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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长大,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出生,后来全家搬到布朗克斯区一个叫作帕克却斯特的社区,—直住到我九岁或十岁的时候。还记得我们搬家的那个晚上,我坐在箱子上看着电视上尼克森总统宣布辞职。我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记得他背后一片不堪的黄色,我对电视里这个忧愁的男人感到怜悯。接下来的十年,我们全家住在长岛一个叫做包德温的小镇。那是个很不错的市郊城镇,但我一直很想念都市生活。我记得常常在车道上溜冰,我对布朗克斯区平整的柏油路念念不忘。因此,二十一岁时,我又搬回纽约市,先在布鲁克林区待了十年,然后搬到曼哈顿。
我母亲、阿姨和外祖母都是艺术家。我母亲和阿姨现在还在画图,家里还有我外祖母在上世纪30年代高中时期画的时装设计图,她很有天分。我记得自己很小就开始画图,有两张小时候的作品被留存至今:一张是福尔摩斯倚着灯柱,旁边还有个写着伦敦的路牌;另一张画的是我的阿姨玛莉翁,她留着一头夸张的蜂窝发型,总是带着一串紫色葡萄耳环。我的终生职志(旅游、报导、人物和时尚)可以说很早就确认了。
我一直到高中才决定要成为艺术家,也开始在全家度假时画图。年轻时我常常和好朋友崔西亚·席安(Tricia Sheehan)一起画图。我们会撕下八卦杂志,然后重新画上,并写上内容。我们常常想象五四俱乐部(上世纪70年代纽约知名夜店)里的情景,然后互相画素描,真是不折不扣的追星族。
我有幸遇到几位很棒的美术老师。高中时有个老师叫哥登·西斯(Gordon Heath),他开启了我随时画出生活的习惯。我获得奖学金,进入帕森斯设计学院就读(感谢帕森斯),并且有幸修到多位名师的课,像是约翰·冈德芬格(John Gundelfinger)和艾文·鲍威尔(Ivan Powell)等等。但该校其中一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深远:大卫·帕萨拉夸(David J. Passalacqua)。大卫亦师亦友,对于我的艺术和职业生涯影响极大。
他教我画图和报道文学,我从帕森斯毕业后,还继续在他位于佛州奥兰多的私立绘画与插画学校学习多年。他会带我们去迪士尼乐园,顶着艳阳,画上十二个小时。多棒的经验啊!他要我们坐在他所谓的“地狱之门”门口,其实就是魔术山入口,把几百位涌入的游客画下来。在艾波卡特园区可以体验和画到各种不同的文化,而且又不用出国,现在我还会带我的学生去那里写生。如今,我是兼职插画家,有幸接到客户的插画和报道工作,我感到非常满意。手上的案子一结束,我就会外出记录纽约大小事,或者规划到其他城市写生。我另外也在普瑞特艺术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和达尔维若学院教授绘画和插画,达尔维诺学院是我和马格丽特·赫斯持(Margaret Hurst)一起创办的学校。可以镇日创作艺术、教授艺术真的是很棒的生活方式,我由衷觉得幸运。
我常旅行,通常一年至少两次,这在我生活中占了很大的部分。我从年轻时就想要旅行,记得我看过一本图画书,叙述一个小孩住过世界各地,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要造访书中每一个地方。
我很难想象旅行时不画图。画图让你放慢腳步,真正观察一处景物。那里发生哪些事?有什么样的氛围?人们和服装是什么样子?我还发现,画下一个地方,可以拉近我和当地人们的距离,即使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也无妨。当我来到中国,坐下来写生时,发现中国人的情感特质,这是坐在观光巴士里游览北京绝不可能体会到的事情。记得有一天我在画图时,突然下起雨来,有个年轻女孩居然撑起雨伞为我遮雨!还有一天,我拿笔弯下身来蘸墨水,有个小男生过来帮我把墨水瓶端起来。真贴心。
画图的冲动让我在凌晨四点起床,在暴风雪中出门,在我感到不自在的地区冒险——换句话说,让我投身不画图时绝不会进入的情境。透过绘画,我遇到许多平日生活绝不会有联系的人们,这真的是很奇妙!旅行时画图让生活充满冒险。
