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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收入逐年增多，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得到很大改善。但是，虽然农民的生活富裕了，很多农民也只是食能果腹，略有结余而已。然而，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中，彩礼之风却很盛行，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国东北和华东地区，彩礼尤其盛行，农民不堪其苦。
在安徽尤其是皖北地区彩礼甚多。一位来皖北采风的作家曾对此感叹：彩礼之重，胜于虎焉！它已经成了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有的农民在儿子一出世时，就开始为儿子积攒婚事的费用。对许多农民来说，为儿子结婚的花费是他们这辈子不得不花费的最奢华的“超前消费”。
漂亮新娘彩礼多
农历12月10号，零点的钟声刚刚敲响，亳州市蒙城县小张庄村张国强和陈香梅就忙呼开了：“小虎，赶快把唢呐班叫醒，随车去接新娘。”“黑子，赶快把酒肉菜都搬上车。”“摄像师呢？不是说好12点准时到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多拿几条烟和糖果，免得让人拦车不让走。”……
一阵忙呼之后，零点30分，车队终于浩浩荡荡去接新娘了。
夜，还在沉睡之中，黑色的夜幕被两辆桑塔纳和四辆昌河车的灯光撕开了一道裂缝。
今天是张国强小儿子张玉胜大喜的日子，然而张国强夫妇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个准新娘长得很漂亮，儿子也和她情投意合，本想多花点彩礼钱也就算了，毕竟娶个漂亮的儿媳妇也是件光彩的事。但没想到女孩这么舍得要彩礼。见面礼6000元钱，小礼12000，大礼20000，加上买衣服，逢年过节送的节日礼，又是近万元。他们本想退了这门婚事，可农村也有农村人的规矩，退婚的话，彩礼钱一分也要不回来。何况媒人是他们的一个至亲，说出来的话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以后没法见面！10号的婚期，9号女方又非逼着要买一辆摩托车，不然婚事延期，望着满朋宾客，张国强只好一咬牙，贷款5000元钱买了辆摩托车。
张国强的大儿子张龙是5年前结的婚，房子是现成的走廊房，花费不到3万元，但那也花去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张玉胜光盖楼房就花了4万多元，彩礼又是4万多元。大儿媳整天对人说自己命贱，不知是没有弟妹长得漂亮，没有人家值钱，还是她丈夫是捡来的。
泪，只能往肚里咽，张国强夫妇时常在夜深人静时默默垂泪。盖楼房的钱是两个女儿的彩礼钱，有心让她们出嫁时带走，却因小儿子的婚事花费太高，有心无力。大女儿出嫁后因此备受丈夫和婆婆白眼，这使他们夫妇每想起来心里就像针扎了般的疼痛。彩礼的钱几乎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
招待客人的棚子里依然灯火通明，村里的鸡也已经此起彼伏地叫了起来，偶尔一两个夜起的宾客和路上的行车引起一阵的犬吠，之后又归于平静，张国强夫妇仍觉得夜是那样漫长那样寂寞。
刁蛮新娘临阵耍威
“该到了吧！怎么还不回来！”张国强喃喃自语。忽然，电话铃声打破了夜的沉闷，张国强连忙那起电话：“喂……”
“爸，小玲就是不上车，非要2000元钱上车费，我们都没带那么多钱呀！……”
“她到底想干啥？你问她来俺家还过不过日子了？”不等儿子说完张国强就已经暴跳如雷。
“不行呀！爸，我什么好话都说尽了，她说人家都有上车礼，她又不是比别人少鼻子缺眼睛的，为什么不给她准备，认为我们家看不起她，正在这哭得死去活来呢。”
“本来不是说好大礼20000元全部都包括了吗？得，这时候跟她是没道理可讲了，给还不行吗？我这就去筹钱，你让她赶快上车。”
张国强打着手电灯敲响了侄子的大门：“玉辉，你这弟妹难缠的很，非要2000元上车费，你看这……你……”“三叔，我知道了。”说着叫老婆去拿钱。农村人有钱一般是不往银行存的，都在家里放着才塌实，不然这三更半夜的，张国强还真没法筹到钱。张玉辉老婆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地去里屋拿钱，但临走还不忘提醒一句：“三叔，你有困难找我们不能说不帮，你上次借的6000块钱还没还呢，我们家花钱的地方也多呀！”
拿到钱后，张玉辉骑着摩托车飞快地向新娘家驶去。
墙上的摆钟不停的摆动，时间就在它的晃动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分分秒秒地过去了，新娘那边仍没有任何消息。
张国强眼睛不停地瞄向桌上的电话，希望听到铃声，但又怕听到。
迟到的新娘
天边已经泛起微微的红霞，晨曦浸透着冬日的清晨。农村人起得早，撵鸡、赶鸭和水桶声叫醒了夜的沉睡。
张国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天一亮，路上拦新娘车要烟要钱的人就会很多，到时没有几千块是到不了家的。
终于电话响起来了：张国强急忙抓起电话。电话里传来张玉胜疲惫不堪的声音：“爸，我们本来已经走一段路了，可小玲她又回去了。”原来，按照当地的规矩，新娘要一个至亲压车送一程，大概一公里的路程。接亲的人要给这个送亲人一个红包，红包至少要包200元。新娘的三个侄子都去送了亲，但张玉胜他们只准备了一个红包，新娘一气之下又走了回去。现在他们还在僵持着，非要一千元送亲礼，不然就是不上车。
张国强浑身哆嗦着发不出一点声音，好一会他才缓过气来，连恼怒的气力都没有：“我给，我什么都给，我欠了儿女的债，我还！还有什么条件让她一次说完吧！全部照办。”
