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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公报》是清末中等社会的重要活动空间，而《大公报》的反缠足是中等社会的使命之一。《大公报》采取各种途径引导国民不缠足，然而事实上取得的效果却并不如人意。
关键词：《大公报》 清末 不缠足 中等社会
一、中等社会之使命
到二十世纪初年，社会关系发生变动，为反映这一变动，新型知识分子开始用“中等社会”一词标示自己。他们把当时的社会分为三等：上等社会、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他们写道：“中国之言变法者，皆中等社会读书之士，无上等社会人，亦无下等社会人。……上等社会人得其权，下等社会得其力，中等社会得其智”[1]即中等社会主要是指知识分子群体，为“读书之士”。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摆在他们面前的时代主题仍是改良，而上等社会是不屑于改良的，下等社会对改良漠不关心，因此落在中等社会人肩上的是如何通过改良来改变中国。
当时，学生和书局、报馆的从业者，是中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局和报馆更是中等社会人的重要活动空间。报馆“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2]成为中等社会人实现自己使命的表达场所和渠道，而《大公报》是中等社会人的重要活动阵地之一。他们利用《大公报》舆论力量一方面监督评论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倡导社会改良活动。
就社会改良活动之一的不缠足运动，《大公报》肩负历史使命，现单就以上两个方面论述。
《大公报》批评和督促政府进行反缠足运动。
批评中央政府上谕太无力。“上谕说的太没有力量，不过几句空话。”[3]这里批评1902年2月1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慈禧颁布的劝诫缠足上谕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下面执行也不力。上等社会人更无法有效地动员下等社会人戒缠足。
督促地方政府出台有力措施劝诫缠足。“如今该定个规矩……定个规矩，从前缠脚的是尊贵人，以后缠脚的是极下贱的人，不能作人的正妻，不能合人平等，这个王法仿佛利害，其实一点也不凶。”[3]这里也暗含政府的劝诫太无力，应该采取严厉的措施以制止缠足才能取得效果；否则，不缠足运动就不能取得显著成果。
《大公报》也在舆论上倡导社会改良活动。
《大公报》针对缠足现象，积极从舆论上劝导国民戒缠足，发表了许多戒缠足的白话文。例如，在1902创刊中的附件上发表了《戒缠足说》，“如今好了，有了皇太后的圣旨……开个女学堂，叫他们都读书认字哩！”[3]向国民介绍上谕，“奉旨不缠足”，宣扬妇女不缠足，并将来要办学堂，消除不缠足的顾虑。
中等社会人正是借助《大公报》，努力劝导妇女戒缠足，以图先戒除缠足恶习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欲强中国……欲兴女学，必先戒缠足”[3]。
因此《大公报》从创刊始，就反缠足，其归宿在于改良中国社会。
二、《大公报》不缠足之努力
《大公报》报道官方的不缠足诫谕。《大公报》先后发表了四川、直隶、广东等地方的诫谕，如《四川总督岑制军劝诫缠足示谕》[3]、《天津府凌太守劝诫缠足示谕》[3]、《广东澄海县禁缠足约示》[3]。通过刊登官府诫谕，宣传不缠足。
《大公报》报道各地成立的天足会，如成都天足会、公益天足会。《大公报》不仅报道天足会，而且自身投入到这个活动中去。《大公报》主笔刘孟扬1903年1月在天津创办“独立天足会”后改名“公益天足会”，“取于公众有益之义”。[3]顾名思义，各会宗旨大都一致，即“专以劝诫以后的妇女不准再缠足为宗旨”[3]。创办天足会者主要是有功名的新学之士或知识分子等。
《大公报》通过举办征文、演说等形式宣传不缠足。例如《公益天足社征文》[3]、《公益天足社征文问答并序》[3]，并把征文设奖若干等次，把优秀的征文作品发表到报刊上，宣传了不缠足活动。
《大公报》倡导办女学。“中国女学不讲，固然是由于国家不提倡，到底中国的女子，也实在有不能学的缘故，头一个缘故就是缠足。”[3]另外，“外国人就常说，中国虽然有四万万多人，到底多一半是废物了。……更是不准女人读书认字，一辈子也不明白一点事情。……中国的女人放脚念书这两件事，岂不是大有关系么？”[3]所以“欲兴女学，必先戒缠足”[3]，充分表达了办女学的重要性，而办好女学的障碍在缠足。
三、《大公报》不缠足之成效
