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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面临着诸多问题，亟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背景下，构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既是解决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关键举措，也是保障随迁子女健康成长、促进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重要手段。学界目前对于社会支持体系建构的研究更重视其外部系统的完善，而忽视对随迁子女家庭建构支持的内在能力的培养。本文从增能理论视角出发，立足对随迁子女及其家庭潜能的激发，从个人增能、人际增能和环境增能三个层面探讨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路径。
关键词：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增能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出现了家庭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学习和生活，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群体（以下称随迁子女）。《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达到了1426.96万人[1]，且该群体的数量仍在逐年增长。对于随迁子女而言，家庭是他們在新的城市里学习和生活的主要依托，家庭教育对其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受社会支持和家庭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随迁子女家庭在开展家庭教育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在流入地构建较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帮助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得到及时有效的指导与支持。
一、建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现实必要性
家庭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活动，而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也需要社会层面予以关注和解决。当前，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存在诸多困难，仅仅依靠父母和迁入地有限的亲友支持恐难以为继，必须更多地依靠社会力量，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构建相对完善的支持体系。
（一）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是改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题中之义
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是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由于城乡二元制结构而产生的特殊问题，既影响随迁子女自身的发展，也关乎国家和社会稳定。在随迁子女家庭中，由于经济资本的不足和文化资本的匮乏，一些家长在家庭教育上的投入有限，难以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同时，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普遍面临着教养方式简单、教育内容失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效果，无法满足随迁子女发展的需要。有学者认为，随迁子女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弱势地位不仅会对其自身成长产生影响，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贫困和较低社会地位在流动人口上的代际传递[2]。因此，想要改变随迁子女在社会上的弱势地位，必须正视随迁子女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客观困难，通过加强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中，改变单一依靠父母开展家庭教育的现状。
（二）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是随迁子女迁入地政府的应尽之责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奔走在城乡之间，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城乡二元制结构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他们很少能够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无论是在家庭条件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属于在城市中较为边缘的群体。这种边缘化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往往会让迁移家庭的父母意识到教育在改变子女和家庭命运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导致他们对子女抱有极高的教育期待，却苦于无法依靠自身力量给子女提供优质的家庭教育。因此，对于随迁子女家庭迁入地的政府而言，无论在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还是在为城市建设者提供社会补偿方面，都有责任和义务为随迁子女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帮助他们摆脱家庭教育困境，实现更好的发展。在随迁子女及其父母看来，教育是实现阶层流动的阶梯，是改变家庭前途和命运的直接手段，政府通过帮助构建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既能够直接解决随迁子女家庭的现实难题，也能够让这些流动人员体会到来自城市与社会的关怀，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融入感和归属感。
（三）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是保障随迁子女健康成长的应有之义
家庭是儿童早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对于儿童的个性发展和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随迁子女跟随父母在进入城市后，面临着“脱嵌”于家庭关系和教育体制的双重困境，既无法通过有效的家庭教育获得必要的支持，又会遇到社会上排斥性的制度障碍，导致他们很容易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被逐渐淘汰，从而影响这一群体的教育再生产[3]。此外，由于远离了原本熟悉的社会网络，缺乏外部支持，随迁子女在新城市产生的一些适应性问题也往往无法及时得到解决，会对其个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要想帮助随迁子女摆脱这种困境，除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变革外，更要重视家庭氛围和亲子关系的培育，引导随迁子女家庭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当前，受限于家庭经济条件，随迁子女的父母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生计方面，对于家庭教育的投入相对有限，无法及时发现子女出现的适应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构建针对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为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有助于优化随迁子女的成长环境，对于防止随迁子女出现偏差行为、保障他们健康成长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四）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是促进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必由之路
