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取得这样不凡的经济表现，我认为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动力相联：这种特殊动力，首先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充分的利用了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同时又有自己的自主创新，包括经济特区；其次是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的私有化，使资源配置跟利益刺激有一个持续改善的动力，同时又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的对抗，避免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落到少数的私人手上；其三是与二元经济结构相关联，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在这30年当中避免了土地的兼并，同时又给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最广大的效益；其四是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竞争，财政“分灶吃饭”，使得地方政府在利益上是“有限责任公司”。
　　接下来的30年，中国道路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的问题暴露得更加鲜明和突出。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不是短期问题，也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解决的。审视今后的30年，我认为这个危机也是一个机遇。现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四个主要动力都已经开始急剧衰减，这是中国道路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
　　中国渐进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下一步每走一步都是利益的调整。
　　
　　城乡二元结构的桎梏
　　
　　接下来的改革，中国在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方面的挑战相当尖锐。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为中国发展经济提供了最丰富而廉价的劳动资源，但是现在这已经从动力转变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桎梏和阻力。
　　面对这些挑战，如何解决?现在大家普遍的观点是扩大内需。但是中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大家并没有讨论清楚。
　　这些年，中国有将近两亿多农民工加入了工业化浪潮，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非常的贡献。但是，他们没有进入，或者没有充分的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财富分享体系，或者分享很少。所以供给和需求产生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内需缺口最主要的就是已经进入工业化的这两亿农民工(这还不包括他们要赡养的人口)，没有进入内需的领域，所以造成了内需的巨大缺口。
　　中国最大的失衡是城乡结构的失衡，是城市化比例的失衡。现在全球的城市化比率是50%，中国相关统计数字是45%，但是真实的城市化比率不足28%，与全球平均水平差距相当大。中国有城镇户口，享受城镇户口福利保障、就业保障相应的人口不足总人口的28%，这才是中国经济结构最大的失衡。在这样的失衡下，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是必然的。大家知道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相当发展，因为中国城市本身或者乡村本身在基尼系数是0.35左右。所以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失衡的所在最主要的都在城乡差距上。
　　面对中国经济这样的一些挑战，解决路径选择，我认为是要改变两亿多农民工没有真正的进入城市，并没有享有相应的福利保障的状况。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因此，今后30年中国面临最主要的挑战来自城市化，从现在实际城市化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28%，在今后三十年上升到实际城市化人口占60%～70%，这是中国面临真正的难题。
　　城乡统筹的主线应该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在农村土地流转，而是在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
　　从中长期来看，实现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今后30年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因为这也是中国内需最大的来源。解决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首先解除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当前的核心工作应该是农民工市民化，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启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国家行动计划，或者国家行动纲要，当然这件事情需要循序渐进，但是必须开始。
　　
　　中国道路的未来
　　
　　中国道路的第一个三十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全面改革。那么我认为在新开启的三十年应该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这是它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完成会进入中国下一个阶段，即以政治改革带动全面改革。
　　目前阶段主要是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而其核心除了教育、医疗卫生改革，还应该是农民工的市民化，这会改变中国现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路径，以及改变整个城市的生态。这样的思路应该要做重大调整，政府要大规模兴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但是不是专门为城市人修建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而是逐渐把农民工纳入这一体系，大幅度的降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标准；大规模启动农民工的培训、教育。对于中国而言不缺内需，问题是把内需重要对象排除在外，内需当然就不足了。
　　看一看日本和韩国。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人均土地资源与中国差不多。在过去40年韩国做得非常成功，通过立法形式，随着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农民逐渐进入城市。
　　应对接下来的挑战，需要中国人凝聚智慧，进行一系列自主创新。中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和城市化初级，中国完全可以支撑今后三十年的发展。
　　（作者为燕京华侨大学校长）