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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判决》作为卡夫卡早期的艺术作品，有其独特深刻的内涵。其中所塑造的父亲形象是卡夫卡生活中的父亲原型和犹太信仰中的上帝原型的两者形象的艺术重合，这种重合既是卡夫卡心灵结构中无法摆脱的“父亲情结”的再现，也是他关于现代人在生存压力的迫使下自我异化、自我消解这一哲学命题的文学表述。
关键词：卡夫卡 《判决》 父亲 形象 上帝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判决》是弗兰茨·卡夫卡早期的艺术作品，也是作家本人创作的所有小说中最喜欢的一篇。在1913年的日记中，卡夫卡称这部小说是“从我身上生出来的满身污秽混浊的孩子”。然而，正像我们所熟悉的卡夫卡的许多作品一样，《判决》蕴含着卡夫卡独特的思维逻辑和深刻内涵。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而言，在通读全文后往往不甚理解，不免陷入困惑，而不少学者认为，这一作品其实有很强的自传性质，主人公格奥尔格和他的父亲的创作原型即来源于卡夫卡和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本文试图在把握这一线索的基础上，分析《判决》中父亲这一形象。
一
《判决》的表层情节十分简单：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给远在俄国的一位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已经订婚的消息，并希望朋友以后能够参加他的婚礼，接着，他来到父亲房间把这一事情通报给父亲，想不到父亲的态度很不友好，先怀疑儿子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位所谓的俄国朋友，然后指责儿子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自己早死。格奥尔格很是委屈，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因此大怒，认定儿子“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判决儿子投河淹死，儿子居然“快步跃出大门，穿过马路，向河边跑去”，抓住桥上的栏杆“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故事这样的结局使读者瞠目结舌，所塑造的两个人物的举动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父亲对儿子是如此的蛮横与残暴，儿子对父亲又是那样的顺从与畏惧。可见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反常和异化，本来最应亲密的两个人成为相互伤害和最陌生的对立者。
世界文坛上有许多著名作家的创作生涯和成长发展，都与其个人身世、性格气质有很大关系，卡夫卡就属于这类作家。可以说，卡夫卡的心灵结构中，有一种无法摆脱的“父亲情结”。瑞士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医师荣格认为，情结就是“一组一组被压抑的心理内容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潜意识丛，当我们说具有某种情结的时候，是说这个人执意地沉溺于某种东西而不能自拔”。卡夫卡就是把这种情结转化为创作心理的一部分，外化寄托于其作品中来求得自我释放。在《判决》这篇小说里，他的这种“父亲情结”体现得最为深刻。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从底层奋起、白手起家的犹太商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沉着冷静、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他育有三儿三女，卡夫卡排行老大，但两个弟弟幼年夭折。赫尔曼对卡夫卡曾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这个家里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将来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和秉性。但卡夫卡恰恰与父亲的期待相反，其性格属于“内向直觉性”：懦弱、隐蔽、羞怯、缺乏事业心与进取精神。