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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梳理网络问政的四个方面来界定其内涵。与网络问政相似或者相关的概念有很多，例如网络舆情、网络政治参与、电子政务等，本文通过将网络问政与这些相似概念进行比较，以加深对网络问政的内涵的了解。
关键词：网络问政；网络政治参与；电子政务；网络舆情
网络问政作为中国特有的概念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国内学术界对网络问政的内涵尚未做出统一的界定，根据学者们不同的研究视角，可以基本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政府为视角，认为网络问政是公共行政主体就政务情况与民众通过网络平台交流，进而征询民众意见的活动过程。第二种观点以公民的角度出发，认为网络问政就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第三种观点则不同于前两种观点的单向性思维，认为网络问政是政府与民众有问有答的互动过程，即政府问计于民，民众问事于政。
虽然国内学术界对网络问政未有统一的界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者们对网络问政的不同侧重点的研究来了解网络问政的内涵。一些学者从政府、公民、政治沟通三方面理解网络问政，但本人认为，对于网络问政应从四个方面理解其内涵：
（一）网络问政的参与者。网络问政的参与者包括公民及政府机构和官员，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是政府的代表，我们在后面的探讨中可以将网络问政的参与者理解为政府和网民两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政府是网络问政中的管理主体，广大网民则是网络问政中的参与主体，虽然确定了网络问政中的参与者都处于不可或缺的主体地位，但是忽略了两方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的平等性和主动性两大特点，因此，这类划分不够细致准确。网络问政是政府与网民双方双向互动的沟通过程，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在“自上而下”的沟通过程中，虽然网民具有参与的主动性，但是政府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自下而上”过程中，政府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网络问政中沟通的方式不同，参与两方所处的地位性质就会发生互换，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无视情况一刀切。笔者认为，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政府由于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应该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化解“被问”的尴尬地位，掌握网络问政过程中的主动性。
政府参与网络问政，主要是通过政府的门户网站、论坛、博客以及微博等互联网平台就一些政策方针，征集民意，了解民情，推动民主决策，解决社会问题，并接受民众的监督。
公民参与网络问政，主要也是通过政府建立的门户网站，或者在论坛、博客、微博等互联网平台上就一些问题发表诉求，参政议政。有别于传统的民主形式，网民通过网络问事于政，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过程。
（二）网络问政的载体。网络问政的载体是互联网。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成为新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具有便捷、自由、平等等特点，它迅速成为信息的集散地，网民通过网络发表个人意愿，政府通过网络了解舆情民意，网络成为政府和网民的之间的纽带，例如公共邮箱、QQ、博客、微博、网络在线访谈等，都成为政府“问计于民”、公民“问事于政”的一种交流平台。
（三）网络问政的形式。很多学者是依据互联网平台的类型来划分网络问政的形式的，例如邓兆安、张涛将国内网络问政分为三大模式：模式一，政府网站开设的功能平台；模式二，媒体开办的网络问政性质的栏目；模式三，政府借助论坛、微博等与网民交流。[1]刘俊卿将网络问政平台的模式分为“留言板型”和“活动型”。[2]
本文认为，孟庆国对网络问政的形式划分更具有理论性。他指出网络问政的形式主要分为三种：一是领导或者官员推动的姿态型网络问政；二是利用网络交流平台的引导型网络问政；三是舆论以及网络性事件导致的压力型网络问政。
（四）网络问政的内容。网络问政的内容不是指单向的政府“问计于民”或者公民“问事于政”，只有“问计于民”和“问事于政”的统一，才能构成完整的问政内容。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肖滨认为网络问政实际上有四个元素：问政的主体是公民，问政的对象是政府和官员，问政是信息平台，问政的过程意味着公民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批评和约束。[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割裂了网络问政的双向互动的特性，只认识到了公民“问事于政”，而忽视了政府“问计于民”。因此，网络问政的内容就体现在“问”。一方面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对政府提出质问、诉求和意见；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网络向网民主动询问，实现民主决策，解决社会问题，接受民众监督。
综合以上研究，本人认为网络问政就是以网络为媒介，政府了解民情、收集民意、汇集民智，以达到科学决策，解决公共问题的一种民主执政方式；以网络为平台，民众向政府询问政务、评议决策、监督政府行为的一种民主参政议政方式。在这两种方式中政府和民众必须体现为双方双向的互动。
在了解网络问政内涵的基础上，将网络问政与其相似概念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网络问政的理解。
