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舆情一直试图干扰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其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影响方式趋向多样化和复杂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国际涉华网络舆情呈正负两面，但负面居多：主要体现在“阴谋论”盛行、新的“种族歧视”、非理性推测中国经济发展以及话语暴力攻击等方面，亟需建立涉华国际舆情的长效应对机制。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际网络舆情 新冠疫情
在互联网时代，国际网络媒体和社交软件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形成了新的涉华国际舆情平台，形成了国际社会对华特殊的舆论场，影响了各国人民、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涉华思考方向、态度和行为方式。因此，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民对抗疫情的关键时刻，要正确把握国际网络涉华舆情，做好应对和引导。
一、国际网络舆情基础数据概况
刘毅在《网络舆情研究概论》一书中提出“舆情”的定义：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在本文中，国际网络舆情主要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英、法、德等国家的民众在互联网上利用主要社交媒体，如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对中国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等通过信息显示出来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观点）总和的统计分析。笔者通过鹰眼速读网获取国际网络舆情数据，并展开分析。
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暴发初期，针对国内有“类似非典传染病发生”的非官方信息，武汉市卫健委于2019年12月31日通报：武汉确实有27例病毒性肺炎，但是没有像非典那样人传人，也没有医务人员受到感染。第二天，武汉市公安局官方网站平安武汉发布信息称有8名散布传染病的谣言者被查处，同时华南海鲜城予以整治。2020年1月9日，中国卫生专家组通过调查和研究确认不明肺炎是一种新型病毒引起，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月10日，媒体报道：“疑似患者”激增，武汉的定点医院爆满，床位不够，同时一些医护人员也被传染。1月19日，武汉通报一夜新增136名患者。1月20日，在武汉实地考察之后，钟南山院士通过媒体表示“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央视新闻报道称，截至22日24时，湖北确诊444例。紧接着，副总理孙春兰亲临武汉开始检查指导肺炎疫情防控工作。1月23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进入战时状态，武汉宣布“封城”，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
将视线转向国外，在2020年1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一份声明：泰国确诊一名中国旅客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报告，这名患者正在康復中。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以此衍生出的国际涉华网络舆情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通过鹰眼大数据抓取软件，选取微博、新闻、Facebook、视频网站、网络论坛、博客6种境外媒体形态，从1月15日11时至2月15日11时，国际媒体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网络信息数据进行研究。所选取的具体研究对象分别是Facebook，Youtube，Asiatimes，Talkvietnam，News.naver，Yahoo，Uk.news.yahoo，雅虎经济网，MSN中文网；设置关键词有coronavirus，Corona，virus，Outbreak & China，Hubei & province，Wuhan等。从数据抓取上看，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舆情主要集中在“微博”平台，共8094487条，占总量的91.5%；其次为“新闻”平台，共350627条，占4%；还有facebook.com，共258318条，占2.9%。
二、国际网络舆情的特点与风险点
面对新冠疫情，中国的快速反应，科学的应对措施，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集结与到位，以及两大临时医院的快速建成，收获了良好的国际舆情。特别是国际网民通过在线直播观看“武汉火神山医院”十天建造过程，无不惊叹“中国速度”。有评论认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这样的工程，这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这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在他们的国家，可能整个国家都已经崩溃。不过即便如此，在某些国际主流媒体的误导下，国际网民也有很多负面的态度与评价。
1.“阴谋论”：利用谣言攻击中国体制。尽管许多国际网民对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给予赞叹，但伴随新冠疫情的蔓延，与之相关的阴谋论也此起彼伏。从网络舆情数据来看，有国际网民称此次疫情的暴发是某个国家或组织奴役中国人计划的一部分；更有甚者，结合此前香港游行、中美贸易事件，造谣中国政府利用此次疫情，实行隔离封锁措施，逃避贸易谈判等。
2.新的“种族歧视”：利用疫情排挤华人。国际网络信息中出现了利用此次疫情就种族主义展开争辩的言论，从而引发国际社会出现强烈的排华情绪。受互联网谣言的影响，部分境外民众表示拒绝接触亚洲人，甚至公开歧视亚洲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极易发展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忽视他国利益，导致网民无法保持理性态度。
3.情绪极端化：非理性思考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国际网民对中国经济变化尤为关注，他们注意到此次疫情影响波及中国经济多个领域，如出境游被取消，国内景点纷纷关闭，股票下跌等。舆情显示网民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呈现极端化，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崩溃，进而影响世界经济。