这样就使父亲非常懊恼，动辄对儿子怒吼、吵闹、大发脾气，父亲的这种自以为是、专横粗暴的态度越发地使卡夫卡变得孱弱、犹豫，缺乏自信，深深地陷入自卑与恐惧的大海中不能自拔，从而在他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投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卡夫卡把这种生活经历不自觉地写进《判决》中，因此《判决》与其说是一篇虚构的小说，还不如说是卡夫卡成长过程的一种映射和翻版。正如作家在日记中所写的，他生活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从小感到他已经被“判决”了。卡夫卡在1919年11月所写的、但并未发出的《致父亲的信》中也说：“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由此可以认为，《判决》这一文学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在这里和卡夫卡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的形象重叠在了一起。
二
众所周知，卡夫卡在他的很多作品都写到了父亲或类似于父亲的形象，这些“父亲”有多种变形的身份和职业，但直接以“父亲”的面貌出现的作品莫过于卡夫卡于1912年所写的《司炉》、《变形记》和《判决》三篇小说，而且这三篇小说都是他生前发表过的，卡夫卡曾经希望出版社把它们“合成一本很好的书，可冠以《儿子们》的书名”。他认为其中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这种联系是什么？即在这三篇小说里的“父亲”都对自己的儿子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判决”。
长篇小说《美国》第一章写少年卡尔因被家里丑陋的中年女仆勾引而和她生了孩子，受到父亲严厉的惩罚，被驱逐到纽约，开始他的流浪生涯。
《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因生活的重压而“变形”为甲虫，从而遭到家人的冷落和遗弃，尤其是父亲的追逐撵打，最后被“判决”到另一个世界，永远回不了家了。
《判决》中格奥尔格在与父亲的轮番较量中败下阵来，最后得到父亲要求他投河自杀的死刑“判决”。
在这三部作品中，“父亲”似乎都绝对权威，对“儿子们”拥有至高无上的判决权力。尤其是《美国》中的卡尔的遭遇与《旧约·创世纪》中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而具有了“原罪”被上帝驱逐流放极为相似，这种相似使人隐约地感到这些父亲身上有着上帝的影子。正如克劳斯·瓦根巴赫所言：“从卡夫卡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中，人们能看到耶和华的身影，他恪守法律，惩罚叛逆行为……他享有绝对的权威，他比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强大得多、有力得多，他最后一一处置了那些主人公。”
《判决》中格奥尔格的父亲老本德曼从外在表现看是一个很平常的老人，白发蓬乱，牙齿脱落，老伴已经去世，自己退休在家靠看报纸、回忆往事消磨时间，他把商行的生意交给儿子打理，儿子竟然很胜任这个差事，比父亲在的时候，“商行的生意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职工人数不得不增加了一倍，营业额增加了五倍，往后的买卖无疑会更加兴隆”，这使格奥尔格在给俄国朋友的信中不自觉间流露出已经取代父亲地位的心理优势。但父亲并不满意儿子取得的业绩，相反指责儿子背着自己做生意，“商行里有些事情我不太清楚，这些事情也许并不是背着我做的——现在我可不是说这是背着我做的”。父亲指责儿子的话语蛮横而主观，体现出一种父权的霸道。《旧约》中的亚当夏娃本来受上帝的护佑在伊甸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是他们却出于对智慧的渴望和对自身限制的超越选择了与上帝对立，以至于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判决》中的父亲也由于儿子取得的生意上的成绩超越了自己、不能容忍儿子在自己面前表现成功的喜悦，因为在他保守的意识世界里，年轻一代不管多么优秀，总是毫无价值的，即是说他不能宽容儿子对自己既定秩序和权威的反抗，因此他滥用父权，处决了儿子。在这里，卡夫卡赋予了老本德曼上帝的本质。“易言之，父亲就是上帝”。只不过，“这个上帝已失去了神圣的彼岸性而获得了世俗的此在性”，即成为“剥去了圣衣的上帝”。随着情节的进一步深入，父子冲突的升级，老本德曼的形象中愈来愈显示出上帝的一面，当格奥尔格看到父亲老弱的样子和父亲自诉“我已经精力不济了，记忆力也逐渐在衰退”的时候，他为自己没有照顾好父亲而感到很内疚，埋怨父亲在吃饭、居住方面的不健康，认为父亲此刻“非常需要休息”，“我帮助你脱衣服”。接着动手把父亲抱到床上。“老人自己盖上被子，还把被子盖过了肩头”，他却不断地询问：“我现在已经盖严实了吗？”“我已经盖严实了吗？”当格奥尔格做了肯定的回答之后，父亲的力量突然迸发出来：“‘不！’