送亲礼、过桥礼、下车礼……加上路人拦新娘车索要的烟和钱的费用，花费近5000元。上午11点新娘车才缓缓而来，所有宾客亲友都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新娘到门口时，鞭炮才有气无力地开始放响。在新娘和新郎拜堂的时候，新娘的大嫂和小姑都厌恶地盯着她，脸上的颜色像开了染缸。无论去接亲的人还是在家等亲的人，谁都没有了乱新娘、闹洞房的心情和兴致。
按照皖北地区的风俗，过了零点就接新娘，到家一般天还没有亮，亲友们吃过早餐就可以回家了。新娘11点才到，亲友们到现在还没有吃早餐，早在心里把新娘祖宗十八辈都骂了个遍。中午12点开席时，亲友们风卷残云，一会就把满桌的酒菜一扫而光，之后便不愿再多留一分钟。
一出张国强家门，女客们就议论开了：“张家的这个小媳妇人长的出众，这彩礼也要得毫不含糊。”“看她以后再这家里怎么过日子，她这小姑和大嫂也不是省油的灯，不会给她好颜色看的。”“别说人家了，我们自家的媳妇还不知道怎么娶呢……”
张国强告诉记者，摄像、租婚纱、租车及招待客人的38桌酒席等加在一起，一共花费了6000多元，把楼房和所有彩礼算在一起大概有10万元，算上挪用两个女儿的彩礼钱，他们要还债8万多元。“还好我就两个儿子，如果再有一个的话，我真要投河了。”
张国强今年65岁，患有哮喘病已有7年，一直拖着不肯治，沉重的负担已经压弯了他曾经健硕的脊背。陈香梅62岁，关节炎和胃病整整伴随了她15年，痛时吃点药，轻点又去捡破烂。常年的劳累和疾病的折磨，使她看上去是那样虚弱，1米65的身高，体重竟不足40公斤。
12月11日，还没有喝新媳妇一口茶的张国强夫妇就早早地起床，背起了行囊，赶第一趟车去浙江一个小市打工。他们的两个儿子都还沉浸在美梦中没有醒来，只有两个女儿哭着和父母依依不舍地话别。
从10年前开始，张国强和陈香梅就在那里讨生活。“我收破烂，老伴因为不识字，又不认得秤，只能捡些有用的破烂卖。晚上我们就一起在夜市摆地摊。一月大概能挣一千多元，去掉我们最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大概8年后就可以还清债务。”
天刚蒙蒙亮，浓浓的雾气，打湿了迷蒙的早晨，也打湿了张国强夫妇的头发和衣服。在张庄村那条并不宽阔的乡间小路上，张国强和陈香梅相互搀扶着，艰难蹒跚地走着，慢慢地消失在小路尽头，消失在那茫茫晨雾里。
彩礼农民不能承受之重
如何承受彩礼之重
深冬的北方平原上，蓝色的天空格外明朗，但这暖暖的阳光也驱散不了李万才心中的阴晦。他一直跪在一座坟前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孩他妈，你怎么这么傻呀，你一走轻松了，我可怎么办呀！我也想像你这样两手一撒啥也不管了，可我不能呀，我得挣钱给儿子结婚……”
李万才，是利辛县胡集镇枣庄的村民，他的老伴王桂芝一年前因不堪忍受彩礼的重负喝了农药。
2004年年底，李万才为了节约路费，就没有回家过年，只让23岁的大儿子李辉回家相亲。2005年2月4日，王桂芝和李辉在媒人的带领下去女方家相亲，双方的感觉还好，但女方对李辉小时候因玩火烧掉的一根手指不甚满意，因此提出要彩礼3万元，并且要3间楼房。王桂芝因彩礼太多，表示反对，但儿子看中了那女孩，死活不同意。
夜深了，王桂芝躺在床上怎么也不能入睡，她和李万才一共生了3儿1女，为了摆脱贫困，李辉和二儿子李明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只有三儿子李华立志要靠考大学跳出龙门，而且再过半年就要高考了。这些年他们爷三靠收破烂、在建筑工地打工也积攒了几万元，盖一座楼房就用完了，哪有钱给彩礼。即使李华考上大学也没钱缴学费呀！李明也到了结婚的年龄。鸡都叫两遍了，王桂芝仍然无法入眠，这些“重担”仿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雄鸡已经报晓，她却看不到一丝生活的曙光，她起来走到床前，拿起一瓶农药全部喝了下去……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李明和李华认为是哥哥害死了妈妈，和哥哥关系闹得很僵。李明已经三年没跟家里联系了。李华因丧母打击太大考场发挥失常，也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
一家人就这样家破人亡！
彩礼的存在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据国家民政有关部门调查数字显示：仅1978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97元增加到2476元，增长约6.24倍。然而这期间彩礼的额度却由上百元增加到了上万元甚至几万元，利辛县陶集的一位女孩因为男方没给盖楼房，竟然索要彩礼12万元，增长的幅度达上百倍还多，收入的增长幅度与彩礼的增长幅度显然是不成正比例的，并且自1995年后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农民收入增幅在持续减缓，婚姻缔结过程中高额的彩礼费用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
宋某与赵某系同一个村的村民，两者在日常的劳动中相识并逐渐产生了好感，1998年5月，宋某托媒向赵家提亲，女方家长同意了这门婚事，但却向宋家索要高达近三万多元的彩礼。由于宋家弟兄三个，有两个现正在读大学，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大学，宋家已举债4万多元，慑于巨额的彩礼，宋某的父母本想回绝了这门亲事，但由于宋某的执意要求，最后宋家还是四处拼凑齐了三万多元的彩礼金，最终两人顺利完婚，但婚后宋某与李某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现在七八年已过出去，两人的孩子已五岁，但因彩礼欠下的费用至今尚未还清，谈及此事时夫妻俩颇为犯愁。
沉重的负担