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是保证教育公平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准则。与城市儿童相比，随迁子女在教育资源的获取上会受到社会政策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均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相关研究发现，在国家政策的保障下，虽然大部分随迁子女可以在城市中获得较为优质的公立学校入学机会，但仍有少部分随迁子女只能留在简易的民办学校中，而通常这一部分是在随迁子女群体中最为弱势的一部分[4]。此外，由于父母工作流动性强，随迁子女家庭居住地的流动性同样很大，导致随迁子女不得不频繁更换学校，学校教育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随之削弱，这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家庭教育的难度。加之随迁子女的父母文化程度较低，无力辅导子女的功课，使随迁子女不能公平地获取家庭教育机会，无法享受优质的家庭教育服务，进而导致随迁子女处于一种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都有失公平的困境之中。因此，有必要构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在教育资源分配上的调节功能，增强随迁子女获取教育资源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资源在不同群体中的公平分配。 二、关于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及社會支持的文献回顾
当前，学术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公平、教育政策和教育质量等方面。毛倩如等人认为当前随迁子女主要面临两大方面问题，即新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适应问题、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以及在学校、家庭和社会方面存在的融入城市教育困难的问题[5]。刘善槐、邬志辉聚焦随迁子女学校教育的教育质量，指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公办学校面临着随迁子女教育起点低、家庭教育缺位、硬件设施和师资相对薄弱等问题[6]。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转向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如刘谦等人基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校互动进行了研究，提出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校互动中，存在干预性教育、非干预性教育和情境性教育三种主要的实践模式，提出家庭教育需要与学校教育一样受到社会重视[7]。王婧馨、杨艳茹的研究则立足于家庭教育，对中小学随迁子女家庭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随迁子女家长习惯采用简单粗放甚至粗暴的家庭教育方式，对随迁子女的身心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8]。
近年来，随着“社会支持”这一概念的诞生和发展，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支持必要性的研究。多数学者研究认为，当前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与社会结构问题密切相关，需要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支持。如学者薛伟芳、刘金新提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主体的协调与合作[9]。二是对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所存在问题的研究。如金丽馥、赵颖研究发现，当前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学术研究对于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关注都相对有限，在实际工作中政府、社区、学校和社会组织也没有发挥应有的教育、帮扶和指导功能[10]。三是对加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策略的研究。如黎婉勤、曾熙认为，应该建立由政府牵头，社区、学校、妇联及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优质的家庭教育服务[11]。
总体而言，国内对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及社会支持的研究较为广泛，为理解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状况提供了帮助，这也反映了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仍是当前学术界乃至社会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但是，从现有的文献梳理来看，当前学术界对于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关注仍旧是以“问题”为视角，更多在强调社会支持缺失给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和个人成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关于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政府、学校和社会组织等外部系统的搭建，忽视了对随迁子女和家庭参与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内在潜能的激发。基于这一现状，本文将引入社会工作的增能视角，对增能视角下构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路径进行分析，帮助改善随迁子女在家庭教育方面所面临的社会支持不足的问题。
三、增能视角下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路径
增能（Empowerment）理论，又被译为增权理论、赋权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工作学者所罗门（Solomon）在《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社会工作应致力于增强美国社会中黑人民族的权能，以改变他们因长期遭受优势团体和宏观环境的负面评价而造成的无权感。这本书的发布标志着增能视角下的实践在社会工作专业中正式诞生[12]。增能理论认为，人们之所以会产生“无权感”并非是他们自身存在问题，而是由外部环境中存在的障碍和压迫造成的，这种障碍限制了人们的参与机会，使人无法发挥自己的潜能。但是这种障碍是可以改变的，社会工作者需要通过相应的服务来激发人们的潜能，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既要关注个人层面的改变，也要关注成员之间和社会层面的改变，从个人、人际和环境三个层面实现弱势群体的增能[13]。
增能理论视角为我们建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提醒我们除了改善外部条件，更重要的是从随迁子女家庭入手，积极挖掘随迁子女家庭内部所拥有的能力与资源。具体而言，可以从个人增能、人际增能和环境增能三个层面出发，不断丰富和完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
（一）个人增能：提升建构支持的内在动力
个人层面的增能强调消除不良环境和因素对个体产生的消极影响，提升个人应对环境和挑战的能力，保障个人对环境的掌控能力。对随迁子女家庭教育而言，个人层面的增能主要以随迁子女家庭为单位，包含对随迁子女个人和家庭成员的“增能”，帮助他们找到自身在家庭教育方面“失能”的原因，激发他们增加权能的意愿，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掌握家庭教育的基本技巧，从而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家庭教育方面的挑战。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增能：