4.话语暴力：对中国人的抵制及言语攻击。随着疫情的发展，有国际网民开始针对中国人采用直接的语言暴力。例如，一名知名美国人在《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Twitter上留言“You ungrateful bastard.We should take our supplies and go back home.Let the Chinese virus rampage through the ranks of the GT and rest of the communist party”。这一系列言论的发布和传播，导致更多不明真相的国际网民在网络上抵制中国人，甚至言语攻击等。 三、国际舆情应对策略和政策建议
从疫情暴发至今，国际舆论紧密关注事态发展，对中国友好以及怀有敌意的舆情持续并存。我们应该总结在此次疫情中获得的国际舆情应对经验，改善不足，建立切实有效的长效机制，以此降低未来重大突发事件给我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
1.完善舆情体系：健全国际网络舆情监督机制。首先，充分利用现有舆情应对机制开展輿情应对工作，积极培养和建立国际网络舆情管理队伍，实时分析研判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舆情；其次，重视国际网络舆情管理技术更新和资金保障，提升国际网络舆情分析系统的能力。最后，建立以中央相关部门为领导，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国际网络舆情专家为支撑的智库，对国际涉华舆情深层次研究与分析，从长远角度为国家对外传播提供理论支撑。
2.信息及时公开：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引导力。在新媒体环境下，微博与Facebook都具有强大的舆情引导能力。但从传播内容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传统主流媒体及其网络媒体依然在社会民众注意力中占有绝对优势，特别是对于重大公共事件的求证，观点的引导和信息的综合分析，都离不开传统主流媒体。因此，对于此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国家应通过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及时公开信息，设置议题，加强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的国内外传播能力建设，提前建立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预案。尤其要注意节假日期间舆情监管与疏导机制建设，防止管理部门放假期间，出现管理空档期，让境内外负面舆论联动、共振。另外，我们可以主动向国际网络主流媒体发布和更新疫情相关信息，强化主流媒体在对外传播体系中的地位。
3.掌握对外话题体系：消除认识误区。应当尽快统筹国内智库和主流媒体的力量，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用各国听得懂、可接受的方式来传播中国，避免只有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才能明白的“自说自话”及口号式的宣传，构建“自下而上”的对外传播体系。应在掌握国外受众文化背景和接受心理基础上，创新性地将宣传用语翻译成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语句，而且要做具体化的阐释，逐步培养国外受众对中国文化背景下重大突发事件处理方式的认同。例如，可以请钟南山院士和李兰娟院士等权威专家、央视发言人与境外主流媒体进行对话与交流，提高境外舆情监控与应急机制的高效性和权威性，提升中国关于此次疫情的国际话语质量，增强引导力。
4.国际信息共享：提升全球公共事件应对能力。在发生可能会影响全球的公共事件时，为应对国际上部分网民、不法组织等出于各自利益、目的制造不良舆情、恶意煽动社会负面情绪等问题，我国政府可联系各国相关部门，联合各国社交媒体等主要传播媒介，建立长期应对机制。各国间资源互享，及时掌握突发事件舆论状况，通报最新疫情走向，减少国际间因传播速度等不可控因素而产生的不实新闻。同时，各国互通舆情，可加快有关政府根据民意进行政策调整等行为，进一步完善政府舆情处置体制机制。
5.发动民间力量：与国际网民交流和对话。在2003年，兰德尔·柯林斯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他认为，只有通过互动才能获得人类交流的核心：情感能量。中国的对外传播系统，更多依赖的是官方力量，民间应对力量较弱。这其中有语言的原因，也有其他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自媒体的无中心、分散的特点，基本全部依靠官方力量对外传播，应对国际社会各种类型的舆情，效果难以达到理想状态，此时国内民间力量可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中国网民将身边与国际网民展开相关信息的沟通与对话，能够让外国普通网民更好地认识中国。
6.培养舆论意见领袖：发挥“朋友圈”功能。从“新冠疫情”等相关话题的传播路径看，国际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中存在明显的二级传播或多级传播的特点，意见领袖的影响很大，一些影响力强的主流媒体账号都有自己的“朋友圈”。但在国际上，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舆论场，中国方面鲜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意见领导。国内主流媒体通常采用政府机构话语，相对更加重视疫情控制的正面宣传，少有意见领袖对潜在问题做深入分析，但西方媒体几乎不引用中国官方信源，较多从自身利益出发制造“中国病毒”的误读，因此民众很难掌握相关事件的真实情况。鉴于此，应该进一步重视和鼓励培养舆论意见领袖，发挥他们“朋友圈”的影响力。
7.对外实施援助：建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此次疫情影响面极广，很多欠发达国家应对体系极弱，缺乏相关医疗设施，可能会导致疫情扩散，民众心理恐慌，我国充分利用5G技术进行远程指导、援助，并提供一定物资，同时开展相关国际报道，从实际行动和报道中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作者刘健系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师、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智库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冯红骄系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姚露露系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丁柏铨.对舆情概念的认知和思考[J].编辑之友，2017（09）.