（一）网络问政与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是互联网技术和公民政治参与的结合，是一种基于网络的公民政治参与方式。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是以现实空间为基础的，而网络政治参与是以虚拟空间为基础的。与网络政治参与相比，网络问政的概念外延要窄。网络问政是网络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网络政治参与方式包括网络问政，但不是所有的网络政治参与都是网络问政。网络问政是政府、网民、媒体通过网络的互动，而网络政治参与则是任何一方通过网络参与政治都算是网络政治参与，它可以是单方面的行动，并不强调互动。
（二）网络问政与网络舆情。网络舆情是网民通过网络平台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发表看法，经过不断讨论、整合，形成舆情，在网络媒体的作用下广泛传播、扩散，从而造成强大影响力。网络舆情的主体是网民，网络问政的主体是政府和网民。网络问政是政府和网民交流互动的过程，网络舆情是网民表达态度、意愿、观点的综合表现，因此网络舆情可以理解为网络问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网络问政强调“一问一答”，网络舆情则是“问”的形成。
（三）网络问政与电子政务。电子政务是现代政府管理与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是政府机构运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将服务大厅搬到网络上，向全社会提供高效透明的服务。电子政务最主要的功能表现为政府向社会公开政务信息以及便民服务，是以政府为主角的。而网络问政则是政府和网民共同参与的，缺一不可的互动。
（四）网络问政与电子政府。电子政府又称为虚拟政府，与传统政府最直观的差别就是政府行为手段和方式由人工化、简单机械化转变为网络化、电子化。电子政府实际上是在网络技术的基础上，对传统政府体系构架进行变革，实现政府再造。它的范围包括电子政务和网络问政，代表着电子政务与网络问政的发展方向及目标。电子政务和网络问政则是实现电子政府的一种手段或工具，电子政府体系构建必须建立在成熟的电子政府与网络问政体系上。
（五）网络问政与网络谣言。网络谣言是指通过网络介质而传播的没有事实依据的话语。谣言传播具有突发性且流传速度极快，因此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易造成不良影响。[4]虽然网络谣言和网络问政的参与者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参与目的，但是网络谣言的制造者和发布者的初衷是恶意的。与网络谣言不同，网络问政中政府以实现民主执政为目的，民众以实现个人合法权益为目的，因此，网络谣言与网络问政存在本质区别。
本文对网络问政的界定偏于抽象，希望通过对网络问政及其相关概念的比较研究，可以加深对网络问政的具体理解，并且为网络问政的相关课题研究打下理论铺垫。（作者单位：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党校）
参考文献：
[1] 邓兆安，张涛.中国式网络问政：“胶东在线”的标本意义[M].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
[2] 刘俊卿.网络问政平台对政策议程设置影响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2.
[3] 肖滨.网络问政如何建构问责——基于对广东河源市网络问政的分析[J].学术研究，2012（12）.
[4] 穆峰.网络谣言[EB/OL].中国网，2012-04-01.
关键词：网络问政；网络政治参与；电子政务；网络舆情
网络问政作为中国特有的概念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国内学术界对网络问政的内涵尚未做出统一的界定，根据学者们不同的研究视角，可以基本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政府为视角，认为网络问政是公共行政主体就政务情况与民众通过网络平台交流，进而征询民众意见的活动过程。第二种观点以公民的角度出发，认为网络问政就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第三种观点则不同于前两种观点的单向性思维，认为网络问政是政府与民众有问有答的互动过程，即政府问计于民，民众问事于政。
虽然国内学术界对网络问政未有统一的界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者们对网络问政的不同侧重点的研究来了解网络问政的内涵。一些学者从政府、公民、政治沟通三方面理解网络问政，但本人认为，对于网络问政应从四个方面理解其内涵：
（一）网络问政的参与者。网络问政的参与者包括公民及政府机构和官员，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是政府的代表，我们在后面的探讨中可以将网络问政的参与者理解为政府和网民两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政府是网络问政中的管理主体，广大网民则是网络问政中的参与主体，虽然确定了网络问政中的参与者都处于不可或缺的主体地位，但是忽略了两方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的平等性和主动性两大特点，因此，这类划分不够细致准确。网络问政是政府与网民双方双向互动的沟通过程，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在“自上而下”的沟通过程中，虽然网民具有参与的主动性，但是政府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自下而上”过程中，政府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网络问政中沟通的方式不同，参与两方所处的地位性质就会发生互换，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无视情况一刀切。笔者认为，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政府由于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应该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化解“被问”的尴尬地位，掌握网络问政过程中的主动性。
政府参与网络问政，主要是通过政府的门户网站、论坛、博客以及微博等互联网平台就一些政策方针，征集民意，了解民情，推动民主决策，解决社会问题，并接受民众的监督。