第一，要增强随迁子女自身的自我效能感，提升其参与家庭教育及建构和感知社会支持的内在能力。增能理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我决定和影响社会的潜能，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个案或小组活动，帮助随迁子女更加客观地了解和认同自我，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引导随迁子女重新认识自己所处的城市与社区，用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周围环境的改变，以此来帮助他们发现身边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积极参与社区和周围环境的建设。这一过程有助于随迁子女主动学习相应的技能，帮助他们从生活的被迫接受者成长为环境的主动建设者，从而以更加积极乐观的心态参与到其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中。第二，要引导随迁子女的家庭成员关注自己所拥有的家庭教育资源，提升其运用这些资源开展家庭教育的能力。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开展家长课堂、亲子互动小组活动的方式，帮助随迁子女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其父母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传授他们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的方法和技巧，提高他们参与家庭教育的意愿和能力。同时，要提升他们主动寻求社会支持的意识。社会工作者可带领随迁子女家庭学习迁入地对待流动人口的相关政策，帮助他们了解遇到困难时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和寻求帮助的途径，学会感知、利用和创造社会支持，进而提升建设社会支持体系的内在能力。 （二）人际增能：拓展流動家庭的人际网络
人际层面的增能旨在帮助弱势群体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通过个人与他人的合作来培养一种集体意识，拓宽解决问题的途径。增能理论注重服务对象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强调同时关注对服务对象以及周围对其产生影响的人[14]。遵循这一原则，在对随迁子女和家庭进行增能的同时，也要引导其周围的人参与到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中，帮助他们建立相互尊重和平等的人际关系。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以从随迁子女群体内部支持和外部支持两个维度出发建构社会支持体系。
一是随迁子女群体内部的增能，帮助带有同质性的随迁子女家庭之间建立关联，形成一种相互支持与合作的互助团体。借助这一团体，随迁子女家庭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家庭教育的经验，获得能力的提升，并为彼此提供物质或精神支持，从而降低被社会孤立的风险。社会工作者可以综合运用一些小组工作技巧对带有同质性或在家庭教育方面带有同样困惑的随迁子女家庭聚集在一起，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活动，既能帮助解决随迁子女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又有助于同一地域内不同的随迁子女家庭建立联系，从而扩大其社会支持网络。二是对与随迁子女家庭有所关联的周围的人增能，主要包括随迁子女所在社区的居民、学校的同辈群体以及与随迁子女产生关联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人员等。随迁子女及其家庭要想在迁入地生活，必定会与周围的人产生方方面面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可以成为构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基础。社会工作者在对随迁子女和家庭开展相应活动时，可以邀请他们周围的人参与到活动中，引导他们正确认识随迁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性，鼓励他们多与随迁子女沟通与互动，在随迁子女家庭遇到困难时能够及时施以援手。通过对周围人的增能，可以进一步扩大随迁子女社会支持体系的外延，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提供更及时和有效的支持。
（三）环境增能：创设提供支持的社会环境
与个人和人际层面的增能不同，环境层面的增能更加看重促成政策和环境层面的改变，强调个人改变与社会改变的结合。环境层面的增能要求从更为宏观的社会制度、结构与政策的角度来探讨对随迁子女家庭的增能。社会工作者可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社会倡导寻求结构层面的改变，努力为随迁子女争取资源，破除社会上的负面评价和制度障碍，进而为随迁子女教育和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和制度环境。
在环境层面的增能上，社会工作者将主要扮演一种资源链接者和倡导者角色。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做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资源链接者，通过整合协调政府、学校、社区、慈善机构社会组织等多种社会主体的资源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从而在随迁子女家庭周围搭建严密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善他们支持匮乏的现状。社会工作者可以借助项目平台及网络媒体，对随迁子女的真实情况进行宣传，让全社会可以了解他们的呼声与需求，吸引社会公众关注这一群体，从而为构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营造良好的氛围。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做改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及社会支持现状的政策倡导者。随迁子女这一群体是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以及支撑它的一系列制度的特殊产物，其个人发展与政策制度的安排密切相关。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而言，要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更多地留意随迁子女的需求，强化保障随迁子女个人发展权利的政策制度设计。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有效开展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建言献策，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在涉及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资源分配和社会参与等方面提供一些支持性政策，从而在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层面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也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总之，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工程，不仅包括外在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更应该包括挖掘随迁子女家庭内部的优势和资源，提高其参与家庭教育和感知社会支持的信心与能力，实现家庭内部的增能，从而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提供内在动力。只有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相互协调合作，内外联动，共同增能，才能真正满足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需求，促进随迁子女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0-05-20）[2021-03-05].http：//www.moe.gov.cn/ jyb_sjzl/sjzl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
[2]李静.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研究[J].理论导刊，2012（11）：24-27.