[4]夏玲.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引导的对策研究[J].行政科学指南，2018（12）.
[5]李定坤，邓平洋，卢勇.新形势下高校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与对策研究[J].智库时代，2018（47）.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际网络舆情 新冠疫情
在互联网时代，国际网络媒体和社交软件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形成了新的涉华国际舆情平台，形成了国际社会对华特殊的舆论场，影响了各国人民、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涉华思考方向、态度和行为方式。因此，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民对抗疫情的关键时刻，要正确把握国际网络涉华舆情，做好应对和引导。
一、国际网络舆情基础数据概况
刘毅在《网络舆情研究概论》一书中提出“舆情”的定义：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在本文中，国际网络舆情主要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英、法、德等国家的民众在互联网上利用主要社交媒体，如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对中国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等通过信息显示出来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观点）总和的统计分析。笔者通过鹰眼速读网获取国际网络舆情数据，并展开分析。
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暴发初期，针对国内有“类似非典传染病发生”的非官方信息，武汉市卫健委于2019年12月31日通报：武汉确实有27例病毒性肺炎，但是没有像非典那样人传人，也没有医务人员受到感染。第二天，武汉市公安局官方网站平安武汉发布信息称有8名散布传染病的谣言者被查处，同时华南海鲜城予以整治。2020年1月9日，中国卫生专家组通过调查和研究确认不明肺炎是一种新型病毒引起，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月10日，媒体报道：“疑似患者”激增，武汉的定点医院爆满，床位不够，同时一些医护人员也被传染。1月19日，武汉通报一夜新增136名患者。1月20日，在武汉实地考察之后，钟南山院士通过媒体表示“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央视新闻报道称，截至22日24时，湖北确诊444例。紧接着，副总理孙春兰亲临武汉开始检查指导肺炎疫情防控工作。1月23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进入战时状态，武汉宣布“封城”，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
将视线转向国外，在2020年1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一份声明：泰国确诊一名中国旅客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报告，这名患者正在康復中。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以此衍生出的国际涉华网络舆情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通过鹰眼大数据抓取软件，选取微博、新闻、Facebook、视频网站、网络论坛、博客6种境外媒体形态，从1月15日11时至2月15日11时，国际媒体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网络信息数据进行研究。所选取的具体研究对象分别是Facebook，Youtube，Asiatimes，Talkvietnam，News.naver，Yahoo，Uk.news.yahoo，雅虎经济网，MSN中文网；设置关键词有coronavirus，Corona，virus，Outbreak & China，Hubei & province，Wuhan等。从数据抓取上看，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舆情主要集中在“微博”平台，共8094487条，占总量的91.5%；其次为“新闻”平台，共350627条，占4%；还有facebook.com，共258318条，占2.9%。
二、国际网络舆情的特点与风险点
面对新冠疫情，中国的快速反应，科学的应对措施，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集结与到位，以及两大临时医院的快速建成，收获了良好的国际舆情。特别是国际网民通过在线直播观看“武汉火神山医院”十天建造过程，无不惊叹“中国速度”。有评论认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这样的工程，这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这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在他们的国家，可能整个国家都已经崩溃。不过即便如此，在某些国际主流媒体的误导下，国际网民也有很多负面的态度与评价。
1.“阴谋论”：利用谣言攻击中国体制。尽管许多国际网民对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给予赞叹，但伴随新冠疫情的蔓延，与之相关的阴谋论也此起彼伏。从网络舆情数据来看，有国际网民称此次疫情的暴发是某个国家或组织奴役中国人计划的一部分；更有甚者，结合此前香港游行、中美贸易事件，造谣中国政府利用此次疫情，实行隔离封锁措施，逃避贸易谈判等。
2.新的“种族歧视”：利用疫情排挤华人。国际网络信息中出现了利用此次疫情就种族主义展开争辩的言论，从而引发国际社会出现强烈的排华情绪。受互联网谣言的影响，部分境外民众表示拒绝接触亚洲人，甚至公开歧视亚洲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极易发展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忽视他国利益，导致网民无法保持理性态度。
3.情绪极端化：非理性思考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国际网民对中国经济变化尤为关注，他们注意到此次疫情影响波及中国经济多个领域，如出境游被取消，国内景点纷纷关闭，股票下跌等。舆情显示网民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呈现极端化，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崩溃，进而影响世界经济。