最奇妙的一次画图经验,是我到西班牙塞维亚参加圣周庆祝活动。该市天主教堂和附近其他所有小型教堂都有男性信众组成游行团体,扛着大型雕像,演绎耶稣受难的场景,气氛非常热烈。人们穿着正式服装——女士戴丝质头纱——排列在街道两旁观赏活动。(我在书上读到,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该市才禁止参与者自我鞭打的行为。)到了耶稣受难节那一天,和实体一样大小的耶稣躯体雕像被放在玻璃棺材里,扛到街上,并由塞维亚警察吹奏丧乐。现场一片寂静,就算是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玻璃棺材经过时,警队敬礼致意。一切仿若脱离了现实。活动结束后好几天的时间,整个街道还覆盖着蜡烛滴下的蜡,这是难以比拟的经验。我画图时常和路人互动,很多艺术家不这么做,但我却乐此不疲。我很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认识人,甚至还因此交了不少朋友。我有时会吸引人群驻足,最夸张的一次是在北京紫禁城外的天安门,许多人围着我,看我画图,而中国人对于私人空间的概念和我这个美国人很不一样。他们压着我,靠着我,碰我的东西,令人不安。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只能由警察出动,驱散他们。最棒的是,现场留了一位警察帮我守着,不让人群靠近。我一开始以为他们要逮捕我,结果北京警察局却提供了一位个人保镖!
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年至少度一次“艺术假期”,只画图、游玩和体验新地方。我外出画图时,行程以画图为主轴,而画图决定我要去哪些景点。因此我有时造访的地方较少,但观察却比较深入,因为我会数度回到同样的地方完成画作。我宁愿造访较少的地方,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一点,也不愿意走马看花。
为了决定要画什么,我会在行前先做研究。例如,知道我要画塞维亚的圣周和四月节,我便在出发前研究庆祝活动的安排。我也常在抵达前画好当地简图,先让我有个概念,知道到达后要画什么。不过,当然会留空间来画那些事先无法预测的事物。例如,我到巴塞罗纳之前,一心想要画高第的建筑,因此在行前研读了他的自传,以获得基本了解。可是,当我在画米拉之家的时候,刚好遇到附近有抗议人潮,于是我自然转移焦点。
我的旅行画具不断更换、改善。通常我会带一支蘸墨钢笔、单装的黑墨水、几支水彩笔和一小盒水彩(我喜欢便宜水彩的色彩)、自来水毛笔、自来水钢笔、绘图铅笔、彩色铅笔、蜡笔、几支彩色水笔,有时也会带粉蜡笔。偶尔会特别为了目的地而挑选画具,但我多半是把上述东西一并丢进袋里,因为我无法预知某个景点会给我什么样的感觉。除非我要画的地方或活动需要随时移动,否则我还会带个板凳。我也带着发夹把我的头发束起来——散乱的头发会妨碍我画图。
我以前在什么纸张上都能画,但最近常用康颂牌画纸,进而喜欢上它。好画纸真的不一样。该品牌的纯白画纸和复合媒材画册是我目前的最爱。我一般偏好大型画册,有时也会把画纸夹在画板上。旅行时,我会随身带着一本口袋型画册用来画缩图和记重点,到后来,这本小画册反而成了旅行的真正记录,里面记载着我对某处的所有想法和第一印象,还有旅途中随手涂鸦的小图和点滴。我在画册里写了一大堆东西——尤其是在随身携带的小画册里。有时我也会把认为有趣的小东西贴在里面,或者会把它们放在后面的小夹层里。
我的旅绘日记和画册被我蹂躏——风吹雨打、日晒雪冻,还曾不小心洒上饮料。它们虽鞠躬尽瘁,但也备受宠爱。我住在纽约市一栋小公寓里,所以我的画册放置在任何有空位的地方,有些在书架上,有些在衣柜箱子里,有些则叠放在位于布鲁克林的工作室架上,而有些还摆在储藏货柜里的塑胶箱中。我有一大堆画册,散落在各处。前几天打开衣柜,居然就有一本画册掉下来打中我的头。
对于那些有意画图、用画册记录生活的人,我的建议是:不要评价,也不要舍不得滥用。尽管持续地画、记录一切事情。画画册纯粹是为了自己。
我母亲、阿姨和外祖母都是艺术家。我母亲和阿姨现在还在画图,家里还有我外祖母在上世纪30年代高中时期画的时装设计图,她很有天分。我记得自己很小就开始画图,有两张小时候的作品被留存至今:一张是福尔摩斯倚着灯柱,旁边还有个写着伦敦的路牌;另一张画的是我的阿姨玛莉翁,她留着一头夸张的蜂窝发型,总是带着一串紫色葡萄耳环。我的终生职志(旅游、报导、人物和时尚)可以说很早就确认了。