[3]汪传艳，徐绍红.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再生产：基于“双重脱嵌”的视角[J].青年研究，2020（1）：37-47，95.
[4]罗云，钟景迅，曾荣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分配正义与关系正义之考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2）：146-167，192.
[5]毛倩如，金丽馥.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江苏农业科学，2015（2）：443-446.
[6]刘善槐，邬志辉.农民工随迁子女公办校的教育质量困境与应对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3（6）：1-5.
[7]刘谦，冯跃，生龙曲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互动的文化机理初探：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活动的田野观察[J].教育研究，2012（7）：22-28.
[8]王婧馨，杨艳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大连市中小学的调查[J].理论界，2017（12）：75-80.
[9]薛伟芳，刘金新.基于融合视角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研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552-555，560.
[10]金丽馥，赵颖.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探要[J].教育学术月刊，2013（6）：27-29.
[11]黎婉勤，曾熙.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J].教育评论，2012（5）：15-17.
[12]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观察，2004（1）：45.
[13]童敏.社会工作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467-468.
[14]姚进忠，巨东红.立体赋权：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J].当代青年研究，2012（12）：25-30.
关键词：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增能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出现了家庭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学习和生活，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群体（以下称随迁子女）。《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达到了1426.96万人[1]，且该群体的数量仍在逐年增长。对于随迁子女而言，家庭是他們在新的城市里学习和生活的主要依托，家庭教育对其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受社会支持和家庭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随迁子女家庭在开展家庭教育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在流入地构建较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帮助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得到及时有效的指导与支持。
一、建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现实必要性
家庭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活动，而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也需要社会层面予以关注和解决。当前，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存在诸多困难，仅仅依靠父母和迁入地有限的亲友支持恐难以为继，必须更多地依靠社会力量，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构建相对完善的支持体系。
（一）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是改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题中之义
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是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由于城乡二元制结构而产生的特殊问题，既影响随迁子女自身的发展，也关乎国家和社会稳定。在随迁子女家庭中，由于经济资本的不足和文化资本的匮乏，一些家长在家庭教育上的投入有限，难以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同时，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普遍面临着教养方式简单、教育内容失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效果，无法满足随迁子女发展的需要。有学者认为，随迁子女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弱势地位不仅会对其自身成长产生影响，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贫困和较低社会地位在流动人口上的代际传递[2]。因此，想要改变随迁子女在社会上的弱势地位，必须正视随迁子女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客观困难，通过加强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中，改变单一依靠父母开展家庭教育的现状。
（二）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是随迁子女迁入地政府的应尽之责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奔走在城乡之间，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城乡二元制结构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他们很少能够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无论是在家庭条件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属于在城市中较为边缘的群体。这种边缘化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往往会让迁移家庭的父母意识到教育在改变子女和家庭命运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导致他们对子女抱有极高的教育期待，却苦于无法依靠自身力量给子女提供优质的家庭教育。因此，对于随迁子女家庭迁入地的政府而言，无论在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还是在为城市建设者提供社会补偿方面，都有责任和义务为随迁子女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帮助他们摆脱家庭教育困境，实现更好的发展。在随迁子女及其父母看来，教育是实现阶层流动的阶梯，是改变家庭前途和命运的直接手段，政府通过帮助构建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既能够直接解决随迁子女家庭的现实难题，也能够让这些流动人员体会到来自城市与社会的关怀，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融入感和归属感。
