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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中国要在高水平开放中对接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不断为国内改革寻找新的灵感和动力，从而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这表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不仅离不开高水平开放，还需要以高水平开放来创造条件、塑造动力和加强保障。
以高水平开放筑牢新发展格局的物质基础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形成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9年的99.1万亿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上升到约17%，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在对外经济交往上，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5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近2.2万亿美元。在产业发展上，中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主要农产品跃居世界前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步提升。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发展迅猛。同时，中国14亿人口摆脱了物质短缺，农村贫困发生率已降至0.6%，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中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新时代的中国发展因此拥有更高的起点。
与此同时，也应该清楚认识到，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不够足，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任务还很艰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还不够牢固。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基础和关键在于发展，但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世界中，关起门来搞发展是行不通的。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互联互通的当今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开放才是强国之策、发展之要、富民之路。当前，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坚实基础，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引领作用，迫切需要高水平开放带来的更高质量发展。
以高水平开放打造新发展格局的动能体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高收入差距、高资产价格的“三低三高”问题，世界经济增长屡屡出现超预期下行。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掣肘经济增长的各种风险加速累积和暴露，很多国家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严重不足。202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更新后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世界增长率为负4.4%，较上年下降7.2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推动国民经济国内大循环受到不少干扰，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受到重大挑战。为了塑造发展新动力，中国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对外开放都是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动力之源。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从理论上看，高水平开放能够促进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分享“得自贸易的收益”，形成中国与外部世界共赢发展的局面。同时，高水平开放还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和突破“技术瓶颈”，提升产业、产品和产业链上的位置优势，形成中国与外部世界“确保相互依存”的局面。从实践上看，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建设历程就提供了很有力的例证。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40年来深圳奋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19年的2.7万亿元，年均增长20.7%，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财政收入从不足1亿元增加到942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80年的0.18亿美元跃升至2019年的4315亿美元，年均增长26.1%;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万元，比1985年增长31.6倍。40年中，深圳率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高质量全面小康，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
当前，国际社会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正步入崎岖路段，但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尽管中国的对外开放正面临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但中国已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开放经验，不断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新动力。中国要在高水平开放中，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拓展做强做稳具有显著优势的产业和产品，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上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从而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输入不竭动力。
以高水平开放强化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保障
国际制度和规则的普遍适用性提高是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全球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搞霸权、霸凌、霸道不仅不能解决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还会引发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关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规则加以协调，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这为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指明了方向。为此，高水平开放的首要任务是推动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高水平开放中，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引领国际规则制定，不断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从而为新发展格局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
从中国来看，制度是关系国家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要特点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因此，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在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近年来，随着高水平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的国际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根据2020年6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与2019年版相比，2020年版全国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负面清单之外给予外商投资国民待遇。每一个负面清单条目的取消或放宽，都意味着一个领域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总之，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既要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的制度创新成果，又要立足本国实际。展望未来，中国要在高水平开放中对接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不断为國内改革寻找新的灵感和动力，从而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这表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不仅离不开高水平开放，还需要以高水平开放来创造条件、塑造动力和加强保障。
以高水平开放筑牢新发展格局的物质基础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形成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9年的99.1万亿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上升到约17%，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在对外经济交往上，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5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近2.2万亿美元。在产业发展上，中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主要农产品跃居世界前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步提升。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发展迅猛。同时，中国14亿人口摆脱了物质短缺，农村贫困发生率已降至0.6%，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中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新时代的中国发展因此拥有更高的起点。
与此同时，也应该清楚认识到，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不够足，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任务还很艰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还不够牢固。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基础和关键在于发展，但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世界中，关起门来搞发展是行不通的。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互联互通的当今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开放才是强国之策、发展之要、富民之路。当前，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坚实基础，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引领作用，迫切需要高水平开放带来的更高质量发展。
以高水平开放打造新发展格局的动能体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高收入差距、高资产价格的“三低三高”问题，世界经济增长屡屡出现超预期下行。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掣肘经济增长的各种风险加速累积和暴露，很多国家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严重不足。202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更新后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世界增长率为负4.4%，较上年下降7.2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推动国民经济国内大循环受到不少干扰，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受到重大挑战。为了塑造发展新动力，中国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对外开放都是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动力之源。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从理论上看，高水平开放能够促进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分享“得自贸易的收益”，形成中国与外部世界共赢发展的局面。同时，高水平开放还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和突破“技术瓶颈”，提升产业、产品和产业链上的位置优势，形成中国与外部世界“确保相互依存”的局面。从实践上看，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建设历程就提供了很有力的例证。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40年来深圳奋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19年的2.7万亿元，年均增长20.7%，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财政收入从不足1亿元增加到942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80年的0.18亿美元跃升至2019年的4315亿美元，年均增长26.1%;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万元，比1985年增长31.6倍。40年中，深圳率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高质量全面小康，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
当前，国际社会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正步入崎岖路段，但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尽管中国的对外开放正面临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但中国已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开放经验，不断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新动力。中国要在高水平开放中，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拓展做强做稳具有显著优势的产业和产品，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上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从而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输入不竭动力。
以高水平开放强化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保障
国际制度和规则的普遍适用性提高是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全球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搞霸权、霸凌、霸道不仅不能解决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还会引发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关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规则加以协调，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这为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指明了方向。为此，高水平开放的首要任务是推动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高水平开放中，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引领国际规则制定，不断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从而为新发展格局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
从中国来看，制度是关系国家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要特点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因此，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在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近年来，随着高水平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的国际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根据2020年6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与2019年版相比，2020年版全国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负面清单之外给予外商投资国民待遇。每一个负面清单条目的取消或放宽，都意味着一个领域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总之，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既要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的制度创新成果，又要立足本国实际。展望未来，中国要在高水平开放中对接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不断为國内改革寻找新的灵感和动力，从而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