4.话语暴力：对中国人的抵制及言语攻击。随着疫情的发展，有国际网民开始针对中国人采用直接的语言暴力。例如，一名知名美国人在《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Twitter上留言“You ungrateful bastard.We should take our supplies and go back home.Let the Chinese virus rampage through the ranks of the GT and rest of the communist party”。这一系列言论的发布和传播，导致更多不明真相的国际网民在网络上抵制中国人，甚至言语攻击等。 三、国际舆情应对策略和政策建议
从疫情暴发至今，国际舆论紧密关注事态发展，对中国友好以及怀有敌意的舆情持续并存。我们应该总结在此次疫情中获得的国际舆情应对经验，改善不足，建立切实有效的长效机制，以此降低未来重大突发事件给我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
1.完善舆情体系：健全国际网络舆情监督机制。首先，充分利用现有舆情应对机制开展輿情应对工作，积极培养和建立国际网络舆情管理队伍，实时分析研判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舆情；其次，重视国际网络舆情管理技术更新和资金保障，提升国际网络舆情分析系统的能力。最后，建立以中央相关部门为领导，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国际网络舆情专家为支撑的智库，对国际涉华舆情深层次研究与分析，从长远角度为国家对外传播提供理论支撑。
2.信息及时公开：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引导力。在新媒体环境下，微博与Facebook都具有强大的舆情引导能力。但从传播内容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传统主流媒体及其网络媒体依然在社会民众注意力中占有绝对优势，特别是对于重大公共事件的求证，观点的引导和信息的综合分析，都离不开传统主流媒体。因此，对于此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国家应通过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及时公开信息，设置议题，加强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的国内外传播能力建设，提前建立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预案。尤其要注意节假日期间舆情监管与疏导机制建设，防止管理部门放假期间，出现管理空档期，让境内外负面舆论联动、共振。另外，我们可以主动向国际网络主流媒体发布和更新疫情相关信息，强化主流媒体在对外传播体系中的地位。
3.掌握对外话题体系：消除认识误区。应当尽快统筹国内智库和主流媒体的力量，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用各国听得懂、可接受的方式来传播中国，避免只有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才能明白的“自说自话”及口号式的宣传，构建“自下而上”的对外传播体系。应在掌握国外受众文化背景和接受心理基础上，创新性地将宣传用语翻译成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语句，而且要做具体化的阐释，逐步培养国外受众对中国文化背景下重大突发事件处理方式的认同。例如，可以请钟南山院士和李兰娟院士等权威专家、央视发言人与境外主流媒体进行对话与交流，提高境外舆情监控与应急机制的高效性和权威性，提升中国关于此次疫情的国际话语质量，增强引导力。
4.国际信息共享：提升全球公共事件应对能力。在发生可能会影响全球的公共事件时，为应对国际上部分网民、不法组织等出于各自利益、目的制造不良舆情、恶意煽动社会负面情绪等问题，我国政府可联系各国相关部门，联合各国社交媒体等主要传播媒介，建立长期应对机制。各国间资源互享，及时掌握突发事件舆论状况，通报最新疫情走向，减少国际间因传播速度等不可控因素而产生的不实新闻。同时，各国互通舆情，可加快有关政府根据民意进行政策调整等行为，进一步完善政府舆情处置体制机制。
5.发动民间力量：与国际网民交流和对话。在2003年，兰德尔·柯林斯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他认为，只有通过互动才能获得人类交流的核心：情感能量。中国的对外传播系统，更多依赖的是官方力量，民间应对力量较弱。这其中有语言的原因，也有其他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自媒体的无中心、分散的特点，基本全部依靠官方力量对外传播，应对国际社会各种类型的舆情，效果难以达到理想状态，此时国内民间力量可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中国网民将身边与国际网民展开相关信息的沟通与对话，能够让外国普通网民更好地认识中国。
6.培养舆论意见领袖：发挥“朋友圈”功能。从“新冠疫情”等相关话题的传播路径看，国际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中存在明显的二级传播或多级传播的特点，意见领袖的影响很大，一些影响力强的主流媒体账号都有自己的“朋友圈”。但在国际上，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舆论场，中国方面鲜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意见领导。国内主流媒体通常采用政府机构话语，相对更加重视疫情控制的正面宣传，少有意见领袖对潜在问题做深入分析，但西方媒体几乎不引用中国官方信源，较多从自身利益出发制造“中国病毒”的误读，因此民众很难掌握相关事件的真实情况。鉴于此，应该进一步重视和鼓励培养舆论意见领袖，发挥他们“朋友圈”的影响力。
7.对外实施援助：建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此次疫情影响面极广，很多欠发达国家应对体系极弱，缺乏相关医疗设施，可能会导致疫情扩散，民众心理恐慌，我国充分利用5G技术进行远程指导、援助，并提供一定物资，同时开展相关国际报道，从实际行动和报道中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作者刘健系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师、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智库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冯红骄系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姚露露系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丁柏铨.对舆情概念的认知和思考[J].编辑之友，2017（09）.
[4]夏玲.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引导的对策研究[J].行政科学指南，2018（12）.
[5]李定坤，邓平洋，卢勇.新形势下高校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与对策研究[J].智库时代，201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