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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发展科技创新、促进国家和区域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大背景下，从就业能力、科研能力、培训能力三个方面评价区域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基于2019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的“服务贡献表”数据，应用熵权TOPSIS法对15个副省级城市高等职业院校社会服务绩效进行测算。通过横向对比和经验借鉴，区域高职院校应着眼于地方产业发展方向，立足产业办专业;集中优势资源实现科技创新，提升科研项目的管理和成果转化能力;积极为本地企事业单位开展特色培训。
关键词 区域社会发展;高等职业院校;社会服务绩效;熵权TOPSIS法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12-0044-06
区域社会发展与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相辅相成。区域社会发展为高等职业院校发展提供所需的财力、物力以及政策环境支持，保障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同时，高等职业院校集聚和培育着各种人才、科技、文化成果和资源，在提升区域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科技文化创新、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
高等职业院校对区域社会发展的贡献内涵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演变。2018年2月，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印发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支持企业办职业学校，开展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工作。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把奋力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细化为具体行动。在这个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发展科技创新、促进国家和区域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大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如何适应区域社会发展、如何更好更多地为区域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更加值得深思。
目前，高等职业院校对于区域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更偏向于定性分析，缺乏数据的实践，或者通常以某个高等职业院校为例进行案例分析，样本量单一且不具有普适性;已有的定量研究也通常从高等职业院校提供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进行测算研究，方法和视野较为单一。因此，本文一方面通过横向对比多个区域的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社会发展的情况，另一方面将目前关注较多的科研创新能力以及培训服务也纳入研究的视野，从更多元的角度来综合评价区域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区域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现状
区域既可以指一个国家，也可以按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進行划分，还可以指省、市、县等不同等级的自然行政区划。区域范畴大小依具体研究情境的不同而异。地市高等职业院校是由地市级政府或行业企业等投资主体兴办的位于该辖区内的高等职业院校[2]。各地市高等职业院校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在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同时对于该地市的贡献更为直接。故本文把区域范围缩小至市，并挑选具有代表性的15个副省级城市① 的市属和民办高等职业院校进行横向分析。对中国高职高专网“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专栏公示的2019年15个副省级城市的高职院校质量年度报告数据进行整理，对其现状进行分析，为综合分析奠定基础。
15个副省级城市中，广州市高职院校数最多，共有22所，其中市属7所、民办15所;深圳市高职院校数最少，共有3所，其中市属2所、民办1所;广州市、武汉市、成都市、西安市的高职院校数在10所及以上，其他城市的高职院校数均少于10所。从在校生数来看，广州市高职院校在校生数达到20万人;大连市区域高职院校在校生数2.8万人。只有广州市和成都市高职院校在校生数达到10万人以上;其余城市的高职院校在校生数均少于10万人，其中，沈阳市、大连市、哈尔滨市、南京市的高职院校在校生数不足3万人。
除沈阳市和南京市外，其余城市的区域高职院校生师比均高于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规定的18∶1的标准，大部分城市区域高职院校的专任教师都存在一定缺口。从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比例来看，深圳市、宁波市、杭州市、哈尔滨市、南京市、青岛市该比例均达到50%以上，其余城市的比例均不到50%，其中，深圳市该比例为62.5%，大连市该比例仅有29%。
二、模型理论的构建
（一）方法选择
对于服务社会发展能力的评价，通常采用绩效评价的方法，如AHP法、灰色关联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神经网络法等。但考虑到AHP法在权重确定上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灰色关联分析法一般用于描述绩效变化的发展态势，但对绩效的整体评判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主成分分析以及神经网络法通常所需样本量较大。本次研究是基于15个城市的区域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能力之间的比较，样本量较小、有客观指标以及多指标之间需要进行比较的特点。通过综合考虑，本文采用了熵权TOSIS模型对各城市的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绩效进行测量和比较。