彩礼的存在使得原本是纯洁的婚姻关系带上了“铜臭”的气息和买卖的性质，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因彩礼问题引发的纠纷频频见诸于报端，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陆某与李某与2003年经人介绍互相认识，并与2004年2月份正式定亲，因陆家家境比较宽裕，属于村中的富户，在订婚时李某便向陆某索要了28000元的彩礼金。订婚后，李某在与陆某的交往中开始发现陆某的脾气比较暴躁，有暴力倾向，便产生了毁婚的意念，但慑于毁婚后的利益纠纷以及“张家长、李家短”的流言蜚语，便打消了毁婚的念头。陆某与李某于2005年1月份正式结婚，婚后陆某不仅没有丝毫的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多次毒打李某，李某一气之下回了娘家，经多次协商无效后，两人于2005年5月份正式离婚。离婚后，陆家要求李家偿还彩礼，但李家坚持认为两人已经结婚并且同居，并且自己的女儿在婚后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了摧残和折磨，是自家吃了亏，所以坚决反对退还彩礼。在多次索要彩礼无果的情况下，陆某于2005年8月份将下班回家的李某截在半路上，两人发生口角后，陆某盛怒之下，持刀将李某捅死，现陆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两个家庭都因此而破裂。
一张国强同村的一位程姓村民说，她家今年新盖房子就是为了给儿子“说媳妇”。她说，当地小伙子娶媳妇花费太大，从男女双方见面、下彩礼、定婚期到举行结婚典礼，每走一步都得花几百甚至数千元，加上盖新房的花销，至少也要两三万。按当地风俗，只有盖好房子，才会有人介绍对象。继而从媒人登门开始，步步都离不了钱。男女双方见面有“见面礼”；女方有意，男方就要下“聘礼”；之后便是定婚期，买礼服，简直花钱如流水。结婚那天花样就更多，几乎新娘每走一步都是钱……
“现在的彩礼‘行情’是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四五万元。”一位农民感叹地说：“我的儿子去年‘十一’结的婚，前后算下来娶这个媳妇共花5万多元，主要花销是婚礼当天要上下车的红包、出车队、请摄像师、租婚纱、亲朋吃婚宴等，再加上订婚时的各项支出。哪一项都得花钱，掏不出钱就得去借。”
“一女嫁三夫”彩礼闹剧
彩礼的数额之大，品目之多，让许多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一辈子的农民不寒而栗，然而一些心怀鬼胎之人却将目光瞄向了农村的婚姻市场，实施婚姻诈骗，专门骗取“彩礼钱”。在这样的背景下，甚至出现了一女嫁三夫的荒唐闹剧。
王国海是阜阳市颍上县陈桥镇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有个28岁的儿子叫王进，一直在上海打工。王国海想让儿子找个本地媳妇，但儿子长期不在家，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而外地的女友老王又觉得不合适，结果倒把儿子的婚事给耽搁了。看到儿子成了大龄青年，老王赶紧找到了远近闻名的媒人王家民，请王家民帮着说个媒。王家民一口答应.
几天后，王家民说，淮南市凤台的朋友帮忙联系了一户人家，但要双方见一见面。老王连忙打电话叫儿子从上海赶回来。几天后，老王父子和王家民兴冲冲地赶到淮南市凤台县顾桥镇的高本虎家中，与当地一名姑娘见面。高本虎介绍说，女孩叫赵艮，21岁，本村人。看到女孩身高相貌都还不错，王进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
晚上，女孩的父亲赵德功来到高家，认为王进相貌还行，家境也不错，因此同意考虑这门婚事，否则他也不愿意女儿嫁得远。但他要求按照传统习俗，去老王家“望亲”。这是件大事，4天后赵艮的母亲、赵艮，以及“媒人”王家民、高本虎如约而至，老王点燃烟花炮竹进行庆祝。仪式做完后，来人对老王家境表示满意，同意结亲，并让赵艮和王进到镇上拍订婚照，随后与老王商量起订婚事宜，并提出了8000元的“彩礼钱”。
见对方和儿子都拍订婚照了，老王不但同意了订婚要求，还包给赵艮一个1800元的红包作为见面礼。当天下午，老王拿出多年积蓄8000元订婚“礼金”交给赵德功，又给了“媒人”高本虎、钱得忠一个1600元的红包。赵德功一边数钱，一边信誓旦旦地表示“过些日子，你家就过来娶亲”。
但3个月后，老王赶到赵家商定婚期时，却发现赵德功“变了卦”，说“我女儿年龄未满20岁，还不到法定年龄，要想结婚，再拿36000元来”。见谈不出结果，老王只有悻悻回家。其后，老王找赵德功，不是吃“闭门羹”，就被以各种理由推脱。
扯皮太久，老王心灰意冷，决心断了这门亲事。然而他追讨“彩礼钱”时，赵德功却又狡辩说：“我女儿没说不嫁，只是没到年龄。”
事有凑巧，一天老王再次到赵家商量“婚期”，正遇到几名凤台县人也在找赵德功商量“婚期”。出于好奇，老王向其中一名妇女打听情况，发现与凤台人订婚的也是赵艮。凤台人介绍，赵艮与其儿子也拍了“订婚照”，并收了10000元的“彩礼钱”。老王经过了解发现，赵艮还于2005年初时与顾桥镇一名吴姓村民“订婚”，收取“彩礼钱”12000元。一女岂能三嫁！在向赵德功索要彩礼钱未果的情况下，老王向公安局写了举报信。日前，这些人已经抓获。
在农村一些地方，特别是偏远山村，为了能娶上媳妇，有的家庭干脆让孩子早早辍学，外出打工挣钱。有的在外辛苦打工一年，挣的钱还不够送一次彩礼。
一到春节过后，农村的青壮年就随着汹涌的民工潮流向各个城市，年龄稍微大点的就去收破烂、捡垃圾、摆地摊，年轻人就到工厂打工、到工地当苦力。一月只能剩一千来块钱。如果遇到黑心的老板或是进了黑厂，他们不但拿不到一分钱，去要工钱回家过年，遭到毒打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如此超负原由何在
彩礼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存活于乡土社会的土壤之上，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的根源。