有研究者认为，《大公报》不缠足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收效，在天津这个地方尤为明显。”[4] “把反缠足运动尤其是北方的反缠足运动推向了新阶段”[5]。论据如下：1903年11月，“近来就说天津一处，已竟有了百余家，不再给女儿缠足”[3]。1904年，“外间被感化不再缠足的，也一天比一天多了”[3] 1905年3月至4月，“这三年的光景……天津一处，总有三四百家。有这三四百家文明种子”[3]。还有“天津不缠足的，已有三分之一了”[3]。
其实，考察当时的缠足现象，侧重于缠足者本身和当时的社会氛围看，可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缠足者的心态。
“那女儿缠了足，一踏到地下，痛得要死……同女儿说道：‘幸亏我的手法好，你的双脚漫漫的像样起来，人家看见脚小的女孩儿，也称赞他娘不错！’”[3]。“好好的一个女人，把他的两双脚箍绑……许多人还赞美他的脚小”[3]。
由上可见，缠足是母亲的责任，同时，缠的小还受到赞美，不仅仅是男人的赞美，也有来自女性的赞美。所以，从整个社会氛围来看，缠足不仅仅关系个人，而牵涉到整个社会。不妨来看这个例子：“家里人说：‘放是可放，你须多劝过几家来，将来可以做亲，要是一家也劝不过来，咱家两个小女，依旧还须缠上。’……逢人便劝，并说我家女孩已经不缠脚了。知道直到一个多月，一家也没劝过来，连会也没成立。人反笑我多事，说我要疯；家里人也说我胡闹。我主张着不管人家怎么样，咱家一定不缠。家里人那肯听从，刻下又给两个小女缠上了。”[3]
这印证了当时的社会氛围不允许放足，风俗里有“貌的丑俊与脚的大小”，而大脚意味着丑。因此，放了又缠成为一些开明人士的难题，缠足依旧是社会的主流。
参考文献：
[1] 愿云.儒教国之变法[J]．浙江潮,(10)
[2]敬告留学生诸君．新民丛报[N]．第17号，1902-10-2
[3]大公报[N]．1902-10-2. 1902-10-2. 1902-6-17. 1903- 4-14. 1903-4-2、3、4、5. 1904-1-3. 1904-1-1. 1903-3-16. 1903-1-5. 1904-6-15. 1904-7-6. 1904-11-2. 1902-6-24. 1902-6-17. 1903-11-21. 1904-1-30. 1905-3-31. 1905-4-17. 1902-6-17.1902-6-24. 1902-11-23
[4]林绪武．《大公报》白话文与清末戒缠足[J]．山西师大学报，2006(5)
[5]姜乐军．《大公报》与清季反缠足运动[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2)
关键词：《大公报》 清末 不缠足 中等社会
一、中等社会之使命
到二十世纪初年，社会关系发生变动，为反映这一变动，新型知识分子开始用“中等社会”一词标示自己。他们把当时的社会分为三等：上等社会、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他们写道：“中国之言变法者，皆中等社会读书之士，无上等社会人，亦无下等社会人。……上等社会人得其权，下等社会得其力，中等社会得其智”[1]即中等社会主要是指知识分子群体，为“读书之士”。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摆在他们面前的时代主题仍是改良，而上等社会是不屑于改良的，下等社会对改良漠不关心，因此落在中等社会人肩上的是如何通过改良来改变中国。
当时，学生和书局、报馆的从业者，是中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局和报馆更是中等社会人的重要活动空间。报馆“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2]成为中等社会人实现自己使命的表达场所和渠道，而《大公报》是中等社会人的重要活动阵地之一。他们利用《大公报》舆论力量一方面监督评论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倡导社会改良活动。
就社会改良活动之一的不缠足运动，《大公报》肩负历史使命，现单就以上两个方面论述。
《大公报》批评和督促政府进行反缠足运动。
批评中央政府上谕太无力。“上谕说的太没有力量，不过几句空话。”[3]这里批评1902年2月1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慈禧颁布的劝诫缠足上谕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下面执行也不力。上等社会人更无法有效地动员下等社会人戒缠足。
督促地方政府出台有力措施劝诫缠足。“如今该定个规矩……定个规矩，从前缠脚的是尊贵人，以后缠脚的是极下贱的人，不能作人的正妻，不能合人平等，这个王法仿佛利害，其实一点也不凶。”[3]这里也暗含政府的劝诫太无力，应该采取严厉的措施以制止缠足才能取得效果；否则，不缠足运动就不能取得显著成果。