TOPSIS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即“逼近于理想值的排序方法”。该方法主要用于多指标、多项目之间进行比较，主要通过求出各样本与最优样本之间的接近程度来作为评价标准的一种方法。但是传统的TOPSIS方法由于其权重主要依赖于专家主观意见定权，因此可能会导致评价结果偏离实际。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它根据各指标的偏差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权，再通过熵权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正，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指标权重。如果某项指标的熵权值越小，说明其指标值的偏差程度越大，在综合评价中该指标所起的作用越大，即权重越大[3]。
（二）模型构建
分别计算各个区域到正理想解和到负理想解的距离。
贴进度通常用Ti表示各地区的评价目标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取值范围为[0，1]，其值越大，表示区域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绩效越靠近最优水平。
（三）指标体系和数据来源
区域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绩效需要从多个方面考虑，其指标评价体系也应由若干层次指标组合形成。高职院校通常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首先，高职院校可以为当地企业输送相关技术人才，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其次，高职院校可以发挥自身的人才和科技优势，承担企业委托的横向科研项目，或者与企业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合作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最后，高职院校可以提供企业的职工培训活动以及社会人员的各项技能培训，为企业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4]。王晓燕等[5]从人才培养、科研、教师培训等方面论证了张家口高等职业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李瑛珊[6]从科研项目、社会培训等方面论证了珠海高职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吴一鸣、赵飒飒[7]基于2016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的“服务贡献表”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绩效指数进行测算。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的服务贡献表主要从毕业生数、毕业生就业去向、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②、纵向技术服务到款额③、技术交易到款额④、非学历培训到款额⑤、公益性培训服务⑥等指标对高职院校的服务贡献能力进行衡量。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和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从就业子系统、科研子系统、社会培训子系统3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依据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就业子系统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毕业生中有多少学生就业，二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方向问题，包括留在当地就业的比例，到中小微企业⑦就业的比例，以及到500强企业（指在过去5年曾经是世界500强或中国企业500强的企业）就业的比例。科研方面主要考虑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纵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技术交易到款额。培训方面考虑非学历培训到款额、公益性培训服务。
通过对各城市的区域高职院校数据进行整理，共挑选15个副省级城市的122所区域高职院校，剔除其中部分数据存在缺失的院校，总样本数为98所。其中，成都市8所、大连市6所、广州市21所、哈尔滨市6所、杭州市4所、济南市7所、南京市5所、宁波市4所、青岛市2所、厦门市6所、深圳市3所、沈阳市2所、武汉市8所、西安市10所、长春市6所。
三、15个副省级城市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绩效的比较
（一）数据处理
由于区域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各评价指标量级差别较大，因此首先要依据式（1）实现数据的标准化;其次利用熵权法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处理，即通过公式（2）和（3）得到指标权重;然后利用式（4）到（10）对标准化数据进行加权，并计算其正、负理想解，测算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综合绩效与正负理想解的距离;最后利用式（11）测算各省份与正理想解的贴近度，由此得到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就业子系统绩效、科研子系统绩效、培训子系统绩效、贴进度。
（二）实证结果
从表2可知，15个副省级城市的高职院校就业绩效在0.22～0.287之间，深圳市、西安市、厦门市就业绩效方面排在前三位;科研绩效在0.18～0.32之间，宁波市、深圳市、广州高职院校科研绩效排在前三位;培训绩效在0.13～0.24之间，杭州市、广州市、哈尔滨市高职院校培训绩效排在前三位;贴进度在0.11～0.60之间，宁波市、深圳市、杭州市贴进度排在前三位。
1.就业方面
对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高职院校就业绩效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分类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大连市、哈尔滨市、杭州市、济南市、宁波市、青岛市、厦门市、深圳市、沈阳市、西安市就业绩效普遍较好;成都市、广州市、南京市、武汉市、长春市就业绩效相对较低。从研究结果看，就业绩效高低和城市经济社会发达程度并不完全相关，这是由于本文的就业子系统是从就业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加以考虑。长春市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仅为84.9%左右，远低于其他城市。其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和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偏差，未就业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毕业生选择准备公务员考试或者专升本等。就业质量上，留在本地的就业比例为60%，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毕业生前往北京等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工作。武汉市、广州市、南京市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比例在95%左右，在15个城市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在就业质量方面，3城市高职院校自主创业、就职于世界500强企业的比例偏低。成都市高职院校就业比例在15个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到500强企业就职的学生比例仅有2.4%左右，远低于其他城市。
