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彬先生相识是在中国散文学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那时知道他是鲁迅文学院的副院长，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教育家，优秀的散文作家，以研究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书写散文见长。后来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听了王彬先生的专题讲座，讲北京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诗词歌赋、生活民俗，了解到了很多传说之外的历史典故，王彬先生还带领我们参观了北京的文化历史景点，特意去了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的广济寺了解宗教文化。那时，我才发现王彬先生在京城文化界的影响力之大。在鲁迅故居，因为王彬，管理人员破例打开了鲁迅书房、卧室的保护设施，让我们近距离触摸一代大师的生活起居；在广济寺，寺院的高僧专程陪同参观平日不对外开放的国宝级的宗教艺术珍品……这些话题看似和《红楼梦叙事》无关，但实际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重要联系。他之所以受到这样的厚遇，说明这些文物单位的同志熟悉他、了解他、尊重他，敬佩于他对文化艺术的敬畏感和责任感以及严谨求实的治学和写作态度。正是王彬先生几十年来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研究和积淀，才积累了写作《红楼梦叙事》一书的必要条件之一。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叙事作品，是我国叙事文学的巅峰之作，它的叙事艺术独具特色改变了以往说书体通俗小说的叙事模式，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艺术。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红楼梦》不是一部仅仅讲故事的名著，而是包罗万象，涵盖面特别广，如何利用一群人物、一条线索、几个故事而将政治、历史、文化、社会、民俗等多个方面连接串烧起来，是读者期待的，也是大多数人阅读《红楼梦》的最初的愿望。对研究者来说，把这个问题分析好、解释透，是探讨它的叙事问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王彬先生的《红楼梦叙事》从叙事学角度研究《红楼梦》，将古今藩篱打破，以古化今，以今化古，将西方的叙事学与中国传统的考订方法相结合，对《红楼梦》中的叙事结构、叙事方法、叙事话语等进行了系統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红楼梦叙事》对困扰红学界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作者、人物年龄与创作主旨等，提出了颇有特色且言之有据的见解。不仅于此，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的共性与特殊性，并提出“动力元”与“漫溢话语”等理念，在叙事学领域进行了崭新的探索与拓荒，这些都是可喜与庆贺的，在浮躁尘嚣的社会环境之下十分难得。
　　我在读《红楼梦叙事》之前，曾读过王彬先生的另一部《无边的风月》，这也是一部解读《红楼梦》的作品。“解读被历史尘埃蒙蔽的红楼文化，用细读考订还原真实语境，烛照人物幽曲，展现社会画卷”。王彬说，“我只能就《红楼梦》的某些细部文化，略谈我的一些拙见。”比方说，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时穿的衣服、梳的辫子，凤姐的月例、丫鬟的月例……都可以在那部作品中找到答案。这说明，王彬先生一方面是对作品本身读得透，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得深、广、博、精。这就跳出了一般的文学研究仅仅针对作品本身的框架，而站在了人类文明的高度，这样的审视和品读就具有了独特的韵味和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对文学的研究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转向于文化解析与政治批评，经典叙事学也转至读者与语境研究，进入后经典叙事阶段。在这样的转型中，研究者处于何种维度呢？王彬先生认为，研究者应该处于作者与读者之间，如果是一部历史作品，其首要任务是对语境进行探析，而这些语境往往藏潜于文本细部，即西方学者所说的“显微结构（microstructure）”之中。即因此，王彬潜心研究，从多个角度对《红楼梦》的细部文化进行了深邃的阐释与解构，从而开启了理解《红楼梦》的另一扇窗户。
　　王彬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小说，传统的与当下的，不能离开对文本的分析。《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经典之作，提供了最好的研究素材，王彬先生之所以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叙事学作为研究小说的一门学科，也应该与时俱进，进行新探索，而这种探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方法的探索，从某种角度说，方法就是思想，二者是难以截然划开的。
　　三百年前，曹雪芹以独特的方式感悟与把握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实在和空幻的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红楼梦》不同于严格的写实主义小说，而是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创造出一种诗的意境，使作品婉约含蓄。三百年后，在《红楼梦叙事》中，王彬先生将西方叙事与《红楼梦》对接，用庖丁解牛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精细的学理分析，同时又以意趣盎然的语言娓娓道来，从而营造出一种诗意之美，弥散出了一种湿润的令人欣喜的韵味。这是《红楼梦叙事》一书很重要也很独特的特点，这在以枯燥难读以显示其艰深的当下学界，可谓另类而独树一帜。当然也必将在一个新的维度上引起我们对《红楼梦》本身、红楼叙事以及红楼文化的重新定位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