我一直到高中才决定要成为艺术家,也开始在全家度假时画图。年轻时我常常和好朋友崔西亚·席安(Tricia Sheehan)一起画图。我们会撕下八卦杂志,然后重新画上,并写上内容。我们常常想象五四俱乐部(上世纪70年代纽约知名夜店)里的情景,然后互相画素描,真是不折不扣的追星族。
我有幸遇到几位很棒的美术老师。高中时有个老师叫哥登·西斯(Gordon Heath),他开启了我随时画出生活的习惯。我获得奖学金,进入帕森斯设计学院就读(感谢帕森斯),并且有幸修到多位名师的课,像是约翰·冈德芬格(John Gundelfinger)和艾文·鲍威尔(Ivan Powell)等等。但该校其中一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深远:大卫·帕萨拉夸(David J. Passalacqua)。大卫亦师亦友,对于我的艺术和职业生涯影响极大。
他教我画图和报道文学,我从帕森斯毕业后,还继续在他位于佛州奥兰多的私立绘画与插画学校学习多年。他会带我们去迪士尼乐园,顶着艳阳,画上十二个小时。多棒的经验啊!他要我们坐在他所谓的“地狱之门”门口,其实就是魔术山入口,把几百位涌入的游客画下来。在艾波卡特园区可以体验和画到各种不同的文化,而且又不用出国,现在我还会带我的学生去那里写生。如今,我是兼职插画家,有幸接到客户的插画和报道工作,我感到非常满意。手上的案子一结束,我就会外出记录纽约大小事,或者规划到其他城市写生。我另外也在普瑞特艺术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和达尔维若学院教授绘画和插画,达尔维诺学院是我和马格丽特·赫斯持(Margaret Hurst)一起创办的学校。可以镇日创作艺术、教授艺术真的是很棒的生活方式,我由衷觉得幸运。
我常旅行,通常一年至少两次,这在我生活中占了很大的部分。我从年轻时就想要旅行,记得我看过一本图画书,叙述一个小孩住过世界各地,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要造访书中每一个地方。
我很难想象旅行时不画图。画图让你放慢腳步,真正观察一处景物。那里发生哪些事?有什么样的氛围?人们和服装是什么样子?我还发现,画下一个地方,可以拉近我和当地人们的距离,即使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也无妨。当我来到中国,坐下来写生时,发现中国人的情感特质,这是坐在观光巴士里游览北京绝不可能体会到的事情。记得有一天我在画图时,突然下起雨来,有个年轻女孩居然撑起雨伞为我遮雨!还有一天,我拿笔弯下身来蘸墨水,有个小男生过来帮我把墨水瓶端起来。真贴心。
画图的冲动让我在凌晨四点起床,在暴风雪中出门,在我感到不自在的地区冒险——换句话说,让我投身不画图时绝不会进入的情境。透过绘画,我遇到许多平日生活绝不会有联系的人们,这真的是很奇妙!旅行时画图让生活充满冒险。
最奇妙的一次画图经验,是我到西班牙塞维亚参加圣周庆祝活动。该市天主教堂和附近其他所有小型教堂都有男性信众组成游行团体,扛着大型雕像,演绎耶稣受难的场景,气氛非常热烈。人们穿着正式服装——女士戴丝质头纱——排列在街道两旁观赏活动。(我在书上读到,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该市才禁止参与者自我鞭打的行为。)到了耶稣受难节那一天,和实体一样大小的耶稣躯体雕像被放在玻璃棺材里,扛到街上,并由塞维亚警察吹奏丧乐。现场一片寂静,就算是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玻璃棺材经过时,警队敬礼致意。一切仿若脱离了现实。活动结束后好几天的时间,整个街道还覆盖着蜡烛滴下的蜡,这是难以比拟的经验。我画图时常和路人互动,很多艺术家不这么做,但我却乐此不疲。我很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认识人,甚至还因此交了不少朋友。我有时会吸引人群驻足,最夸张的一次是在北京紫禁城外的天安门,许多人围着我,看我画图,而中国人对于私人空间的概念和我这个美国人很不一样。他们压着我,靠着我,碰我的东西,令人不安。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只能由警察出动,驱散他们。最棒的是,现场留了一位警察帮我守着,不让人群靠近。我一开始以为他们要逮捕我,结果北京警察局却提供了一位个人保镖!