“彩礼”生存的土壤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基础，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土壤。”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庆国对彩礼现象分析道，“在择偶领域中也流行着一种‘资源交换论’，如用较高的经济地位可以换取显赫的社会地位，容颜较好可以用来交换金钱甚至权力。从互惠标准来看，在婚姻的缔结中，男方明显处在受惠一方，因为我国目前实行的仍是从夫居，女子出嫁后，到男方家里居住，成为男方家庭劳动力的一份子。女方向男方索要一定的彩礼聘金，以补偿养育女儿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从公平标准来看，由于我国男女性别比的失衡，在婚姻市场上女性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而男方则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越来越严重，这就使得在婚姻的交换过程中，女性在性资源、情感资源上处于明显的优势，而男性要想获得这些资源就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的或社会政治的代价，彩礼便是其中的一种，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种。”
亳州市一位负责结婚登记的民政干部告诉记者：60年代，农村青年花200元钱就能结婚；80年代花销一万元左右；如今是3万元左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实施计划生育，农家的孩子少了，人们肯花这些钱；另一方面，几千年来农村婚姻遗留下来的旧的传统风俗仍未破除，许多家庭“宁肯受罪也要面子”，助长了婚事大办、送彩礼等讲排场、铺张浪费、互相攀比的不良风气。
农村居民展示自己所拥有的资本的途径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日常的例行化生活，另一种是婚丧嫁娶等事件性活动。农村社区是一个相对稳定和平静的社区，人们在这个社区中日复一日的重复着例行化的生活，各种事件行活动是少之又少的。作为人生头等大事的结婚无疑是这些些许的事件行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件，同时也是展示自己资本能力的最好机会，通过在结婚过程中送高额彩礼，不仅彰显了家世、地位和能力，而且还为男方和女方赚足了面子。这就为彩礼的盛行和彩礼涨价现象提供了滋生繁衍的土壤。
婚姻的稳定器
阜阳市人民法院负责民事案件的一位法官认为，婚姻关系从本质上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作为契约关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自订婚之日起，双方虽无夫妻之名，但已具夫妻之实，如无特殊原因，任何一方都不得任意毁婚。为了使这种契约关系得到维持和固化，人们便创造了种种的无形的或有形的保障机制。首先，男女双方通过宴请亲朋等仪式性活动，向人们通报这门亲事，将婚姻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扩大到两个家庭、家族，甚至邻居和乡里，让人们对这门亲事进行无形的监督。另一方面，人们还通过结婚证书，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婚姻的合法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彩礼施行之后，情况立即变的不同了，虚晃的形式背后涉入了更多实际的内容，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如要毁婚，便不得不考虑婚约解除后所要面对的复杂利益纠纷，严重的情况下，还往往要官司缠身。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面对毁婚便打了退堂鼓，望而却步了。彩礼的涉入在物质利益方面加固了婚姻的契约关系，在无形中成为了婚姻的“稳定器”。
对此，已故的费孝通教授在《生育制度》中有过生动地阐述“在结婚前，男女双方及其所履行的各种责任——其重要性是，把个人的婚姻关系扩大成许多人负责的事，同时使婚姻关系从个人间情感的爱好扩大为各种复杂的社会联系。在这些必须履行的义务中，最受人注意的是经济性质的相互服务和相互送礼。
有效的介入和干涉
彩礼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但不可置疑的是，在当代中国它是作为一种反社会现象而存在的，与农村现代化进程是不相协调的，轻者来讲它将影响到当事人婚后的幸福和家庭的美满，重者来讲它可能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
“我们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机制和措施，对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中彩礼之风盛行的现象进行有效的介入和干涉，以期扭转这种不良习气，促进现代化新农村进程的顺利进行。在这些具体的介入机制中，首先也是根本的是提高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增强其自助能力，才能使她们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不再依靠男性的经济收入而生活，唯有这样才能使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彩礼丧失存在的理由，同时还要大力宣传新的婚姻法和婚恋观念，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推行恋爱婚姻自由，取缔包办婚姻，对于各种媒人介绍的婚姻给予有效的引导，使各种不良婚姻习俗无所遁形。”黑龙江省妇联主席符凤春曾针对东北农村彩礼盛行之风提出她的看法。