父亲打断了他的答话喊道，并用力将被子掀开,一刹那间被子全飞开了,接着又直挺挺地站在床上。他只用一只手轻巧地撑在天花板上。‘你要把我盖上，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过我可还没有被完全盖上。即使这只是最后一点力气，但对付你是绰绰有余的。”他说完话还“放下撑着天花板的手站着，两只脚还踢来踢去。”格奥尔格看到父亲突然间的一系列举动，大为害怕，惊慌失措，甚至连说话也吞吞吐吐，颠三倒四，完全被搞蒙了。在格奥尔格的主观视野中，他认为父亲已经老弱不堪，需要自己的呵护与照顾，想不到父亲今天的这番举动让他觉得依然十分强壮，仍然是一个巨人。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形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迹的上帝的展现。父亲此时完全占有了话语权，大肆批判起儿子，还说出了自己一直在暗中监视格奥尔格，与格奥尔格在俄国的朋友一直在通信的秘密，以至于那位朋友对格奥尔格的情况比格奥尔格本人还清楚一百倍。在这个“父亲——上帝”面前，儿子只有恐惧，唯一可做的就是服从“父亲——上帝”的判决，投河淹死。
《旧约》中的上帝是一个掌控宇宙、在背后操纵一切、决定万物命运、全知全能、拥有无上权力、神圣而不侵犯的主宰者形象。作为人类的创造者，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上帝的默许下进行的，他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他们会犯偷食禁果的罪行，但他并没有阻止蛇对人类的引诱，而当人类始祖实施了他禁止的行动之后，他才站出来对亚当夏娃予以惩罚。
《判决》的父亲老本德曼也隐形于幕后，秘密监视儿子，与儿子的朋友通信，对儿子的所有行为都了如指掌，但并不点破儿子的罪行，也未进行阻拦，而只等儿子自动跳出来把所有的“罪行”实施完毕，老本德曼才利用自己“父亲—上帝”的权力，对儿子加以惩罚。评论家埃利希·海勒分析《判决》时也认为：“他（卡夫卡）赋予了一个平常的父亲以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表征。他要求儿子交还他所给予的生命，儿子便服从了这个上帝的判决。”
我们还注意到，卡夫卡为这篇小说定上了“判决”这一名词，这同时也是一个法律术语。而小说的发展过程，我们也看到了仿佛是法庭审判中辩论较量的这一过程。这也是一场父与子、理想和现实的较量。在这一过程中，父子间的力量此消彼长，本来应是老者病者的父亲逐步的现实化、权威化，而本应是强者的儿子却逐步虚弱化、渺小化，且理想世界在父亲的现实斥喝中消散于无形。父亲逐步由儿子认为仅仅是需要“被告知对象”的被告，逐步变为有力量嘲笑抨击儿子的“原告”，但父亲并不仅仅满足于一切，而双方形势逆转后，父亲更转化为“父亲—审判官—上帝”（《旧约》中的上帝也是审判官）的形象，要对这场辩论较量作出最后的裁决，把儿子驱逐出这个世界。
因此，《判决》中的父亲就是卡夫卡心灵世界里犹太教“上帝”的延伸和变形，是他对这个荒诞世界的独特生命体验，而“父亲—上帝”形象也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常态表达，从而引起人们对于卡夫卡命运的慨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判决》中的父亲形象，是卡夫卡生活中的父亲原型、犹太信仰中的上帝原型与创作中的父亲形象的艺术重合。卡夫卡创造这一形象不仅仅是模拟生活原型和反映自身信仰，更是通过“父亲—上帝”的相互映射展现社会强权对现代人造成的心灵阻碍，也是人类在生存压力逼迫下自我异化、自我消解这一哲学命题的文学表述。卡夫也试图让格奥尔格打破这种心灵阻碍去反抗强权，从而实现弗洛伊德式的自我精神解放，但由于本身过于弱小，最终以失败告终。所以，卡夫卡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20世纪文学的先知、时代的先知与人类的先知。”
参考文献：
[1] 卡夫卡，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 霍尔，冯川译：《荣格心理学入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卡夫卡，孙坤荣译：《卡夫卡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克劳斯·瓦根巴赫，周建明译：《卡夫卡传》，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年版。