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年至少度一次“艺术假期”,只画图、游玩和体验新地方。我外出画图时,行程以画图为主轴,而画图决定我要去哪些景点。因此我有时造访的地方较少,但观察却比较深入,因为我会数度回到同样的地方完成画作。我宁愿造访较少的地方,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一点,也不愿意走马看花。
为了决定要画什么,我会在行前先做研究。例如,知道我要画塞维亚的圣周和四月节,我便在出发前研究庆祝活动的安排。我也常在抵达前画好当地简图,先让我有个概念,知道到达后要画什么。不过,当然会留空间来画那些事先无法预测的事物。例如,我到巴塞罗纳之前,一心想要画高第的建筑,因此在行前研读了他的自传,以获得基本了解。可是,当我在画米拉之家的时候,刚好遇到附近有抗议人潮,于是我自然转移焦点。
我的旅行画具不断更换、改善。通常我会带一支蘸墨钢笔、单装的黑墨水、几支水彩笔和一小盒水彩(我喜欢便宜水彩的色彩)、自来水毛笔、自来水钢笔、绘图铅笔、彩色铅笔、蜡笔、几支彩色水笔,有时也会带粉蜡笔。偶尔会特别为了目的地而挑选画具,但我多半是把上述东西一并丢进袋里,因为我无法预知某个景点会给我什么样的感觉。除非我要画的地方或活动需要随时移动,否则我还会带个板凳。我也带着发夹把我的头发束起来——散乱的头发会妨碍我画图。
我以前在什么纸张上都能画,但最近常用康颂牌画纸,进而喜欢上它。好画纸真的不一样。该品牌的纯白画纸和复合媒材画册是我目前的最爱。我一般偏好大型画册,有时也会把画纸夹在画板上。旅行时,我会随身带着一本口袋型画册用来画缩图和记重点,到后来,这本小画册反而成了旅行的真正记录,里面记载着我对某处的所有想法和第一印象,还有旅途中随手涂鸦的小图和点滴。我在画册里写了一大堆东西——尤其是在随身携带的小画册里。有时我也会把认为有趣的小东西贴在里面,或者会把它们放在后面的小夹层里。
我的旅绘日记和画册被我蹂躏——风吹雨打、日晒雪冻,还曾不小心洒上饮料。它们虽鞠躬尽瘁,但也备受宠爱。我住在纽约市一栋小公寓里,所以我的画册放置在任何有空位的地方,有些在书架上,有些在衣柜箱子里,有些则叠放在位于布鲁克林的工作室架上,而有些还摆在储藏货柜里的塑胶箱中。我有一大堆画册,散落在各处。前几天打开衣柜,居然就有一本画册掉下来打中我的头。
对于那些有意画图、用画册记录生活的人,我的建议是:不要评价,也不要舍不得滥用。尽管持续地画、记录一切事情。画画册纯粹是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