2.科研方面
对15个副省级城市高职院校科研绩效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分类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宁波市、深圳市、杭州市和广州市高职院校的科研绩效较好，其他城市高职院校的科研绩效较低。“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是反映校企合作成果的关键性指标。2019年质量年报显示，宁波、深圳、杭州、广州4城市的高职院校横向技术到款额总和都在千万元以上，远高于其他城市。宁波市高职院校（特别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深入推进特色科研建设、壮大科技经纪人队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式，横向技术到款额达到4475万元，技术交易到款额达到3266万元，均居于首位。在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方面，深圳市、广州市、宁波市高职院校总和都在千万元以上，其中深圳市高职院校通过重点实验室、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综合性研发平台建设积极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达到7233万元，居于首位。
3.培训方面
对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高职院校的培训绩效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分类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宁波市、深圳市、杭州市、广州市、济南市、哈尔滨市、青岛市高职院校培训绩效较好，其他城市较弱。宁波市、深圳市、杭州市、广州市、哈尔滨市、青岛市高职院校通过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职业资格认证培训等，非学历培训到款额均在3000万元左右。济南市高职院校的非学历培训到款额在1200万元，处于中等水平，通过积极开展精准扶贫、教育科技扶贫等，公益性培训服务数量居于首位。
4.贴进度
按照贴进度排名将15个副省级城市平均分为三组，比较各城市的高职教育服务社会绩效。第一组为贴进度排名前5位的分别为宁波市、深圳市、杭州市、广州市和青岛市的高职院校，贴进度在0.427～0.6，说明该组城市的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能力较好。广州市高职院校的就业绩效排名较低。第二组为综合绩效排名第6～10位的城市分别为哈尔滨市、青岛市、成都市、厦门市和西安市的高职院校，贴进度在0.26～0.42，说明该组城市的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厦门市高职院校的科研绩效处于下游水平，在科研上仍需进一步投入。第三组为综合绩效排名第11～15位的城市，分别为沈阳市、武汉市、大连市、南京市和长春市的高职院校，贴进度在0.11～0.22，说明该组城市的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能力处于下游水平。其中，除沈阳市高职院校在就业方面排名略为靠前，为该区域发展提供了较有优势的人力资源，其他城市区域高职院校在就业、科研、培训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四、結论与政策建议
（一）区域高职院校发展需紧贴地方产业发展 区域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存在一定地域特征，表现为毕业生普遍向邻近的经济更为发达地区流动，如长三角地区高职院校毕业生更倾向于前往上海等地就业，珠三角地区的高职院校毕业生更倾向前往深圳市、广州市等地就业。同时，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虽然有较好的就业率，但是在就业质量上仍然有待进一步提升。受到薪资水平、行业发展前景的影响，到中小微基层服务的毕业生较少。受到技术水平和能力限制，在人力资源较为发达的城市，就业时往往缺乏明显的优势。如广州市、深圳市高职院校毕业生的500强企业就业率和到中小微基层服务比率都较低。
因此各区域高职院校的发展不能对于其他地区的情况生搬硬套。地方政府应当通过实地调研、机构合作，研究地方社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充分发挥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职能，引导区域高职院校与产业园区建立深度合作关系，立足产业办专业，實施项目驱动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利用区域高职院校优势专业引导地方产业发展，以特色专业建设带动产业发展。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应聚合政、校、行、企等多方力量，联合打造综合实践平台，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切实提升学生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建立区域高职院校和企业的“双主体”实施方案，推进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实现招生、培养、招聘的无缝对接，为本地区产业发展培养优质人才。
（二）提升区域高职院校科研创新能力
区域高职院校的科研定位主要是面向行业、企业开展应用型研究，其科研能力不仅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社会服务能力的基础。目前，区域高职院校科研创新普遍动力不足，其科研起步晚，科研项目普遍层次偏低，以市厅级纵向项目和企业之间委托横向项目为主，而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较少[8]。根据2019年质量年报来看，科研绩效最高的宁波市高职院校也仅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课题7项。另外，从15个副省级城市对比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科研投入、技术交易额要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主要是受地区经济发展的限制，经济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较少。根据2019年质量年报来看，深圳市、广州市、宁波市的高职院校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技术交易到款额都远高于其他城市。