（三）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是保障随迁子女健康成长的应有之义
家庭是儿童早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对于儿童的个性发展和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随迁子女跟随父母在进入城市后，面临着“脱嵌”于家庭关系和教育体制的双重困境，既无法通过有效的家庭教育获得必要的支持，又会遇到社会上排斥性的制度障碍，导致他们很容易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被逐渐淘汰，从而影响这一群体的教育再生产[3]。此外，由于远离了原本熟悉的社会网络，缺乏外部支持，随迁子女在新城市产生的一些适应性问题也往往无法及时得到解决，会对其个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要想帮助随迁子女摆脱这种困境，除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变革外，更要重视家庭氛围和亲子关系的培育，引导随迁子女家庭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当前，受限于家庭经济条件，随迁子女的父母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生计方面，对于家庭教育的投入相对有限，无法及时发现子女出现的适应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构建针对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为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有助于优化随迁子女的成长环境，对于防止随迁子女出现偏差行为、保障他们健康成长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四）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是促进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必由之路
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是保证教育公平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准则。与城市儿童相比，随迁子女在教育资源的获取上会受到社会政策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均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相关研究发现，在国家政策的保障下，虽然大部分随迁子女可以在城市中获得较为优质的公立学校入学机会，但仍有少部分随迁子女只能留在简易的民办学校中，而通常这一部分是在随迁子女群体中最为弱势的一部分[4]。此外，由于父母工作流动性强，随迁子女家庭居住地的流动性同样很大，导致随迁子女不得不频繁更换学校，学校教育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随之削弱，这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家庭教育的难度。加之随迁子女的父母文化程度较低，无力辅导子女的功课，使随迁子女不能公平地获取家庭教育机会，无法享受优质的家庭教育服务，进而导致随迁子女处于一种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都有失公平的困境之中。因此，有必要构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在教育资源分配上的调节功能，增强随迁子女获取教育资源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资源在不同群体中的公平分配。 二、关于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及社會支持的文献回顾
当前，学术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公平、教育政策和教育质量等方面。毛倩如等人认为当前随迁子女主要面临两大方面问题，即新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适应问题、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以及在学校、家庭和社会方面存在的融入城市教育困难的问题[5]。刘善槐、邬志辉聚焦随迁子女学校教育的教育质量，指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公办学校面临着随迁子女教育起点低、家庭教育缺位、硬件设施和师资相对薄弱等问题[6]。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转向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如刘谦等人基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校互动进行了研究，提出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校互动中，存在干预性教育、非干预性教育和情境性教育三种主要的实践模式，提出家庭教育需要与学校教育一样受到社会重视[7]。王婧馨、杨艳茹的研究则立足于家庭教育，对中小学随迁子女家庭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随迁子女家长习惯采用简单粗放甚至粗暴的家庭教育方式，对随迁子女的身心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8]。
近年来，随着“社会支持”这一概念的诞生和发展，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支持必要性的研究。多数学者研究认为，当前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与社会结构问题密切相关，需要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支持。如学者薛伟芳、刘金新提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主体的协调与合作[9]。二是对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所存在问题的研究。如金丽馥、赵颖研究发现，当前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学术研究对于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关注都相对有限，在实际工作中政府、社区、学校和社会组织也没有发挥应有的教育、帮扶和指导功能[10]。三是对加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策略的研究。如黎婉勤、曾熙认为，应该建立由政府牵头，社区、学校、妇联及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优质的家庭教育服务[11]。