省妇联一位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彩礼盛行与当前构建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是相悖的，应该新事新办，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在安徽尤其是皖北地区彩礼甚多。一位来皖北采风的作家曾对此感叹：彩礼之重，胜于虎焉！它已经成了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有的农民在儿子一出世时，就开始为儿子积攒婚事的费用。对许多农民来说，为儿子结婚的花费是他们这辈子不得不花费的最奢华的“超前消费”。
漂亮新娘彩礼多
农历12月10号，零点的钟声刚刚敲响，亳州市蒙城县小张庄村张国强和陈香梅就忙呼开了：“小虎，赶快把唢呐班叫醒，随车去接新娘。”“黑子，赶快把酒肉菜都搬上车。”“摄像师呢？不是说好12点准时到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多拿几条烟和糖果，免得让人拦车不让走。”……
一阵忙呼之后，零点30分，车队终于浩浩荡荡去接新娘了。
夜，还在沉睡之中，黑色的夜幕被两辆桑塔纳和四辆昌河车的灯光撕开了一道裂缝。
今天是张国强小儿子张玉胜大喜的日子，然而张国强夫妇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个准新娘长得很漂亮，儿子也和她情投意合，本想多花点彩礼钱也就算了，毕竟娶个漂亮的儿媳妇也是件光彩的事。但没想到女孩这么舍得要彩礼。见面礼6000元钱，小礼12000，大礼20000，加上买衣服，逢年过节送的节日礼，又是近万元。他们本想退了这门婚事，可农村也有农村人的规矩，退婚的话，彩礼钱一分也要不回来。何况媒人是他们的一个至亲，说出来的话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以后没法见面！10号的婚期，9号女方又非逼着要买一辆摩托车，不然婚事延期，望着满朋宾客，张国强只好一咬牙，贷款5000元钱买了辆摩托车。
张国强的大儿子张龙是5年前结的婚，房子是现成的走廊房，花费不到3万元，但那也花去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张玉胜光盖楼房就花了4万多元，彩礼又是4万多元。大儿媳整天对人说自己命贱，不知是没有弟妹长得漂亮，没有人家值钱，还是她丈夫是捡来的。
泪，只能往肚里咽，张国强夫妇时常在夜深人静时默默垂泪。盖楼房的钱是两个女儿的彩礼钱，有心让她们出嫁时带走，却因小儿子的婚事花费太高，有心无力。大女儿出嫁后因此备受丈夫和婆婆白眼，这使他们夫妇每想起来心里就像针扎了般的疼痛。彩礼的钱几乎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
招待客人的棚子里依然灯火通明，村里的鸡也已经此起彼伏地叫了起来，偶尔一两个夜起的宾客和路上的行车引起一阵的犬吠，之后又归于平静，张国强夫妇仍觉得夜是那样漫长那样寂寞。
刁蛮新娘临阵耍威
“该到了吧！怎么还不回来！”张国强喃喃自语。忽然，电话铃声打破了夜的沉闷，张国强连忙那起电话：“喂……”
“爸，小玲就是不上车，非要2000元钱上车费，我们都没带那么多钱呀！……”
“她到底想干啥？你问她来俺家还过不过日子了？”不等儿子说完张国强就已经暴跳如雷。
“不行呀！爸，我什么好话都说尽了，她说人家都有上车礼，她又不是比别人少鼻子缺眼睛的，为什么不给她准备，认为我们家看不起她，正在这哭得死去活来呢。”
“本来不是说好大礼20000元全部都包括了吗？得，这时候跟她是没道理可讲了，给还不行吗？我这就去筹钱，你让她赶快上车。”
张国强打着手电灯敲响了侄子的大门：“玉辉，你这弟妹难缠的很，非要2000元上车费，你看这……你……”“三叔，我知道了。”说着叫老婆去拿钱。农村人有钱一般是不往银行存的，都在家里放着才塌实，不然这三更半夜的，张国强还真没法筹到钱。张玉辉老婆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地去里屋拿钱，但临走还不忘提醒一句：“三叔，你有困难找我们不能说不帮，你上次借的6000块钱还没还呢，我们家花钱的地方也多呀！”
拿到钱后，张玉辉骑着摩托车飞快地向新娘家驶去。
墙上的摆钟不停的摆动，时间就在它的晃动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分分秒秒地过去了，新娘那边仍没有任何消息。
张国强眼睛不停地瞄向桌上的电话，希望听到铃声，但又怕听到。
迟到的新娘
天边已经泛起微微的红霞，晨曦浸透着冬日的清晨。农村人起得早，撵鸡、赶鸭和水桶声叫醒了夜的沉睡。
张国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天一亮，路上拦新娘车要烟要钱的人就会很多，到时没有几千块是到不了家的。
终于电话响起来了：张国强急忙抓起电话。电话里传来张玉胜疲惫不堪的声音：“爸，我们本来已经走一段路了，可小玲她又回去了。”原来，按照当地的规矩，新娘要一个至亲压车送一程，大概一公里的路程。接亲的人要给这个送亲人一个红包，红包至少要包200元。新娘的三个侄子都去送了亲，但张玉胜他们只准备了一个红包，新娘一气之下又走了回去。现在他们还在僵持着，非要一千元送亲礼，不然就是不上车。
张国强浑身哆嗦着发不出一点声音，好一会他才缓过气来，连恼怒的气力都没有：“我给，我什么都给，我欠了儿女的债，我还！还有什么条件让她一次说完吧！全部照办。”
送亲礼、过桥礼、下车礼……加上路人拦新娘车索要的烟和钱的费用，花费近5000元。上午11点新娘车才缓缓而来，所有宾客亲友都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新娘到门口时，鞭炮才有气无力地开始放响。在新娘和新郎拜堂的时候，新娘的大嫂和小姑都厌恶地盯着她，脸上的颜色像开了染缸。无论去接亲的人还是在家等亲的人，谁都没有了乱新娘、闹洞房的心情和兴致。
按照皖北地区的风俗，过了零点就接新娘，到家一般天还没有亮，亲友们吃过早餐就可以回家了。新娘11点才到，亲友们到现在还没有吃早餐，早在心里把新娘祖宗十八辈都骂了个遍。中午12点开席时，亲友们风卷残云，一会就把满桌的酒菜一扫而光，之后便不愿再多留一分钟。
