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信号理论分析了美国对亚太盟国的军售信号及其对地区冲突的影响。结合同盟困境与威慑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对亚太盟国的军事信号,既可能发挥威慑作用,也可能陷入同盟困境。在分析了军事信号的沉没成本和束手成本之后,文章构建了美国、亚太盟国、挑战者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发现了冲突爆发的条件。为了用数据检验假设,文章整理出澳大利亚、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这11个国家在1970～2007年期间的数据,构建了面板二值选择模型。统计模型显示,美国对亚太盟国军售主要起威慑效应,如果美国对某个盟国军售数量较高,甚至占该国军费的较大比重时,会一定程度上增强该盟国的军事能力,改变挑战国对战争结果的预期,降低挑战国发动战争的概率。但是美国很难借助军售信号的具体变化来管控、约束盟国。纵容效应则体现在"总贸易额"和"军费"这两个变量上,若美国与盟国的"总贸易额"越高,亦即该盟国与美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则这类盟国卷入冲突的风险越高。同时,军费较高的国家,陷入冲突的风险较高。因此,尽管美国的军售信号体现了威慑效应,但是对于经济依赖程度较高的盟国或者军费较高的盟国,美国的同盟管控效果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