区域高职院校目前科研基础较弱，可以采取专业群对接和服务产业集群的模式，集中优势资源实现科技创新的重点突破、形成绝对优势。在研究方向上，以应用性研究和技术开发为重点推进科研工作，依托优势专业群聚焦地方现代产业布局中的某个产业集群，做好专业设置优化、科研方向定位，从而既能为科技创新提供产业基础和技术需求，又能促进和引导区域内同一类型学校的科技创新各有所专、各具所长，避免重复研究和同质化倾向[9]。在科研项目管理上，对立项课题要在经费上加大支持力度，保障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推动教师参加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在成果转化上，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建立科技经纪人队伍，做好科技服务牵线搭桥工作，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三）区域高职院校要积极开展本地社会培训服务
当前区域高职院校开展社会培训内容比较单一，更多地是承担临时性的委培任务。由于委培任务经常性更换，因此在培训内容上缺乏系统的规划设计，并且和院校所在区域的培训需求、经济建设需要不能完全对应，导致院校无法规范、系统地开展培训，更无法建立高质量的培训项目。而且，区域高职院校对于社会培训、公益性培训是学校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认识不足，如长春市、沈阳市等区域高职院校在非学历培训上几乎为零，公益性培训也较少。这说明一些区域高职院校在社会培训方面没有树立清晰的服务理念，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并局限在为政府机关、部分校企合作的企业提供服务，制约区域高职院校与社会发展相融合。
区域高职院校应依托其学科优势和平台整合能力，以构建特色培训基地为契机，积极拓展技术培训空间，各专业团队要充分发挥师资和场地优势，积极承担各类培训，助推区域社会发展。在培训内容上，按照标准化要求，完善技术培训工作机制，开发标准化、模块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培训菜单[10]，充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企事业单位员工技能培训的需要，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人才素质与技能提升服务，为所在区域企业的人力资源智力升级提供强力支撑。
参 考 文 献
[1]陈亚军，李莉方.高职院校与地方城市发展互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9（22）：35-38.
[2]朱爱国.关于完善地市高职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6）：5-9.
[3]王学颖，刘馨泽.基于墒权TOPSIS模型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1）：47-51.
[4]肖华茵.浅谈江西高等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J].教育与职业，2007（11）：28-30.
[5]王晓燕，曹翠.论高等教育在张家口市社会发展中的贡献[J].经济研究导刊，2015（4）：154-155.
[6]李瑛珊.珠海高职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研究——以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为例[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6）：28-33.
[7]吴一鸣，赵飒飒.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性研究——基于2016年高职质量年报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6（11）：46-52.
[8]丁传安.现代产业体系视域下高职院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探究[J].教育与职业，2019（18）：42-45.
[9]梁秀生，顾永安，王中教.回归与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析——基于高质量就业视角的审视[J].职业技术教育，2018（34）：37-42.
[10]冯志新，郭谱，蔺月松.高职院校社会培训工作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探析[J].教育与职业，2014（11）：43-44. Abstract
关键词 区域社会发展;高等职业院校;社会服务绩效;熵权TOPSIS法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12-0044-06
区域社会发展与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相辅相成。区域社会发展为高等职业院校发展提供所需的财力、物力以及政策环境支持，保障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同时，高等职业院校集聚和培育着各种人才、科技、文化成果和资源，在提升区域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科技文化创新、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
高等职业院校对区域社会发展的贡献内涵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演变。2018年2月，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印发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支持企业办职业学校，开展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工作。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把奋力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细化为具体行动。在这个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发展科技创新、促进国家和区域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大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如何适应区域社会发展、如何更好更多地为区域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更加值得深思。