一出张国强家门，女客们就议论开了：“张家的这个小媳妇人长的出众，这彩礼也要得毫不含糊。”“看她以后再这家里怎么过日子，她这小姑和大嫂也不是省油的灯，不会给她好颜色看的。”“别说人家了，我们自家的媳妇还不知道怎么娶呢……”
张国强告诉记者，摄像、租婚纱、租车及招待客人的38桌酒席等加在一起，一共花费了6000多元，把楼房和所有彩礼算在一起大概有10万元，算上挪用两个女儿的彩礼钱，他们要还债8万多元。“还好我就两个儿子，如果再有一个的话，我真要投河了。”
张国强今年65岁，患有哮喘病已有7年，一直拖着不肯治，沉重的负担已经压弯了他曾经健硕的脊背。陈香梅62岁，关节炎和胃病整整伴随了她15年，痛时吃点药，轻点又去捡破烂。常年的劳累和疾病的折磨，使她看上去是那样虚弱，1米65的身高，体重竟不足40公斤。
12月11日，还没有喝新媳妇一口茶的张国强夫妇就早早地起床，背起了行囊，赶第一趟车去浙江一个小市打工。他们的两个儿子都还沉浸在美梦中没有醒来，只有两个女儿哭着和父母依依不舍地话别。
从10年前开始，张国强和陈香梅就在那里讨生活。“我收破烂，老伴因为不识字，又不认得秤，只能捡些有用的破烂卖。晚上我们就一起在夜市摆地摊。一月大概能挣一千多元，去掉我们最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大概8年后就可以还清债务。”
天刚蒙蒙亮，浓浓的雾气，打湿了迷蒙的早晨，也打湿了张国强夫妇的头发和衣服。在张庄村那条并不宽阔的乡间小路上，张国强和陈香梅相互搀扶着，艰难蹒跚地走着，慢慢地消失在小路尽头，消失在那茫茫晨雾里。
彩礼农民不能承受之重
如何承受彩礼之重
深冬的北方平原上，蓝色的天空格外明朗，但这暖暖的阳光也驱散不了李万才心中的阴晦。他一直跪在一座坟前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孩他妈，你怎么这么傻呀，你一走轻松了，我可怎么办呀！我也想像你这样两手一撒啥也不管了，可我不能呀，我得挣钱给儿子结婚……”
李万才，是利辛县胡集镇枣庄的村民，他的老伴王桂芝一年前因不堪忍受彩礼的重负喝了农药。
2004年年底，李万才为了节约路费，就没有回家过年，只让23岁的大儿子李辉回家相亲。2005年2月4日，王桂芝和李辉在媒人的带领下去女方家相亲，双方的感觉还好，但女方对李辉小时候因玩火烧掉的一根手指不甚满意，因此提出要彩礼3万元，并且要3间楼房。王桂芝因彩礼太多，表示反对，但儿子看中了那女孩，死活不同意。
夜深了，王桂芝躺在床上怎么也不能入睡，她和李万才一共生了3儿1女，为了摆脱贫困，李辉和二儿子李明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只有三儿子李华立志要靠考大学跳出龙门，而且再过半年就要高考了。这些年他们爷三靠收破烂、在建筑工地打工也积攒了几万元，盖一座楼房就用完了，哪有钱给彩礼。即使李华考上大学也没钱缴学费呀！李明也到了结婚的年龄。鸡都叫两遍了，王桂芝仍然无法入眠，这些“重担”仿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雄鸡已经报晓，她却看不到一丝生活的曙光，她起来走到床前，拿起一瓶农药全部喝了下去……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李明和李华认为是哥哥害死了妈妈，和哥哥关系闹得很僵。李明已经三年没跟家里联系了。李华因丧母打击太大考场发挥失常，也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
一家人就这样家破人亡！
彩礼的存在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据国家民政有关部门调查数字显示：仅1978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97元增加到2476元，增长约6.24倍。然而这期间彩礼的额度却由上百元增加到了上万元甚至几万元，利辛县陶集的一位女孩因为男方没给盖楼房，竟然索要彩礼12万元，增长的幅度达上百倍还多，收入的增长幅度与彩礼的增长幅度显然是不成正比例的，并且自1995年后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农民收入增幅在持续减缓，婚姻缔结过程中高额的彩礼费用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
宋某与赵某系同一个村的村民，两者在日常的劳动中相识并逐渐产生了好感，1998年5月，宋某托媒向赵家提亲，女方家长同意了这门婚事，但却向宋家索要高达近三万多元的彩礼。由于宋家弟兄三个，有两个现正在读大学，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大学，宋家已举债4万多元，慑于巨额的彩礼，宋某的父母本想回绝了这门亲事，但由于宋某的执意要求，最后宋家还是四处拼凑齐了三万多元的彩礼金，最终两人顺利完婚，但婚后宋某与李某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现在七八年已过出去，两人的孩子已五岁，但因彩礼欠下的费用至今尚未还清，谈及此事时夫妻俩颇为犯愁。
沉重的负担
