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人们从小就被告知：要热爱自己的国家。道理很多，最简单的一种是：国家能够保护我们。
　　可是在有些西方人看来，国家既然有能力保护我们，那么只要它高兴，也有能力侵害我们。在他们心里，国家是个让人害怕的庞然大物，像猛兽一样，个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似乎随时都可能成为它桌上的美餐。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干脆把国家叫作“利维坦”(Leviathan)，神话传说中的一头怪兽。
　　不能说这种害怕没有道理。历史上，国家暴虐的事太多太多，皇帝只要愿意就可以把大臣给杀了。而官吏只要有利于他，也视“草民”的生命和财产如儿戏。即使是在现代，国家侵犯人权的事也时有发生，像在非洲、东南亚、南美的一些独裁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个人被警察暴打或杀害而求告无门，并不是一件让人奇怪的事。
　　面对这种情况，或者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人们该怎么办?有两种答案。一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国家既然那么暴虐，那就不要了。可是，这绝对是一个馊主意。把国家给废了，那大家又回到了原始丛林，在谁拳头厉害谁就可以无法无天的礼会里。一个人的生命、财产更是朝不保夕。另一种是“要政府”的各种人的看法，即想办法把这头“利维坦”驯服。既然这头怪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又凭什么不能控制它让它只是保护人。而不吃人呢?
　　于是。人们问：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国家，那它能够对我们做些什么?
　　人们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因为在现代政治理念中，“人的权利”已经成为一个“王牌规则”，“神圣不可侵犯”。原始社会，每个人都有行使暴力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力，但国家出现后就把人的这种权力给没收了，行使暴力的权力由国家所独占。如果你被一个小偷偷了东西，要毒打他一顿教训教训他，这是不行的，你必须把他交给警察，由法律来惩罚他。既然国家垄断了暴力，那一方面就必须维护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国家不能侵犯公民的权利，公民把行使暴力的权力交给了国家，自己解除了武装，不是让国家反过来对付赤手空拳的自己的。
　　那么国家要怎么做和不怎么做才算是尊重个人权利。从而在道德上才是正当的呢?
　　首先，国家必须保护本国人民不受外国武力的侵犯，保护本国人民不受外国侵略者的屠杀和压迫，这是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它必须做到。
　　这是在对外的方面，大家没有不同意见。意见一致的原因是：国家的这种保护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是一种人人都可享用的公共产品(国防)，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内的方面，大家的意见就有了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个人权利这个“王牌规则”，国家只能是一种“最弱意义的国家”，它只限于维持社会交往和资源自由地交换的秩序，比如防止暴力、偷盗、欺诈，以及强制履行契约。除了这些，其他事情它就不能做了。再做就要侵犯个人的权利。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那完全是“自由”的结果。你没有权利叫富人吐点钱出来补偿给穷人，因为这样做侵犯了富人的权利，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
　　这种观点根本上否认了国家有进行“二次分配”以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但它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它以为谁暴富就是谁的本事，谁穷就只怪他不努力或倒霉，而没有看到，实际上无论是一个富人还是一个穷人。凭“个人”根本干不成什么事，他必须利用大家平等地参与创造的“社会”所产生的各种资源。富人之所以富，就在于他比穷人更多地利用了本来应该大家公平地利用的社会资源，那么，他的钱也就包含了穷人本来可以拿到的那一份，从道德的正当性上讲，恰恰需要返还给穷人。所以，国家进行二次分配，以“个人所得税”等形式叫富人吐点钱出来补偿给穷人，具有充足的道德正当性。
　　搞公共交通、公共设施，兴修水利、组织防疫，这一摊子国计民生的事情，没有国家干，谁也干不了。所以，很多人更倾向于认为，在对内方面。国家除了以上所说的防止暴力、偷盗、欺诈、强制履行契约等功能外，还必须做维护社会公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民健康和受教育权利、为人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等事情。就现代世界政治实践的状况来说，一个国家如果做不到这些，在道德上将无法为自己进行辩护。
　　而国家不能做的，就是不能侵犯得到宪法、法律承认的人民的权利。这是国家必须止步的领域。宪法之所以是根本大法，就在于，它是对“国家”这头怪兽的一种驯化。而且是用人民的权利和意志来驯化它。法律则确保驯化能够延伸到具体的政治及社会经济领域。
　　
　　编辑　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