总体而言，国内对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及社会支持的研究较为广泛，为理解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状况提供了帮助，这也反映了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仍是当前学术界乃至社会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但是，从现有的文献梳理来看，当前学术界对于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关注仍旧是以“问题”为视角，更多在强调社会支持缺失给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和个人成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关于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政府、学校和社会组织等外部系统的搭建，忽视了对随迁子女和家庭参与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内在潜能的激发。基于这一现状，本文将引入社会工作的增能视角，对增能视角下构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路径进行分析，帮助改善随迁子女在家庭教育方面所面临的社会支持不足的问题。
三、增能视角下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路径
增能（Empowerment）理论，又被译为增权理论、赋权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工作学者所罗门（Solomon）在《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社会工作应致力于增强美国社会中黑人民族的权能，以改变他们因长期遭受优势团体和宏观环境的负面评价而造成的无权感。这本书的发布标志着增能视角下的实践在社会工作专业中正式诞生[12]。增能理论认为，人们之所以会产生“无权感”并非是他们自身存在问题，而是由外部环境中存在的障碍和压迫造成的，这种障碍限制了人们的参与机会，使人无法发挥自己的潜能。但是这种障碍是可以改变的，社会工作者需要通过相应的服务来激发人们的潜能，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既要关注个人层面的改变，也要关注成员之间和社会层面的改变，从个人、人际和环境三个层面实现弱势群体的增能[13]。
增能理论视角为我们建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提醒我们除了改善外部条件，更重要的是从随迁子女家庭入手，积极挖掘随迁子女家庭内部所拥有的能力与资源。具体而言，可以从个人增能、人际增能和环境增能三个层面出发，不断丰富和完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
（一）个人增能：提升建构支持的内在动力
个人层面的增能强调消除不良环境和因素对个体产生的消极影响，提升个人应对环境和挑战的能力，保障个人对环境的掌控能力。对随迁子女家庭教育而言，个人层面的增能主要以随迁子女家庭为单位，包含对随迁子女个人和家庭成员的“增能”，帮助他们找到自身在家庭教育方面“失能”的原因，激发他们增加权能的意愿，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掌握家庭教育的基本技巧，从而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家庭教育方面的挑战。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增能：
第一，要增强随迁子女自身的自我效能感，提升其参与家庭教育及建构和感知社会支持的内在能力。增能理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我决定和影响社会的潜能，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个案或小组活动，帮助随迁子女更加客观地了解和认同自我，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引导随迁子女重新认识自己所处的城市与社区，用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周围环境的改变，以此来帮助他们发现身边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积极参与社区和周围环境的建设。这一过程有助于随迁子女主动学习相应的技能，帮助他们从生活的被迫接受者成长为环境的主动建设者，从而以更加积极乐观的心态参与到其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中。第二，要引导随迁子女的家庭成员关注自己所拥有的家庭教育资源，提升其运用这些资源开展家庭教育的能力。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开展家长课堂、亲子互动小组活动的方式，帮助随迁子女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其父母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传授他们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的方法和技巧，提高他们参与家庭教育的意愿和能力。同时，要提升他们主动寻求社会支持的意识。社会工作者可带领随迁子女家庭学习迁入地对待流动人口的相关政策，帮助他们了解遇到困难时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和寻求帮助的途径，学会感知、利用和创造社会支持，进而提升建设社会支持体系的内在能力。 （二）人际增能：拓展流動家庭的人际网络
人际层面的增能旨在帮助弱势群体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通过个人与他人的合作来培养一种集体意识，拓宽解决问题的途径。增能理论注重服务对象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强调同时关注对服务对象以及周围对其产生影响的人[14]。遵循这一原则，在对随迁子女和家庭进行增能的同时，也要引导其周围的人参与到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中，帮助他们建立相互尊重和平等的人际关系。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以从随迁子女群体内部支持和外部支持两个维度出发建构社会支持体系。
一是随迁子女群体内部的增能，帮助带有同质性的随迁子女家庭之间建立关联，形成一种相互支持与合作的互助团体。借助这一团体，随迁子女家庭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家庭教育的经验，获得能力的提升，并为彼此提供物质或精神支持，从而降低被社会孤立的风险。社会工作者可以综合运用一些小组工作技巧对带有同质性或在家庭教育方面带有同样困惑的随迁子女家庭聚集在一起，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活动，既能帮助解决随迁子女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又有助于同一地域内不同的随迁子女家庭建立联系，从而扩大其社会支持网络。二是对与随迁子女家庭有所关联的周围的人增能，主要包括随迁子女所在社区的居民、学校的同辈群体以及与随迁子女产生关联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人员等。随迁子女及其家庭要想在迁入地生活，必定会与周围的人产生方方面面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可以成为构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基础。社会工作者在对随迁子女和家庭开展相应活动时，可以邀请他们周围的人参与到活动中，引导他们正确认识随迁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性，鼓励他们多与随迁子女沟通与互动，在随迁子女家庭遇到困难时能够及时施以援手。通过对周围人的增能，可以进一步扩大随迁子女社会支持体系的外延，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提供更及时和有效的支持。