彩礼的存在使得原本是纯洁的婚姻关系带上了“铜臭”的气息和买卖的性质，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因彩礼问题引发的纠纷频频见诸于报端，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陆某与李某与2003年经人介绍互相认识，并与2004年2月份正式定亲，因陆家家境比较宽裕，属于村中的富户，在订婚时李某便向陆某索要了28000元的彩礼金。订婚后，李某在与陆某的交往中开始发现陆某的脾气比较暴躁，有暴力倾向，便产生了毁婚的意念，但慑于毁婚后的利益纠纷以及“张家长、李家短”的流言蜚语，便打消了毁婚的念头。陆某与李某于2005年1月份正式结婚，婚后陆某不仅没有丝毫的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多次毒打李某，李某一气之下回了娘家，经多次协商无效后，两人于2005年5月份正式离婚。离婚后，陆家要求李家偿还彩礼，但李家坚持认为两人已经结婚并且同居，并且自己的女儿在婚后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了摧残和折磨，是自家吃了亏，所以坚决反对退还彩礼。在多次索要彩礼无果的情况下，陆某于2005年8月份将下班回家的李某截在半路上，两人发生口角后，陆某盛怒之下，持刀将李某捅死，现陆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两个家庭都因此而破裂。
一张国强同村的一位程姓村民说，她家今年新盖房子就是为了给儿子“说媳妇”。她说，当地小伙子娶媳妇花费太大，从男女双方见面、下彩礼、定婚期到举行结婚典礼，每走一步都得花几百甚至数千元，加上盖新房的花销，至少也要两三万。按当地风俗，只有盖好房子，才会有人介绍对象。继而从媒人登门开始，步步都离不了钱。男女双方见面有“见面礼”；女方有意，男方就要下“聘礼”；之后便是定婚期，买礼服，简直花钱如流水。结婚那天花样就更多，几乎新娘每走一步都是钱……
“现在的彩礼‘行情’是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四五万元。”一位农民感叹地说：“我的儿子去年‘十一’结的婚，前后算下来娶这个媳妇共花5万多元，主要花销是婚礼当天要上下车的红包、出车队、请摄像师、租婚纱、亲朋吃婚宴等，再加上订婚时的各项支出。哪一项都得花钱，掏不出钱就得去借。”
“一女嫁三夫”彩礼闹剧
彩礼的数额之大，品目之多，让许多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一辈子的农民不寒而栗，然而一些心怀鬼胎之人却将目光瞄向了农村的婚姻市场，实施婚姻诈骗，专门骗取“彩礼钱”。在这样的背景下，甚至出现了一女嫁三夫的荒唐闹剧。
王国海是阜阳市颍上县陈桥镇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有个28岁的儿子叫王进，一直在上海打工。王国海想让儿子找个本地媳妇，但儿子长期不在家，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而外地的女友老王又觉得不合适，结果倒把儿子的婚事给耽搁了。看到儿子成了大龄青年，老王赶紧找到了远近闻名的媒人王家民，请王家民帮着说个媒。王家民一口答应.
几天后，王家民说，淮南市凤台的朋友帮忙联系了一户人家，但要双方见一见面。老王连忙打电话叫儿子从上海赶回来。几天后，老王父子和王家民兴冲冲地赶到淮南市凤台县顾桥镇的高本虎家中，与当地一名姑娘见面。高本虎介绍说，女孩叫赵艮，21岁，本村人。看到女孩身高相貌都还不错，王进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
晚上，女孩的父亲赵德功来到高家，认为王进相貌还行，家境也不错，因此同意考虑这门婚事，否则他也不愿意女儿嫁得远。但他要求按照传统习俗，去老王家“望亲”。这是件大事，4天后赵艮的母亲、赵艮，以及“媒人”王家民、高本虎如约而至，老王点燃烟花炮竹进行庆祝。仪式做完后，来人对老王家境表示满意，同意结亲，并让赵艮和王进到镇上拍订婚照，随后与老王商量起订婚事宜，并提出了8000元的“彩礼钱”。
见对方和儿子都拍订婚照了，老王不但同意了订婚要求，还包给赵艮一个1800元的红包作为见面礼。当天下午，老王拿出多年积蓄8000元订婚“礼金”交给赵德功，又给了“媒人”高本虎、钱得忠一个1600元的红包。赵德功一边数钱，一边信誓旦旦地表示“过些日子，你家就过来娶亲”。
但3个月后，老王赶到赵家商定婚期时，却发现赵德功“变了卦”，说“我女儿年龄未满20岁，还不到法定年龄，要想结婚，再拿36000元来”。见谈不出结果，老王只有悻悻回家。其后，老王找赵德功，不是吃“闭门羹”，就被以各种理由推脱。
扯皮太久，老王心灰意冷，决心断了这门亲事。然而他追讨“彩礼钱”时，赵德功却又狡辩说：“我女儿没说不嫁，只是没到年龄。”
事有凑巧，一天老王再次到赵家商量“婚期”，正遇到几名凤台县人也在找赵德功商量“婚期”。出于好奇，老王向其中一名妇女打听情况，发现与凤台人订婚的也是赵艮。凤台人介绍，赵艮与其儿子也拍了“订婚照”，并收了10000元的“彩礼钱”。老王经过了解发现，赵艮还于2005年初时与顾桥镇一名吴姓村民“订婚”，收取“彩礼钱”12000元。一女岂能三嫁！在向赵德功索要彩礼钱未果的情况下，老王向公安局写了举报信。日前，这些人已经抓获。
在农村一些地方，特别是偏远山村，为了能娶上媳妇，有的家庭干脆让孩子早早辍学，外出打工挣钱。有的在外辛苦打工一年，挣的钱还不够送一次彩礼。
一到春节过后，农村的青壮年就随着汹涌的民工潮流向各个城市，年龄稍微大点的就去收破烂、捡垃圾、摆地摊，年轻人就到工厂打工、到工地当苦力。一月只能剩一千来块钱。如果遇到黑心的老板或是进了黑厂，他们不但拿不到一分钱，去要工钱回家过年，遭到毒打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如此超负原由何在
彩礼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存活于乡土社会的土壤之上，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的根源。