目前，高等职业院校对于区域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更偏向于定性分析，缺乏数据的实践，或者通常以某个高等职业院校为例进行案例分析，样本量单一且不具有普适性;已有的定量研究也通常从高等职业院校提供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进行测算研究，方法和视野较为单一。因此，本文一方面通过横向对比多个区域的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社会发展的情况，另一方面将目前关注较多的科研创新能力以及培训服务也纳入研究的视野，从更多元的角度来综合评价区域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区域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现状
区域既可以指一个国家，也可以按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進行划分，还可以指省、市、县等不同等级的自然行政区划。区域范畴大小依具体研究情境的不同而异。地市高等职业院校是由地市级政府或行业企业等投资主体兴办的位于该辖区内的高等职业院校[2]。各地市高等职业院校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在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同时对于该地市的贡献更为直接。故本文把区域范围缩小至市，并挑选具有代表性的15个副省级城市① 的市属和民办高等职业院校进行横向分析。对中国高职高专网“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专栏公示的2019年15个副省级城市的高职院校质量年度报告数据进行整理，对其现状进行分析，为综合分析奠定基础。
15个副省级城市中，广州市高职院校数最多，共有22所，其中市属7所、民办15所;深圳市高职院校数最少，共有3所，其中市属2所、民办1所;广州市、武汉市、成都市、西安市的高职院校数在10所及以上，其他城市的高职院校数均少于10所。从在校生数来看，广州市高职院校在校生数达到20万人;大连市区域高职院校在校生数2.8万人。只有广州市和成都市高职院校在校生数达到10万人以上;其余城市的高职院校在校生数均少于10万人，其中，沈阳市、大连市、哈尔滨市、南京市的高职院校在校生数不足3万人。
除沈阳市和南京市外，其余城市的区域高职院校生师比均高于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规定的18∶1的标准，大部分城市区域高职院校的专任教师都存在一定缺口。从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比例来看，深圳市、宁波市、杭州市、哈尔滨市、南京市、青岛市该比例均达到50%以上，其余城市的比例均不到50%，其中，深圳市该比例为62.5%，大连市该比例仅有29%。
二、模型理论的构建
（一）方法选择
对于服务社会发展能力的评价，通常采用绩效评价的方法，如AHP法、灰色关联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神经网络法等。但考虑到AHP法在权重确定上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灰色关联分析法一般用于描述绩效变化的发展态势，但对绩效的整体评判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主成分分析以及神经网络法通常所需样本量较大。本次研究是基于15个城市的区域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能力之间的比较，样本量较小、有客观指标以及多指标之间需要进行比较的特点。通过综合考虑，本文采用了熵权TOSIS模型对各城市的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绩效进行测量和比较。
TOPSIS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即“逼近于理想值的排序方法”。该方法主要用于多指标、多项目之间进行比较，主要通过求出各样本与最优样本之间的接近程度来作为评价标准的一种方法。但是传统的TOPSIS方法由于其权重主要依赖于专家主观意见定权，因此可能会导致评价结果偏离实际。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它根据各指标的偏差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权，再通过熵权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正，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指标权重。如果某项指标的熵权值越小，说明其指标值的偏差程度越大，在综合评价中该指标所起的作用越大，即权重越大[3]。
（二）模型构建
分别计算各个区域到正理想解和到负理想解的距离。
贴进度通常用Ti表示各地区的评价目标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取值范围为[0，1]，其值越大，表示区域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绩效越靠近最优水平。
（三）指标体系和数据来源
区域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绩效需要从多个方面考虑，其指标评价体系也应由若干层次指标组合形成。高职院校通常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首先，高职院校可以为当地企业输送相关技术人才，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其次，高职院校可以发挥自身的人才和科技优势，承担企业委托的横向科研项目，或者与企业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合作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最后，高职院校可以提供企业的职工培训活动以及社会人员的各项技能培训，为企业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4]。王晓燕等[5]从人才培养、科研、教师培训等方面论证了张家口高等职业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李瑛珊[6]从科研项目、社会培训等方面论证了珠海高职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吴一鸣、赵飒飒[7]基于2016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的“服务贡献表”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绩效指数进行测算。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的服务贡献表主要从毕业生数、毕业生就业去向、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②、纵向技术服务到款额③、技术交易到款额④、非学历培训到款额⑤、公益性培训服务⑥等指标对高职院校的服务贡献能力进行衡量。