[5] 顾晓明：《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 胡志明：《父亲：剥去了圣衣的上帝——试论卡夫卡作品中父亲形象》，《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7] 叶廷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吴晓东：《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关键词：卡夫卡 《判决》 父亲 形象 上帝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判决》是弗兰茨·卡夫卡早期的艺术作品，也是作家本人创作的所有小说中最喜欢的一篇。在1913年的日记中，卡夫卡称这部小说是“从我身上生出来的满身污秽混浊的孩子”。然而，正像我们所熟悉的卡夫卡的许多作品一样，《判决》蕴含着卡夫卡独特的思维逻辑和深刻内涵。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而言，在通读全文后往往不甚理解，不免陷入困惑，而不少学者认为，这一作品其实有很强的自传性质，主人公格奥尔格和他的父亲的创作原型即来源于卡夫卡和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本文试图在把握这一线索的基础上，分析《判决》中父亲这一形象。
一
《判决》的表层情节十分简单：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给远在俄国的一位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已经订婚的消息，并希望朋友以后能够参加他的婚礼，接着，他来到父亲房间把这一事情通报给父亲，想不到父亲的态度很不友好，先怀疑儿子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位所谓的俄国朋友，然后指责儿子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自己早死。格奥尔格很是委屈，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因此大怒，认定儿子“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判决儿子投河淹死，儿子居然“快步跃出大门，穿过马路，向河边跑去”，抓住桥上的栏杆“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故事这样的结局使读者瞠目结舌，所塑造的两个人物的举动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父亲对儿子是如此的蛮横与残暴，儿子对父亲又是那样的顺从与畏惧。可见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反常和异化，本来最应亲密的两个人成为相互伤害和最陌生的对立者。
世界文坛上有许多著名作家的创作生涯和成长发展，都与其个人身世、性格气质有很大关系，卡夫卡就属于这类作家。可以说，卡夫卡的心灵结构中，有一种无法摆脱的“父亲情结”。瑞士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医师荣格认为，情结就是“一组一组被压抑的心理内容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潜意识丛，当我们说具有某种情结的时候，是说这个人执意地沉溺于某种东西而不能自拔”。卡夫卡就是把这种情结转化为创作心理的一部分，外化寄托于其作品中来求得自我释放。在《判决》这篇小说里，他的这种“父亲情结”体现得最为深刻。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从底层奋起、白手起家的犹太商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沉着冷静、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他育有三儿三女，卡夫卡排行老大，但两个弟弟幼年夭折。赫尔曼对卡夫卡曾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这个家里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将来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和秉性。但卡夫卡恰恰与父亲的期待相反，其性格属于“内向直觉性”：懦弱、隐蔽、羞怯、缺乏事业心与进取精神。这样就使父亲非常懊恼，动辄对儿子怒吼、吵闹、大发脾气，父亲的这种自以为是、专横粗暴的态度越发地使卡夫卡变得孱弱、犹豫，缺乏自信，深深地陷入自卑与恐惧的大海中不能自拔，从而在他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投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卡夫卡把这种生活经历不自觉地写进《判决》中，因此《判决》与其说是一篇虚构的小说，还不如说是卡夫卡成长过程的一种映射和翻版。正如作家在日记中所写的，他生活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从小感到他已经被“判决”了。卡夫卡在1919年11月所写的、但并未发出的《致父亲的信》中也说：“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由此可以认为，《判决》这一文学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在这里和卡夫卡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的形象重叠在了一起。