“彩礼”生存的土壤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基础，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土壤。”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庆国对彩礼现象分析道，“在择偶领域中也流行着一种‘资源交换论’，如用较高的经济地位可以换取显赫的社会地位，容颜较好可以用来交换金钱甚至权力。从互惠标准来看，在婚姻的缔结中，男方明显处在受惠一方，因为我国目前实行的仍是从夫居，女子出嫁后，到男方家里居住，成为男方家庭劳动力的一份子。女方向男方索要一定的彩礼聘金，以补偿养育女儿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从公平标准来看，由于我国男女性别比的失衡，在婚姻市场上女性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而男方则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越来越严重，这就使得在婚姻的交换过程中，女性在性资源、情感资源上处于明显的优势，而男性要想获得这些资源就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的或社会政治的代价，彩礼便是其中的一种，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种。”
亳州市一位负责结婚登记的民政干部告诉记者：60年代，农村青年花200元钱就能结婚；80年代花销一万元左右；如今是3万元左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实施计划生育，农家的孩子少了，人们肯花这些钱；另一方面，几千年来农村婚姻遗留下来的旧的传统风俗仍未破除，许多家庭“宁肯受罪也要面子”，助长了婚事大办、送彩礼等讲排场、铺张浪费、互相攀比的不良风气。
农村居民展示自己所拥有的资本的途径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日常的例行化生活，另一种是婚丧嫁娶等事件性活动。农村社区是一个相对稳定和平静的社区，人们在这个社区中日复一日的重复着例行化的生活，各种事件行活动是少之又少的。作为人生头等大事的结婚无疑是这些些许的事件行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件，同时也是展示自己资本能力的最好机会，通过在结婚过程中送高额彩礼，不仅彰显了家世、地位和能力，而且还为男方和女方赚足了面子。这就为彩礼的盛行和彩礼涨价现象提供了滋生繁衍的土壤。
婚姻的稳定器
阜阳市人民法院负责民事案件的一位法官认为，婚姻关系从本质上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作为契约关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自订婚之日起，双方虽无夫妻之名，但已具夫妻之实，如无特殊原因，任何一方都不得任意毁婚。为了使这种契约关系得到维持和固化，人们便创造了种种的无形的或有形的保障机制。首先，男女双方通过宴请亲朋等仪式性活动，向人们通报这门亲事，将婚姻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扩大到两个家庭、家族，甚至邻居和乡里，让人们对这门亲事进行无形的监督。另一方面，人们还通过结婚证书，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婚姻的合法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彩礼施行之后，情况立即变的不同了，虚晃的形式背后涉入了更多实际的内容，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如要毁婚，便不得不考虑婚约解除后所要面对的复杂利益纠纷，严重的情况下，还往往要官司缠身。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面对毁婚便打了退堂鼓，望而却步了。彩礼的涉入在物质利益方面加固了婚姻的契约关系，在无形中成为了婚姻的“稳定器”。
对此，已故的费孝通教授在《生育制度》中有过生动地阐述“在结婚前，男女双方及其所履行的各种责任——其重要性是，把个人的婚姻关系扩大成许多人负责的事，同时使婚姻关系从个人间情感的爱好扩大为各种复杂的社会联系。在这些必须履行的义务中，最受人注意的是经济性质的相互服务和相互送礼。
有效的介入和干涉
彩礼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但不可置疑的是，在当代中国它是作为一种反社会现象而存在的，与农村现代化进程是不相协调的，轻者来讲它将影响到当事人婚后的幸福和家庭的美满，重者来讲它可能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
“我们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机制和措施，对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中彩礼之风盛行的现象进行有效的介入和干涉，以期扭转这种不良习气，促进现代化新农村进程的顺利进行。在这些具体的介入机制中，首先也是根本的是提高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增强其自助能力，才能使她们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不再依靠男性的经济收入而生活，唯有这样才能使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彩礼丧失存在的理由，同时还要大力宣传新的婚姻法和婚恋观念，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推行恋爱婚姻自由，取缔包办婚姻，对于各种媒人介绍的婚姻给予有效的引导，使各种不良婚姻习俗无所遁形。”黑龙江省妇联主席符凤春曾针对东北农村彩礼盛行之风提出她的看法。
省妇联一位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彩礼盛行与当前构建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是相悖的，应该新事新办，共同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