（三）环境增能：创设提供支持的社会环境
与个人和人际层面的增能不同，环境层面的增能更加看重促成政策和环境层面的改变，强调个人改变与社会改变的结合。环境层面的增能要求从更为宏观的社会制度、结构与政策的角度来探讨对随迁子女家庭的增能。社会工作者可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社会倡导寻求结构层面的改变，努力为随迁子女争取资源，破除社会上的负面评价和制度障碍，进而为随迁子女教育和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和制度环境。
在环境层面的增能上，社会工作者将主要扮演一种资源链接者和倡导者角色。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做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资源链接者，通过整合协调政府、学校、社区、慈善机构社会组织等多种社会主体的资源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从而在随迁子女家庭周围搭建严密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善他们支持匮乏的现状。社会工作者可以借助项目平台及网络媒体，对随迁子女的真实情况进行宣传，让全社会可以了解他们的呼声与需求，吸引社会公众关注这一群体，从而为构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营造良好的氛围。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做改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及社会支持现状的政策倡导者。随迁子女这一群体是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以及支撑它的一系列制度的特殊产物，其个人发展与政策制度的安排密切相关。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而言，要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更多地留意随迁子女的需求，强化保障随迁子女个人发展权利的政策制度设计。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有效开展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建言献策，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在涉及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资源分配和社会参与等方面提供一些支持性政策，从而在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层面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也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总之，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工程，不仅包括外在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更应该包括挖掘随迁子女家庭内部的优势和资源，提高其参与家庭教育和感知社会支持的信心与能力，实现家庭内部的增能，从而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提供内在动力。只有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相互协调合作，内外联动，共同增能，才能真正满足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需求，促进随迁子女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0-05-20）[2021-03-05].http：//www.moe.gov.cn/ jyb_sjzl/sjzl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
[2]李静.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研究[J].理论导刊，2012（11）：24-27.
[3]汪传艳，徐绍红.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再生产：基于“双重脱嵌”的视角[J].青年研究，2020（1）：37-47，95.
[4]罗云，钟景迅，曾荣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分配正义与关系正义之考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2）：146-167，192.
[5]毛倩如，金丽馥.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江苏农业科学，2015（2）：443-446.
[6]刘善槐，邬志辉.农民工随迁子女公办校的教育质量困境与应对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3（6）：1-5.
[7]刘谦，冯跃，生龙曲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互动的文化机理初探：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活动的田野观察[J].教育研究，2012（7）：22-28.
[8]王婧馨，杨艳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大连市中小学的调查[J].理论界，2017（12）：75-80.
[9]薛伟芳，刘金新.基于融合视角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研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552-555，560.
[10]金丽馥，赵颖.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探要[J].教育学术月刊，2013（6）：27-29.
[11]黎婉勤，曾熙.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J].教育评论，2012（5）：15-17.
[12]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观察，2004（1）：45.
[13]童敏.社会工作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467-468.
[14]姚进忠，巨东红.立体赋权：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J].当代青年研究，2012（12）：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