二
众所周知，卡夫卡在他的很多作品都写到了父亲或类似于父亲的形象，这些“父亲”有多种变形的身份和职业，但直接以“父亲”的面貌出现的作品莫过于卡夫卡于1912年所写的《司炉》、《变形记》和《判决》三篇小说，而且这三篇小说都是他生前发表过的，卡夫卡曾经希望出版社把它们“合成一本很好的书，可冠以《儿子们》的书名”。他认为其中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这种联系是什么？即在这三篇小说里的“父亲”都对自己的儿子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判决”。
长篇小说《美国》第一章写少年卡尔因被家里丑陋的中年女仆勾引而和她生了孩子，受到父亲严厉的惩罚，被驱逐到纽约，开始他的流浪生涯。
《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因生活的重压而“变形”为甲虫，从而遭到家人的冷落和遗弃，尤其是父亲的追逐撵打，最后被“判决”到另一个世界，永远回不了家了。
《判决》中格奥尔格在与父亲的轮番较量中败下阵来，最后得到父亲要求他投河自杀的死刑“判决”。
在这三部作品中，“父亲”似乎都绝对权威，对“儿子们”拥有至高无上的判决权力。尤其是《美国》中的卡尔的遭遇与《旧约·创世纪》中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而具有了“原罪”被上帝驱逐流放极为相似，这种相似使人隐约地感到这些父亲身上有着上帝的影子。正如克劳斯·瓦根巴赫所言：“从卡夫卡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中，人们能看到耶和华的身影，他恪守法律，惩罚叛逆行为……他享有绝对的权威，他比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强大得多、有力得多，他最后一一处置了那些主人公。”
《判决》中格奥尔格的父亲老本德曼从外在表现看是一个很平常的老人，白发蓬乱，牙齿脱落，老伴已经去世，自己退休在家靠看报纸、回忆往事消磨时间，他把商行的生意交给儿子打理，儿子竟然很胜任这个差事，比父亲在的时候，“商行的生意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职工人数不得不增加了一倍，营业额增加了五倍，往后的买卖无疑会更加兴隆”，这使格奥尔格在给俄国朋友的信中不自觉间流露出已经取代父亲地位的心理优势。但父亲并不满意儿子取得的业绩，相反指责儿子背着自己做生意，“商行里有些事情我不太清楚，这些事情也许并不是背着我做的——现在我可不是说这是背着我做的”。父亲指责儿子的话语蛮横而主观，体现出一种父权的霸道。《旧约》中的亚当夏娃本来受上帝的护佑在伊甸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是他们却出于对智慧的渴望和对自身限制的超越选择了与上帝对立，以至于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判决》中的父亲也由于儿子取得的生意上的成绩超越了自己、不能容忍儿子在自己面前表现成功的喜悦，因为在他保守的意识世界里，年轻一代不管多么优秀，总是毫无价值的，即是说他不能宽容儿子对自己既定秩序和权威的反抗，因此他滥用父权，处决了儿子。在这里，卡夫卡赋予了老本德曼上帝的本质。“易言之，父亲就是上帝”。只不过，“这个上帝已失去了神圣的彼岸性而获得了世俗的此在性”，即成为“剥去了圣衣的上帝”。随着情节的进一步深入，父子冲突的升级，老本德曼的形象中愈来愈显示出上帝的一面，当格奥尔格看到父亲老弱的样子和父亲自诉“我已经精力不济了，记忆力也逐渐在衰退”的时候，他为自己没有照顾好父亲而感到很内疚，埋怨父亲在吃饭、居住方面的不健康，认为父亲此刻“非常需要休息”，“我帮助你脱衣服”。接着动手把父亲抱到床上。“老人自己盖上被子，还把被子盖过了肩头”，他却不断地询问：“我现在已经盖严实了吗？”“我已经盖严实了吗？”当格奥尔格做了肯定的回答之后，父亲的力量突然迸发出来：“‘不！’父亲打断了他的答话喊道，并用力将被子掀开,一刹那间被子全飞开了,接着又直挺挺地站在床上。他只用一只手轻巧地撑在天花板上。‘你要把我盖上，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过我可还没有被完全盖上。