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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 知名经济学家，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等的研究。
“383方案”不知已被多少人读到熟烂于心。有的是商人在嗅商机，有的是病人在算计自己未来的医药费，还有正打包准备走上上访之路的人，也许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司法部门将带给自己不一样的审判。所有人都怀揣上了一颗对未来有所期盼、有所渴望的心。当然，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383方案”建议“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可理解为一次性支付的高薪养廉政策。那么老百姓交足高赋税后，就能养出两袖清风的官员吗？
高薪能够养廉吗？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各位，不能。我给各位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中国古代曾经实行过“高薪养廉”，但都没有成功；宋朝的王安石推行过“高薪养廉”，结果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王安石发现，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无论你给官员多少钱，他都不会满足。还有清朝，从雍正皇帝开始就有了“养廉银”，就拿晚清名将、台湾巡抚刘铭传来讲吧，他的年俸是155两白银，各位猜猜看，他的“养廉银”是多少？1万两白银，相当于本薪的65倍。而且刘铭传不是个例，因为清朝官员的“养廉银”普遍是本薪的10—100倍。但结果呢，清朝末年的腐败令人咂舌。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媒体经常说的新加坡版“高薪养廉”。那各位晓不晓得，我们完全搞错了新加坡的“廉政”与“高薪”的关系。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腐败是非常严重的，后来，在1952年成立了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李光耀总理上任之后，给予了这个部门绝对的权力，严厉打击了腐败，腐败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所谓的“高薪”是新加坡1994年才推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完全搞错了“廉政”与“高薪”的因果关系。另外，新加坡的“高薪”并不是针对所有公务员，而只是总统、总理、部长一级的，而普通公务员的平均薪酬跟一般企业人员差不多。新加坡公务员的平均月薪只有社会平均水平的90%，相当于新加坡建筑工人的工资水平。
其实，除了新加坡，挪威和瑞典政府的廉政程度也都排在全球前十，那它们的公务员薪水是什么状况呢？挪威公务员的薪水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2倍，瑞典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0.99倍。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公务员并没有享受高薪，但却廉洁。这说明，“高薪”和廉政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
我认为，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一个是建立完善的预算体系，另一个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少了权力这一载体，自然就没了寻租的空间。
去年年初广州“两会”上，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展出一张投资项目审批流程的“万里长征图”，“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各位看看，我们的政府对企业是多么不放心！如果有的企业等不了这么久，想快一点拿下审批，怎么办，只能去找手里握着盖章大权的20个委办局和53个处室，给点好处请他们通融通融。于是，腐败就发生了。如果我们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审批环节，或者说干脆就取消，让企业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还会产生腐败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不单单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社会治理的最好方式。
李克强总理在地方调研时，就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群众恼火得很。这既影响效率，也容易有腐败或者寻租行为，损害政府形象。所以我们政府也打算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我们这任政府的决心是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我们搞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从企业到政府其实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政府一时的错位不可怕，但一旦意识到问题，就必须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权力的下放当然会触动一大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每一步都不会容易，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定会倒逼着我们这样做，到那时，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完全的被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开始，把市场能办好的事逐步交给市场呢？我想，铲除行政审批权力的寻租空间，才是防止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383方案”不知已被多少人读到熟烂于心。有的是商人在嗅商机，有的是病人在算计自己未来的医药费，还有正打包准备走上上访之路的人，也许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司法部门将带给自己不一样的审判。所有人都怀揣上了一颗对未来有所期盼、有所渴望的心。当然，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383方案”建议“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可理解为一次性支付的高薪养廉政策。那么老百姓交足高赋税后，就能养出两袖清风的官员吗？
高薪能够养廉吗？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各位，不能。我给各位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中国古代曾经实行过“高薪养廉”，但都没有成功；宋朝的王安石推行过“高薪养廉”，结果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王安石发现，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无论你给官员多少钱，他都不会满足。还有清朝，从雍正皇帝开始就有了“养廉银”，就拿晚清名将、台湾巡抚刘铭传来讲吧，他的年俸是155两白银，各位猜猜看，他的“养廉银”是多少？1万两白银，相当于本薪的65倍。而且刘铭传不是个例，因为清朝官员的“养廉银”普遍是本薪的10—100倍。但结果呢，清朝末年的腐败令人咂舌。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媒体经常说的新加坡版“高薪养廉”。那各位晓不晓得，我们完全搞错了新加坡的“廉政”与“高薪”的关系。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腐败是非常严重的，后来，在1952年成立了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李光耀总理上任之后，给予了这个部门绝对的权力，严厉打击了腐败，腐败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所谓的“高薪”是新加坡1994年才推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完全搞错了“廉政”与“高薪”的因果关系。另外，新加坡的“高薪”并不是针对所有公务员，而只是总统、总理、部长一级的，而普通公务员的平均薪酬跟一般企业人员差不多。新加坡公务员的平均月薪只有社会平均水平的90%，相当于新加坡建筑工人的工资水平。
其实，除了新加坡，挪威和瑞典政府的廉政程度也都排在全球前十，那它们的公务员薪水是什么状况呢？挪威公务员的薪水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2倍，瑞典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0.99倍。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公务员并没有享受高薪，但却廉洁。这说明，“高薪”和廉政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
我认为，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一个是建立完善的预算体系，另一个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少了权力这一载体，自然就没了寻租的空间。
去年年初广州“两会”上，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展出一张投资项目审批流程的“万里长征图”，“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各位看看，我们的政府对企业是多么不放心！如果有的企业等不了这么久，想快一点拿下审批，怎么办，只能去找手里握着盖章大权的20个委办局和53个处室，给点好处请他们通融通融。于是，腐败就发生了。如果我们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审批环节，或者说干脆就取消，让企业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还会产生腐败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不单单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社会治理的最好方式。
李克强总理在地方调研时，就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群众恼火得很。这既影响效率，也容易有腐败或者寻租行为，损害政府形象。所以我们政府也打算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我们这任政府的决心是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我们搞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从企业到政府其实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政府一时的错位不可怕，但一旦意识到问题，就必须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权力的下放当然会触动一大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每一步都不会容易，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定会倒逼着我们这样做，到那时，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完全的被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开始，把市场能办好的事逐步交给市场呢？我想，铲除行政审批权力的寻租空间，才是防止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