《大公报》也在舆论上倡导社会改良活动。
《大公报》针对缠足现象，积极从舆论上劝导国民戒缠足，发表了许多戒缠足的白话文。例如，在1902创刊中的附件上发表了《戒缠足说》，“如今好了，有了皇太后的圣旨……开个女学堂，叫他们都读书认字哩！”[3]向国民介绍上谕，“奉旨不缠足”，宣扬妇女不缠足，并将来要办学堂，消除不缠足的顾虑。
中等社会人正是借助《大公报》，努力劝导妇女戒缠足，以图先戒除缠足恶习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欲强中国……欲兴女学，必先戒缠足”[3]。
因此《大公报》从创刊始，就反缠足，其归宿在于改良中国社会。
二、《大公报》不缠足之努力
《大公报》报道官方的不缠足诫谕。《大公报》先后发表了四川、直隶、广东等地方的诫谕，如《四川总督岑制军劝诫缠足示谕》[3]、《天津府凌太守劝诫缠足示谕》[3]、《广东澄海县禁缠足约示》[3]。通过刊登官府诫谕，宣传不缠足。
《大公报》报道各地成立的天足会，如成都天足会、公益天足会。《大公报》不仅报道天足会，而且自身投入到这个活动中去。《大公报》主笔刘孟扬1903年1月在天津创办“独立天足会”后改名“公益天足会”，“取于公众有益之义”。[3]顾名思义，各会宗旨大都一致，即“专以劝诫以后的妇女不准再缠足为宗旨”[3]。创办天足会者主要是有功名的新学之士或知识分子等。
《大公报》通过举办征文、演说等形式宣传不缠足。例如《公益天足社征文》[3]、《公益天足社征文问答并序》[3]，并把征文设奖若干等次，把优秀的征文作品发表到报刊上，宣传了不缠足活动。
《大公报》倡导办女学。“中国女学不讲，固然是由于国家不提倡，到底中国的女子，也实在有不能学的缘故，头一个缘故就是缠足。”[3]另外，“外国人就常说，中国虽然有四万万多人，到底多一半是废物了。……更是不准女人读书认字，一辈子也不明白一点事情。……中国的女人放脚念书这两件事，岂不是大有关系么？”[3]所以“欲兴女学，必先戒缠足”[3]，充分表达了办女学的重要性，而办好女学的障碍在缠足。
三、《大公报》不缠足之成效
有研究者认为，《大公报》不缠足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收效，在天津这个地方尤为明显。”[4] “把反缠足运动尤其是北方的反缠足运动推向了新阶段”[5]。论据如下：1903年11月，“近来就说天津一处，已竟有了百余家，不再给女儿缠足”[3]。1904年，“外间被感化不再缠足的，也一天比一天多了”[3] 1905年3月至4月，“这三年的光景……天津一处，总有三四百家。有这三四百家文明种子”[3]。还有“天津不缠足的，已有三分之一了”[3]。
其实，考察当时的缠足现象，侧重于缠足者本身和当时的社会氛围看，可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缠足者的心态。
“那女儿缠了足，一踏到地下，痛得要死……同女儿说道：‘幸亏我的手法好，你的双脚漫漫的像样起来，人家看见脚小的女孩儿，也称赞他娘不错！’”[3]。“好好的一个女人，把他的两双脚箍绑……许多人还赞美他的脚小”[3]。
由上可见，缠足是母亲的责任，同时，缠的小还受到赞美，不仅仅是男人的赞美，也有来自女性的赞美。所以，从整个社会氛围来看，缠足不仅仅关系个人，而牵涉到整个社会。不妨来看这个例子：“家里人说：‘放是可放，你须多劝过几家来，将来可以做亲，要是一家也劝不过来，咱家两个小女，依旧还须缠上。’……逢人便劝，并说我家女孩已经不缠脚了。知道直到一个多月，一家也没劝过来，连会也没成立。人反笑我多事，说我要疯；家里人也说我胡闹。我主张着不管人家怎么样，咱家一定不缠。家里人那肯听从，刻下又给两个小女缠上了。”[3]
这印证了当时的社会氛围不允许放足，风俗里有“貌的丑俊与脚的大小”，而大脚意味着丑。因此，放了又缠成为一些开明人士的难题，缠足依旧是社会的主流。
参考文献：
[1] 愿云.儒教国之变法[J]．浙江潮,(10)
[2]敬告留学生诸君．新民丛报[N]．第17号，1902-10-2
[3]大公报[N]．1902-10-2. 1902-10-2. 1902-6-17. 1903- 4-14. 1903-4-2、3、4、5. 1904-1-3. 1904-1-1. 1903-3-16. 1903-1-5. 1904-6-15. 1904-7-6. 1904-11-2. 1902-6-24. 1902-6-17. 1903-11-21. 1904-1-30. 1905-3-31. 1905-4-17. 1902-6-17.1902-6-24. 1902-11-23
[4]林绪武．《大公报》白话文与清末戒缠足[J]．山西师大学报，2006(5)
[5]姜乐军．《大公报》与清季反缠足运动[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