即使这只是最后一点力气，但对付你是绰绰有余的。”他说完话还“放下撑着天花板的手站着，两只脚还踢来踢去。”格奥尔格看到父亲突然间的一系列举动，大为害怕，惊慌失措，甚至连说话也吞吞吐吐，颠三倒四，完全被搞蒙了。在格奥尔格的主观视野中，他认为父亲已经老弱不堪，需要自己的呵护与照顾，想不到父亲今天的这番举动让他觉得依然十分强壮，仍然是一个巨人。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形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迹的上帝的展现。父亲此时完全占有了话语权，大肆批判起儿子，还说出了自己一直在暗中监视格奥尔格，与格奥尔格在俄国的朋友一直在通信的秘密，以至于那位朋友对格奥尔格的情况比格奥尔格本人还清楚一百倍。在这个“父亲——上帝”面前，儿子只有恐惧，唯一可做的就是服从“父亲——上帝”的判决，投河淹死。
《旧约》中的上帝是一个掌控宇宙、在背后操纵一切、决定万物命运、全知全能、拥有无上权力、神圣而不侵犯的主宰者形象。作为人类的创造者，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上帝的默许下进行的，他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他们会犯偷食禁果的罪行，但他并没有阻止蛇对人类的引诱，而当人类始祖实施了他禁止的行动之后，他才站出来对亚当夏娃予以惩罚。
《判决》的父亲老本德曼也隐形于幕后，秘密监视儿子，与儿子的朋友通信，对儿子的所有行为都了如指掌，但并不点破儿子的罪行，也未进行阻拦，而只等儿子自动跳出来把所有的“罪行”实施完毕，老本德曼才利用自己“父亲—上帝”的权力，对儿子加以惩罚。评论家埃利希·海勒分析《判决》时也认为：“他（卡夫卡）赋予了一个平常的父亲以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表征。他要求儿子交还他所给予的生命，儿子便服从了这个上帝的判决。”
我们还注意到，卡夫卡为这篇小说定上了“判决”这一名词，这同时也是一个法律术语。而小说的发展过程，我们也看到了仿佛是法庭审判中辩论较量的这一过程。这也是一场父与子、理想和现实的较量。在这一过程中，父子间的力量此消彼长，本来应是老者病者的父亲逐步的现实化、权威化，而本应是强者的儿子却逐步虚弱化、渺小化，且理想世界在父亲的现实斥喝中消散于无形。父亲逐步由儿子认为仅仅是需要“被告知对象”的被告，逐步变为有力量嘲笑抨击儿子的“原告”，但父亲并不仅仅满足于一切，而双方形势逆转后，父亲更转化为“父亲—审判官—上帝”（《旧约》中的上帝也是审判官）的形象，要对这场辩论较量作出最后的裁决，把儿子驱逐出这个世界。
因此，《判决》中的父亲就是卡夫卡心灵世界里犹太教“上帝”的延伸和变形，是他对这个荒诞世界的独特生命体验，而“父亲—上帝”形象也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常态表达，从而引起人们对于卡夫卡命运的慨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判决》中的父亲形象，是卡夫卡生活中的父亲原型、犹太信仰中的上帝原型与创作中的父亲形象的艺术重合。卡夫卡创造这一形象不仅仅是模拟生活原型和反映自身信仰，更是通过“父亲—上帝”的相互映射展现社会强权对现代人造成的心灵阻碍，也是人类在生存压力逼迫下自我异化、自我消解这一哲学命题的文学表述。卡夫也试图让格奥尔格打破这种心灵阻碍去反抗强权，从而实现弗洛伊德式的自我精神解放，但由于本身过于弱小，最终以失败告终。所以，卡夫卡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20世纪文学的先知、时代的先知与人类的先知。”
参考文献：
[1] 卡夫卡，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 霍尔，冯川译：《荣格心理学入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卡夫卡，孙坤荣译：《卡夫卡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克劳斯·瓦根巴赫，周建明译：《卡夫卡传》，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年版。
[5] 顾晓明：《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 胡志明：《父亲：剥去了圣衣的上帝——试论卡夫卡作品中父亲形象》，《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7] 叶廷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吴晓东：《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