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和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从就业子系统、科研子系统、社会培训子系统3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依据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就业子系统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毕业生中有多少学生就业，二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方向问题，包括留在当地就业的比例，到中小微企业⑦就业的比例，以及到500强企业（指在过去5年曾经是世界500强或中国企业500强的企业）就业的比例。科研方面主要考虑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纵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技术交易到款额。培训方面考虑非学历培训到款额、公益性培训服务。
通过对各城市的区域高职院校数据进行整理，共挑选15个副省级城市的122所区域高职院校，剔除其中部分数据存在缺失的院校，总样本数为98所。其中，成都市8所、大连市6所、广州市21所、哈尔滨市6所、杭州市4所、济南市7所、南京市5所、宁波市4所、青岛市2所、厦门市6所、深圳市3所、沈阳市2所、武汉市8所、西安市10所、长春市6所。
三、15个副省级城市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绩效的比较
（一）数据处理
由于区域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各评价指标量级差别较大，因此首先要依据式（1）实现数据的标准化;其次利用熵权法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处理，即通过公式（2）和（3）得到指标权重;然后利用式（4）到（10）对标准化数据进行加权，并计算其正、负理想解，测算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综合绩效与正负理想解的距离;最后利用式（11）测算各省份与正理想解的贴近度，由此得到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就业子系统绩效、科研子系统绩效、培训子系统绩效、贴进度。
（二）实证结果
从表2可知，15个副省级城市的高职院校就业绩效在0.22～0.287之间，深圳市、西安市、厦门市就业绩效方面排在前三位;科研绩效在0.18～0.32之间，宁波市、深圳市、广州高职院校科研绩效排在前三位;培训绩效在0.13～0.24之间，杭州市、广州市、哈尔滨市高职院校培训绩效排在前三位;贴进度在0.11～0.60之间，宁波市、深圳市、杭州市贴进度排在前三位。
1.就业方面
对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高职院校就业绩效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分类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大连市、哈尔滨市、杭州市、济南市、宁波市、青岛市、厦门市、深圳市、沈阳市、西安市就业绩效普遍较好;成都市、广州市、南京市、武汉市、长春市就业绩效相对较低。从研究结果看，就业绩效高低和城市经济社会发达程度并不完全相关，这是由于本文的就业子系统是从就业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加以考虑。长春市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仅为84.9%左右，远低于其他城市。其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和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偏差，未就业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毕业生选择准备公务员考试或者专升本等。就业质量上，留在本地的就业比例为60%，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毕业生前往北京等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工作。武汉市、广州市、南京市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比例在95%左右，在15个城市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在就业质量方面，3城市高职院校自主创业、就职于世界500强企业的比例偏低。成都市高职院校就业比例在15个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到500强企业就职的学生比例仅有2.4%左右，远低于其他城市。
2.科研方面
对15个副省级城市高职院校科研绩效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分类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宁波市、深圳市、杭州市和广州市高职院校的科研绩效较好，其他城市高职院校的科研绩效较低。“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是反映校企合作成果的关键性指标。2019年质量年报显示，宁波、深圳、杭州、广州4城市的高职院校横向技术到款额总和都在千万元以上，远高于其他城市。宁波市高职院校（特别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深入推进特色科研建设、壮大科技经纪人队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式，横向技术到款额达到4475万元，技术交易到款额达到3266万元，均居于首位。在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方面，深圳市、广州市、宁波市高职院校总和都在千万元以上，其中深圳市高职院校通过重点实验室、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综合性研发平台建设积极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达到7233万元，居于首位。
3.培训方面
对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高职院校的培训绩效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分类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宁波市、深圳市、杭州市、广州市、济南市、哈尔滨市、青岛市高职院校培训绩效较好，其他城市较弱。宁波市、深圳市、杭州市、广州市、哈尔滨市、青岛市高职院校通过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职业资格认证培训等，非学历培训到款额均在3000万元左右。济南市高职院校的非学历培训到款额在1200万元，处于中等水平，通过积极开展精准扶贫、教育科技扶贫等，公益性培训服务数量居于首位。
