对于刘洋追要文物事情的回应，有着官员的谨慎。“这个事情就别说了吧。”李随森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对记者说，他的顾虑在于，“河南当地媒体报道过，但是涉及法律问题，还是应该谨慎。”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李随森答应，“解释解释”，“我和那个北京的律师没有见过面，只是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和他通了电话。他自己先到了河南的法院立的案。如果说这两件文物最后确认真的是龙门石窟的，那我们绝对全力配合，提供证据，组织专家等等都没有问题。”李随森说。
但是，当问到龙门石窟是否愿意作为起诉主体去起诉那个外国人的时候，李随森答说，“这涉及法律上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组织法律专家进行论证，现在还不便说。”
1992年10月至12月期间，龙门石窟研究院的王振国曾经对石窟做过一次全面调查，在报告中他写道：仅在破坏严重的96个重点窟龛中，已发现被盗走佛及菩萨等主像262尊，毁坏其他各类像1063尊，龛楣8处、说法图浮雕10幅、本生故事浮雕2幅本，行故事浮雕1幅，礼佛供养人浮雕16幅，碑刻题记15品等。而这些数字只占到龙门石窟被盗凿总数的7％。现在，石窟研究院已经掌握了多余70件散落海外文物的下落。所以，一些专家听说刘洋打算个人通过法律途径追要流失的文物之后，都表示支持。
观念比法律的障碍还大
刘洋知道现在立案只是开始的一小步，后面还有很多问题等着他去解决。第一步，就是法院允许他申请的“财产保全”。如果得到了这个批复，我就可以拿着它到美国，让美国当地的法院执行这个财产保全。因为国家之间是有协议，互相承认对方法院的裁决并执行。刘洋说。
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会的副总干事牛宪锋告诉记者，目前海外文物的追要一般就两个途径一是回拍，二就是外交途径。以前基金会也和一些法律专家探讨过类似的方式，但是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流失海外的文物大都是解放前的事情。那时候的情况很复杂，像出去的途径如何证明等等，再有我们的文物保护法没涉及到建国前发生的。我们和美国的律师也讨论过，美国的律师表示通过法律的途径也是可行的，但是前期工作要做得相当细致，比如调查取证等等。另外，到国外打官司需要高额的费用，这也是个问题。”
这些困难，刘洋大都也想到了。他认为，有些只是自己的意识问题，并不存在障碍。他举例说，他打算追要文物官司的事在美国的一些媒体报道后，一位居住在芝加哥的华人找到刘洋，告诉他一个案例：2003年，一名犹太人的后裔在美国发现了一幅当年二战期间自己祖辈被没收的油画。他起诉到当地法院，最后胜诉。“这个事情告诉我，第一，时效性不是问题，第二，无论是否善意取得，即使是当初购买的也可以返还；第三，被告的身份问题，即使当年非法取得文物的是祖辈，仍然可以起诉现在的持有人。”
他说，“对于解放前流失出去的文物确实没有法律条文，其实在解放前，我们国家的成文法很少，很多是遵照习惯法，那时候虽然没有文物这个概念，但是有古玩的概念，所以很多情况也是可以有理可依的。”
牛宪锋承认之前没人以个人名义起诉的。“确实有我们的意识问题，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方法。”刘洋觉得，无论成功与否这次的行动都能作为中国追回流失文物一个新的启示。
几天前，刘洋特地找到国家文物局法制司的副司长何成忠，司长建议他，“如果担心以个人名义起诉有问题，可以淡化财产权，以精神权利被剥夺起诉，比如个人的观摩权被剥夺了。”
刘洋说这个事情被报道之后，他有很多人在帮他，但也有朋友因此开始躲着他，“有些国外收藏圈子的朋友都有意回避我，怕卷进麻烦当中。”
因为打这个官司，刘洋日常的工作已经有很大影响，“实在不行”的话，刘洋就打算自己单独做一个事务所，招聘一些律师，平时正常接案子维持生活，而他则想把追要流失文物作为自己一个主要项目，免费辩护。“总之，这件事情肯定是要做下去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