公民参与网络问政，主要也是通过政府建立的门户网站，或者在论坛、博客、微博等互联网平台上就一些问题发表诉求，参政议政。有别于传统的民主形式，网民通过网络问事于政，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过程。
（二）网络问政的载体。网络问政的载体是互联网。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成为新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具有便捷、自由、平等等特点，它迅速成为信息的集散地，网民通过网络发表个人意愿，政府通过网络了解舆情民意，网络成为政府和网民的之间的纽带，例如公共邮箱、QQ、博客、微博、网络在线访谈等，都成为政府“问计于民”、公民“问事于政”的一种交流平台。
（三）网络问政的形式。很多学者是依据互联网平台的类型来划分网络问政的形式的，例如邓兆安、张涛将国内网络问政分为三大模式：模式一，政府网站开设的功能平台；模式二，媒体开办的网络问政性质的栏目；模式三，政府借助论坛、微博等与网民交流。[1]刘俊卿将网络问政平台的模式分为“留言板型”和“活动型”。[2]
本文认为，孟庆国对网络问政的形式划分更具有理论性。他指出网络问政的形式主要分为三种：一是领导或者官员推动的姿态型网络问政；二是利用网络交流平台的引导型网络问政；三是舆论以及网络性事件导致的压力型网络问政。
（四）网络问政的内容。网络问政的内容不是指单向的政府“问计于民”或者公民“问事于政”，只有“问计于民”和“问事于政”的统一，才能构成完整的问政内容。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肖滨认为网络问政实际上有四个元素：问政的主体是公民，问政的对象是政府和官员，问政是信息平台，问政的过程意味着公民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批评和约束。[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割裂了网络问政的双向互动的特性，只认识到了公民“问事于政”，而忽视了政府“问计于民”。因此，网络问政的内容就体现在“问”。一方面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对政府提出质问、诉求和意见；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网络向网民主动询问，实现民主决策，解决社会问题，接受民众监督。
综合以上研究，本人认为网络问政就是以网络为媒介，政府了解民情、收集民意、汇集民智，以达到科学决策，解决公共问题的一种民主执政方式；以网络为平台，民众向政府询问政务、评议决策、监督政府行为的一种民主参政议政方式。在这两种方式中政府和民众必须体现为双方双向的互动。
在了解网络问政内涵的基础上，将网络问政与其相似概念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网络问政的理解。
（一）网络问政与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是互联网技术和公民政治参与的结合，是一种基于网络的公民政治参与方式。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是以现实空间为基础的，而网络政治参与是以虚拟空间为基础的。与网络政治参与相比，网络问政的概念外延要窄。网络问政是网络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网络政治参与方式包括网络问政，但不是所有的网络政治参与都是网络问政。网络问政是政府、网民、媒体通过网络的互动，而网络政治参与则是任何一方通过网络参与政治都算是网络政治参与，它可以是单方面的行动，并不强调互动。
（二）网络问政与网络舆情。网络舆情是网民通过网络平台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发表看法，经过不断讨论、整合，形成舆情，在网络媒体的作用下广泛传播、扩散，从而造成强大影响力。网络舆情的主体是网民，网络问政的主体是政府和网民。网络问政是政府和网民交流互动的过程，网络舆情是网民表达态度、意愿、观点的综合表现，因此网络舆情可以理解为网络问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网络问政强调“一问一答”，网络舆情则是“问”的形成。
（三）网络问政与电子政务。电子政务是现代政府管理与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是政府机构运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将服务大厅搬到网络上，向全社会提供高效透明的服务。电子政务最主要的功能表现为政府向社会公开政务信息以及便民服务，是以政府为主角的。而网络问政则是政府和网民共同参与的，缺一不可的互动。
（四）网络问政与电子政府。电子政府又称为虚拟政府，与传统政府最直观的差别就是政府行为手段和方式由人工化、简单机械化转变为网络化、电子化。电子政府实际上是在网络技术的基础上，对传统政府体系构架进行变革，实现政府再造。它的范围包括电子政务和网络问政，代表着电子政务与网络问政的发展方向及目标。电子政务和网络问政则是实现电子政府的一种手段或工具，电子政府体系构建必须建立在成熟的电子政府与网络问政体系上。
（五）网络问政与网络谣言。网络谣言是指通过网络介质而传播的没有事实依据的话语。谣言传播具有突发性且流传速度极快，因此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易造成不良影响。[4]虽然网络谣言和网络问政的参与者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参与目的，但是网络谣言的制造者和发布者的初衷是恶意的。与网络谣言不同，网络问政中政府以实现民主执政为目的，民众以实现个人合法权益为目的，因此，网络谣言与网络问政存在本质区别。
本文对网络问政的界定偏于抽象，希望通过对网络问政及其相关概念的比较研究，可以加深对网络问政的具体理解，并且为网络问政的相关课题研究打下理论铺垫。（作者单位：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党校）
参考文献：
[1] 邓兆安，张涛.中国式网络问政：“胶东在线”的标本意义[M].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
[2] 刘俊卿.网络问政平台对政策议程设置影响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2.
[3] 肖滨.网络问政如何建构问责——基于对广东河源市网络问政的分析[J].学术研究，2012（12）.
[4] 穆峰.网络谣言[EB/OL].中国网，2012-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