4.贴进度
按照贴进度排名将15个副省级城市平均分为三组，比较各城市的高职教育服务社会绩效。第一组为贴进度排名前5位的分别为宁波市、深圳市、杭州市、广州市和青岛市的高职院校，贴进度在0.427～0.6，说明该组城市的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能力较好。广州市高职院校的就业绩效排名较低。第二组为综合绩效排名第6～10位的城市分别为哈尔滨市、青岛市、成都市、厦门市和西安市的高职院校，贴进度在0.26～0.42，说明该组城市的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厦门市高职院校的科研绩效处于下游水平，在科研上仍需进一步投入。第三组为综合绩效排名第11～15位的城市，分别为沈阳市、武汉市、大连市、南京市和长春市的高职院校，贴进度在0.11～0.22，说明该组城市的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能力处于下游水平。其中，除沈阳市高职院校在就业方面排名略为靠前，为该区域发展提供了较有优势的人力资源，其他城市区域高职院校在就业、科研、培训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四、結论与政策建议
（一）区域高职院校发展需紧贴地方产业发展 区域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存在一定地域特征，表现为毕业生普遍向邻近的经济更为发达地区流动，如长三角地区高职院校毕业生更倾向于前往上海等地就业，珠三角地区的高职院校毕业生更倾向前往深圳市、广州市等地就业。同时，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虽然有较好的就业率，但是在就业质量上仍然有待进一步提升。受到薪资水平、行业发展前景的影响，到中小微基层服务的毕业生较少。受到技术水平和能力限制，在人力资源较为发达的城市，就业时往往缺乏明显的优势。如广州市、深圳市高职院校毕业生的500强企业就业率和到中小微基层服务比率都较低。
因此各区域高职院校的发展不能对于其他地区的情况生搬硬套。地方政府应当通过实地调研、机构合作，研究地方社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充分发挥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职能，引导区域高职院校与产业园区建立深度合作关系，立足产业办专业，實施项目驱动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利用区域高职院校优势专业引导地方产业发展，以特色专业建设带动产业发展。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应聚合政、校、行、企等多方力量，联合打造综合实践平台，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切实提升学生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建立区域高职院校和企业的“双主体”实施方案，推进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实现招生、培养、招聘的无缝对接，为本地区产业发展培养优质人才。
（二）提升区域高职院校科研创新能力
区域高职院校的科研定位主要是面向行业、企业开展应用型研究，其科研能力不仅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社会服务能力的基础。目前，区域高职院校科研创新普遍动力不足，其科研起步晚，科研项目普遍层次偏低，以市厅级纵向项目和企业之间委托横向项目为主，而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较少[8]。根据2019年质量年报来看，科研绩效最高的宁波市高职院校也仅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课题7项。另外，从15个副省级城市对比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科研投入、技术交易额要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主要是受地区经济发展的限制，经济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较少。根据2019年质量年报来看，深圳市、广州市、宁波市的高职院校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技术交易到款额都远高于其他城市。
区域高职院校目前科研基础较弱，可以采取专业群对接和服务产业集群的模式，集中优势资源实现科技创新的重点突破、形成绝对优势。在研究方向上，以应用性研究和技术开发为重点推进科研工作，依托优势专业群聚焦地方现代产业布局中的某个产业集群，做好专业设置优化、科研方向定位，从而既能为科技创新提供产业基础和技术需求，又能促进和引导区域内同一类型学校的科技创新各有所专、各具所长，避免重复研究和同质化倾向[9]。在科研项目管理上，对立项课题要在经费上加大支持力度，保障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推动教师参加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在成果转化上，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建立科技经纪人队伍，做好科技服务牵线搭桥工作，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三）区域高职院校要积极开展本地社会培训服务
当前区域高职院校开展社会培训内容比较单一，更多地是承担临时性的委培任务。由于委培任务经常性更换，因此在培训内容上缺乏系统的规划设计，并且和院校所在区域的培训需求、经济建设需要不能完全对应，导致院校无法规范、系统地开展培训，更无法建立高质量的培训项目。而且，区域高职院校对于社会培训、公益性培训是学校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认识不足，如长春市、沈阳市等区域高职院校在非学历培训上几乎为零，公益性培训也较少。这说明一些区域高职院校在社会培训方面没有树立清晰的服务理念，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并局限在为政府机关、部分校企合作的企业提供服务，制约区域高职院校与社会发展相融合。
区域高职院校应依托其学科优势和平台整合能力，以构建特色培训基地为契机，积极拓展技术培训空间，各专业团队要充分发挥师资和场地优势，积极承担各类培训，助推区域社会发展。在培训内容上，按照标准化要求，完善技术培训工作机制，开发标准化、模块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培训菜单[10]，充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企事业单位员工技能培训的需要，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人才素质与技能提升服务，为所在区域企业的人力资源智力升级提供强力支撑。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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